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理应清醒的人
一
我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盐城的。不要说全党的事业令人忧心忡忡，就是家乡的这些坏干部能不能被果断地处理，也使人深为忧虑。
在盐城，虽然地委负责人特地召开常委会听取了我的汇报和批评建议，承认下面的情况严重和自己的官僚主义，当即决定委派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前往阜宁县，随后又派地委工作组前往调查，要求五天内解决问题。可是就在那次地委常委会上，当我谈到四乡八镇老百姓纷纷向我诉说坏干部罪行的时候，盐城专署秘书长竟不无讥讽地插话说：\"你简直是个\'青天大人\'了！\"这，就是不祥之兆！
二
果然，在新华社编委会收到了我在家乡整理、经过家乡党团员们多次讨论修改并签名盖章的稿件时，也收到了《人民日报》转去的一封匿名信，信上无中生有地说我在家乡\"自称\'中央委员\'，自称\'戴青天\'，和地富分子在一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藐视地方领导干部\"，等等。
本来，一边是数十名党团员签名盖章、事实详实的稿件，一边是空洞无物的匿名信，孰是孰非不难辨别；但是，只因我日常对新华社某些领导人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批评较多，他们竟对这封匿名信来了个\"一边倒\"，悄悄派人到我的家乡去调查\"摸摸情况\"，借口说是\"审干\".结果不出所料，\"调查\"完全走了样。就是那个地委工作组，在沟墩调查时也不看重绝大多数党团员和老百姓的意见，而片面地听信于那些所谓的\"领导干部\"和坏干部。他们反复地这样问群众：\"戴煌一到家，怎么就知道地方情况的？他和哪些人在一起开过会？他的稿子是怎么写成的？\"这么一来，那些新恶霸们由垂头丧气复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公开扬言：\"戴煌被我们告倒了！\"原来那封匿名信，就是在吕区长等人的指使下，由那个最坏的新恶霸自己写出来的。他们看到新华社的\"调查\"者和地委工作组都向着他们，就\"驾轻就熟\"地对很多控诉他们罪行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施以打击报复，甚至有些群众养的鸭子也被他们不由分说地吃掉了。诚恳正直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员也受到了压级和批评，并被调离了沟墩区……
家乡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更加惊恐了。他们三天五目就给我来封信，问\"事情\"怎样了？
有人在信中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员真的就比老百姓多一个头？
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们犯了罪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面对这些激愤难平的来信，我在回答中除了作些泛泛的鼓励安慰之外，别无他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人民的喉舌，我没能有效地冲破一切桎梏，把他们的痛苦和要求反映上去或诉诸舆论，更没能迅速帮助他们摆脱黑暗与恐怖，为此我深感痛苦与羞愧！
同时我又不能不这样想：今天的人民与我们的党，离得多么远！过去战争岁月的那种鱼水不可分的激动人心的传统，竟消失得如此之快！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大搞特权，农村的基层干部又如此胆大妄为！依靠这么一帮\"歪嘴和尚\"怎能念好经？ 怎能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怎能把广大人民群众领上自由、民主、幸福的道路？！
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以为除了毛主席本人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外，还因为许多在不同层次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对现实的了解也越来越肤浅了。高高的城墙和表面的繁荣，把他们的耳目蒙蔽起来了。胜利了，进城了，自己的小日子越来越美了，对人民群众的依赖和关切，越来越不像战争岁月中那么紧密了。他们越来越习惯于发号施令，越来越少于尊重群众和有事与群众商量，越来越过分乐观地估计形势，自认为事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国富民强，从而事事都爱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满不在乎了。缺点错误是\"微不足道\"的，是\"九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就是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也不再大刀阔斧地去铲除了！这就促使自己的头脑更加发热，对现实越来越隔膜，对群众越来越疏远，缺点错误和歪风邪气便滋长日甚，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我不但自己这样冥思苦想，在1956年9月进入外交学院学英文之后，还对一位忠厚老诚、钻研马列着作甚笃的老朋友交谈过。想不到这位老朋友竟说我\"这是反党反领袖的反常情绪，是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我也急了，反唇相讥地说他只不过是个\"眼睛向上、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并把各自面前的书桌拍得直跳。
不过，等我们都冷静下来之后，这位同志表示，他不会向新华社党委汇报，而愿意以后继续与我作同志式的交谈。
然而，他事后还是向社党委汇报了！
也许社党委认为我的\"思想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从而特别让一位副社长和几位党委委员，以及个别军事记者和一道学英文的少数同志，与我开了几次\"和风细雨\"的谈心会。不作记录，不作批评，先让我纵论天下事，然后帮我分析是非。结果，什么分歧也没解决。
他们说我对各种问题并没有真正的深思熟虑就轻言妄断，以致把许多事物看偏了、想错了。他们认为农民并不苦，干部们的生活好一些是完全正当的；工作中的缺点和坏干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指头\"，用不着大惊小怪，悲天悯人。他们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革命也是有污脏和脓血的\"，继而又引用毛主席的话说\"谁也不能指望我们在一个早晨就将旧社会的遗毒清扫干净\"，等等。
