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前奏

2006年8月5日傍晚7点，我完成了对大住基村孙氏家族的走访，急匆匆赶回则黑乡。夕照浸润着山川，令赭红色的岩壁显得油腻腻的，我刚开玩笑说，连泥巴都如一块块鲜肉，肠胃就一阵阵抽。老张也感到肚子里在喷火，就一顿狂奔。翻山时遇土坎也不减速，只听得嘣嗵一声巨响，车弹跳着就下坡了。

在则黑街上最大的一家饭馆外刹车，我穿过正厅，直入极其昏暗的厨房。菜架是空的，肉案也是空的。老板和小工都下班了，只剩一个膀大腰圆的老板娘留守。她拦截道：“全卖光了，找也没用。”却低估了一只属狗的鼻子对荤腥的天然敏感。我这个近视眼居然在隐蔽的石缸内侦察出鱼！就扯过老板娘点了两条。一称3斤6两。老板娘道：“没任何菜叶子，就弄糖醋鱼吧。”我道：“从你的泡菜坛子里捞两把，剁几刀，煮成酸菜鱼。”

十几分钟后，一洗脸盆酸菜鱼气势汹汹地端了出来。乡镇上果然民风泼辣，干海椒大捧，酸菜比手掌宽。我尝了一口汤，脑顶的毛毛汗就激出来了。于是叫上饭。砰砰两声，又冷又硬的两海碗到了跟前。

1959至1962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我刚巧撞上，一出生就浑身浮肿，差点没活头。所以我的吃相比较狰狞，胃他妈的像只章鱼，伸着触须，什么都往里面搂。老张长得精瘦，却与我棋逢对手，两边的脑袋及肩膀如乌云笼罩了鱼盆。没几分钟，盆和碗里的东西就稀里哗啦，消失了大半。夕照红得更透了，将肮脏的屋顶、街道、墙面染得很浪漫，几辆马拉车嘀嘀嗒嗒地经过，在破塑料袋飘飞的污水沟边拉了一滩也很有情调的屎。我到底抬头了，摸起一旁的眼镜戴上。真巧啊，一个圆脸老头背着手，在门口停顿了两三秒，他与我对了一下光，我习惯性地笑，他却没笑。

“你好啊。”我招呼道。接着，鬼使神差地起身。
背包里有一本朋友赠送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作者罗平汉。这是一本以中国官方的观点“正面评介”土改的著作。我摸出来，递给老头。

“哦？你写的？”
我始终暧昧地微笑。待老头放松了警惕，才江湖骗子一般严肃地说：“我是四川的一个作家，专程到这一带调查、研究土地改革。老先生你愿意和我交谈几句吗？”

“你要搜集素材？”
“也不是遍地都是素材。”我的脸板得更凶了，“我在马鹿塘、撒营盘、则黑访谈过许多老人，正面、负面都有。准备将来有选择地写进书里。”

就这样两三板斧，就砍翻了一个衣冠楚楚的乡镇人物。他的面皮逐渐松弛：“请跟我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歌星苏芮有首歌，也叫《请跟我来》。

上行不过10米，一老一少相跟着进了另一饭馆。门脸与上一家相当，可里头的堂子却高多了，四周贴满亮晃晃的瓷砖，还有大红大绿的明星照。更扎眼的是，正中财神爷的左边，还供着毛泽东的乡间风俗画，面皮红彤彤，除了头发，没一丝皱纹，没一丝毛。真是个万寿无疆的慈祥公公。

在一圈能坐10人以上的大圆桌前，老头和我做出促膝谈心的架势。他的儿孙一大堆，此刻都在堂子的尽头。待他将军似地一声召唤：“泡茶！”就一溜烟地全过来了。老大老二等等等等，只需打量一下那些油光水滑的装束，就晓得是乡镇一级的干部或成功人士。递烟的同时，他们企图查验我的身份，我再次以那本《土地改革运动史》来搪塞，并称“更详细的证明材料”在车上。大约是我的态度比政府官员还生硬，他们摸不清是何方神圣，于是留了一包暗示身份的云烟在桌上，便哦哦撤退了。

