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胜地案DSCN2975
   今天（2007年8月12日）上午，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主办的《非法占用耕地问题研讨会——上海松江新城交通枢纽项目案剖析》，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一楼景阁1号厅举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教授说出的“杀腐济贫”4个字，很快成为与会人士的基本共识和整个研讨会的主旋律之一。以下是笔者根据现场记录所进行的简单整理，如果有不够准确的地方由笔者承担全部责任。
   王卫国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介绍说：“我私下讲，过去看陈良宇案和周正毅案，一直搞不懂他们的利益来源，通过这个案例大致明白了：第一是农民的土地。第二是国家的利益。第三是市民的房产。第四是一部分商人正当的商业利益。……松江土地案的特点，第一是‘未批先用，用而不征’。松江官员边开工边报批，而且用的是农民的集体耕地，甚至开工4年一直没有报批，直到现在还是农用耕地。第二是集体土地也可以‘招拍挂’。陆金宝（上海轨道交通九号线松江段常务副总指挥长）说集体土地也可以‘招拍挂’，称得上是上海特例。……既然陆金宝已经说出来并且见诸报端了，这种集体‘招拍挂’在上海还有多少？！第三是明招暗划，实价虚收。实际上已经开始卖房了，但是土地出让金还没有交上来。第四是政府主导，司法配合。谈到这里我就很不好意思了。我是教法律的，想不到我们的一部分学生学会了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写在判决书上的判断与他们内心良知上的判断完全是两回事。……我要问我们国家的依法治国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打掉一个陈良宇易，打掉上海的这个利益网要更难。我套用毛主席的话说：‘凡是腐败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现在我们不是要杀富济贫，而是要杀腐济贫。我认为被腐败分子掠夺的钱至少要有5000亿。温总理呀，你办社保基金没有钱怎么办啊。杀腐济贫就是好办法，它本来就是国家的钱，被腐败分子抢去了嘛？！”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发言中指出：“王卫国教授讲了，陈良宇他们是怎样搞贪污腐败的。这个案件5年中的博弈非常复杂曲折，最后的目的还是搞钱嘛。最后谁受了损失，最后谁赚了钱，这样就把狐狸尾巴给抓住了。……有人说中国有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到底是谁在管理呢？是上帝管理还是魔鬼管理呢？我们都假设是上帝在管，可是我们的政府并不是上帝。你看看松江案就知道了，谁来监督监督者呢？不好办。假如交给市场，谁是土地的所有者谁就可以对土地进行使用、出让和开发了。中国的土地是公有，我们在座各位都是土地的主人，我们有发言权吗？没有！公有听起来很好听，实际上土地所有权交给了不明不白的人了。（松江案）就是把土地所有权交给陈国邦和他的儿子陈池这样的人了。经济学上非常简单明白的道理，平等自由的两个人达成的共识一定是两个人都得利的，是能够创造财富的。可是这个项目中政府权力的介入结果是搞不成了，损失了好多好多的钱啊！”
   著名社会问题专家于建嵘在发言中指出：“中国这些年有663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浦志强律师发给了我许多材料，我们感到很奇怪，找不到最重要的一方的声音，农民在这桩土地争议中却没有一点声音。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从土地的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农民的利益哪里去了呢？这个案件的关键，就是司法机关按照地方政府的利益来判案。我到政法大学演讲时，王卫国老师告诉我说，现在的司法体制是政法委管案子、市长管票子、市委书记管帽子，司法机关本身没有一点点自主权。我要说的就是这两点，第一，农民的利益在哪里？第二、审判权力是怎样被地方化了？”
