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机会的认识与把握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对机会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弱智坐失良机,强者创造机会。一种认为,机会的实质在于准备而非创造。即机会不取决于主观意愿。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要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机会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机会到来,不可坐失良机。笔者不太认同第一种观点,不太认同强者可以创造机会。笔者以为: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所谓英雄不过是能够认识机会,把握机会,顺势而为。在很多时候,英雄创造的“机会”,很可能根本不是机会,这也就是很多英雄失败的原因。
 
当我们需要判断是不是机会的时候,切忌主观,切忌固执,切忌癫狂,切忌一厢情愿。机会与其他概念相同的是,需要一个标准来检验,来限定。比如,一些人信口开河的谈“中国的人权进步”就是不懂得进步也是需要接受标准的检验,也是需要特定语境加以限定,否之,自己的信口开河必然会被另一种信口开河所质疑,所证伪。标准需具有普遍适用性,限定就是概念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机会也同样,不能我认为是机会就是机会。比如,一些人依据民怨沸腾就认为机会来了,就认为再不进监狱就没有机会了,即便进去也坐不了三两年,必会荣归故里。更有甚者,根本不相信他会进去,不断地对周围的人讲:“跟着我是最安全的”,其结果事与愿违。这些人就是对机会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误将假象当成真。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些人的进监狱并不是源自于对机会的错误判断,而是源自于执着的做人原则,源自于不可动摇的理念,这些人区别于做出错误判断的人。
 
如果英雄可以创造机会,那么机会就必须界定为主观——由英雄的主观来确定。这不仅不现实也背离了机会这个概念的实质。机会蕴含两个关键词:其一,时间,其二,有利,就时间而言,它是非主观的,不以人的认可与否而改变,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利用时间,却无法改变时间,英雄也不能将今天改作明天。有利是指,可以有利于任何人,不仅仅有利于或取决于自己。
 
那么,我在这里喋喋不休的说“机会不是英雄创造的”的意义何在?或者我究竟想说明什么?我想说的是:对机会而言,我们只能等待。机会来了则动,机会不来时则静,不错过机会,也不伤害自己,动静两相宜,非卑鄙也。实际上所有人在谈机会时,都是在实实在在的践行“机会主义”。“动”不需要解释,“静”要补充一下说明,非静卧,逃避,而是对可作的事进行选择,目地是保证、扩大活动空间。如果一直在“动”,就可能在该“动”的时候“动”不起来。当然,不同的人,不同的兴趣,不同的选择决定了“动”与“静”是相对的,在很多时候,没有“动”是不行的,没有“静”也不行。
 
我以为:在专制下判断机会是否来临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民怨沸腾;二,统治者之间矛盾激烈;三,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三者缺一不可。在民主社会,符合第一个条件就够了,民怨一旦沸腾,政权就要更迭。在专制下,仅仅有这个条件远远不够,专制的实质就是要压制民意,从专制的产生那天开始,民怨就沸腾,不能说从专制开始的那天就是机会。加上第二个条件也不够,只要有人群就有矛盾,就有斗争,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政党更是如此,尤其当一个政党沦落为一群罪犯的时候,相互之间的推诿在所难免。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可你不能认为机会一直存在,因为统治者最佳的选择是在内部之间协调、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于是,第三个条件尤为重要,就是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他们可以不公开,可他们为什么要公开?公开对于一个利益集团来讲,对于一群罪犯来讲,应当极力加以掩盖,掩盖有利于他们,相互之间的揭短会消弱他们的统治力。他们不会不清楚这点,别把他们想象为弱智。由此,公开至少反映了两点:其一,统治者之间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无法自己解决,可以内部解决的问题,他们不会公开。于是二,他们需要借助民意。弱者要借,强者也要借,如果仅仅弱者想借,由于强者不会容许,矛盾也不可能公开,所以强者也需要借,在强者看来,强弱是相对的,谁借到了民意,谁就可能成为强者,有了民意的支持才可能保证强者的地位不被动摇。也就是说,只有到了他们需要借助民意的时候,机会才会出现。有人会说:“毛泽东也在借助民意,为何没有机会出现”?错了!毛泽东不是在借助民意而是在左右民意,“借助”民意与“左右”民意的最大区别是,民众是否有讨价还价的机会。毛泽东之所以可以左右民意是因为他有超乎寻常人的残忍。现在的统治者也残忍,但他们有太多的利益需要获得,需要保护,他们已经尝到了甜头,不想放弃。“改革开放”不仅可以让他们在国内获得巨大利益,也可以给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刮民财提供机会,为了保证这个机会久远些,就不能像毛泽东那样一直表现为凶残。毛泽东与现统治者都是残忍的,但程度不同,程度不同不改变专制的本质却为致力于改变专制的人们提供机会。
 
