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的佐治亚州是个有名的南方乡下地方，哪怕它出了一个卡特总统，哪怕它的首府亚特兰大举办了一次奥运会，还是难改大家对它的印象。虽然佐治亚早就不是农业地区，称它乡下，也就是嫌它视野狭窄而落后。我们附近有个叫雅典的大学城，大学排名遥遥落后，被誉为“派对大学”，可雅典还是被称作是佐治亚的脑袋，也就是智慧所在的意思。

最近，渐渐知道，这里还真的藏龙卧虎，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人生活在这里，比如说，有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太太，她的一生就够精彩的。老太太叫蓓迪，人高马大，短短头发，架一副大大的眼镜，很精干的样子。再加上她的姓，沙金，英语听上去像是个军职，就给我有点厉害的印象。后来，看到她年轻时一头卷发的照片，才知当年也是一个金发美女。

蓓迪并不是出生在我们这里，在偏北点的辛辛那提，却也算是南方。要强调“南方”，是因为美国的南方和北方一度有本质差别。北方没有种族隔离，南方却在南北战争后实行了将近一百年的种族隔离。在蓓迪小时候，她生活的小城里也有种族隔离，要是黑人去百货店，就不能像白人一样试戴手套和帽子。一般来说，不要说小孩子，大人也是喜欢有点优越感的。假如社会理所当然地给了一个阶层高贵的身份，而你又恰属其列，一般都是欣然笑纳，很少听说是要谦虚退让的。而蓓迪的父母身为白人却非常反感任何不平等的现象，结果蓓迪也就跳出了狭隘的南方视野。

一个地方若要向善处改变，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大家有个善的共识，所谓核心价值，比如说人道价值等等。大家都常常纳闷，说美国不是在一开始就在宪法里确立了人道原则吗？为什么在南北战争后，还容许南方种族隔离？猜想其可能的原因当然是区域自治，可区域自治也不能违宪吧？其实，主要原因是，南方那些存在种族主义思维方式的人们，找到了一条看上去并不“违反原则”的理由，那就是“分离且平等”。这句话的出典来自美国独立宣言，当年美国对英国宣布独立，曾强调美国可以和英国“分离且平等”地生活。这句话被南方人拿过来，就变成了种族隔离的依据，他们说，我们不是谁欺负谁，我们是“分离且平等”地生活。具体就是黑人不能使用白人的公共设施，白人也不准用黑人的公共设施。蓓迪有一次在新奥尔良转火车，去了黑人售票窗口，惊讶地发现，售票处居然依法不能卖票给她。这样的正理歪解，一时要击破它倒也不易。

这就牵出向善改变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容许讨论。假如没有向善的共识，假如大家认为不人道也无所谓，当然不指望会改变；而假如第一条是肯定的，却对某一种现象是否符合人道不让讨论，那么可以想象，改善也将是困难重重。因此，容许对任何话题的公开讨论就变得很关键。

蓓迪在南方非常保守的南卡罗莱那州读大学。1933年却参加了黑人神学家哈华德。图曼的系列讲座，他后来是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导师。他们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就是有关种族歧视。这种讨论在南方公开进行，黑人也拥有自己的报纸，最终，才通过司法途径和平结束南方的种族隔离历史。这种公开讨论是一种对内心障碍的消解。

蓓迪岂止是跳出南方局限，她还幸运地展开了自己的国际视野。她读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和外国事务。在这段时间里，她还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1932年2月，蓓迪的教授把蓓迪带到洛杉矶，专程去听爱因斯坦对国际事务的演讲，主题是裁军。这个演讲恰在联合国前身的国联举行裁军会议之前，也在美国卷入二战的九年之前。当时爱因斯坦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区域和逐步裁军其实是没有根本意义的。真正的裁军必须是全球的全面裁军，否则只是表达良好意图的天真愿望。今天我们去看，与和平有关的议题，其实都是如此。

就在临近毕业之前，蓓迪参加了东京的日美大学生联合会议。这是日本在侵略中国满洲之后，在国际社会压力下，试图作出的一点示好姿态。回忆她的东京之行，蓓迪说，我第一次感受到“帝国权力”是怎么回事，欢迎的人群，会议的发言，一切都是在权力安排下的做戏，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1936年，就在世界局势日益紧张的时候，蓓迪在日内瓦的国际关系学院得到一个工作，并且开始熟悉她一向感兴趣的国联。当时，适逢中国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向国联求助。蓓迪亲眼看到，国联如何因缺乏实力而无法真正回应这样的呼救。虽然国联的建立旨在消除一次大战后的国际危机，却因无法应对二次大战前的新形势，最终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还是爆发了。在战争期间，蓓迪一直作为政府间的联络官和记者驻在欧洲。

战后蓓迪回到美国，后来搬到我们附近的小城雅典。她帮助建立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这个小城的分会，推动选举，推动建立黑人的妇女组织，参与了南方的彻底变革。今日之南方，已经和北方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之后，她在一个典型的南方杂志社工作，这样的杂志常常只讲些当地故事。在晚年，蓓迪却突然写了早年记忆中一个遥远的真实故事，发表在这样一个南方杂志上，那是属于她的故事：二战爆发前的1936年，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捷克记者，如何为了对国联警示希特勒的威胁，冲进国联会场，把自己打死在会场里。

我常常想，晚年的蓓迪为什么突然想写这样一个故事。凭她丰富的国际政治关系的知识，凭她多年在战争期间的工作经验，她一定能够敏感地感受到，在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在今天的新形势下，也和当年的国联一样，在屡屡遭遇力不从心的制度性困扰。而世界要向善处走，困难大得多。因为今天的世界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共同的善的核心价值。