   有“第一大律师”之称的张思之先生在发言中表示：“我们应当要求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割掉上海的毒瘤。上海的反腐搞不好会影响全局的。蒋经国反腐失败就是在上海。陈良宇给拿下来了，但是这样就够了吗？……我可以负责任地讲，3年前我到上海去过两次，周正毅案不也是这样吗？拿不拿，敢不敢拿，该下决心了！！周（建和）老板是港商，通过这件事尽快集中可以集中的力量向我们这个党、向十七大献个礼嘛！第二我毕竟是个律师，我觉得应该给庄胜的律师提一下：涉案人员违法了吗？如果违法了，违了什么法？究竟是谁在违法？违法的只是区政府吗？市政府完全没有关系吗？……我提供一个线索，我觉得这个案件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这个合同诈骗团伙涉及到各式各样的人物。我对沈伟得这个人深恶痛绝，他绝对构成了帮助犯罪。王（卫国）老师讲了4个字‘杀腐济贫’，我觉得非常好。作为庄胜怎么样把被动转为主动呢？要举报。……第一先举报合同诈骗，第二是土地违法征用的问题。……如果我是周老板，第一我要找秘鲁大使馆举报，你周老板是秘鲁籍的公民啊。第二我香港庄胜是香港企业，我要向港首举报。……另外，北京庄胜也有讲不清楚的事情，你占用土地是不是完全无辜，如有过失就慷慨大度地承担过失责任，把诉讼成功后所得的利益贡献给上海的农民，这个姿态十分重要。我建议记者要宣传一下王老师说的4个字‘杀腐济贫’……”
   接下来，清志强律师宣读了香港学者郎咸平的书面发言《请警惕动摇国本的腐败模式：公权力联手私用》，其中说道：“公权力联手私用的罪案层出不穷，因此，社会各界都不要觉得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只有紧盯这个案子，彻底搞清楚，搞透彻才能达到效果。这个案件，是难得的研究这种恶性腐败的上佳例子，这种时候，最应该采取的方式就是‘以案明纪，以案说法’，由纪检监察部门深入调查解剖这个案件，解开层层包装的合法外衣，明示社会，以此来遏制公务员合谋犯罪这类恶性事件的发生，这才是国家和社会的福祉所系。”
   浦志强在补充发言中表示，松江地案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与最坏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典型案例。庄胜董事长周建和先生已经明确表示过，他愿意把这次打官司胜诉的钱捐献给研究机构和上海的失地农民。
   研讨会结束前，一名女记者在发言中指出，上海的这种官商勾结的征地案件在北京也有，而且更加严重。她手里掌握了6、70页的证据，向检察部门举报却得不到受理。庄胜有实力找专家，我们没有实力又该怎么办呢？浦志强邀请这名女记者会后单独交谈。《非法占用耕地问题研讨会——上海松江新城交通枢纽项目案剖析》就此结束。

附一、张耀杰：上海松江官商勾结吸纳国家利益
   最近几天，多家媒体公开报道了上海松江土地案，通读相关材料，笔者感到震惊的是官商勾结所吸纳的巨额国家利益。
   上海松江土地案的故事情节并不十分复杂。2002年3月，上海市松江招商团赴港招商，与北京庄胜的母公司香港庄胜集团就松江新城交通枢纽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松江区政府提出在庄胜集团投资兴建上海松江客运中心的同时，由区政府安排1200亩住宅用地供开发建设，以住宅开发收益补偿对客运中心这个市政工程项目的投资。庄胜集团与松江政府握有几千亩土地开发权的上海城通轨道交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城通公司”）以及一位从来没有露过面的新西兰籍神秘客商林敏，合资成立上海庄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庄城公司”），由大股东周建和出任董事长。然而，始于2002年的上海地价飙升打破了既有的利益格局，松江方面的官商人士纷纷加入坐地分赃、吸纳国家利益的行列。
   第一个出场的是时任松江区主管城建的副区长陈国邦。2003年下半年，陈国邦为了“办事方便”，将自己的秘书王晓群调往“城通公司”任总经理。当年9月，王晓群亲自与董建和“商谈”，要求将配套给交通枢纽项目的嘉松南路2号地块中的230亩土地，通过一纸虚假的“土地置换备忘录”，划归早已注销不存在的“上海新华房地产发展公司”，再通过后续的几次“操作”落入陈国邦的儿子陈池控股的民营企业上海永懋置业有限公司名下。
