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2026年1月3日凌晨，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在委内瑞拉被美军虏获后递解出境，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随后在自媒体上贴图宣布：“尼古拉斯·马杜罗在美国硫磺岛号战舰上。”


委内瑞拉的清晨，街头爆炸声尚未散去，民众的欢呼却已经填满了加拉加斯的天空。有的在街角高呼“自由来了！”，有的放声哭泣，恍惚之间好像终于走出了永无止境的夜晚。这一切并非闹剧，而是国家、政党和人民之间长期摩擦的浓缩图景。委内瑞拉的政权并非一夜之间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崩溃。它像一杯苦到极致的咖啡，长期浸泡着国家的制度、政党的结构和人民的期望。


国家是什么？

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权力的统筹者。它可以是法律与秩序的守护者，也可以是压迫与剥夺的机器。

马杜罗被抓的消息像闪电劈开夜空，不仅仅是一个人被拘押，更是一个权力体系失控的象征。在冷兵器时代，权力来自土地和军队；在现代，权力来自党、从控制话语、从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委内瑞拉长期以来，石油成为国家的血液，而政党机器则成为撑起国家机器的支架。政党不再是人民意志的载体，而是权力本身的代言。

如果说国家是一个大厦，那么政党往往是其中最坚硬的梁柱。当梁柱开始腐朽，大厦内部的缝隙便会迅速扩大。


政党是国家的根基之一，但它的存在应该寄托于人民的愿望。然而，当一个政党与人民的利益长期脱节，它便会变成一个自转的机器。

这种机器有时看起来无比强大。它掌握军队、传媒、教育、经济命脉，看似牢不可破。但它同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如果政党的合法性不再来自人民，它就沦为权力的自我复制者。

委内瑞拉曾经举办选举，但长期以来，反对声音被压制、选举结果受到质疑——当政党把选举当成橡皮图章时，它就已经把自己与人民分离。结果不是人民离开了政党，而是政党先离开了人民。

在这种分离之后，无论政党如何高谈国家尊严、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怒斥他国干涉，它都像孤岛上的独裁者，四周是水，内部是干涸的希望。


当马杜罗被活捉的消息在大街小巷传播开来，很多人松了一口气，甚至爆发出近乎庆祝般的反应——这并非对战争的狂热，而是对长期绝望的一种释放。人们欢呼的不是他国力量介入，而是长期被压抑的情绪在历史时刻的突然松绑。

历史的深处，人民的力量从来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一瞬，而在于日常的累积：从被孤立的声音、被禁止的集会、被封锁的言论，到街头那一句无意识的叹息。

当一个国家的政党形同独裁机器而不再代表人民意志时，人们其实生活在一种结构性的失语之中。权力的顶层高级官僚可以互相对峙、可以在议会辩论，可以对外强硬，但底层民众的意愿在权力结构中则往往是不可见的。民众的“庆祝”不是简单的喜剧式快感，而是对长期压抑后的一种心理解脱。

外力出现时，人们本能会分成两类：
一类欢迎它，因为它看起来终结了长期的压迫；另一类反对它，因为外力介入意味着国家主权受损。

这两种情绪都是真实的。

事实上，外力介入往往是矛盾的叠加体：它既可能终结一个腐朽的权力体系，也可能把新的外部意志强加给本已脆弱的国家结构。人民高呼自由的同时，理性的一部分会问：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从何而来？

当外界调侃“美国来就是为了石油”，这其实是对国际政治现实的一种冷嘲。权力总是带着利益而来，而国家、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就在这利益与权力之间展开无声的战争。但是对于人民，谁来当政都是一样的，眼前的生活更为重要。顶层的权力对于日常生活是遥不可及又息息相关的事，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是天赋人权。


历史上真正的强权，并非来自军队或财力，而是来自能否代表人民。一个政党如果只代表自我，就终将被人民抛弃；一个统治者如果只代表一己之私，那他被历史审判也是必然。

马杜罗事件是一出国际政治大戏中的一幕，它暴露了现代国家与政党之间的脆弱平衡，也提醒我们思考：国家为何而存在？政党与人民的契约意味着什么？人民的意志如何被听见与尊重？

