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逐渐打开国门以来，久处封闭之中的国人再度开始睁眼看世界。为争取言论自由与学术空间，越来越多的人们挣脱体制的束缚，成为一名有别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以忧民忧天下为己任的独立学者。
八九天安门事件之后，众多政治流亡者散居海外，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民运学术圈”。在此时代背景下，时评政论自然成为学术和写作生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一平（李建华）先生，正是其中杰出而成就斐然的一位。
一、究竟为谁而忧？
北宋名臣范仲淹喊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豪言，那种既忧民又忧君的情怀实属难能可贵。学者张载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更见其忧天下之信念。然而，那毕竟是古代极少数士大夫才能有的一种理想境界。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君臣之间能出现如此美好的良性互动，那是因为北宋在历朝历代中，是自由程度高、社会宽松且和谐稳定的黄金时代。正所谓出现了“君有所恤，臣有所谏”的开明专制的政治局面。换言之，君心中有臣民，臣心中有圣君的缘故。
及至明清以降，随着皇权登天，导致人权落地，中央集权走向极端。严酷的集权统治使得士大夫们“忧民”与“忧君”的双重关怀愈发难以兼容。帝王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皇帝视臣民的性命如草芥；臣民则将帝王当作窃贼。玩弄帝王权术造成君臣及官场尔虞我诈、残酷内斗的必然现象，将杀罚刑狱成为维护集权统治的终极手段。晚清龚半伦有句流传甚广的话:“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正折射出，在皇权走向极端的时代，普通士人究竟“为谁而忧”的社会现象。
上溯百年，共产极权比王朝集权更为恶劣。昔日皇权不下县，乡绅自治尚有活力；如今党权侵入家，组织网络无孔不入。真专制假共和的党国体制，不仅极力约束百姓的身体，还要妄图控制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在此情形下，“忧民”与“忧国”就不可避免地对立起来。自中共建政以来，体制内的文人，忧党国而不忧人民；体制外的学者，忧天下而难忧党国。对此情形，一平在《中国之梦，宪政还是强国？》（2013）一文中精辟地指出：“毛是个山大王、作乱者，唯是暴力与破坏，全无建设心态与能力；而且毛并非是国家、民族至上，而是个人权力与虚妄至上。”
如今网络时代，从事时评政论者日益增多也愈加混杂。有些人为谋生糊口，搏眼球增流量而逢迎媚俗；有些人为忧天下而自告奋勇，心怀道义和肩负使命。早些年，以撰写评论文章为主；近些年，视频节目成为新的时尚主流。不管以写或以说为主，其共同特点都或多或少体现出一定的忧患意识。美以伊朗战争的斩首战术让大陆学者哀嚎为“不讲武德”，这种罔顾史实的公然胡说，显然是为其赵家主子的安危而忧。总之，有人为统治者而忧，有人却为老百姓而忧，显然一平属于后者。
二、时评政论导读
在写导论之前，我通览了前面编辑出版的数部文集。一平的创作体裁和写作题材非常广泛，被主编胡平先生评为“杂家”，我也深以为焉。私下窃以为，在当今学界，如此全能型的学者似乎并不多见。时评政论不仅彰显出作者一平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深沉的家国忧患意识，而且字里行间不时闪烁出思想的光芒和政治的智慧。
本卷分两大部分，涉及论题广泛，论述内容丰富。如果说，一平的学术与文学才华在全集里异彩纷呈且各具特色，那么其政治智慧、研究成果和治国平天下韬略，则尤为集中在本卷之中。
长期以来，人们经常哀叹，关于中国社会如何转型，政治体制如何变革，至今仍旧缺乏具有建设性的思想资源。依笔者看来，其实不然，那些流亡海外的独立学者们，数十年来发表的政论文章多如牛毛，汇聚的个人文集亦数不胜数。在那些浩如烟海的文字里面，有作者们毕生的学术总结，隐藏着真智慧，承载有好方略。只是需要人们有眼光去遴选、归纳、提炼、总结罢了。
正因为书山文海如此浩瀚，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阅读本卷，本人简单梳理，扼要引导，并摘录有代表性的妙句锦言，以飨读者。
（一）、为文明和正义而战
时评部分收录了一平从1999年到2020年间撰写的四十篇文章，议题横跨国际与国内，涉及历史、政治与社会诸多层面。读者由此可得一窥其历史视野之广度，亦可体会其独具锋芒之风格。
1、 历史借鉴
在《科学与文明》(1999)一文中，一平写道：“中国古代帝王尚有《资治通鉴》，由鉴而识，由识而治。无识无以为治，这是明理。现今一个国家、民族，如果没有对人类文明——它的过去乃至现在——广博的汲取、容纳，知与识，它是走不远的。”由此可知，当下党国在观念与制度上的封闭与排斥，正是造成社会转型障碍的深层原因。