   第二个出场的是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三湘公司”）老板黄辉。2003年12月，“城通公司”安排由“庄城公司”委托大股东北京庄胜代投“嘉松南路2号地块（388亩）”。北京庄胜“按计划”中第一标，中标价为126万元/亩。三湘公司中第二标。接下来，“城通公司”请黄辉出面，由与他私交甚密的上海房地产管理局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朱文锦一手操作，把已经中标的北京庄胜排挤出局。如今，地处嘉松南路2号地块的“三湘四季花城”住宅小区已经销售部分楼盘。三湘公司用以开发该住宅小区的数亿元资金，主要来自在2006年中卷入上海社保案的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
   2004年2月，“大学城站2号地块（323亩）”进入招投标程序。“城通公司”表示如再由北京庄胜中标会给人以操纵招投标之嫌疑，提出由上海庄城提供投标保证金给三湘公司，再由三湘公司代其投标。在“城通公司”的默认和安排下，中标之后的黄辉买通庄胜集团委派的“庄城公司”总经理沈伟得，以欺诈手段将“大学城站2号地块”倒手转卖，最后落到上海城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下。上海城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两大股东，竟然是“庄城公司”前总经理沈伟得的妻子秦怡以及小股东林捷的妻子张根娣，这个公司号称22500万的注册资金，绝大部分都是经沈伟得之手挪用的“庄城公司”用于客运中心的建设资金。与此同时，客运中心因所谓资金不足而停工荒废，参与客运中心建设的数千名农民工迄今没有拿到应得的工资报酬，松江新城大学城7所大学、8万名师生的出行难题也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
   尤为恶劣的是，经过公开招投标转到三湘公司名下的“嘉松南路2号地块（388亩）”和“大学城站2号地块（323亩）”，中标价格分别为139万元和126万元，松江区政府却私下里把成交价格降到70万元/亩。仅此一项，就把原本应该上交国库存的将近5亿元（700亩土地×差价70多万元/亩）的土地增值收益，出卖给了三湘公司及其背后的秘密股东。松江区政府如此出卖国家利益，幕后自然掩藏着许多官商勾结吸纳国家利益的黑色交易。

附二、上海松江土地门事件：没有话语权的人最冤

2007年08月11日 05:59 经济观察报

笑蜀 时事评论员
   这是一桩扑朔迷离的奇案，有人把它称作“松江土地门事件”。
   上海市松江区需要一个巨大的政府工程：松江新城客运中心。虽说是政府工程，政府却不可能掏一分钱的银子，只能市场化运作。于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上海庄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庄城投资兴建客运中心，松江区政府则承诺，向上海庄城注入1200亩土地，其中客运中心用地初定350亩，以市政设施用地的名义划拨，土地出让金每亩25万元；余下850亩用于商品房开发，以协议转让的方式享受每亩38万元的优惠地价，以此作为对上海庄城的补偿。

  上海庄城大股东是香港商人周建和。周信以为真，全力以赴，哪知道国家宏观调控会不期而至，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所有商业、住宅用地必须采取“招拍挂”方式转让。
   协议转让至此成了死胡同，松江区政府的承诺看来已难于操作。但最初各方并不着急，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方重新签订合同，有关方面信誓旦旦，保证用变相的围标方式，让上海庄城竞得所需全部地块。
   他们没想到，更大的不可抗力正在后面虎视眈眈，那就是房地产市场的风云突变，房价和地价如脱缰野马般迅速攀升。松江区政府承诺补偿的低价地块，因此出现了当初意料不到的巨大的升值空间。
   同样致命的问题是，周并不是一个抗打击力特别强大的商人。这就注定了周不能不被驱逐出局的厄运。代表松江区政府的小股东，联合另一个不知名的小股东，以周“没有钱”为理由，要求作为大股东的周将股份和盘让出。
