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本可一年为氮肥厂增产三千吨碳铵的打井计划竟被愚不可及一味讨好上级的新厂长谭某束之高阁 准确预计氮肥厂终将被这些既腐败又愚蠢的厂級领导们搞垮 为今后的生活及女儿们的教育计决定提前退休另谋生路 与治国楚文同赴澳头办砖厂未成 与邱老板的交往 目睹第一波房地产热破裂前后的疯狂和造成的灾难 见识一夜暴富的村民是如何沦为好吃懒做的寄生虫和新生黑社会的成员

氮肥厂的4.5万吨合成氨技改工程一度因调查贪腐大案而陷入停顿状态，因工程的主要领导均已被抓走，使技改工程无人主持。

到这年的夏季，市委和市经委又把已调往市经委任副主任的原氮肥厂党委书记徐某调回氮肥厂任书记，又提拔车间负责人谭国华担任厂长，肖大达任副厂长。新领导班子上任后，在职工大会上表示要让技改工程尽快投产。

那位知道我能干事、又曾误以为我会对他们的领导职位构战威胁的徐某己经意识到我对担任领导不感兴趣，只想从事技术工作，因他已从经委知道，经委和人事局曾调我去汨罗化工厂担任领导，被我婉拒之事，徐某为了缓和以前和我的紧张关系，特意跑到我家征求我对技改工作的意见，并问我如果把生产能力由4.5万吨合成氨/年，扩大到5万吨合成氨/年时，碳化、吸氨和三气回收的设备吃不吃得消？我告诉他：我在设计工艺流程和设备时都留有充分的余地，生产能力扩大到5万吨合成氨/年，设备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满足生产的需要。

此后，我一度对厂里的新领导班子产生希望，以为在他们的领导之下氮肥厂的技改工程很快便可以建成投产。然而有一件事又使我大失所望。

这年夏天，我从车间了解到夏天最热的这三个月，氮肥厂每月碳铵的产量都比其他气温较低的三个季节要低，在投入同样多的煤、电和人工的情况之下夏季每月要少产一千多吨碳铵，其主要原因就是在碳化、吸氨和三气回收和其他工段的设备中，用作冷却水的汨罗江水在夏季水温太高达到摄氏30多度，完全失去了冷却降温的作用，导致碳铵产量的下降。如果改用自来水公司的水冷却(夏天水温只有15度左右)碳铵产量可达到其他季节的水平，但用自来水的成本比自己从河里抽水成本要高许多，自来水要0.3元左右一吨，而自己抽河水只需0.03元左右一吨，而全厂每天冷却水的用量又十分巨大，自来水公司现有的供水能力也不能满足氮肥厂的需要。为此我曾数次前往自来水公司调查了解情况，自来水公司说：要我们满足氮肥厂夏季用水的需要，须由氮肥厂为他们投资数十万元另建一采水井才行。

我还了解到以前氮肥厂曾在氮肥厂与汨罗江之间打过数个深井但均因可以渗水的砂卵石层都只有一米左右厚，所渗之水远不能满足氮肥厂冷却水的需要而被废弃。我问自来水公司的技术人员他们打的采水井砂卵石层有多厚，他们说有五六米厚，他们原只有一口采水井后来汨罗城市人口增加用水量大增，他们又打了一口采水井才满足了需要。

