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对机会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弱智坐失良机，强者创造机会。一种认为，机会的实质在于准备而非创造。即机会不取决于主观意愿。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要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机会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机会到来，不可坐失良机。笔者不太认同第一种观点，不太认同强者可以创造机会。笔者以为：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所谓英雄不过是能够认识机会，把握机会，顺势而为。在很多时候，英雄创造的“机会”，很可能根本不是机会，这也就是很多英雄失败的原因。
 
当我们需要判断是不是机会的时候，切忌主观，切忌固执，切忌癫狂，切忌一厢情愿。机会与其他概念相同的是，需要一个标准来检验，来限定。比如，一些人信口开河的谈“中国的人权进步”就是不懂得进步也是需要接受标准的检验，也是需要特定语境加以限定，否之，自己的信口开河必然会被另一种信口开河所质疑，所证伪。标准需具有普遍适用性，限定就是概念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机会也同样，不能我认为是机会就是机会。比如，一些人依据民怨沸腾就认为机会来了，就认为再不进监狱就没有机会了，即便进去也坐不了三两年，必会荣归故里。更有甚者，根本不相信他会进去，不断地对周围的人讲：“跟着我是最安全的”，其结果事与愿违。这些人就是对机会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误将假象当成真。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些人的进监狱并不是源自于对机会的错误判断，而是源自于执着的做人原则，源自于不可动摇的理念，这些人区别于做出错误判断的人。
 
如果英雄可以创造机会，那么机会就必须界定为主观——由英雄的主观来确定。这不仅不现实也背离了机会这个概念的实质。机会蕴含两个关键词：其一，时间，其二，有利，就时间而言，它是非主观的，不以人的认可与否而改变，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利用时间，却无法改变时间，英雄也不能将今天改作明天。有利是指，可以有利于任何人，不仅仅有利于或取决于自己。
 
那么，我在这里喋喋不休的说“机会不是英雄创造的”的意义何在？或者我究竟想说明什么？我想说的是：对机会而言，我们只能等待。机会来了则动，机会不来时则静，不错过机会，也不伤害自己，动静两相宜，非卑鄙也。实际上所有人在谈机会时，都是在实实在在的践行“机会主义”。“动”不需要解释，“静”要补充一下说明，非静卧，逃避，而是对可作的事进行选择，目地是保证、扩大活动空间。如果一直在“动”，就可能在该“动”的时候“动”不起来。当然，不同的人，不同的兴趣，不同的选择决定了“动”与“静”是相对的，在很多时候，没有“动”是不行的，没有“静”也不行。
 
我以为：在专制下判断机会是否来临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民怨沸腾；二，统治者之间矛盾激烈；三，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三者缺一不可。在民主社会，符合第一个条件就够了，民怨一旦沸腾，政权就要更迭。在专制下，仅仅有这个条件远远不够，专制的实质就是要压制民意，从专制的产生那天开始，民怨就沸腾，不能说从专制开始的那天就是机会。加上第二个条件也不够，只要有人群就有矛盾，就有斗争，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政党更是如此，尤其当一个政党沦落为一群罪犯的时候，相互之间的推诿在所难免。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可你不能认为机会一直存在，因为统治者最佳的选择是在内部之间协调、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于是，第三个条件尤为重要，就是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他们可以不公开，可他们为什么要公开？公开对于一个利益集团来讲，对于一群罪犯来讲，应当极力加以掩盖，掩盖有利于他们，相互之间的揭短会消弱他们的统治力。他们不会不清楚这点，别把他们想象为弱智。由此，公开至少反映了两点：其一，统治者之间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无法自己解决，可以内部解决的问题，他们不会公开。于是二，他们需要借助民意。弱者要借，强者也要借，如果仅仅弱者想借，由于强者不会容许，矛盾也不可能公开，所以强者也需要借，在强者看来，强弱是相对的，谁借到了民意，谁就可能成为强者，有了民意的支持才可能保证强者的地位不被动摇。也就是说，只有到了他们需要借助民意的时候，机会才会出现。有人会说：“毛泽东也在借助民意，为何没有机会出现”？错了！毛泽东不是在借助民意而是在左右民意，“借助”民意与“左右”民意的最大区别是，民众是否有讨价还价的机会。毛泽东之所以可以左右民意是因为他有超乎寻常人的残忍。现在的统治者也残忍，但他们有太多的利益需要获得，需要保护，他们已经尝到了甜头，不想放弃。“改革开放”不仅可以让他们在国内获得巨大利益，也可以给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刮民财提供机会，为了保证这个机会久远些，就不能像毛泽东那样一直表现为凶残。毛泽东与现统治者都是残忍的，但程度不同，程度不同不改变专制的本质却为致力于改变专制的人们提供机会。
 