或许，蓓迪这个见多识广的老太太，是在写出自己的担忧吧。

我们住的佐治亚州是个有名的南方乡下地方，哪怕它出了一个卡特总统，哪怕它的首府亚特兰大举办了一次奥运会，还是难改大家对它的印象。虽然佐治亚早就不是农业地区，称它乡下，也就是嫌它视野狭窄而落后。我们附近有个叫雅典的大学城，大学排名遥遥落后，被誉为“派对大学”，可雅典还是被称作是佐治亚的脑袋，也就是智慧所在的意思。

最近，渐渐知道，这里还真的藏龙卧虎，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人生活在这里，比如说，有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太太，她的一生就够精彩的。老太太叫蓓迪，人高马大，短短头发，架一副大大的眼镜，很精干的样子。再加上她的姓，沙金，英语听上去像是个军职，就给我有点厉害的印象。后来，看到她年轻时一头卷发的照片，才知当年也是一个金发美女。

蓓迪并不是出生在我们这里，在偏北点的辛辛那提，却也算是南方。要强调“南方”，是因为美国的南方和北方一度有本质差别。北方没有种族隔离，南方却在南北战争后实行了将近一百年的种族隔离。在蓓迪小时候，她生活的小城里也有种族隔离，要是黑人去百货店，就不能像白人一样试戴手套和帽子。一般来说，不要说小孩子，大人也是喜欢有点优越感的。假如社会理所当然地给了一个阶层高贵的身份，而你又恰属其列，一般都是欣然笑纳，很少听说是要谦虚退让的。而蓓迪的父母身为白人却非常反感任何不平等的现象，结果蓓迪也就跳出了狭隘的南方视野。

一个地方若要向善处改变，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大家有个善的共识，所谓核心价值，比如说人道价值等等。大家都常常纳闷，说美国不是在一开始就在宪法里确立了人道原则吗？为什么在南北战争后，还容许南方种族隔离？猜想其可能的原因当然是区域自治，可区域自治也不能违宪吧？其实，主要原因是，南方那些存在种族主义思维方式的人们，找到了一条看上去并不“违反原则”的理由，那就是“分离且平等”。这句话的出典来自美国独立宣言，当年美国对英国宣布独立，曾强调美国可以和英国“分离且平等”地生活。这句话被南方人拿过来，就变成了种族隔离的依据，他们说，我们不是谁欺负谁，我们是“分离且平等”地生活。具体就是黑人不能使用白人的公共设施，白人也不准用黑人的公共设施。蓓迪有一次在新奥尔良转火车，去了黑人售票窗口，惊讶地发现，售票处居然依法不能卖票给她。这样的正理歪解，一时要击破它倒也不易。

这就牵出向善改变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容许讨论。假如没有向善的共识，假如大家认为不人道也无所谓，当然不指望会改变；而假如第一条是肯定的，却对某一种现象是否符合人道不让讨论，那么可以想象，改善也将是困难重重。因此，容许对任何话题的公开讨论就变得很关键。

蓓迪在南方非常保守的南卡罗莱那州读大学。1933年却参加了黑人神学家哈华德。图曼的系列讲座，他后来是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导师。他们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就是有关种族歧视。这种讨论在南方公开进行，黑人也拥有自己的报纸，最终，才通过司法途径和平结束南方的种族隔离历史。这种公开讨论是一种对内心障碍的消解。

蓓迪岂止是跳出南方局限，她还幸运地展开了自己的国际视野。她读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和外国事务。在这段时间里，她还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1932年2月，蓓迪的教授把蓓迪带到洛杉矶，专程去听爱因斯坦对国际事务的演讲，主题是裁军。这个演讲恰在联合国前身的国联举行裁军会议之前，也在美国卷入二战的九年之前。当时爱因斯坦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区域和逐步裁军其实是没有根本意义的。真正的裁军必须是全球的全面裁军，否则只是表达良好意图的天真愿望。今天我们去看，与和平有关的议题，其实都是如此。

就在临近毕业之前，蓓迪参加了东京的日美大学生联合会议。这是日本在侵略中国满洲之后，在国际社会压力下，试图作出的一点示好姿态。回忆她的东京之行，蓓迪说，我第一次感受到“帝国权力”是怎么回事，欢迎的人群，会议的发言，一切都是在权力安排下的做戏，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1936年，就在世界局势日益紧张的时候，蓓迪在日内瓦的国际关系学院得到一个工作，并且开始熟悉她一向感兴趣的国联。当时，适逢中国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向国联求助。蓓迪亲眼看到，国联如何因缺乏实力而无法真正回应这样的呼救。虽然国联的建立旨在消除一次大战后的国际危机，却因无法应对二次大战前的新形势，最终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还是爆发了。在战争期间，蓓迪一直作为政府间的联络官和记者驻在欧洲。

战后蓓迪回到美国，后来搬到我们附近的小城雅典。她帮助建立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这个小城的分会，推动选举，推动建立黑人的妇女组织，参与了南方的彻底变革。今日之南方，已经和北方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之后，她在一个典型的南方杂志社工作，这样的杂志常常只讲些当地故事。在晚年，蓓迪却突然写了早年记忆中一个遥远的真实故事，发表在这样一个南方杂志上，那是属于她的故事：二战爆发前的1936年，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捷克记者，如何为了对国联警示希特勒的威胁，冲进国联会场，把自己打死在会场里。

我常常想，晚年的蓓迪为什么突然想写这样一个故事。凭她丰富的国际政治关系的知识，凭她多年在战争期间的工作经验，她一定能够敏感地感受到，在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在今天的新形势下，也和当年的国联一样，在屡屡遭遇力不从心的制度性困扰。而世界要向善处走，困难大得多。因为今天的世界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共同的善的核心价值。

或许，蓓迪这个见多识广的老太太，是在写出自己的担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