   先以极具诱惑性的优厚条件引资，甚至不惜承诺一切；一旦对方入局，之后发现有暴利可图，便马上翻脸不认人。这种故事，在招商引资中早已反复上演，太多投资者被地方当局“关门打狗”。所谓“松江土地门事件”，原本也只是这些老套的故事中的一个而已，原本了无新意。
   但其实不然。周是一个硬汉子，明知自己寡不敌众，难以力挽狂澜，却偏要较真较到底。一场混战因此持续至今。而打到今天才突然发现，荒诞之中隐藏着更荒诞的情节，使整个故事峰回路转，生出无限悬念。
   当初，松江区政府信誓旦旦要注入的1200亩土地，据说全部是国有土地，是在法律程序上完全无懈可击的“熟地”。但是现在事件彻底曝光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松江区政府竟然不是这1200亩土地的地主，它卖的根本就不是它的地。
   因为，这1200亩地，到今天，性质上仍然只是农民的耕地，仍然归属于当地农民集体所有，松江区政府并没有向买主说明这个真相。
   且不谈当初承诺的协议出让及后来承诺的变相围标是否违法，即便如国家规定的招拍挂，松江区政府这么做也严重违法，因为它连招拍挂那1200亩土地的资格都没有。
   这就是说，松江区政府向大股东周建和一开始就承诺了一个根本兑现不了的大蛋糕。
   想来周建和应该是欲哭无泪吧。但究其实，他并不是惟一的受害者。这1200亩土地上，该寄托着多少农民的生计。面对1200亩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个要害，松江区政府现在仍然不当回事，很轻松地回答说：关键只是钱的问题。只要有钱，变更土地性质并不难。
   那么作为所有者的农民，他们自己的主张权、处分权在哪儿？这个问题好像不在松江区政府的视野里。松江区政府倒卖他们的土地的时候，他们仿佛根本不存在，现在真相暴露了，该对松江区政府问责的时候，他们仍然仿佛根本不存在，或者，随便怎么拿捏都行。
   1200亩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倒来倒去，演出闹剧无数，赚来银两无数。现在戏演砸了，苦大仇深的周建和可以到处喊冤，到处求助，因为他到底还是相对有话语权的。可是那些真正的地主，哪里有他们的声音？（笑蜀 时事评论员）
(张耀杰 ：当下中国必须“杀腐济贫”(图) 全文完博闻bowenpress.com)

   


   庄胜地案DSCN2975
   今天（2007年8月12日）上午，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主办的《非法占用耕地问题研讨会——上海松江新城交通枢纽项目案剖析》，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一楼景阁1号厅举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教授说出的“杀腐济贫”4个字，很快成为与会人士的基本共识和整个研讨会的主旋律之一。以下是笔者根据现场记录所进行的简单整理，如果有不够准确的地方由笔者承担全部责任。
   王卫国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介绍说：“我私下讲，过去看陈良宇案和周正毅案，一直搞不懂他们的利益来源，通过这个案例大致明白了：第一是农民的土地。第二是国家的利益。第三是市民的房产。第四是一部分商人正当的商业利益。……松江土地案的特点，第一是‘未批先用，用而不征’。松江官员边开工边报批，而且用的是农民的集体耕地，甚至开工4年一直没有报批，直到现在还是农用耕地。第二是集体土地也可以‘招拍挂’。陆金宝（上海轨道交通九号线松江段常务副总指挥长）说集体土地也可以‘招拍挂’，称得上是上海特例。……既然陆金宝已经说出来并且见诸报端了，这种集体‘招拍挂’在上海还有多少？！第三是明招暗划，实价虚收。实际上已经开始卖房了，但是土地出让金还没有交上来。第四是政府主导，司法配合。谈到这里我就很不好意思了。我是教法律的，想不到我们的一部分学生学会了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写在判决书上的判断与他们内心良知上的判断完全是两回事。……我要问我们国家的依法治国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打掉一个陈良宇易，打掉上海的这个利益网要更难。我套用毛主席的话说：‘凡是腐败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现在我们不是要杀富济贫，而是要杀腐济贫。