他还卓有远见地指出“科学一直都是文明进步的象征，但是今天这个尺度应该置疑，生物学的发展有可能使人类文明彻底的颠覆。”
《宋彬彬事件和道义重建》(2008) 中，一平从历史与人性的双重角度，对当代政治运动作出反思，指出权力的边界与人性的有限：“人是有限的，权力也使有限的，极权者错误地相信权力什么都可以操纵，可以任意所为，由经济到法律，由言论到思想，由社会到人性，由历史到价值，由真理到信仰，其实这是妄想。新中国的一系列灾难都源此虚妄。毛操纵一切最终毁灭一切。文明根于人性，是人存在之必需，尽管诸文明相异不一，但其基本原则相通，恒久不变，它不是谁一时的创造，也不能由谁由哪一党所控制，它是千百年来人类生存的共同经验的积蓄与延续，是人存在之本 。”
关于中国文明道统的传承与发展方向问题，一平在《迎接普世价值，重建中国文明》中提出：“中华民国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之道，仁、义、礼、智、信；一方面接纳了西方新文明，五权宪法，民有民治民享。虽然多经挫折，行之有缺，但方向是对的。”
2、 权力制约
在《知识者的责任：归复文明》（2007）评论中，一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中国最野蛮的就是权力，恢复文明的主要障碍也是权力。”笔者对此颇为认同。权毒是中国政治的最大症结，也是传统糟粕文化的毒根。公权滥用，特别是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成为危害百姓生命、酿造社会灾难的第一杀手。比如，从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到八九天安门屠杀，再到极端疫情封控等，都是统治者滥用权力造成的巨大社会恶果。
《钓鱼岛与中日之前途》（2012）一文，一平敏锐预警道：“中国的未来十年是老红卫兵执政，要注意他们特殊的背景：时代、家庭、教育、经历、权势。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虚佞、残暴、肆意妄行。并不是说他们有多么重要，而就中国的极权体制，他们掌管国家最高权力，可以很轻易很偶然地就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一平的警告一语成谶。八年后，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它既破坏了国家发展态势，又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
而在《由香港看习政》（2014）评论中，一平则道出了权力不受制约的弊端：“极权体制的弊端是，国家向何处去，不取决于民意，也不取决于良知，而取决于最高权力当局的个人意志。”东方明珠毁于愚昧自私、短视顽固的独裁者之手，而非沉没于浩荡的世界潮流之中。
3、 社会转型
在《自由的威胁》(2007)的中，一平对政治转型中的策略与伦理作出细致分析。他指出：“良性政治需要道义基础，但精神的正义落实为现实，其间是有差异的，因此在政治博弈中，切忌道义至尚，毫不妥协。善待人的政治，不仅要追求普世的道义理想，更在事实上的社会公益，以求它的最大化。政治的责任是现实的责任，也就是结果责任。”
对历史的清理与反思，不应导向新的对立与仇恨，而应服务于更加宽容、自由与友善的社会。他强调：“清理过去不是为了将社会投入新一轮的恐怖，增加人们的敌意与仇恨；而是为了社会更友善、更自由、更宽容。因此，清理和记录更多地属于历史和文化，而不是用于政治清洗和惩罚。”
《共和国正名》（2009）一文，一平告诫道：“中国要归附文明，复建秩序，即要道义正名，…… 中国政权就需要放弃对价值和公共符号的操纵垄断，将之交还给社会和公众，具体而言就是思想、言论、新闻、出版、教育自由，将其权利还与民间。”在此文中， 他还写道：“为什么说，中共政权及体制不结束，中国就没有希望？因为，中国国家、民族没有文明的方向和价值，整部的文明历史已被他们摧毁了，而且他们继续霸占着这片废墟，不允许文明的因素成长。他们霸占得越长远，中国离文明就越遥远。”此语道破了当下中国亟需改变的形状，也是给当下统治者最恳切的忠告。
此外，一平对中国发展路径、东欧转型经验、中国梦的本质、习政权的预警、教育理念，以及香港问题和法轮功现象，其分析往往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关怀，在此难以逐一罗列，尚待读者细读原文。
（二）、站起来的精神
政论部分收录了一平从2006年至2018年间公开发表的十七篇文章。相较于时评文字，政论题材为了阐述充分、严谨论证、完整体现思想体系，导致篇幅都比较长。其内容广博，论点独特，论述精湛，大体可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
1、剖析极权
在《苦难大地，不熄的理想》（2006）一文，一平对极权统治的运作机制作出深刻剖析：“极权统治要靠暴力，但仅是暴力尚不够，还需要将统治转为人们内在的精神方式才行──自觉地拥护和服从。毛的枪杆子笔杆子道出本质：极权国家靠两大支柱──暴力和宣传。暴力除了强制，还产生恐惧。”他还进一步质疑乌托邦社会的荒谬逻辑：“天堂如果能实现于地上，何必需要宗教？共产主义的虚妄是取代上帝。毛的灾难就是乌托邦的结果。”