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我仔细一想：为何在汨罗周围一带打的井，能渗水的砂卵石层都只有一米左右厚，而自来水公司在距汨罗江较远处打的两口井砂卵石层都厚达五六米？地质常识告诉我：同一个地方地下砂卵石层的厚度应该都差不多，为什么汨罗其他地方打井砂卵石层的厚度都只有一米左右，而自来水公司打的两口井砂卵石层却厚达五六米？那只有-种可能，那就是自来水公司所打两口井都位于汨罗江的古河道之上，才有可能有这么厚的砂卵石层，既然是汨罗江的古河道，那肯走不止是一个坑，而应是一条古河床，想到这里，我认为在现今的汨罗江与氮肥厂之间必定能找到砂卵石层有五六米厚的汨罗江的古河道。我想汨罗自来水公司没有地质勘探的能力，他们是怎么找到打井的地点的？此时我从我看的汨罗江里那些淘砂金的船上得到了啓示，原来汨罗江流域是一个重要的砂金产地，过去武警黄金部队在汨罗江及两岸进行了大量的地质钻探，他们对汨罗江及两岸的地质情况了如指掌，他们肯定知道汨罗江古河道的具体位置，自来水公司的打井位置肯定就是黄金部队告诉他们的。但此时黄金部以已调往宁乡县进行黄金勘探，我从市里打听到黄金部队在宁乡的地址，向对方写信要求提供打井位置的服务。不久对方回信说可以提供打井位置的服务，但需付6000元服务费，届时他们可派人携相关图纸前来指导并确定打井的位置，还可保证水井的渗水量不低于自来水公司所打井的渗水量。

当一切情况都弄清楚了之后，为打井我专门撰写了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在报告中详细列举了打两口井、输水管道和附属的厂房设备，一共总的投资大约50余万元。而采用深井水作冷却水，一年夏季增产的三千多吨碳氨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还有多余。

我把可行性研究报告交给了新厂长谭国华，并当面向他做了说明，然而许多天过去了，也没有见到一点动静。谭某在我向他讲解了夏季使用深井水做冷却水的好处之后，他也认识到，在夏季采用深井水作冷却水的效果。然而，对氮肥厂周围地质情况一无所知的谭某，为讨好省化肥公司的领导。居然擅自决定请省化工地质队来我厂周围进行钻探，以确定打深井的位置，由于省化工地质队对氮肥厂周围的地质状况也是一无所知。结果打了好几个钻孔，发现，渗水的砂卵石层都只有一米左右厚，完全不能达到氮肥厂夏季所需冷却水的用量的要求。省化工地质队最后的结论就是：氮肥厂周围没有适合打深井的渗水层。无知、固执、一心讨好上级的谭某，结果冤里冤枉让氮肥厂花了3万多块钱，最后一无所获。

死要面子的谭某，最后居然断言：氮肥厂周围打不出深井水。谭某从此不让任何人再提打井的事，以掩饰他的无知和失误。

如此愚蠢无知的氮肥厂新领导层，让我非常失望。我意识到在氮肥厂，我已经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我预感到氮肥厂迟早要被这些人搞垮。而我的两个女儿年纪都还小，今后她们唸书还得花一大笔钱，如果氮肥厂垮掉了，哪里还有钱供她们唸书？我必须未雨绸缪，在氮肥厂倒闭之前，自己寻找一条赚钱的门路，以维持生活和支付女儿们的学费。为此我与在衡阳的孫治国联系，他们衡阴电机厂效益也不好，他也有意要去寻找赚钱的门路。

他向我介绍说：他们厂有位副厂长刘秀峰在厂里办了留职停薪后，去了广东惠州的澳头，在一家北京红二代在澳头开办的一家公司工作，现已自己出来，自己开办了一家名为“银河”的公司，老刘告诉他：澳头的房地产开发势头不错，到处都在大兴士木，他有位叫邱锦清的当地朋友，前几年办砖厂赚了不少钱，这位邱老板想扩大砖厂规模，苦于没有资金来源，你们如果能弄到贷款便可与邱老板合作扩大砖厂，砖的销路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我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便与我厂同事谢楚文商量，楚文说：他有位表兄弟在长沙一家建行当信贷科长，我们去找找他，也许会有办法。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们终于说服了他的这位表兄弟，同意划拨一百万元的贷款指标到惠州的建设银行，等我们的砖厂正式开办时，才可以动用这笔资金。

在谋求贷款的期间我们与澳头的邱老板多次电话联系沟通，他很欢迎我们带资金前去与他合作扩大砖厂规模。

1993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和楚文先到衡阳与治国会合后，一起经广州前往澳头。那天下午我们到达澳头找到治国的同事刘秀峰，他安排我们到澳头一家小旅馆住下后，就带我们到海边的一家大排档去吃晚餐。