我认为被腐败分子掠夺的钱至少要有5000亿。温总理呀，你办社保基金没有钱怎么办啊。杀腐济贫就是好办法，它本来就是国家的钱，被腐败分子抢去了嘛？！”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发言中指出：“王卫国教授讲了，陈良宇他们是怎样搞贪污腐败的。这个案件5年中的博弈非常复杂曲折，最后的目的还是搞钱嘛。最后谁受了损失，最后谁赚了钱，这样就把狐狸尾巴给抓住了。……有人说中国有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到底是谁在管理呢？是上帝管理还是魔鬼管理呢？我们都假设是上帝在管，可是我们的政府并不是上帝。你看看松江案就知道了，谁来监督监督者呢？不好办。假如交给市场，谁是土地的所有者谁就可以对土地进行使用、出让和开发了。中国的土地是公有，我们在座各位都是土地的主人，我们有发言权吗？没有！公有听起来很好听，实际上土地所有权交给了不明不白的人了。（松江案）就是把土地所有权交给陈国邦和他的儿子陈池这样的人了。经济学上非常简单明白的道理，平等自由的两个人达成的共识一定是两个人都得利的，是能够创造财富的。可是这个项目中政府权力的介入结果是搞不成了，损失了好多好多的钱啊！”
   著名社会问题专家于建嵘在发言中指出：“中国这些年有663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浦志强律师发给了我许多材料，我们感到很奇怪，找不到最重要的一方的声音，农民在这桩土地争议中却没有一点声音。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从土地的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农民的利益哪里去了呢？这个案件的关键，就是司法机关按照地方政府的利益来判案。我到政法大学演讲时，王卫国老师告诉我说，现在的司法体制是政法委管案子、市长管票子、市委书记管帽子，司法机关本身没有一点点自主权。我要说的就是这两点，第一，农民的利益在哪里？第二、审判权力是怎样被地方化了？”
   有“第一大律师”之称的张思之先生在发言中表示：“我们应当要求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割掉上海的毒瘤。上海的反腐搞不好会影响全局的。蒋经国反腐失败就是在上海。陈良宇给拿下来了，但是这样就够了吗？……我可以负责任地讲，3年前我到上海去过两次，周正毅案不也是这样吗？拿不拿，敢不敢拿，该下决心了！！周（建和）老板是港商，通过这件事尽快集中可以集中的力量向我们这个党、向十七大献个礼嘛！第二我毕竟是个律师，我觉得应该给庄胜的律师提一下：涉案人员违法了吗？如果违法了，违了什么法？究竟是谁在违法？违法的只是区政府吗？市政府完全没有关系吗？……我提供一个线索，我觉得这个案件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这个合同诈骗团伙涉及到各式各样的人物。我对沈伟得这个人深恶痛绝，他绝对构成了帮助犯罪。王（卫国）老师讲了4个字‘杀腐济贫’，我觉得非常好。作为庄胜怎么样把被动转为主动呢？要举报。……第一先举报合同诈骗，第二是土地违法征用的问题。……如果我是周老板，第一我要找秘鲁大使馆举报，你周老板是秘鲁籍的公民啊。第二我香港庄胜是香港企业，我要向港首举报。……另外，北京庄胜也有讲不清楚的事情，你占用土地是不是完全无辜，如有过失就慷慨大度地承担过失责任，把诉讼成功后所得的利益贡献给上海的农民，这个姿态十分重要。我建议记者要宣传一下王老师说的4个字‘杀腐济贫’……”
   接下来，清志强律师宣读了香港学者郎咸平的书面发言《请警惕动摇国本的腐败模式：公权力联手私用》，其中说道：“公权力联手私用的罪案层出不穷，因此，社会各界都不要觉得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只有紧盯这个案子，彻底搞清楚，搞透彻才能达到效果。这个案件，是难得的研究这种恶性腐败的上佳例子，这种时候，最应该采取的方式就是‘以案明纪，以案说法’，由纪检监察部门深入调查解剖这个案件，解开层层包装的合法外衣，明示社会，以此来遏制公务员合谋犯罪这类恶性事件的发生，这才是国家和社会的福祉所系。”
   浦志强在补充发言中表示，松江地案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与最坏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典型案例。庄胜董事长周建和先生已经明确表示过，他愿意把这次打官司胜诉的钱捐献给研究机构和上海的失地农民。