我对他们说，你们的这些论点都是脱离实际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老框框硬套复杂多变的现实。你们虽然都是一身清正的好同志，但一道城墙把你们与实际生活隔断了。恶流不伏，前功必溃2我们不能用伟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说的名言，来作为我们凡事都要慢慢来的挡箭牌。我们绝对不能把坏事与好事等量齐观，非要等到坏事多于好事时才着急。我们的人民虽然很听话，但他们绝对不会容忍我们向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如果说，在我们做出的好事与坏事\"九比一\"的时候，他们似乎完全可以原谅；\"八比二\"的时候，也似乎还可以忍耐；但到了\"七比三\"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满；再向前滑一步，他们就会愤怒了！如果我们再这样高枕无忧，大祸必至！
那时候可以说，我心里确实憋着这么一股劲：\"两脚踏翻尘世浪，一肩担尽古今愁。\"对这些理应清醒而不清醒的同志对我的开导与说教，我打心眼里听不进去。
可他们却不以为然。谈心会只能草草结束。
四我的忧虑在继续。我给报纸写了些杂文，全被退了回来。我大声疾呼，没有人理睬。公开地搞宣传鼓动么？自量无才，党的纪律也不许可。我想改行做监察工作，专门同特权分子和土皇帝、新恶霸们作斗争，又揣度新华社不会放我走。百般无奈中，想起了毛主席似曾说过，在党外，多养几个梁漱溟这样的人也有好处，请他们专门挑挑我们的毛病，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不易发现的问题……于是我就想：如果在我们党内也能有这样一些人，岂不更要好得多？
一次，在家吃晚饭，多喝了两口酒，谈起家乡土皇帝、新恶霸的事越说越愤慨，我就向自己的妻子说：\"如果我们党内也能有个类似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就好了，专门来革党内弊端的\'命\'.她当即把我毗了一顿，说我这纯粹是想入非非。她说，党不建立这样的组织，就不能提意见、不能革除弊端了吗？ 我想这也是，很快就忘了这档子事。但是不久，波匈事件的消息传来，我的所有思考的结果，像又一颗\"原子弹\"似地爆发了！
6、所谓\"万言书\"
一
1956年10月的一天晚上，新华社在外交学院分别专攻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几十位同志，正在新华社大院最东边的\"口\"字楼顶上的大会议室温习功课，突然有人大发一声惊叫：\"波兰出事了！\"原来他正在看《内部参考》，看到了上面刊登的波兹南市民和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而遭到苏联驻军坦克阻拦的消息。
不少同志立刻围了过去，争看着，议论着。
以后大家密切注视着那里的事态发展，每天晚上都要先看看《内部参考》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然后才温习功课。
谁也没有料到，以哥穆尔卡上台为高潮的波兰事件刚刚平息，10月23日，又传来了匈牙利发生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暴乱\"的消息。这更令人惶然和忧虑：我们的这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怎么啦？！
我研究了来自多种渠道的资料后认为，发生这样的流血悲剧是令人痛心的。但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引起了这些兄弟国家的人民对苏联和自己国家的许多问题的不安和愤慨，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否则，区区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者的挑唆，不可能掀起这滔天巨浪。
由此我感到，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蔓延了。如果再不积极变革，我们也必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决心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说说自己应该说的话。
然而，要说的话很多，自己又在紧张地学习外文。我考虑来考虑去，只能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忙于家务之外的点滴时间，背着自己的妻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悄悄地往下写，从1956年11月直到1957年4月的近半年时间，都还没有写完。
这时，听到了全党即将整风的传达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实际生活中的主要弊端，还是一目了然并决心通过整风给予认真解决的。因此我觉得自己的这封信就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必要，而把振兴党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上。
二
这封没有完成的信写得怎么样？
我认为很不怎么样。由于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往下写，每写一小段都没来得及上下顺一顺，所以逻辑混乱、杂乱无章，甚至用词不当，语病比比皆是。它除了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实情和表明个人的若干观点外，并无多少可取之处。
那么究竟写了些啥？
为保持原貌，除有些实情已在前面有关篇章被引用而不再重复以及对极个别错别字作了纠正之外，其主要内容如下——毛主席并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近年来，我很想向党和政府畅达一番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是许多事实表明，似乎没有人愿意听取一个非常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人民对国家大事发表一些意见。在党的\"八大\"开幕之前，我就想写这封信，后来因进外交学院学英文而耽搁下来了。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生了一连串不幸事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这一愿望；否则，我觉得自己对人民有愧和有罪。
从这段开场白中可以看得出，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党和政府作何赞扬。因为应该赞扬的难计其数的事实，都被人们赞扬过了。现在我要谈的，是关于党内和政府部门的某些黑暗的、令人忿怒而失望的方面。
在这封信中，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例子是很多的，一一列举何止万言。