什么是公开化?温家宝在一年前的讲话算不算公开化?我以为不算,原因是,那时在他们内部没有激烈的反对声音,温家宝在国外可以讲,在国内也可以讲,讲的时候没有现实的威胁、压力,或至少温家宝的政治敌手不认为矛盾需要公开,他们之间还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局面。可是现在不同了,反对声音出来了,强硬的很,温家宝就不再说了。如果他们只想让温家宝闭嘴,完全可以去温家宝的办公室去告知他,威胁他,没必要公开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公开也需要至少满足一个条件,双方的观点有了较为充分的表达,且这种表达是公开的。一年前,矛盾有,不公开,没有机会,现在矛盾依旧有,公开了且同时满足了民怨沸腾的条件,这样,机会就随时可能出现。
 
邓小平借助民意“登顶”成功,赵紫阳借助民意“名垂千古”,温家宝也在借助民意大谈“理念”,而民众总是错失良机。由此,我以为,当务之急是提高把握机会的能力以备机会到来时之需。首先,别再痴迷于启蒙,痴迷于理念,理念无需论证。人们只需知道,追求自由不是什么坏事,这已足够。


其次,求同存异,摒弃前嫌,合为一股,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机会出现后成为决定性力量,拒绝重蹈历史覆辙。


再次,机会一旦出现,手段的选择,只决定于一瞬间。这要提前演练,在什么环境下采用什么手段。装甲车开进后,一切选择为时已晚。千万不要在机会面前争论不休,在争论中错失良机。在机会到来时,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使用什么最快捷的手段结束专制而非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守卫真理”。
 
最后,为实现以上一切,就要从现在开始做好充分准备,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理解、放弃一些应当放弃的东西、在原则性问题上达成共识,等待机会的到来。
 
机会总表现为瞬间,一旦错失,很难再来。历史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人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但是,遗憾淹没不了执着的祈盼,祈盼中国自由、民主力量的真正崛起,祈盼这股自由、民主的力量能够左右中国的未来。

民主中国 | minzhuzhongguo.org

对机会的认识与把握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对机会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弱智坐失良机,强者创造机会。一种认为,机会的实质在于准备而非创造。即机会不取决于主观意愿。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要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机会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机会到来,不可坐失良机。笔者不太认同第一种观点,不太认同强者可以创造机会。笔者以为: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所谓英雄不过是能够认识机会,把握机会,顺势而为。在很多时候,英雄创造的“机会”,很可能根本不是机会,这也就是很多英雄失败的原因。
 
当我们需要判断是不是机会的时候,切忌主观,切忌固执,切忌癫狂,切忌一厢情愿。机会与其他概念相同的是,需要一个标准来检验,来限定。比如,一些人信口开河的谈“中国的人权进步”就是不懂得进步也是需要接受标准的检验,也是需要特定语境加以限定,否之,自己的信口开河必然会被另一种信口开河所质疑,所证伪。标准需具有普遍适用性,限定就是概念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机会也同样,不能我认为是机会就是机会。比如,一些人依据民怨沸腾就认为机会来了,就认为再不进监狱就没有机会了,即便进去也坐不了三两年,必会荣归故里。更有甚者,根本不相信他会进去,不断地对周围的人讲:“跟着我是最安全的”,其结果事与愿违。这些人就是对机会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误将假象当成真。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些人的进监狱并不是源自于对机会的错误判断,而是源自于执着的做人原则,源自于不可动摇的理念,这些人区别于做出错误判断的人。
 
如果英雄可以创造机会,那么机会就必须界定为主观——由英雄的主观来确定。这不仅不现实也背离了机会这个概念的实质。机会蕴含两个关键词:其一,时间,其二,有利,就时间而言,它是非主观的,不以人的认可与否而改变,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利用时间,却无法改变时间,英雄也不能将今天改作明天。有利是指,可以有利于任何人,不仅仅有利于或取决于自己。
 
那么,我在这里喋喋不休的说“机会不是英雄创造的”的意义何在?或者我究竟想说明什么?我想说的是:对机会而言,我们只能等待。机会来了则动,机会不来时则静,不错过机会,也不伤害自己,动静两相宜,非卑鄙也。实际上所有人在谈机会时,都是在实实在在的践行“机会主义”。“动”不需要解释,“静”要补充一下说明,非静卧,逃避,而是对可作的事进行选择,目地是保证、扩大活动空间。如果一直在“动”,就可能在该“动”的时候“动”不起来。当然,不同的人,不同的兴趣,不同的选择决定了“动”与“静”是相对的,在很多时候,没有“动”是不行的,没有“静”也不行。
 