厨房的油烟阵阵弥漫，我恍若置身大跃进时期的公社食堂。而老头的三角眼眯缝着，面对门窗外越来越浓的暮色发愣。

老威：老人家姓孙，然后是祖宗的宗，文化的文？
孙宗文：对。
老威：好名字。
孙宗文：父母请教书先生取的啰。
老威：我刚刚拜访了大住基村的孙姓家族，你跟他们是同一血脉？
孙宗文：都从马鹿塘迁来的，算一个祖先吧。后来就晓不得咋回事了。
老威：你与孙百万是什么关系？
孙宗文：没有关系。
老威：你住在哪儿？
孙宗文：则黑乡的上村。
老威：我指解放前。
孙宗文：在老虎堆村，离则黑三四里路。
老威：有多少土地？
孙宗文：没有。除了一间烂草房，啥也没有。我家是佃地种，有时也去外村打打短工。所以一土改，我家就划为贫农。
老威：孙姓差不多是地主，你家为啥是贫农呢？
孙宗文：我家与他们扯不上。
老威：请讲讲你们村土改，也就是斗地主的情况。
孙宗文：老虎堆太穷了，每年青黄不接，多数人都出来要饭。所以按上面的政策，以几把尺子“称大秤”，没评出地主，只推选了一户富农。
老威：你们村去过工作组吗？
孙宗文：刚解放，解放军、工作组都去过，也照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男女老少全被组织起来。我1930年生，那时20出头，就叫发展成了民兵。各村的贫雇农，年龄在十六、七到二、三十的，都当民兵。
老威：民兵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孙宗文：党叫干啥就干啥。运动一环扣一环，这一阶段重点是这个，下一阶段重点是那个。
老威：举个例子。
孙宗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加赔罚，还有土改、土改复查。那几年，我们一直风风火火，瞌睡都不够。先是各村的地主各村斗，后来就交叉斗，集中起来斗。
老威：则黑周围的地主集中在那儿？
孙宗文：先是乡公所，后来人多了，就把小学的教室腾出来关。
老威：民兵打人吗？
孙宗文：我们都是按政策办事。
老威：到底打不打人？
孙宗文：一般不打人。态度老实的，主动交财产交罚款的，一开头就把解放前的罪行一条一条抖出来，向人民缴械投降，没有任何隐瞒的。我们按工作组的指示，绝不动他一根寒毛。
老威：态度老实的有多少？
孙宗文：还是比较多啰。集中反省，一天天不准回家，他们就紧张得屎也拉不出来。审问时，要反复政策攻心，使他们明白蒙混过不了关。再不行就用厉害的话骇两句。
老威：再不行呢？
孙宗文：一般来说就交代了。
老威：如果不交代呢？
孙宗文：那就动点手。
老威：我在这一带走访了一些老人，据他们回忆，当时不仅打人，还普遍使用肉刑。比如大柴棒压腿、跪瓦碴、扎烟头、扎绳子、倒吊、陪杀场等等。你……
孙宗文：我还小。上面的政策压下来，一定要打垮地主。
老威：“打垮”的意思就是用刑吗？
孙宗文：有些人是很顽固的，不动点手，根本不会坦白。运动是有期限的，比如一两个月，三五个月，或者大半年，再硬的骨头也必须敲碎，否则就没完成党交给的革命任务。
老威：你恨地主？
孙宗文：我岁数小，政治觉悟不高。政策让恨就恨，必须恨。抵赖的时候就更遭人恨了。
老威：剥去那层阶级斗争的外壳，他们也是一辈子种庄稼的人嘛。
孙宗文：他们剥削啰。
老威：剥削？好嘛，那你儿子开这个饭馆，请了小工和厨师，算不算剥削？
孙宗文：时代不同。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毛主席和胡主席就不同。
老威：我们不争论。老人家的虚岁77吧？脑子蛮好使的。
孙宗文：去年生了场大病。好不容易爬起来，身体就差多了。现在你要我摆几十年前的事，就只能是个大概。
老威：土改至今已54年，真难为你了。
孙宗文：哪年开哪些会还记得住，小细节就记不住了。
老威：镇压地主的公审大会记得住吗？
孙宗文：从1950年起，镇压了好几批，我们当时负责押解犯人，维持秩序。则黑乡毙了伪政府的区长杨心林，乡长张应心，还有十几个恶霸地主。
老威：据说他们死前受过极其残酷的虐待。
孙宗文：他们罪有应得。
老威：你觉得他们该镇压？
孙宗文：他们不该镇压，哪个该镇压？照当时的政策条款……
老威：照现在的法律呢？
孙宗文：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