晚餐后我们与邱老板联系上了，当晚他开车来到我们住的那家旅館，对我们说：今晚你们就住在这里祘了，明天一早就搬到我公司里去住，我在那里房间、床铺，液化气灶、液化气罐、锅盆碗筷都给你们维备好了。看来这位邱老板是真心欢迎我们去和他一起扩大砖厂的生产规模的，不然他怎么会作这么充分的准备，当然这位邱老板如此热情周到，也可能是看在那建行的一百万元的贷款额度的份上。

第二天一早，早餐后，邱老板就开他的小车过来把我们拉到了澳头镇附近的一个叫杨(？)村的小镇上(实际上是杨村的村办事处的所在地)的一所四层楼房位于二楼邱老板的建材公司的所在地。他在那里租了二楼全层和三楼的一半作为他公司的办公场所。

邱老板的公司实际上只有邱老板和他的一位二十多岁的姪女。邱老板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还兼任会计、出纳、小车司机；他的姪女兼任了一个公司除邱老板担任职务之外的所有其他职务。此外该公司在郊区还有一家月产约三十万块砖的半机械化红砖厂。砖厂的生意很红火，生产的砖供不应求。二楼为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的结构，二楼的客厅很大大约有四五十平米，这是邱老板办公和接待客户的场所，二楼的三间卧室里各开了一张床，并有写字台、沙发、台灯、顶灯等设施。三楼有两间房分别为邱老板和他姪女的卧室，我们三人住在二楼的三间客房。

我们般进去后的那天中午，邱老板带我们到附近的一家餐厅进餐，祘是为我们接风洗尘。邱老板知道我们湖南人难得吃到海鲜，所以，所点之菜多以海鲜为主，又拿了一瓶“竹叶青”酒，这是一种色香味俱佳的山西酒，淡黄绿色的酒液散发出一种特殊的诱人酒香味，由于只有45度，喝到口里不觉得辛辣，而觉得甘醇可口，这是以前我父亲喜欢喝的酒之一。这种酒色香味俱佳，又香甜可口，所以极易入口，人喝起来似乎不易觉得受不了，所以十分容易多喝，而其后劲十足，常使人酒后酒力发作而酪酊大醉。我们四个人(邱老板的姪女不会喝酒)，很快就把那瓶竹什青喝得精光，邱老板趁着酒兴叫服务员：再拿一瓶竹叶青来！我知道这种酒的后劲足，容易喝醉，我说：今天就喝到这里吧！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一起喝酒。邱老板不依，说：你们三位这么远跑到澳头来与我合作一起办砖厂，这是我们的缘份，我们虽刚交往，但从你们的言谈之中就觉得你们是有知识的人、是可靠的人，为今后合作愉快，我们今天应尽兴，就再来一瓶吧！我们也不便拂了他的美意，就都说：那就客随主便，再来一瓶吧！

在飲酒吃饭间，邱老板不无自豪地向我们谈起了他的发家史：他老家在离澳头较远的一个偏僻山区，是个十分贫困的地方，常年吃红薯、红薯煮稀饭，只有过年才能吃几顿白米干飯。他初中毕业后，因家境团难不能继续唸高中，只好回乡务农。

到十八岁那年部队到他们那里征兵，他认为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便报名参军，结果他被验上了，在部队当了几年兵，在那里他因头脑灵活，又有初中文化，所以学会了开车、修车和一般的机械维修(他现在的砖厂几乎所有的机械械维修都是他自己动手修理维护)。复员后，因为没有上层关系，只好又回老家务农。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澳头一带兴起了房地产热，他想搞房地产，没有钱，，又没有关系贷不到款。他見澳头的砖厂销路很好，因他在老家会手工烧砖，他决定在澳头先办个手工砖厂投资不大，等赚到钱后，再置办机械制砖所需的机械设备，再扩大生产规模。