《站起来的精神》（2009），一平以零八宪章为切入点，指出其核心意义在于否定一党极权体制，并提出重建共和的基本理念。他谨慎地分析道：“《零八宪章》的重要意义是否定中共一党极权，提出重建共和的理念与纲领。” “极权统治的特点之一，就是操控意识形态，其不仅代表权力，也代表真理和道义，甚至代表上帝，由此建立它统治的绝对性。但是权力本身是危险的。首先，权力的后面是暴力，如果没有制约，就会为所欲为，奴役国家、社会和民众。”这种观点在海内外学术界应当不是唯一，想必已经获得广泛共识。
《“限权维权”与渐进民主》（2007），作者从结构层面区分两种社会形态：“权力社会是一元的简单性社会，因此权力至上；而民主社会则是多元互动社会，因此是规则至上。”笔者在十多年前发表的《解读中国模式》中也指出，当下中国的政治结构是“单极的权力模式”，与一平的“一元的简单性社会”有着不谋而合且具异曲同工之妙。
2、论述文明
在《中国之梦》（2013）文章里，一平鉴定：“中国文明为世俗文明，没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极端性及排它性，而相当地温和、宽容，中庸之道是中国哲学之核心。”他还指出：“近两百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有一误区，就是将现代化与现代文明割裂开来，学其术而弃之本。”此论道出了中共改革开放与满清洋务运动，尽管前后相距120年，却遗憾地陷入了同一个发展误区。
《走上祭坛的刘晓波》（2017）一平将讨论的重心进一步落实到人的层面。他写到：“文明最终是‘人’的文明，即每个人的文明化；而每个人之文明素质将决定社会、国家文明之形态。”他再度强调人在此文明中的重要性，“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立个人的存在意义与道德规范。个人之自由、权利、利益，这是现代文明中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个人存在的意义及道德乃是现代文明‘人’本身的问题。”
从文明比较的视角，他指出不同文明虽形态各异，但其内在精神具有相通之处，并道出了文明的本质：“儒家的‘仁’、基督教的‘爱’、佛教的‘慈’等等，这些肯定、维护全体生命的精神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和体现，是文明之本。”
3、警世危情
在《非敌意、非仇恨、非暴力与中国之危险》（2010），一平对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精神偏差提出警示。他忧心忡忡地告诫道：“敌意、仇恨、极端是极权主义的根源，以此心态和方式即使推翻中共，其建立的也将是新的极权制度。中国走向文明政治路途遥远，而这第一步恰恰该是我们敌意、仇恨、极端之心态的纠正。”
他同时对社会结构的脆弱性表示忧虑：“中国的前景很危险，社会稳定所需的种种要素都不存在了，偌大国家仅仅凭借由上至下的权力单线维系，崩溃随时都可能发生。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社会的无组织状态。”
《中国的希望与危险》（2008）文中，一平从历史维度出发，对毛泽东时代的文化与制度后果作出批判性反思：“毛不仅摧毁了中国数千年积蓄的传统道德、文化；也摧毁了近代以来中国百年对于西方文明的汲取；而且毛闭关锁国，控制言论思想，断绝了中国民族与世界的信息交流，也扼杀了国人自身的思想精神。”
或许读者不难发现，政论部分的文章之间，隐约贯穿着一条清晰的内在逻辑与思想递进。从对极权结构的剖析，转入对文明根基的反思，进而展开对未来中国的警示，渐次勾勒出一平相对完整的政治思想脉络。此外，本部分还涉及西藏研究、社会自治、美国政治制度等诸多议题，视野开阔，论述深刻，限于篇幅，不作详细介绍。
三、传统“士”之使命
远古中国就有“独立学者”的精神源头，即士人传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真正之士，正是不依附权势，而以独立人格，承载道义追求。泱泱华夏赤子，不管生于哪个时代，身处天涯何处，这种“忧民、忧国、忧天下”的亘古情怀和不朽精神，必将持续接力传递，进而延绵至未来而无穷尽。
一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又在高校执教十年，其文学修养、文字功底及学术底蕴，自不待言且毋庸置疑。若按传统标准来衡量，真可谓是典型之“士”。离开中国大陆多年后，一平对故国的关切丝毫未减，缘于其内心深处藏有深厚的士人理想与情怀。
时评政论卷的文章，几乎囊括了从1999至2020年间，中国大陆发生的重大新闻和舆论焦点，以及海外与中国相关的诸多议题。虽为作者二十年间的部分文章，却体现出了其毕生的思想精华和学术成果。尽管笔者以大量篇幅，引用作者的一些精彩论述，但依旧难尽全貌。诚如此，有赖读者研读原文，开卷必有更多收获与启迪。
有幸拜读一平诗文集，不仅感受到传统士人的遗韵风骨，还领略到中国知识学人的时代使命。此既为一平著述之意义所在，亦为本卷付梓之价值所在，更为笔者乐于导读之缘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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