（一辆手扶式拖拉机自门外经过，震耳欲聋的轰鸣掩盖了彼此的谈话。我不禁转移视线，但见街对面的瓦顶上，最后一抹夕光正一点点逝去。电视里的中央与云南地方新闻都结束了，老头的儿媳妇故意将音量放得很大，我却置若罔闻。于是她又努嘴，暗示男人过来，请我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谈。老头似笑非笑地瞟我，可他绝对没料到我的脸皮有多厚。
我站起来，抓起桌上60元1包的云烟敬了老头儿子一支。他一愣，接过去了。我又用火机给他点着，然后道：“实在对不起，我挺喜欢你爹的，能不能再耽搁几分钟？”
“不能吃了饭再说？”
“眼下的气氛正好。我怕过了这阵子，你爹的谈兴就没这么浓了。”见对方的强笑在慢慢凝固，我急忙嘿嘿干笑，补充道：“没想到老人家以前如此风光。”
“那当然，那当然。”儿子只得打退堂鼓。我灌了一口冷茶水，又回头继续伺候他老子）

老威：通过土地改革，你家得了啥子好处？
孙宗文：我家从老虎堆搬了下来，在则黑上村分了两间瓦房，1亩多地。
老威：你家几口人？
孙宗文：母亲和我。
老威：分谁的地？
孙宗文：张应喜家的。
老威：和则黑伪乡长张应心有关系吗？
孙宗文：他们是家门。不过来往很少。解放前张应喜是老师。
老威：这个教书先生有钱吧？所以划地主。
孙宗文：没啥钱。但有奴仆，有一点土地，一称大秤就够地主。
老威：奴仆？是书童？
孙宗文：他一个人要教很多农村娃娃，太忙了，没时间种家里的地，就雇了长工帮着种。
老威：这也算剥削？
孙宗文：算。
老威：哪教书是不是劳动？
孙宗文：工作组不会问那么多。只要上了硬杠杠，就是地主。
老威：他被斗争过吗？
孙宗文：是地主就要挨斗。不过他是老师，文化高，人缘好，没受啥子罪。
老威：他的学生家长私下关照他？
孙宗文：他太聪明了，晓得这是共产党的江山，胳膊扭不过大腿。大形势大政策都明摆着，于是一开头，他就赶紧坦白，非常彻底，把几十年的肠肠肚肚，包括大家族、小家庭的根底全挖出来。《交代书》也写得深刻，不喊屈，不喊冤，只要是共产党、工作组，随便咋样都对头。肯定就能过关啰。
老威：真不愧是文人，看得穿。
孙宗文：只能顺着去，不能反着来。过了运动，大家的关系又恢复正常。
老威：也不恨地主了？
孙宗文：只要他们莫犯法、莫造谣、莫破坏，就不恨。
老威：现在恨吗？
孙宗文：现在大家都一样，没有地主。
老威：看你目前的生活水平，已超过地主了。
孙宗文：翻身啰。
老威：翻身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
孙宗文：想法很多，过后都忘了。过去了就过去了，老记着也没意思。至于政治运动，搞对了就对了，搞不对，下一任中央领导自然会出面纠正。老百姓闹得再凶，都不用负啥子具体责任。我这一辈子嘛，歪门邪道不会，见风使舵也差，可认定跟共产党闹革命，始终不变。
老威：老革命的认识的确高我等一筹。
孙宗文：50年到53年，我当了3年多土改民兵。由于听话，表现积极，年纪轻轻就入了党。1954年开始，我担任了4年多的则黑乡党支部书记，后来又当过生产队长。
老威：历次政治运动都没受冲击？
孙宗文：上面叫咋整就咋整。官这么小，冲击我干啥？
老威：1979年，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宣布给地富分子揭帽。你对政策的变化有啥感想？
孙宗文：土改没错，揭帽也没错。跟我不相干。
老威：什么与你相干呢？
孙宗文：农民嘛，只有庄稼地啰。
老威：你好像没出过远门。
孙宗文：50年代，上级派到昆明修了几年铁路。接着又回则黑上村。转眼人老得走不动了，才想起这辈子几乎没挪窝。
老威：嘿嘿，党没叫挪窝就别挪窝吧。

补记
2006年10月中旬，我躲在一个小县城整理写作。迄今为止，我大约访谈过150多人，只有上面的谈话令我觉得别扭。听着听着录音，生理性的厌恶竟油然而生。先还以为，是我“一贯的反动立场”作祟，在对历史事件的追踪、记录、还原中，这与“一贯的革命立场”同样，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否则就注定落入老毛“世间一切事物无不打上阶级烙印”的陷阱中。