什么是公开化？温家宝在一年前的讲话算不算公开化？我以为不算，原因是，那时在他们内部没有激烈的反对声音，温家宝在国外可以讲，在国内也可以讲，讲的时候没有现实的威胁、压力，或至少温家宝的政治敌手不认为矛盾需要公开，他们之间还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局面。可是现在不同了，反对声音出来了，强硬的很，温家宝就不再说了。如果他们只想让温家宝闭嘴，完全可以去温家宝的办公室去告知他，威胁他，没必要公开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公开也需要至少满足一个条件，双方的观点有了较为充分的表达，且这种表达是公开的。一年前，矛盾有，不公开，没有机会，现在矛盾依旧有，公开了且同时满足了民怨沸腾的条件，这样，机会就随时可能出现。
 
邓小平借助民意“登顶”成功，赵紫阳借助民意“名垂千古”，温家宝也在借助民意大谈“理念”，而民众总是错失良机。由此，我以为，当务之急是提高把握机会的能力以备机会到来时之需。首先，别再痴迷于启蒙，痴迷于理念，理念无需论证。人们只需知道，追求自由不是什么坏事，这已足够。

其次，求同存异，摒弃前嫌，合为一股，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机会出现后成为决定性力量，拒绝重蹈历史覆辙。

再次，机会一旦出现，手段的选择，只决定于一瞬间。这要提前演练，在什么环境下采用什么手段。装甲车开进后，一切选择为时已晚。千万不要在机会面前争论不休，在争论中错失良机。在机会到来时，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使用什么最快捷的手段结束专制而非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守卫真理”。
 
最后，为实现以上一切，就要从现在开始做好充分准备，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理解、放弃一些应当放弃的东西、在原则性问题上达成共识，等待机会的到来。
 
机会总表现为瞬间，一旦错失，很难再来。历史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人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但是，遗憾淹没不了执着的祈盼，祈盼中国自由、民主力量的真正崛起，祈盼这股自由、民主的力量能够左右中国的未来。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对机会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弱智坐失良机，强者创造机会。一种认为，机会的实质在于准备而非创造。即机会不取决于主观意愿。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要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机会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机会到来，不可坐失良机。笔者不太认同第一种观点，不太认同强者可以创造机会。笔者以为：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所谓英雄不过是能够认识机会，把握机会，顺势而为。在很多时候，英雄创造的“机会”，很可能根本不是机会，这也就是很多英雄失败的原因。
 
当我们需要判断是不是机会的时候，切忌主观，切忌固执，切忌癫狂，切忌一厢情愿。机会与其他概念相同的是，需要一个标准来检验，来限定。比如，一些人信口开河的谈“中国的人权进步”就是不懂得进步也是需要接受标准的检验，也是需要特定语境加以限定，否之，自己的信口开河必然会被另一种信口开河所质疑，所证伪。标准需具有普遍适用性，限定就是概念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机会也同样，不能我认为是机会就是机会。比如，一些人依据民怨沸腾就认为机会来了，就认为再不进监狱就没有机会了，即便进去也坐不了三两年，必会荣归故里。更有甚者，根本不相信他会进去，不断地对周围的人讲：“跟着我是最安全的”，其结果事与愿违。这些人就是对机会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误将假象当成真。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些人的进监狱并不是源自于对机会的错误判断，而是源自于执着的做人原则，源自于不可动摇的理念，这些人区别于做出错误判断的人。
 
如果英雄可以创造机会，那么机会就必须界定为主观——由英雄的主观来确定。这不仅不现实也背离了机会这个概念的实质。机会蕴含两个关键词：其一，时间，其二，有利，就时间而言，它是非主观的，不以人的认可与否而改变，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利用时间，却无法改变时间，英雄也不能将今天改作明天。有利是指，可以有利于任何人，不仅仅有利于或取决于自己。
 
那么，我在这里喋喋不休的说“机会不是英雄创造的”的意义何在？或者我究竟想说明什么？我想说的是：对机会而言，我们只能等待。机会来了则动，机会不来时则静，不错过机会，也不伤害自己，动静两相宜，非卑鄙也。实际上所有人在谈机会时，都是在实实在在的践行“机会主义”。“动”不需要解释，“静”要补充一下说明，非静卧，逃避，而是对可作的事进行选择，目地是保证、扩大活动空间。如果一直在“动”，就可能在该“动”的时候“动”不起来。当然，不同的人，不同的兴趣，不同的选择决定了“动”与“静”是相对的，在很多时候，没有“动”是不行的，没有“静”也不行。
 
