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钟书去世后，遗孀杨绛撰写、出版了《我们仨》一书，为人们了解这对夫妇的性格，提供了一份重要材料。此书可谈之处很多，这里只谈杨绛对“反右”一事的叙述和态度。
谈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杨绛说：“接下来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第一三五页）
我想，以钱钟书的智慧，杨绛的精明，实在不必等到“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何须等待“多年后”？两个月后就真相大白了（假如两个月前真信毛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
仅隔一段，杨女士立刻自打嘴巴，揭露自己刚刚撒的谎：“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对钟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有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
这里，所谓“一听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与她上面刚刚说的钱去中南海听毛“号召鸣放”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一语，自相矛盾。这证实她说的“多年后看到…听到…方知是…”是假话，装成是两个一肚子真诚的书呆子。
杨绛在书中谈到钱钟书怕父亲在鸣放中听信当局动员而真的“乱发议论”，惹出麻烦（第一三六页）。她在一九八五年撰写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一书中，亦有记述：“一九五七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指钱钟书－引者按）…因父病到湖北省亲，路上写了《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4页）末首之“碾懑雷”“雨将来”诸语，尤见钱钟书对毛号召“大鸣大放”已有危险预感。由此，亦可见杨女士所谓钱钟书相信毛泽东“真心诚意”“（我们）多年后…方知”诸语之不实。“一听号召，我们就警惕了”，这么机警的夫妇，晚年写书何必装傻？杨女士为人精明，听到号召鸣放，就对钱先生说“（我们）只管吃饭”，“我们不鸣也不放”，这不是自揭谎言么？
“反右”时期，有记者要求她鸣放，她以“我不爱起哄”作答。这“起哄”二字，我想不是杨女士原话。就这两个讥刺时政的字眼，足以把她打成右派。以杨女士那种谨言慎行、“只管吃饭”、精明畏避的处世态度，料她决不敢玩这份要命的幽默，不过是今日写来，偷换字眼，俏皮、扬己而已。这“起哄”二字，既含有对当时挺身而出勇敢批评时政、要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识分子的轻蔑，又含有对毛泽东号召鸣放运动的讥刺。二字见性格。
杨女士说，“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这“正确”两字，到底是调侃呢，还是今日依然认同毛时代那种“正确”标准？她马上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她的“正确”观正是毛时代那种标准。作为一个学者和作家，她居然说，她“不觉得”“不自由”。这种回答，到底是愚昧，还是滑头呢？她在书中说，“我说的是真话”。这就是说，她并不觉得“不自由”。当时，十七、八岁的女大学生，例如林希翎、林昭，都能够尖锐地感到思想、言论和写作的不自由，而且勇敢地指出这种不自由，而年越四十五、相当老成的杨女士居然“不觉得”不自由。不知这话是真的心智麻木呢，还是撒谎？她把这种附和权力者口味的回答，说成是“正确”，那么，当时百万知识分子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即当局所谓“右派言论”“向党进攻”，自然也就“不正确”了。杨女士的政治立场非常清楚，她很自觉地和党保持一致，甚至比那些党内人士的“路线觉悟”还高。
应当指出，人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选择既不伤害他人、又能自我保护的处世方式，特别是在那种险恶的政治黑暗年代。指出杨绛女士的这些话语及其在“反右”时期的态度，丝毫不是要求她站出来鸣放，也丝毫不是要求她具备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刻性、历史反思性，而是仅仅从最基本的做人作文标准，指出她的撒谎和媚俗。
二
与杨绛女士《我们仨》中这种文字和性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身为延安老干部、一直从事共产党文艺和出版事业的韦君宜女士。年轻的韦君宜是一位热血爱国、追求理想的知识少女，在国难时刻，她放弃父母资助她留学美国的机会，放弃大学里曾一度研读的哲学专业而转而“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思痛录》第三页）。经历了五十余年的政治折磨和良心折磨，她晚年缠绵病榻，撰写《思痛录》（一九八六年动笔，一九九八年出版，比杨绛《我们仨》早动笔至少十四、五年，出版亦早大约五年），沉痛回顾一生所历的险恶风雨，抒发内心的愤怒之情，真话实说，毫无掩饰，显示出一个有头脑、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真诚品格。她的《思痛录》也写到“反右”事件，文字处处表现出愤怒、痛苦、懊悔、自省构成的复杂情感、深刻反思和强烈批判意识。她愤慨地谈到那场荒谬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她当时已痛悔自己走错了人生道路，错误地加入共产党、投奔延安：“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思痛录》第四十五页）