可不管怎样，我不会关掉机器。所以，在磁带反复过两次以后，我突然对曾经的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同情起来。尽管他目前还认为地主们“罪有应得”，“他们不该镇压，哪个该镇压”，但是他已风烛残年，口气颤巍巍的。越到后来，头句话与下句话之间的停顿就越长，可此种空白蕴含着的不是自信或深思熟虑，而是气短、心虚、思维短路，甚至哀叹。

我的气焰却越发嚣张。话锋咄咄逼人，活脱脱一个真理在握的红色警察出演审讯把戏。伪装、逼问、诱供、激将、设陷阱等等，《孙子兵法》36计用了多少不晓得，但对付一位没见过多大世面的老人还是绰绰有余——我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的？难道我这个曾经的政治犯，动脉里却涌动着警察的血？

太烦了。我想出去走走，暂时离开机器里的那个嘿嘿假笑着的冷血的自己。

刚刚下了雨，马上就出太阳。
我站在马路边东张西望，没一个熟人，没地方可去。
几十米外有个旧书摊，我正好可以消磨一点无聊时光。
我花了10元人民币买了3本太旧的书，其中1本是《中国解放区农村妇女翻身运动素描》。1949年7月在上海出版，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新华书店发行。我大致翻阅，竟篇篇与土地改革有关。
为了让我和我的读者不那么沉闷，我选录其中共产党官方表彰解放区土改积极分子的一篇报道在这儿，供对照参考。

人民的好闺女

华东新华社

胶东滨北分区藏马县（新设县）农会委员徐茂红，出身贫苦，从小讨饭，当丫头，做童养媳，直到十八岁那年，家乡解放后，才翻了身。因为她积极帮助穷苦兄弟姐妹翻身，被选为区妇会委员，去秋土改复查中，她是全县发动雇贫农团结中农走群众路线的一面旗子。
瞿家屯是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庄，据村干的报告说：“土改已完成了。”但后来发现有讨饭的，区里派她去了解和解决这庄的问题。她到村后，深入贫雇农中，先找到讨饭的刘大娘家里，刘大娘讨饭刚回来，正在温剩饭吃，徐就和她一块吃起来，刘大娘当时惊奇的说：“同志，讨饭人吃的都是猪狗不吃的东西，你们工作人员，怎么能吃下去？”徐一边吃，一边叙述她自己当初讨饭的困难情形，晚上和刘大娘一起睡，刘大娘难为情的指着炕上的破席说：“叫同志笑话，要铺无铺的，要盖无盖的，同志怎么能睡呢！”徐茂红便向她诉说自己十三岁那年到诸城讨饭时，铺着雪，盖着天睡，以及给地主当丫头时，在地上盖着簸箕睡觉的苦楚。就在这大黑夜刘大娘也把她一辈子受的委曲哭诉了出来，又把她在翻身中的委曲诉了出来，她原来只分到一斤猪肉，二升粮食，后来地主又骇唬她说：“吃一斤猪肉还十斤人肉。”从此谁也不敢提翻身了，刘大娘抱着徐茂红哽咽的说：“我的好闺女，想不到天下还有和俺穷苦人作伴的。”第二天刘大娘碰见人便说：“咱们有洪福啦！好人来咱村领导翻身了，大家都到俺家听她开导开导吧。”全村十八家贫雇农都来找徐茂红，把这庄的实情说了个明明白白，工作也就从此真正开展了。徐茂红从来不把自己和群众分开看，而群众也从未外看她，大家都亲热的叫她“闺女”或“大姐”，她帮助群众去干活，一起吃睡，不是单纯为了调查或为了“深入”，她觉得凡是受苦的人都和她母亲以及她当丫头时是一样的，因此他们的翻身和她自己的翻身一样迫切。她在工作中经常帮助群众做针线、做饭，一直到刨地捣粪，……
有时她能一天访问三十家贫雇农。很多干部学习她的工作方法，都觉得受不住。但是徐茂红却说：“我们一天工作顶多比上群众一天的劳动，群众天天如此，已经多少辈子了，我们工作嫌累，而老百姓又该怎样办呢？”这种真正的阶级自觉和群众观点，以及朴实细心的工作作风，使她得到群众普遍的爱戴，也使她能在别人无法开展工作的地方打开局面。
                                                            