   研讨会结束前，一名女记者在发言中指出，上海的这种官商勾结的征地案件在北京也有，而且更加严重。她手里掌握了6、70页的证据，向检察部门举报却得不到受理。庄胜有实力找专家，我们没有实力又该怎么办呢？浦志强邀请这名女记者会后单独交谈。《非法占用耕地问题研讨会——上海松江新城交通枢纽项目案剖析》就此结束。

附一、张耀杰：上海松江官商勾结吸纳国家利益
   最近几天，多家媒体公开报道了上海松江土地案，通读相关材料，笔者感到震惊的是官商勾结所吸纳的巨额国家利益。
   上海松江土地案的故事情节并不十分复杂。2002年3月，上海市松江招商团赴港招商，与北京庄胜的母公司香港庄胜集团就松江新城交通枢纽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松江区政府提出在庄胜集团投资兴建上海松江客运中心的同时，由区政府安排1200亩住宅用地供开发建设，以住宅开发收益补偿对客运中心这个市政工程项目的投资。庄胜集团与松江政府握有几千亩土地开发权的上海城通轨道交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城通公司”）以及一位从来没有露过面的新西兰籍神秘客商林敏，合资成立上海庄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庄城公司”），由大股东周建和出任董事长。然而，始于2002年的上海地价飙升打破了既有的利益格局，松江方面的官商人士纷纷加入坐地分赃、吸纳国家利益的行列。
   第一个出场的是时任松江区主管城建的副区长陈国邦。2003年下半年，陈国邦为了“办事方便”，将自己的秘书王晓群调往“城通公司”任总经理。当年9月，王晓群亲自与董建和“商谈”，要求将配套给交通枢纽项目的嘉松南路2号地块中的230亩土地，通过一纸虚假的“土地置换备忘录”，划归早已注销不存在的“上海新华房地产发展公司”，再通过后续的几次“操作”落入陈国邦的儿子陈池控股的民营企业上海永懋置业有限公司名下。
   第二个出场的是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三湘公司”）老板黄辉。2003年12月，“城通公司”安排由“庄城公司”委托大股东北京庄胜代投“嘉松南路2号地块（388亩）”。北京庄胜“按计划”中第一标，中标价为126万元/亩。三湘公司中第二标。接下来，“城通公司”请黄辉出面，由与他私交甚密的上海房地产管理局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朱文锦一手操作，把已经中标的北京庄胜排挤出局。如今，地处嘉松南路2号地块的“三湘四季花城”住宅小区已经销售部分楼盘。三湘公司用以开发该住宅小区的数亿元资金，主要来自在2006年中卷入上海社保案的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
   2004年2月，“大学城站2号地块（323亩）”进入招投标程序。“城通公司”表示如再由北京庄胜中标会给人以操纵招投标之嫌疑，提出由上海庄城提供投标保证金给三湘公司，再由三湘公司代其投标。在“城通公司”的默认和安排下，中标之后的黄辉买通庄胜集团委派的“庄城公司”总经理沈伟得，以欺诈手段将“大学城站2号地块”倒手转卖，最后落到上海城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下。上海城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两大股东，竟然是“庄城公司”前总经理沈伟得的妻子秦怡以及小股东林捷的妻子张根娣，这个公司号称22500万的注册资金，绝大部分都是经沈伟得之手挪用的“庄城公司”用于客运中心的建设资金。与此同时，客运中心因所谓资金不足而停工荒废，参与客运中心建设的数千名农民工迄今没有拿到应得的工资报酬，松江新城大学城7所大学、8万名师生的出行难题也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
   尤为恶劣的是，经过公开招投标转到三湘公司名下的“嘉松南路2号地块（388亩）”和“大学城站2号地块（323亩）”，中标价格分别为139万元和126万元，松江区政府却私下里把成交价格降到70万元/亩。仅此一项，就把原本应该上交国库存的将近5亿元（700亩土地×差价70多万元/亩）的土地增值收益，出卖给了三湘公司及其背后的秘密股东。松江区政府如此出卖国家利益，幕后自然掩藏着许多官商勾结吸纳国家利益的黑色交易。

