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当益壮解“马”“列”――记丁弘先生自编《随笔》

 


(一)丁弘自写自编自印《随笔》 


今天中国的思想界,有两个不可等闲视之的群体,一个是七老八十群,一个是五○年代群。现在我要说的是前者,例举丁弘先生。


友人给我寄来6本《随笔》,不是广东省正式出版的那个《随笔》,而是标明“丁弘著,内部交流文稿”的《随笔》,2007年第一到第六期,32开,每本薄薄的只有30页,厚的46页。这种自费印刷的装订简陋的白纸黑字的小册子,估计是一个月一册,可是读了起来,却有手难释卷的魅力。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费力费事的办法交流呢?大概一来是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写作旺盛,作品甚多;二来是有些文字触犯禁忌,也难以发表;三来是许多七老八十的朋友不会上网,而讨求文章的人又多,因此采取了这种自费印刷互相交流的办法。


这个《随笔》中,大部分是作者个人的著作,也有三四好友相互切磋的文章。作者丁弘,还在人民网开设了自己的博克,据介绍,丁弘,原名丁德生,1927年生于安徽萧县。老报人。教授。1938年日军来袭,老家被付之一炬。八年抗日,流亡苏、皖、豫、鄂、陕诸省。战后,就读南通农学院两年多,地下党安排去解放区,在新华社工作。解放战争后期,随军南下,落户南通,参与创办《南通日报》。1956年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毕业后,奉命创办青海《柴达木报》。“文革”下放农村八年,返城后在南通大学做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教授。离休后,应聘于深圳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著有《流年回眸》、《历史履痕》、《探访陈独秀》、《晚睛之旅》、《天地悠悠》等。


由此可见,这位丁弘先生是属于那种在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的人,因此可以比较客观冷峻地来回眸历史。他又是位有丰富阅历的老革命,老新闻工作者,因此他的文章简洁明快,能够用极为俭省的文字准确地表达出明确的意思,所谓“宝刀不老,出手不凡”。他更是一位坚持不懈地追求马列真理的知识分子。这里所谓的“真理”,其实都是一些被弯曲的历史事实,可是现在都成了假冒伪劣的精神鸦片,却穿上“红色经典”的朝服,招摇过市,欺世惑众,因此丁弘作为一位不懈地探索历史真相理论真相而又正直的知识分子,年虽老而心不衰,胸有成竹理直气壮地予以揭示,以恢复马列历史的真面目。


(二)解析马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丁弘退休后,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党史,是谢韜、辛子陵等群体中的一位。他们经过实事求是的研究,已经明确分清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早年、中年提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一个是晚年主张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他们在解析马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方面,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话语权”。


这里我稍稍介绍一下《随笔》2007年第一期丁弘的文章《马恩晚年思想的转变》。这是一篇读书笔记。所读的第一篇文章,是胡晓风、金成林同志的《莫将龙种变跳蚤——重读马克思》,正面介绍了马恩思想转折的内容和背景。


他引用了马恩的三句原话:


1880年马克思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说:“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个失败,原来都是纲领中的各种错误和理论观点错误的必然结果。”这个“纲领”当然是指《共产党宣言》。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幻想。”这个“观点”当然也是指《共产党宣言》。


恩格斯晚年已经明确地摈弃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的思想,说“历史证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共同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


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之前预言:“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和永远都不会实现。”被列宁斥为无产阶级叛徒和修正主义。


丁弘读的第二篇文章是王若水同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区别,剥离马列,捍卫马克思主义。他列举了列宁歪曲马克思而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观点,第一,认为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第二,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因而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第三,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学说。如普列汉诺夫所说,这是“以流氓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价值取向”。总之,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十月革命之后,这两者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


丁弘读的第三篇是谢韬同志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第三篇,介绍了马恩晚年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明确指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他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谢韬老的文章使人豁然开朗,在学术理论界当形成一个冲击波。他回答了两个问题:一、回顾过去,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二、展望未来,中国应走怎样的路。他论述这些问题,有许多话,使人感到有千钧之重……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多数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以此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天之灵。”


他说:我们可以说,马恩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他总结全篇说: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否应从认真研究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学习他的思想是怎样发展的。我们要把马克思看成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而不仅是“革命导师”。如果沿着马克思早期的观点“发展”下去,会距离马克思更远了。这样马克思更要说 “我不是(你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应注意到他是一个民间理论家,不是当权者或御用的笔杆子。在那个时代还有产生大理论家的生存空间。今天,当权的同志应为创造这样的空间作努力。理论研究是理论家的事。迷信权力和金钱,叫理论家为政治服务,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科学只有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出现“政治家”向“理论家”请教的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官衔和级别。