一九四八年三月

采访前奏

2006年8月5日傍晚7点，我完成了对大住基村孙氏家族的走访，急匆匆赶回则黑乡。夕照浸润着山川，令赭红色的岩壁显得油腻腻的，我刚开玩笑说，连泥巴都如一块块鲜肉，肠胃就一阵阵抽。老张也感到肚子里在喷火，就一顿狂奔。翻山时遇土坎也不减速，只听得嘣嗵一声巨响，车弹跳着就下坡了。

在则黑街上最大的一家饭馆外刹车，我穿过正厅，直入极其昏暗的厨房。菜架是空的，肉案也是空的。老板和小工都下班了，只剩一个膀大腰圆的老板娘留守。她拦截道：“全卖光了，找也没用。”却低估了一只属狗的鼻子对荤腥的天然敏感。我这个近视眼居然在隐蔽的石缸内侦察出鱼！就扯过老板娘点了两条。一称3斤6两。老板娘道：“没任何菜叶子，就弄糖醋鱼吧。”我道：“从你的泡菜坛子里捞两把，剁几刀，煮成酸菜鱼。”

十几分钟后，一洗脸盆酸菜鱼气势汹汹地端了出来。乡镇上果然民风泼辣，干海椒大捧，酸菜比手掌宽。我尝了一口汤，脑顶的毛毛汗就激出来了。于是叫上饭。砰砰两声，又冷又硬的两海碗到了跟前。

1959至1962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我刚巧撞上，一出生就浑身浮肿，差点没活头。所以我的吃相比较狰狞，胃他妈的像只章鱼，伸着触须，什么都往里面搂。老张长得精瘦，却与我棋逢对手，两边的脑袋及肩膀如乌云笼罩了鱼盆。没几分钟，盆和碗里的东西就稀里哗啦，消失了大半。夕照红得更透了，将肮脏的屋顶、街道、墙面染得很浪漫，几辆马拉车嘀嘀嗒嗒地经过，在破塑料袋飘飞的污水沟边拉了一滩也很有情调的屎。我到底抬头了，摸起一旁的眼镜戴上。真巧啊，一个圆脸老头背着手，在门口停顿了两三秒，他与我对了一下光，我习惯性地笑，他却没笑。

“你好啊。”我招呼道。接着，鬼使神差地起身。
背包里有一本朋友赠送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作者罗平汉。这是一本以中国官方的观点“正面评介”土改的著作。我摸出来，递给老头。

“哦？你写的？”
我始终暧昧地微笑。待老头放松了警惕，才江湖骗子一般严肃地说：“我是四川的一个作家，专程到这一带调查、研究土地改革。老先生你愿意和我交谈几句吗？”

“你要搜集素材？”
“也不是遍地都是素材。”我的脸板得更凶了，“我在马鹿塘、撒营盘、则黑访谈过许多老人，正面、负面都有。准备将来有选择地写进书里。”

就这样两三板斧，就砍翻了一个衣冠楚楚的乡镇人物。他的面皮逐渐松弛：“请跟我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歌星苏芮有首歌，也叫《请跟我来》。

上行不过10米，一老一少相跟着进了另一饭馆。门脸与上一家相当，可里头的堂子却高多了，四周贴满亮晃晃的瓷砖，还有大红大绿的明星照。更扎眼的是，正中财神爷的左边，还供着毛泽东的乡间风俗画，面皮红彤彤，除了头发，没一丝皱纹，没一丝毛。真是个万寿无疆的慈祥公公。

在一圈能坐10人以上的大圆桌前，老头和我做出促膝谈心的架势。他的儿孙一大堆，此刻都在堂子的尽头。待他将军似地一声召唤：“泡茶！”就一溜烟地全过来了。老大老二等等等等，只需打量一下那些油光水滑的装束，就晓得是乡镇一级的干部或成功人士。递烟的同时，他们企图查验我的身份，我再次以那本《土地改革运动史》来搪塞，并称“更详细的证明材料”在车上。大约是我的态度比政府官员还生硬，他们摸不清是何方神圣，于是留了一包暗示身份的云烟在桌上，便哦哦撤退了。

