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一个叫“红钻帝国”的女网民，大多数国人可能不会知道济南有个叫“银座”的商场。7月18日，一场特大暴雨袭击了济南市，部分地区受灾，造成人员伤亡。其间银座商场也遭水淹，损失巨大。事后，在舜网论坛的暴雨讨论中，“红钻”言辞激烈地肯定银座有人死亡。在商场高管的举报下，警方查到这个23岁的女孩，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她实行了治安拘留。
此事若放在过去，“造谣惑众”、“唯恐天下不乱”的罪名，就足以让公众闭嘴。但如今却引起很大争议。许多网民质疑警方的做法，认为“红钻”在网上只是跟帖，她相信自己听到的是真话，声称商场死了人，因此很难界定有主观故意，更无法确定造成了严重社会后果。对此我表示同意，即使“红钻”的说法违背事实，拘留她起码也是执法过当。至于“散布谣言”，原本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权力话语，往往只凭公权力机关好恶为标准，根据这一逻辑，如果一个人在网上发帖，称7月18日没有下雨，造成人们疏于救灾，这算不算散布谣言？如果不算，那只能说明，凡是某些人不喜欢的言论就是造谣，喜欢的言论就不是造谣。
传播不准确的信息是否触犯法律，这在西方也曾有过争论。上世纪六十年代，《纽约时报》登载民权人士广告，其中因对地方行政当局的指责有失实之处，被所涉官员以诽谤罪告上法庭，官司最后打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决书驳回了那些官员的起诉，维护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大法官威廉·布伦南就此表示：“美国上下普遍认同的一项原则是，对于公众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的。它可以是针对政府和公职官员的一些言辞激烈、语调尖刻，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尖锐抨击”。
这里隐含着一条“民治”社会的原则，相对于公权力，一般民众无权无势，在资讯获得与实现正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其对社会为害也小得多，所以司法机关必须首先注意保护弱势的一方。基于美国人最为珍视的言论自由，另一位大法官布莱克甚至认为，即使批评者有“恶意”，其言论自由也应得到保护，因为“恶意”是一个抽象的难以确证的概念。此后，这一法律原则的适用还从政府扩展到公众人物。
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言论自由的边界越来越扩大。尽管我们社会的司法还远不完善，但我认为，当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判断标准仍值得借鉴，那就是，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要保证每一条消息都真实无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果以不真实为由，就很容易成为公权力压制任何不同看法的借口。而面对公共安全和个人权利的矛盾，今天我们更应警惕的是公权力的滥用。
事实上，在许多公共问题上，造成公共安全事件的都是“没有下雨”的官方说法。如各地没有发生非典，没有卖血造成的艾滋病传播，没有矿难和黑砖窑，等等。许多地方政府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习惯于掩盖事实，习惯于压制不同意见。这种情况下，公众如何还能毫无保留地相信官方的说法？在银座是否死人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与商场方面都曾极力公开辟谣，但为什么“谣言”仍然不能止住，以至于要动用警力？如果说“红钻”的言论造成不良影响，那也是从反面说明一个事实：社会缺乏公信力。
要改变这种状况，各级政府就应当进一步增加信息透明度，扩大公众的知情权，让不准确的资讯止于真相，止于公信力的提高，而不是防民之口甚于防涝。试想，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公正透明的环境，真相本不会成为一个争议的问题。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后者，比如，今年6月上旬，江苏无锡一名市民也是因蓝藻爆发发送百余条短信，被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行政拘留10天。
社会上下言论不畅，谎言多于真话，怀疑多于信任，造成各种不准确信息的传播，这才是此次事件带给我们的思考，真正该反省的正是这一点。“红钻”在网上争论时，曾写道：“我也是济南人，我对济南有着深深的乡情，难道我想让济南死人吗？看到死了人我就快乐吗？我只是恨某些人的遮掩！你懂吗！！！”可惜这番话只是许多网民懂了。
济南地方政府如果能改变执政思维，摒弃“造谣者”就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斗争思维，甚至甘愿忍受某些网民的无理指责，把心思放在城市今后的排水问题上，化戾气为祥和，这样才能提高公信力，社会之和谐进步或有时焉。(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