附二、上海松江土地门事件：没有话语权的人最冤

2007年08月11日 05:59 经济观察报

笑蜀 时事评论员
   这是一桩扑朔迷离的奇案，有人把它称作“松江土地门事件”。
   上海市松江区需要一个巨大的政府工程：松江新城客运中心。虽说是政府工程，政府却不可能掏一分钱的银子，只能市场化运作。于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上海庄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庄城投资兴建客运中心，松江区政府则承诺，向上海庄城注入1200亩土地，其中客运中心用地初定350亩，以市政设施用地的名义划拨，土地出让金每亩25万元；余下850亩用于商品房开发，以协议转让的方式享受每亩38万元的优惠地价，以此作为对上海庄城的补偿。

  上海庄城大股东是香港商人周建和。周信以为真，全力以赴，哪知道国家宏观调控会不期而至，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所有商业、住宅用地必须采取“招拍挂”方式转让。
   协议转让至此成了死胡同，松江区政府的承诺看来已难于操作。但最初各方并不着急，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方重新签订合同，有关方面信誓旦旦，保证用变相的围标方式，让上海庄城竞得所需全部地块。
   他们没想到，更大的不可抗力正在后面虎视眈眈，那就是房地产市场的风云突变，房价和地价如脱缰野马般迅速攀升。松江区政府承诺补偿的低价地块，因此出现了当初意料不到的巨大的升值空间。
   同样致命的问题是，周并不是一个抗打击力特别强大的商人。这就注定了周不能不被驱逐出局的厄运。代表松江区政府的小股东，联合另一个不知名的小股东，以周“没有钱”为理由，要求作为大股东的周将股份和盘让出。
   先以极具诱惑性的优厚条件引资，甚至不惜承诺一切；一旦对方入局，之后发现有暴利可图，便马上翻脸不认人。这种故事，在招商引资中早已反复上演，太多投资者被地方当局“关门打狗”。所谓“松江土地门事件”，原本也只是这些老套的故事中的一个而已，原本了无新意。
   但其实不然。周是一个硬汉子，明知自己寡不敌众，难以力挽狂澜，却偏要较真较到底。一场混战因此持续至今。而打到今天才突然发现，荒诞之中隐藏着更荒诞的情节，使整个故事峰回路转，生出无限悬念。
   当初，松江区政府信誓旦旦要注入的1200亩土地，据说全部是国有土地，是在法律程序上完全无懈可击的“熟地”。但是现在事件彻底曝光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松江区政府竟然不是这1200亩土地的地主，它卖的根本就不是它的地。
   因为，这1200亩地，到今天，性质上仍然只是农民的耕地，仍然归属于当地农民集体所有，松江区政府并没有向买主说明这个真相。
   且不谈当初承诺的协议出让及后来承诺的变相围标是否违法，即便如国家规定的招拍挂，松江区政府这么做也严重违法，因为它连招拍挂那1200亩土地的资格都没有。
   这就是说，松江区政府向大股东周建和一开始就承诺了一个根本兑现不了的大蛋糕。
   想来周建和应该是欲哭无泪吧。但究其实，他并不是惟一的受害者。这1200亩土地上，该寄托着多少农民的生计。面对1200亩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个要害，松江区政府现在仍然不当回事，很轻松地回答说：关键只是钱的问题。只要有钱，变更土地性质并不难。
   那么作为所有者的农民，他们自己的主张权、处分权在哪儿？这个问题好像不在松江区政府的视野里。松江区政府倒卖他们的土地的时候，他们仿佛根本不存在，现在真相暴露了，该对松江区政府问责的时候，他们仍然仿佛根本不存在，或者，随便怎么拿捏都行。
   1200亩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倒来倒去，演出闹剧无数，赚来银两无数。现在戏演砸了，苦大仇深的周建和可以到处喊冤，到处求助，因为他到底还是相对有话语权的。可是那些真正的地主，哪里有他们的声音？（笑蜀 时事评论员）
(张耀杰 ：当下中国必须“杀腐济贫”(图) 全文完博闻bowen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