打定主意后，他决定找亲戚朋友、战友、同学借钱，终于筹集了几万元钱，在澳头附近的一个生产队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租了一大块荒山作为砖厂的生产场地(他亊先了解到那块荒山的士质适宜于制作砖瓦，而且因那里距建筑工地较远，所以租金便宜)，手工砖厂建成后，所生产的红砖很快销售一空，因邱老板知道他的砖厂距建筑工地较远，为吸引顾客，他的定价比其他运输便利的砖厂要便宜两三分钱一块，原来那块荒山并未通车，邱老报便自己用人工修了一条简易砂石路，通到附近的公路上。于是邱老板的砖厂便很快红火起来了。我们去时他的砖厂已基本实现了半机械化，月产红砖已可达到三十万块。他赚到钱之后，除了添置机械没备，使砖厂由手工转为半机械化生产，以扩大生产之外，还在澳头附近盖了一栋三层的楼房、买了一辆从香港走私过来的二手小汽车、一个BB机、一台有半块砖头大小的“大哥大”(那时一台这种“大哥大”要花三四万块钱)，这些在当时显示个人财富和地位的“行头”，使他俨然成了一位“大老板”。他说有了这套“行头”出去谈生意人家才看得起，谈成的可能性较大。

他说的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大陆也不无道理。邱老板是那个时代那种基本上无任何靠山背景，完全靠机遇和自己打拼，白手起家先富起来的为数不多的典型范例之一。

这天下午，我们和邱老板一起商量了一下如何合作的事宜，因考虑到邱老板现有的砖厂难以准确估祘它的价值，最后决定我们和邱老板各投入一笔钱，另觅合适场地，另建一月产砖一百万块左右的砖厂，各人除在砖厂按月拿工资之外，到年底按各人投入的资金分红，于是决定从明天起，由邱老板开车带我们到澳头周围一带去寻找建砖厂的场地。

第二天邱老板开车带我们来到澳头附近，邱老板事先已物色好了的几处建砖厂的场地。那天我们去看了三四个场地，土质都适合制砖，交通条件也便利，都有简易公路和机耕路通往主要交通干线，而且到建筑工地的路程也不远。但是当地的村、组干部都说：前几天才接到市(澳头属惠州市的惠阳县)里的通知：为保护当地的环境，在距澳头中心广场十五公里半径的范围之内，严禁新建砖瓦厂、冶炼厂和有三废排放的化工企业。从通知日期起，今后凡要兴建这类企业，必须取得市环保部门、市计委和市工商局的批准才能动工；凡在通知之前已建在范围之内的这类企业都要限期搬迁，我们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便觉得这次我们来的不是时候。邱老板说：他也是这次才听说这个通知的，但不要紧，我们再到距中心广场15公里之外的地方去找一找。

随后几天邱老板又开车带我们去了好几个距中心广场更远的山区一带去寻找建砖厂场地，那些地方多为穷乡僻壤还未受澳头一带房地产热的波及，所以在那里租赁土地价格比澳头周围要便宜许多，但那里的士质是夾有砂卵石的黄土，不适宜做砖，有的地方虽土质勉强可以做砖，但交通又太不便利，要修几公里的车路才能连接到原有的道路系统，还要建好几公里的三相供电系统，基础建设投资太大，而且原料运进、产品运出都极不方便。

大约跑了一个多星期后，我们和邱先生都得出结论：近期要在澳头附近及其周围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建砖厂场地，基本上没有么希望。

此时刘秀峰提醒我们：你们来一趟不容易，又有一百万的贷款额度，不要急着回去，我陪你们到澳头附近多转一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可投资的项目。我们都觉得刘总说得有道理。

一天晚上刘总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一下澳头的近况：澳头属惠阳县，是大鹏湾海边上的一个小渔港，距深圳、东莞都很近，隔着大鹏半島与香港相望，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改革开放”后，澳头成了香港向大陆走私商品的中转集散地。澳头与香港之间，通过各自的渔船在公海上进行走私交易，这些渔船通过关系买通了香港和澳头一带的海上缉私巡逻部门，走私渔船掌握了海上缉私巡逻舰艇巡逻的时和规律，充分利用双方巡逻之间的时间间隙进行走私，走的商品品类繁多：化妆品、家用电器、服装、石油制成品、手表……等不胜枚举，但刘总说：澳头最主要的走私物品就是小汽车，这些走私汽车之中，除新车之外，还有香港黑社会偷盗来的二手车，这些走私进来的二手车，大都是香港黑社会偷盗来的八九成新的名车、豪车。因香港是法治社会，香港黑社会要在香港销售他们偷盗而来的汽车非常难，且风险极大，故他们一旦盗得名车、豪车，便会直接开到偏僻海边，装上早已约好的走私渔船，迅速运到澳头出手(邱老板那台小车估计就是通过这种走私渠道买到的)。