厨房的油烟阵阵弥漫，我恍若置身大跃进时期的公社食堂。而老头的三角眼眯缝着，面对门窗外越来越浓的暮色发愣。

老威：老人家姓孙，然后是祖宗的宗，文化的文？
孙宗文：对。
老威：好名字。
孙宗文：父母请教书先生取的啰。
老威：我刚刚拜访了大住基村的孙姓家族，你跟他们是同一血脉？
孙宗文：都从马鹿塘迁来的，算一个祖先吧。后来就晓不得咋回事了。
老威：你与孙百万是什么关系？
孙宗文：没有关系。
老威：你住在哪儿？
孙宗文：则黑乡的上村。
老威：我指解放前。
孙宗文：在老虎堆村，离则黑三四里路。
老威：有多少土地？
孙宗文：没有。除了一间烂草房，啥也没有。我家是佃地种，有时也去外村打打短工。所以一土改，我家就划为贫农。
老威：孙姓差不多是地主，你家为啥是贫农呢？
孙宗文：我家与他们扯不上。
老威：请讲讲你们村土改，也就是斗地主的情况。
孙宗文：老虎堆太穷了，每年青黄不接，多数人都出来要饭。所以按上面的政策，以几把尺子“称大秤”，没评出地主，只推选了一户富农。
老威：你们村去过工作组吗？
孙宗文：刚解放，解放军、工作组都去过，也照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男女老少全被组织起来。我1930年生，那时20出头，就叫发展成了民兵。各村的贫雇农，年龄在十六、七到二、三十的，都当民兵。
老威：民兵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孙宗文：党叫干啥就干啥。运动一环扣一环，这一阶段重点是这个，下一阶段重点是那个。
老威：举个例子。
孙宗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加赔罚，还有土改、土改复查。那几年，我们一直风风火火，瞌睡都不够。先是各村的地主各村斗，后来就交叉斗，集中起来斗。
老威：则黑周围的地主集中在那儿？
孙宗文：先是乡公所，后来人多了，就把小学的教室腾出来关。
老威：民兵打人吗？
孙宗文：我们都是按政策办事。
老威：到底打不打人？
孙宗文：一般不打人。态度老实的，主动交财产交罚款的，一开头就把解放前的罪行一条一条抖出来，向人民缴械投降，没有任何隐瞒的。我们按工作组的指示，绝不动他一根寒毛。
老威：态度老实的有多少？
孙宗文：还是比较多啰。集中反省，一天天不准回家，他们就紧张得屎也拉不出来。审问时，要反复政策攻心，使他们明白蒙混过不了关。再不行就用厉害的话骇两句。
老威：再不行呢？
孙宗文：一般来说就交代了。
老威：如果不交代呢？
孙宗文：那就动点手。
老威：我在这一带走访了一些老人，据他们回忆，当时不仅打人，还普遍使用肉刑。比如大柴棒压腿、跪瓦碴、扎烟头、扎绳子、倒吊、陪杀场等等。你……
孙宗文：我还小。上面的政策压下来，一定要打垮地主。
老威：“打垮”的意思就是用刑吗？
孙宗文：有些人是很顽固的，不动点手，根本不会坦白。运动是有期限的，比如一两个月，三五个月，或者大半年，再硬的骨头也必须敲碎，否则就没完成党交给的革命任务。
老威：你恨地主？
孙宗文：我岁数小，政治觉悟不高。政策让恨就恨，必须恨。抵赖的时候就更遭人恨了。
老威：剥去那层阶级斗争的外壳，他们也是一辈子种庄稼的人嘛。
孙宗文：他们剥削啰。
老威：剥削？好嘛，那你儿子开这个饭馆，请了小工和厨师，算不算剥削？
孙宗文：时代不同。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毛主席和胡主席就不同。
老威：我们不争论。老人家的虚岁77吧？脑子蛮好使的。
孙宗文：去年生了场大病。好不容易爬起来，身体就差多了。现在你要我摆几十年前的事，就只能是个大概。
老威：土改至今已54年，真难为你了。
孙宗文：哪年开哪些会还记得住，小细节就记不住了。
老威：镇压地主的公审大会记得住吗？
孙宗文：从1950年起，镇压了好几批，我们当时负责押解犯人，维持秩序。则黑乡毙了伪政府的区长杨心林，乡长张应心，还有十几个恶霸地主。
老威：据说他们死前受过极其残酷的虐待。
孙宗文：他们罪有应得。
老威：你觉得他们该镇压？
孙宗文：他们不该镇压，哪个该镇压？照当时的政策条款……
老威：照现在的法律呢？
孙宗文：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