谈到“反右”这段历史，韦君宜女士驳斥某些人的愚蠢之说，把批判的笔锋直向毛泽东和“中央”：“我觉得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讲：‘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她犀利指出“反右”带来的精神伤害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而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开始风行。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第五十页）“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正气下降，邪气上升。……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第五十一页）她以十分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谈到民主党派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教授和专家们，诸如储安平、章乃器、罗隆基等人，他们参加政协，“哪里晓得只有吃饭和鼓掌的权利？”（第五十七页）韦女士感叹：“这是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第六十一页）。
韦君宜女士这些沉痛真言、民族悲哀和直面惨痛历史的正直态度，书中表现的深刻反思、批判笔触、愤慨情绪，与杨绛谈“反右”那种俏皮、撒谎、自饰和媚俗，形成性格、人格和文化素质的强烈对照。这似乎是当代的另一种“围城”：里面的人很后悔，渴望冲出来，而在外面的人却矮子观场，伸长脖子，甜着嘴皮，想进去……
韦君宜追述往事，反省自己，痛恨自己被党性所迫，在“反右运动”中“也干了些违背良心”的事，“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胡说八道”地执笔“批判”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同事黄秋耘，写完以后给黄秋耘看，黄为之一笑（第四十四页）。她自省：“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容易被谎言所欺骗，反而会助纣为虐。”（第六十九页）她质疑：“这次反右运动，波及达上百万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五十三页）
这样的反思、批判和质疑精神，是杨绛晚年书中谈论反右往事时所没有的。一九八零年十二月，钱钟书为杨绛《干校六记》撰写前言，曾这样指出：“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这是在委婉指出妻子这本写个人文革经历的小书，缺乏自我反省。何以见得呢？钱钟书写道：“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惭愧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漏得一干二净。”杨绛若记得这话，《我们仨》或许会少些假话、少些媚俗，多些真诚、多些自省？
人真是一个有趣的、难以理喻的物种。有时你既不能以常识来理解某些人，也不能以太高的理智来推想某些人，特别是对那些所谓知识者、哲学者、思想者、作家、文人、科学家之类，别看此辈舞文弄墨，玩弄符号，耍弄公式，夸夸其谈，有时此辈还不如一个普通百姓有见识、有良知、有道义、有性情。百姓有豪爽，此辈没有；百姓有真情，此辈只有党性；百姓有真知，此辈只知奉旨；百姓讲道义，此辈只知维护私利，如此而已。他们中的许多人，眼界十分狭隘，头脑十分浅薄，心思十分复杂。他们的勇气在于不知羞耻制作谎言、不知羞愧制造文字垃圾。
你以为圈子里的人一定很坏，可是有时偏偏从圈子里站出有真知、有胆量的勇士；你以为圈子外面的人一定比圈子里的人好，可是偏偏有些圈子外面的人更不成样子，显得他们比里面的人更起劲。这些没拿本子的业余卫道士，有时简直把人惊呆。
你以为经历了“反右”和“文革”，谁还不明白怎么一回事么？谁还上当呀？
可是偏偏还有不少亲历者、后生辈在掩盖那些悲剧、捍卫那些“运动”。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那些捍卫者们正是当年以弯腰和跪姿、挨打和挨批、一天天熬出来的受难者，他们往往也挽起袖子，露出臂膀，示人以当年的伤痕，像一个有幸未死的老兵炫耀自己刀下逃生的疤痕。他们淡漠了痛苦，失去了思考，用一管软软的笔在装傻和俏皮。奴隶的人种，万劫不复，此之谓也。韦君宜女士在《思痛录》中感叹：“中国的可怜的老百姓，太容易高呼万岁。”（第六十一页）殆此意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