“改革开放”后，澳头由于靠海、距香港近、距深圳特区也近的优势，除了走私业兴旺之外，也被许多海外华商和外资看中，于是这里的房地产热也很快兴起，澳头及其周围那些地广人稀又贫瘠不堪的荒山野地从此身价倍增。很快从最初的五六十元一平米涨到几百元一两千元一平米。位置好的地域甚至涨到了七八千元一平米，在我们去的时候，澳头中心广场附近的土地已被炒到一万伍千至两万元一平米。

澳头炒地皮真正得到好处的，是那些最先到这里炒地皮的港澳台商人、海外侨胞和少数外商，他们刚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这里买地皮时只花了六七十元至一两百元一平米的价格买入了大量土地，到后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隨着国家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政策出笼，许多内地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私人资金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炒房地产。有许多企事业单位通过私人集资的方式向员工募集资金到沿海地区去炒地皮，许多企事业单位甚至行政单位的员工，把自己毕生省吃俭用下来的血汗钱，怀抱着发财致富的梦想，投入到这个由国家鼓动起来的炒地皮、炒房地产的热潮之中去。这些后来的炒地皮、炒房地产者，几乎是不顾后果地从那些先来的炒房地产者手中以两三千直至七八千乃至上万元一平米的价格竞相购买地皮。此时精明的先来的炒房地产者便纷纷以高于他们买入时一二十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抛售他们手中的土地，当这些先来的港澳台商人、海外华商和外商赚得盆满鉢满之后，他们拍屁股走人，或是转而投资其他行当。

剩下过热的房地产热的泡沫迅速破裂，房地产价格转眼之间暴跌到比原始卖价还低的程度，都无人问津的地步，内地的企事业单位和他们的员工们都一下子亏得血本无归，一个个痛不欲生。

家姐正华所在的湖南省第一师範学校，也曾由学校出面组织员工集资到沿海地区去炒房地产，结果高价买入地皮后不久，即遇房地产价格爆跌，该校员工花高价买入的那些荒地，后来都白白地躺在那里无人问津，由于国家有规定凡购入的土地三(？)年之内未投入始用，又将收归国有。这年该校向老师们幕集的所有资金三(？)年之后已全部化为乌有，幸亏我的二姐夫吕学修还有点远见，没有将全部积蓄投入其中，而只投入了三四千元，这样的损失他们家还承受得起。但对那些将一生全部积蓄都孤注一掷地投入其中的教师、干部而言则苦不堪言。那个时候常有某地某人(其中不少是离退休人员)因将一生积蓄全部投入房地产热之中，全部化为乌有之后，因绝望而自杀的传闻。

在这一波房地产热之中，真正受益的，还有一些就是那些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的农民，他们因高价出售他们生产队那些贫瘠但面积广阔的田土、荒地而致富。邱老板公司的所在地杨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杨村原本是一个土地贫瘠人口也不多的村落，土地面积十分广阔，地势也较平坦，而且它交通便利，距澳头也不远，所以被外来的炒房地产者看中，土地价格迅速飈升至四千多元一平米，该村的田土和荒地大部都被以这个价格卖出，村民们卖掉了田土和荒地之后，用分得的卖地款在村办事处附近建起了一幢一幢的三四层楼的楼房，从而在那里形成了一条街道。

村民们将建房后剩下的巨额金钱存入银行，从此靠出租房屋和银行存款利息为生，他们不种田、不工作，连蔬菜都是将余下的为数不多的菜地租给外来的农民工种植。这些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的杨村村民们于是沉湎于赌博、吸毒、饮酒作乐，从而导致社会风气败坏、黑社会盛行。