（一辆手扶式拖拉机自门外经过，震耳欲聋的轰鸣掩盖了彼此的谈话。我不禁转移视线，但见街对面的瓦顶上，最后一抹夕光正一点点逝去。电视里的中央与云南地方新闻都结束了，老头的儿媳妇故意将音量放得很大，我却置若罔闻。于是她又努嘴，暗示男人过来，请我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谈。老头似笑非笑地瞟我，可他绝对没料到我的脸皮有多厚。
我站起来，抓起桌上60元1包的云烟敬了老头儿子一支。他一愣，接过去了。我又用火机给他点着，然后道：“实在对不起，我挺喜欢你爹的，能不能再耽搁几分钟？”
“不能吃了饭再说？”
“眼下的气氛正好。我怕过了这阵子，你爹的谈兴就没这么浓了。”见对方的强笑在慢慢凝固，我急忙嘿嘿干笑，补充道：“没想到老人家以前如此风光。”
“那当然，那当然。”儿子只得打退堂鼓。我灌了一口冷茶水，又回头继续伺候他老子）

老威：通过土地改革，你家得了啥子好处？
孙宗文：我家从老虎堆搬了下来，在则黑上村分了两间瓦房，1亩多地。
老威：你家几口人？
孙宗文：母亲和我。
老威：分谁的地？
孙宗文：张应喜家的。
老威：和则黑伪乡长张应心有关系吗？
孙宗文：他们是家门。不过来往很少。解放前张应喜是老师。
老威：这个教书先生有钱吧？所以划地主。
孙宗文：没啥钱。但有奴仆，有一点土地，一称大秤就够地主。
老威：奴仆？是书童？
孙宗文：他一个人要教很多农村娃娃，太忙了，没时间种家里的地，就雇了长工帮着种。
老威：这也算剥削？
孙宗文：算。
老威：哪教书是不是劳动？
孙宗文：工作组不会问那么多。只要上了硬杠杠，就是地主。
老威：他被斗争过吗？
孙宗文：是地主就要挨斗。不过他是老师，文化高，人缘好，没受啥子罪。
老威：他的学生家长私下关照他？
孙宗文：他太聪明了，晓得这是共产党的江山，胳膊扭不过大腿。大形势大政策都明摆着，于是一开头，他就赶紧坦白，非常彻底，把几十年的肠肠肚肚，包括大家族、小家庭的根底全挖出来。《交代书》也写得深刻，不喊屈，不喊冤，只要是共产党、工作组，随便咋样都对头。肯定就能过关啰。
老威：真不愧是文人，看得穿。
孙宗文：只能顺着去，不能反着来。过了运动，大家的关系又恢复正常。
老威：也不恨地主了？
孙宗文：只要他们莫犯法、莫造谣、莫破坏，就不恨。
老威：现在恨吗？
孙宗文：现在大家都一样，没有地主。
老威：看你目前的生活水平，已超过地主了。
孙宗文：翻身啰。
老威：翻身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
孙宗文：想法很多，过后都忘了。过去了就过去了，老记着也没意思。至于政治运动，搞对了就对了，搞不对，下一任中央领导自然会出面纠正。老百姓闹得再凶，都不用负啥子具体责任。我这一辈子嘛，歪门邪道不会，见风使舵也差，可认定跟共产党闹革命，始终不变。
老威：老革命的认识的确高我等一筹。
孙宗文：50年到53年，我当了3年多土改民兵。由于听话，表现积极，年纪轻轻就入了党。1954年开始，我担任了4年多的则黑乡党支部书记，后来又当过生产队长。
老威：历次政治运动都没受冲击？
孙宗文：上面叫咋整就咋整。官这么小，冲击我干啥？
老威：1979年，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宣布给地富分子揭帽。你对政策的变化有啥感想？
孙宗文：土改没错，揭帽也没错。跟我不相干。
老威：什么与你相干呢？
孙宗文：农民嘛，只有庄稼地啰。
老威：你好像没出过远门。
孙宗文：50年代，上级派到昆明修了几年铁路。接着又回则黑上村。转眼人老得走不动了，才想起这辈子几乎没挪窝。
老威：嘿嘿，党没叫挪窝就别挪窝吧。

补记
2006年10月中旬，我躲在一个小县城整理写作。迄今为止，我大约访谈过150多人，只有上面的谈话令我觉得别扭。听着听着录音，生理性的厌恶竟油然而生。先还以为，是我“一贯的反动立场”作祟，在对历史事件的追踪、记录、还原中，这与“一贯的革命立场”同样，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否则就注定落入老毛“世间一切事物无不打上阶级烙印”的陷阱中。