今年国务院拿出了12个亿，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工资，以后每年也都将拿出这笔巨款。对于那些十分劳苦和收入十分低微的同志，再提高一些我也双手赞成。可是这当中有相当大的百分比，用在生活水平已经很不错的干部身上，我就不同意。拿我这样的干部来说吧，由于我将有两个孩子，保持城市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比起农民来，我觉得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
对于我们这种人，一个月增加十块二十块，好不到哪里去；减少十块二十块，也坏不到哪里去。可是对于一个农民，增加三角、五角的收入，却是非常不易的事。因为他们平均每人每月大约只有两三元的收入呵！
因此，为提高我们这等人的工资所用的钱，本应该用到农民身上去。或者少收他们的公粮，或者适当地提高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提高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或是增加对农业方面或农村教育方面的拨款。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这并不是说，我忽视了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的不同特点；也不是说，要我们干部和职工与农民在生活上一律平等；而是说，在提高国家干部（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
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当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关键是发展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在农业生产的发展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国家人员和工人与农民阶级在生活上的这种悬殊的程度。……
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90％以上的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5％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5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开国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各部门所举行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和酒会，何止千百万次！新官上任，请客；有人调动，\"欢送\"；稍微有些地位的人下去检查、巡视或参观访问，都有许多人在忙着为他们\"洗尘\"和\"恭祝一路平安\".特别使人气愤的是，不管中央和哪个省，也不管哪个企业或哪个部门，只要一开个什么会，如果不美餐几顿和看几场大戏，就好像没完成任务似的！
试问，这些钱从何处来？是哪一位主持者自掏腰包的么？不，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劳动人民的血汗！怪不得那些\"显贵\"们是如此的阔气与慷慨！
就是招待外宾，也不要每一次都来个\"堆积如山\"，更不应该邀请比真正的客人多上十倍甚至百倍的陪客。这不是什么政治的或物质的待遇，必须人人去享受。应该想一想，多请一个陪客或多浪费了一只烤乳猪，人民就要拿出多少钱来！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
也许，有人会振振有词地说：政府为了救济灾民，已经拨了非常可观的款子了，而且灾民们解除危机的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生产自救。可是，如果我们能从每桌酒席上省下十块钱来，就能在青黄不接或草枯地冻之际救活一条人命啊！
千百年来，我国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家们，一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最高美德。在1949年以前的那漫长的艰苦日子里，我们党的千百万同志确实是非常完备地做到了这一点的。可是今天，许多人一反\"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大享其\"先天下之乐而乐\"，这怎么能不叫老百姓悲痛地失望呢？
…………
我国历代真正的政治家所一致反对的\"哗众取宠\"的恶疾，到今天反而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逢迎，拍马，唯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例如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人民之血汗如灰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要不顾一切地命令力争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多少国家的财富！
…………
如果真正是为人民负责的，而不是表面上\"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计，绝不会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
…………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为了人民的美好的未来，真正做到了自愿、愉快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今天……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又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说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
可是，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有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听说过，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看到过。即便有个什么检讨，那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误不负有任何责任。这，怎能令人信服呢？
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地修正中领导大家前进的，故而缺点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又怎能是可以避免的呢？
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巴！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人，是任何时候都会对他们说知心话的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问题。