该村的富裕程度，从一件事可以看出，有一天我们三人一起到杨村的街道上去转悠，当经过村委会时，看到村委会前面墙上的佈告栏上贴了一张红纸告示，我们走近一看，原来是该村公佈的近几年村里卖地收入开支和分配的的情况表，从表上可以看出该材村民不论男女老少，人均可分到68万元，就连早年移民至东南亚和其他国家的祖籍在杨村的户头也可以分到这一金额的一半。这一张分红榜把我们三个人都惊呆了。

人均68万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大陆农村来说，这是一个连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怪不得杨村家家户户在杨村新建的街道两旁都盖起了三四层楼的楼房；怪不得杨村人一天到晚什么工作都不干，成天的赌博、吸毒、吃喝玩乐；怪不得杨村人不种田不种地，就连日常所需的蔬菜，都是把菜地租给外来民工去种植。这一大笔从天而降的巨额财富让杨村人无所适从、忘乎所以；让他们丧失了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让他们变成好逸恶劳的懒汉、黑社会成员。

我们去时，是澳头的房地产热还处在上升阶段，许多人还在那里为花高价买到的一块地而沾沾自喜，他们哪里料得到，当一两年之后房地产泡沫破裂时，他们将处于何种悲惨的状态。

澳头中心广场及附近地区，到处都是正在兴建的高楼大厦和工厂，其中有一家名为熊猫汽车厂的汽车制造厂(是中共与美国一家大汽车制造厂合资兴建的，美国汽车厂出资金技术和设备，中国大陆政府提供土地)，巨大的厂区范围之内，一幢幢的厂房均已盖好，据说厂房里面的设备也大都安装好了，但一直没有开工生产。问老刘才知道，原来中美双方因对该厂生产的小汽车内销与外销的比例达不成一致意见，而使该厂的建设陷入停顿状态，中方希望该厂生产的轿车外销占大部份，内销占小部份，而美方的意见则相反，双方为此相持不下、各不相让，从而导致已经快要投产了的熊猫汽车厂的建设在最后关头陷入停顿状态。我们经过那里时，厂区里除了极少几位留守人员之外，几乎见不到其他人员。

我们来到澳头附近海边正在兴建的港口和新开辟的一个保税区，港口虽仍然在建设之中，但已建好的码头上也安装了几台装卸货物的起重设备，也有货轮在那里装卸货物。

保税区范围不小，但并未看到有什么厂商落地保税区。距澳头再远一点就是正在兴建的南海石化厂，因距离太远也就没有去那里看。

澳头的西南侧是大鹏半岛，登上不祘太高的大鹏山上可以远眺高楼林立的香港。那时的大亚湾西南侧的大亚半岛，已被选作兴建核电站的厂址，但尚处于勘测阶段，尚未正式动工，这个选址还是不错的，该电站侧面和背面都是山，只有一面向海，那里人烟稀少，距电力需求量大的深圳和香港都很近，三面环山，可防止万一出现核泄漏时危及人烟稠密地区。

澳头老镇不大，由石头砌成的码头也不大，但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坐在码头临海的石头上，可清晰看到游来游去的小鱼儿和海底的景像。老镇上的居民多为当地渔民，由于他们属城镇居民，他们没有土地可以出让，所以他们大都没有一夜爆富起来，只有那些从事走私，或是转手炒地皮的人成了先富起来了的人，这些人也在澳头老镇的海边盖起了像杨村那样的三四层的楼房。

我们在澳头停留了大约半个月之后，发现在当地新的政策条件之下，已不大可能找到合适的砖厂厂址，而在那里，当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可以投资的项目，我们与邱老板、刘总商讨后决定先返回湖南再说。

此时刘总提出可否将那一百万元贷款额度转到他的银河公司的名下，他可在银行利息之外另加2％至3％的点子给我们作为回报，我们三人商量之后，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楚文的表兄弟是冒了风險给我们弄到这一百万元的贷款额度的，万一刘总把这一百万元拿去投资失败了，那豈不是害了楚文的这位表兄弟？这种事我们不能做，于是我们找了个理由婉拒了刘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