我以为：在专制下判断机会是否来临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民怨沸腾；二，统治者之间矛盾激烈；三，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三者缺一不可。在民主社会，符合第一个条件就够了，民怨一旦沸腾，政权就要更迭。在专制下，仅仅有这个条件远远不够，专制的实质就是要压制民意，从专制的产生那天开始，民怨就沸腾，不能说从专制开始的那天就是机会。加上第二个条件也不够，只要有人群就有矛盾，就有斗争，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政党更是如此，尤其当一个政党沦落为一群罪犯的时候，相互之间的推诿在所难免。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可你不能认为机会一直存在，因为统治者最佳的选择是在内部之间协调、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于是，第三个条件尤为重要，就是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他们可以不公开，可他们为什么要公开？公开对于一个利益集团来讲，对于一群罪犯来讲，应当极力加以掩盖，掩盖有利于他们，相互之间的揭短会消弱他们的统治力。他们不会不清楚这点，别把他们想象为弱智。由此，公开至少反映了两点：其一，统治者之间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无法自己解决，可以内部解决的问题，他们不会公开。于是二，他们需要借助民意。弱者要借，强者也要借，如果仅仅弱者想借，由于强者不会容许，矛盾也不可能公开，所以强者也需要借，在强者看来，强弱是相对的，谁借到了民意，谁就可能成为强者，有了民意的支持才可能保证强者的地位不被动摇。也就是说，只有到了他们需要借助民意的时候，机会才会出现。有人会说：“毛泽东也在借助民意，为何没有机会出现”？错了！毛泽东不是在借助民意而是在左右民意，“借助”民意与“左右”民意的最大区别是，民众是否有讨价还价的机会。毛泽东之所以可以左右民意是因为他有超乎寻常人的残忍。现在的统治者也残忍，但他们有太多的利益需要获得，需要保护，他们已经尝到了甜头，不想放弃。“改革开放”不仅可以让他们在国内获得巨大利益，也可以给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刮民财提供机会，为了保证这个机会久远些，就不能像毛泽东那样一直表现为凶残。毛泽东与现统治者都是残忍的，但程度不同，程度不同不改变专制的本质却为致力于改变专制的人们提供机会。
 
什么是公开化？温家宝在一年前的讲话算不算公开化？我以为不算，原因是，那时在他们内部没有激烈的反对声音，温家宝在国外可以讲，在国内也可以讲，讲的时候没有现实的威胁、压力，或至少温家宝的政治敌手不认为矛盾需要公开，他们之间还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局面。可是现在不同了，反对声音出来了，强硬的很，温家宝就不再说了。如果他们只想让温家宝闭嘴，完全可以去温家宝的办公室去告知他，威胁他，没必要公开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公开也需要至少满足一个条件，双方的观点有了较为充分的表达，且这种表达是公开的。一年前，矛盾有，不公开，没有机会，现在矛盾依旧有，公开了且同时满足了民怨沸腾的条件，这样，机会就随时可能出现。
 
邓小平借助民意“登顶”成功，赵紫阳借助民意“名垂千古”，温家宝也在借助民意大谈“理念”，而民众总是错失良机。由此，我以为，当务之急是提高把握机会的能力以备机会到来时之需。首先，别再痴迷于启蒙，痴迷于理念，理念无需论证。人们只需知道，追求自由不是什么坏事，这已足够。

其次，求同存异，摒弃前嫌，合为一股，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机会出现后成为决定性力量，拒绝重蹈历史覆辙。

再次，机会一旦出现，手段的选择，只决定于一瞬间。这要提前演练，在什么环境下采用什么手段。装甲车开进后，一切选择为时已晚。千万不要在机会面前争论不休，在争论中错失良机。在机会到来时，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使用什么最快捷的手段结束专制而非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守卫真理”。
 
最后，为实现以上一切，就要从现在开始做好充分准备，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理解、放弃一些应当放弃的东西、在原则性问题上达成共识，等待机会的到来。
 
机会总表现为瞬间，一旦错失，很难再来。历史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人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但是，遗憾淹没不了执着的祈盼，祈盼中国自由、民主力量的真正崛起，祈盼这股自由、民主的力量能够左右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