我以为:在专制下判断机会是否来临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民怨沸腾;二,统治者之间矛盾激烈;三,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三者缺一不可。在民主社会,符合第一个条件就够了,民怨一旦沸腾,政权就要更迭。在专制下,仅仅有这个条件远远不够,专制的实质就是要压制民意,从专制的产生那天开始,民怨就沸腾,不能说从专制开始的那天就是机会。加上第二个条件也不够,只要有人群就有矛盾,就有斗争,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政党更是如此,尤其当一个政党沦落为一群罪犯的时候,相互之间的推诿在所难免。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可你不能认为机会一直存在,因为统治者最佳的选择是在内部之间协调、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于是,第三个条件尤为重要,就是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他们可以不公开,可他们为什么要公开?公开对于一个利益集团来讲,对于一群罪犯来讲,应当极力加以掩盖,掩盖有利于他们,相互之间的揭短会消弱他们的统治力。他们不会不清楚这点,别把他们想象为弱智。由此,公开至少反映了两点:其一,统治者之间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无法自己解决,可以内部解决的问题,他们不会公开。于是二,他们需要借助民意。弱者要借,强者也要借,如果仅仅弱者想借,由于强者不会容许,矛盾也不可能公开,所以强者也需要借,在强者看来,强弱是相对的,谁借到了民意,谁就可能成为强者,有了民意的支持才可能保证强者的地位不被动摇。也就是说,只有到了他们需要借助民意的时候,机会才会出现。有人会说:“毛泽东也在借助民意,为何没有机会出现”?错了!毛泽东不是在借助民意而是在左右民意,“借助”民意与“左右”民意的最大区别是,民众是否有讨价还价的机会。毛泽东之所以可以左右民意是因为他有超乎寻常人的残忍。现在的统治者也残忍,但他们有太多的利益需要获得,需要保护,他们已经尝到了甜头,不想放弃。“改革开放”不仅可以让他们在国内获得巨大利益,也可以给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刮民财提供机会,为了保证这个机会久远些,就不能像毛泽东那样一直表现为凶残。毛泽东与现统治者都是残忍的,但程度不同,程度不同不改变专制的本质却为致力于改变专制的人们提供机会。
 
什么是公开化?温家宝在一年前的讲话算不算公开化?我以为不算,原因是,那时在他们内部没有激烈的反对声音,温家宝在国外可以讲,在国内也可以讲,讲的时候没有现实的威胁、压力,或至少温家宝的政治敌手不认为矛盾需要公开,他们之间还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局面。可是现在不同了,反对声音出来了,强硬的很,温家宝就不再说了。如果他们只想让温家宝闭嘴,完全可以去温家宝的办公室去告知他,威胁他,没必要公开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公开也需要至少满足一个条件,双方的观点有了较为充分的表达,且这种表达是公开的。一年前,矛盾有,不公开,没有机会,现在矛盾依旧有,公开了且同时满足了民怨沸腾的条件,这样,机会就随时可能出现。
 
邓小平借助民意“登顶”成功,赵紫阳借助民意“名垂千古”,温家宝也在借助民意大谈“理念”,而民众总是错失良机。由此,我以为,当务之急是提高把握机会的能力以备机会到来时之需。首先,别再痴迷于启蒙,痴迷于理念,理念无需论证。人们只需知道,追求自由不是什么坏事,这已足够。


其次,求同存异,摒弃前嫌,合为一股,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机会出现后成为决定性力量,拒绝重蹈历史覆辙。


再次,机会一旦出现,手段的选择,只决定于一瞬间。这要提前演练,在什么环境下采用什么手段。装甲车开进后,一切选择为时已晚。千万不要在机会面前争论不休,在争论中错失良机。在机会到来时,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使用什么最快捷的手段结束专制而非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守卫真理”。
 
最后,为实现以上一切,就要从现在开始做好充分准备,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理解、放弃一些应当放弃的东西、在原则性问题上达成共识,等待机会的到来。
 
机会总表现为瞬间,一旦错失,很难再来。历史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人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但是,遗憾淹没不了执着的祈盼,祈盼中国自由、民主力量的真正崛起,祈盼这股自由、民主的力量能够左右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