我觉得，选这些人做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一些人是不合适的；但是在选举方法上，似乎不够妥当人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的样子。比如，有些代表既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偏偏当上了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
其次，代表候选人都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人在群众中是没有威信的。
…………
最好的办法，我认为，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而不是由上级指定名单让大家举手通过。只要真正是经过锻炼的、品质优秀、成绩显着、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经过一番选举活动，诸如向选民发表演说、或向党员进行介绍，等等，人们是会选中他们的。
如果说，怕这样做的结果，有一些中央看中的人可能选不上，那么倒也清楚，就不要把这些人硬拉进去。
…………
以上种种意见和看法，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而是根据我日常和若干同志的\"谈心\"综合而得。
既然有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什么不写文章呢？
是的，应当这样的。可是，这能够么？报纸能发表么？
今年9月初，我倒大胆地试了一次，写了一篇批评宴会、聚餐之类问题的杂文，结果被《人民日报》编辑丢进了废稿堆。
和这稿件一起的，还有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上，我谈到了目前我国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封信的结果，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石沉海底！它或许已被送到了中宣部，也可能被送到了公安部。
我所以说我们的言论不自由、新闻报道不够客观和公正，完全是有事实根据的。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内部的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我们就会非常触目惊心地感觉到：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被过分夸大地宣扬了，而黑暗和腐朽则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而对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报道，因为光说人家的坏而不讲人家的好，于是就使人一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到那里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包括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文化。
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
而我们应该相信，我国人民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加上党的引导，他们会正确地认识事物的。然而，我们从未这样做过，到今天也还未发现有这样的趋势。
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愈是这样地隐瞒真相，就是把人民推离现实越来越远。而一旦当人民看到事实后，他们的惊慌和失望的程度就会更大，从而会愤怒地悔悟到自己是受尽了别人的欺骗！
斯大林错误之被揭发和匈牙利不幸事件之发生，为什么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突然\"和惊奇感，为什么会引起党内若干同志的思想混乱，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过去向人们宣传的只有好、好、好，似乎一切不好的事是绝对不会、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最近，有许多人写信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批评我们的宣传带有欺骗性和不信任人民的性质，表示了他们的正当愤慨，说\"上当意大，失望愈重\".我以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
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每一项政策及其每一种具体的做法都必然会是正确的。
因此，在将做或刚刚开始做一桩事的时候，不必发表过多的肯定胜利的预言，而应该充分地预料到它会碰到的人为的或天然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号召干部和人民警惕和努力。
好与不好，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据，人民会根据事实来进行判断的。
然而，在事实上，我们又没有这样做，结果使劳动人民盲目地信任干部或不过问政治，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不利。
今天，有些人对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社的不满，并非由于社会主义式的\"组织起来\"的方针不正确，而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人为的灾难！
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是处处事事均\"唯命是听\".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人民日报》自从改版后，确实是发表了一些干预生活的文章。但是，它们的锋芒是对的谁？是对那些县以下的小人物，而且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于那些地位高得多的干部，对于那些不知严重多少倍的事件，以至对于中央和国内重大的问题，却一句话都没有，这是什么道理？
对于这种种反常的现象，新闻界的同志并不缺少要讲话的人，可是，到哪里去讲呢？
三
这封没写完的信就到此为止。之所以没把它写完，更谈不上把它送出去，前面已经说过，是因为听说全党即将整风，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次全党都来个\"大洗澡\"上。但是很快，这希望就完全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