权力不是象牙塔的奢侈品，而是对社会整体意志的集体回应。

失去了人民的权力，最终只是虚影一场。历史并不会因高墙和戒严而停滞，它只是在等待那个真正能够解读人民声音的人或力量出现。
权力、政党、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一种持续的互动与平衡。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独裁者被捕而结束，它不会因为外力介入而完成正义。

真正的黎明，不是庆祝的烟火，而是人民终于能够自主选择自身命运的那一天。

刘晓波


这件事让我想起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的一句话：“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可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很多中国人听此就会勃然大怒，觉得这是“卖国”“自恨”“给帝国主义递刀子”。但他们愤怒的对象，往往不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而是他们自己被灌输出来的“国家崇拜症”。

刘晓波并不是在请求外国军舰开进黄浦江，也不是在为殖民历史洗白。他在说一件更残酷的事：当一个社会内部没有自我纠错能力时，唯一可能改变它的，只能是外力。

这是一种政治悲观主义，却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悲观主义。

委内瑞拉的问题这是如此，并不是“马杜罗坏”，而是：它已经失去了通过内部政治机制更换坏人的能力。

选举被操控，媒体被压制，军队被党化，司法沦为橡皮图章。于是政权不再靠合法性生存，而靠恐惧。

中国的结构，本质上与之相同，只是更大、更复杂、更技术化。在这种体制里，人民不是公民，而是“人口”；政党不是工具，而是“命运”；国家不是公共空间，而是“权力容器”。

你可以骂，你可以忍，你可以逃，但你无法改变。

刘晓波那句“殖民三百年”的真正含义是：这个体系内部，已经没有产生自由与法治的制度土壤。

当人民被锁在体制里，外力就变成“撬棍”。很多中国人相信一个神话：“只要我们慢慢发展，专制会自然消失。”

但现实是：专制往往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得更强大、更精准、更难推翻。

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也是。

当内部反对派被清洗干净，社会组织被摧毁，信息被垄断，人民就变成了沉默的多数，而不是政治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外力介入的意义不是“拯救人民”，而是：打断权力的自我复制链条。

这正是为什么马杜罗被抓时，委内瑞拉人不是抗议“主权被侵犯”，而是在街头跳舞。

他们太清楚：自己的国家早就不属于自己了。

其实“主权”在独裁国家，最终也只是统治者的盾牌。

专制者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是我们的内政。”

但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无法通过选票、媒体、法院、集会来表达意志时，这个“我们”还存在吗？

所谓“国家主权”，在独裁体制下，往往只是：少数统治者对多数人的占有权。

所以当中国的宣传机器高喊“反对外国干涉”时，翻译过来其实是：“反对任何可能削弱我们统治的力量。”

刘晓波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才会说出那句被当成“叛国”的话。

殖民不是目的，破坏专制才是。

刘晓波不是要中国变成殖民地，就像今天委内瑞拉人不是要美国统治他们。

他们要的是一件更简单的东西：让这个不能被更换的权力，被迫松手。

在一个正常国家，政府下台靠选票；在一个极权国家，政府下台只能靠崩溃。

而崩溃，往往需要外力。

 

如果一个房子里的人被绑着、被堵着嘴、被没收钥匙，这时有人从外面把门踹开，你能说他“侵犯住宅权”吗？

 

中国与委内瑞拉的问题，从来不是“外国太坏”，而是：我们的门，早就被里面的人反锁了。

刘晓波的“殖民三百年”，不是对外国的跪拜，而是对本国权力结构绝望到极点后的冷静结论。

 

它的真正含义只有一句话：当一个民族失去了自我解放的能力，任何外力都可能成为历史的起爆器。

愿每一个国家的国家机器都不再是牢笼，而是舞台；愿每一个政党都不是权力的牢主，而是人民意志的代言；愿每一个人民，都不再被噤声，而是在历史的每一个拐点，拥有自己真实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