可不管怎样，我不会关掉机器。所以，在磁带反复过两次以后，我突然对曾经的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同情起来。尽管他目前还认为地主们“罪有应得”，“他们不该镇压，哪个该镇压”，但是他已风烛残年，口气颤巍巍的。越到后来，头句话与下句话之间的停顿就越长，可此种空白蕴含着的不是自信或深思熟虑，而是气短、心虚、思维短路，甚至哀叹。

我的气焰却越发嚣张。话锋咄咄逼人，活脱脱一个真理在握的红色警察出演审讯把戏。伪装、逼问、诱供、激将、设陷阱等等，《孙子兵法》36计用了多少不晓得，但对付一位没见过多大世面的老人还是绰绰有余——我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的？难道我这个曾经的政治犯，动脉里却涌动着警察的血？

太烦了。我想出去走走，暂时离开机器里的那个嘿嘿假笑着的冷血的自己。

刚刚下了雨，马上就出太阳。
我站在马路边东张西望，没一个熟人，没地方可去。
几十米外有个旧书摊，我正好可以消磨一点无聊时光。
我花了10元人民币买了3本太旧的书，其中1本是《中国解放区农村妇女翻身运动素描》。1949年7月在上海出版，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新华书店发行。我大致翻阅，竟篇篇与土地改革有关。
为了让我和我的读者不那么沉闷，我选录其中共产党官方表彰解放区土改积极分子的一篇报道在这儿，供对照参考。

人民的好闺女

华东新华社

胶东滨北分区藏马县（新设县）农会委员徐茂红，出身贫苦，从小讨饭，当丫头，做童养媳，直到十八岁那年，家乡解放后，才翻了身。因为她积极帮助穷苦兄弟姐妹翻身，被选为区妇会委员，去秋土改复查中，她是全县发动雇贫农团结中农走群众路线的一面旗子。
瞿家屯是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庄，据村干的报告说：“土改已完成了。”但后来发现有讨饭的，区里派她去了解和解决这庄的问题。她到村后，深入贫雇农中，先找到讨饭的刘大娘家里，刘大娘讨饭刚回来，正在温剩饭吃，徐就和她一块吃起来，刘大娘当时惊奇的说：“同志，讨饭人吃的都是猪狗不吃的东西，你们工作人员，怎么能吃下去？”徐一边吃，一边叙述她自己当初讨饭的困难情形，晚上和刘大娘一起睡，刘大娘难为情的指着炕上的破席说：“叫同志笑话，要铺无铺的，要盖无盖的，同志怎么能睡呢！”徐茂红便向她诉说自己十三岁那年到诸城讨饭时，铺着雪，盖着天睡，以及给地主当丫头时，在地上盖着簸箕睡觉的苦楚。就在这大黑夜刘大娘也把她一辈子受的委曲哭诉了出来，又把她在翻身中的委曲诉了出来，她原来只分到一斤猪肉，二升粮食，后来地主又骇唬她说：“吃一斤猪肉还十斤人肉。”从此谁也不敢提翻身了，刘大娘抱着徐茂红哽咽的说：“我的好闺女，想不到天下还有和俺穷苦人作伴的。”第二天刘大娘碰见人便说：“咱们有洪福啦！好人来咱村领导翻身了，大家都到俺家听她开导开导吧。”全村十八家贫雇农都来找徐茂红，把这庄的实情说了个明明白白，工作也就从此真正开展了。徐茂红从来不把自己和群众分开看，而群众也从未外看她，大家都亲热的叫她“闺女”或“大姐”，她帮助群众去干活，一起吃睡，不是单纯为了调查或为了“深入”，她觉得凡是受苦的人都和她母亲以及她当丫头时是一样的，因此他们的翻身和她自己的翻身一样迫切。她在工作中经常帮助群众做针线、做饭，一直到刨地捣粪，……
有时她能一天访问三十家贫雇农。很多干部学习她的工作方法，都觉得受不住。但是徐茂红却说：“我们一天工作顶多比上群众一天的劳动，群众天天如此，已经多少辈子了，我们工作嫌累，而老百姓又该怎样办呢？”这种真正的阶级自觉和群众观点，以及朴实细心的工作作风，使她得到群众普遍的爱戴，也使她能在别人无法开展工作的地方打开局面。
                                                            
一九四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