丁弘先生强调的“马克思是一位民间理论家”非常有意义。从苏联到中国,共产党总是把马克思当作官方理论家,“革命导师”,供奉在至高无上的神坛上,只能由官方独家解读阐释,具有独家专利的话语权,群众只能顶礼膜拜,不可质疑。现在,经过谢韜等人的破解马列,分开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原则区别,分开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和晚年的原则区别,这样为中共政治改革指明的一条正确的途径。


丁弘认为,他所读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宏篇巨制,内容丰富。窃自以为这是思想理论发展的里程碑。……我国现存的官本位体制,本能的维护“权威”和“传统”。像马恩这样的民间理论家。自然涌现的机制还没形成。但社会毕竟有了进步。当年,马寅初、顾准、孙冶方……都在事涉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提出正确的理论,因而受到迫害,这样的情况应该一去不复返了。


(三)这是一群民间理论家


像丁弘、谢韜虽然是“体制内”的人,但是已经七老八十,早已退出文坛政坛,但是他们又是不安分守己的离休养老者,不甘心过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安全平静的生活。他们成了一群民间理论家,他们的著作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现在只要是关注思想理论界潮流的人,包括不同职业和年龄段的人,对于瑞典道路、对于民主社会主义,都是饶有兴趣地在谈论。反之,新老左派提出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的主张,除了某几个学者和某几个典型,例如北大醉侠孔庆东和河南的“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南街村,响应者实在寥寥。不过,我认为,假若有人真要坚持并且实践毛泽东思想,应当予以鼓励。一家独鸣,孤芳自赏,就不叫民主了。窃以为,在这方面仍然要坚持并且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实行一次“双百方针”。


在以往的几十年中,中共都是把是否承认坚持阶级斗争,当作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十三大宣布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并不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并没有走出理论的困窘,获得充分的话语权。


现在中共的官方文件,一般情况下,不提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可是即使是“邓小平理论”,也是正确解读马克思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邓小平确实说过许多有意义的话,比如《解放思想,独立思考》(1988年5月18日)、《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1988年5月25日)、《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1988年6月22日),但是这里所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是不能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表示怀疑,是以不能突破“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邓小平还说过《中央要有权威》(1988年9月12日)、《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年2月26日),这些说辞是在“不能乱”的借口下,把仅有的一点民主都剥夺干净。至于“六四”以后的主张就不必说了。


对于社会主义,中共二十多年来,一会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会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把西方民主、三权分立、议会道路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目的就是维护一党专制。


十七大即将来临,应该结束这种左右摇摆,“打左灯向右转”的改革了。


丁弘在同一期的《旅途杂感-(四)无产者联合起来》中说,旅途中,在一家书店,看到一部新书,不言而喻,指的是《江泽民选集》。对此,丁弘作了一点描述和议论:


我走到突出的专柜前,看那新出版的新书。版面设计和装帧完全和“毛选”一样。翻开第一页,上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立即产生三个印象:一、看来这部书和马列那些所谓“经典著作”是并列的呀;二、恩格斯在1888年,已经把“无产者”改写“劳动者”,这是马恩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事情,是马恩从激情、义愤转向实事求是的重要标志。这本书的编者不知此事吗?中山先生对恩格斯此举十分赞赏。他的《遗嘱》也有类似的情况,把“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换一个词,意义重大呀!三、建国已半个多世纪,无产者早已成了有产者,特别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今天,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干什么?今天号召“全世界”谁会来响应呢?


一叶知秋。这样一个称谓,如果对于马恩思想没有准确的全新的考察和理解,是不会发现什么问题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喊了快160年了,已经成了陈词滥调,谁还怀疑呢?可是马恩自己后来已经改变了用词,现在中国和世界的环境也变化了,可是我们的执政者,仍然刻舟求剑,死死抱着早年宣传阶级斗争的马恩不放,也实在是理论的侏儒,马克思的不肖子孙。如果江泽民读了这篇小文,不知有何观感。


(四)小议七老八十群


现在我回头再来说一下所谓七老八十群。对此,谢韜老今年2月22日给丁弘的信,说得非常深刻。他说:“最近写了一首诗,‘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一石击水测浪涌,炎黄肩上写春秋。’这当中也包括你和我们这一代人。说明历史过程多么艰难;摆脱思想束缚多么不易。老人们一旦觉醒了,就无所顾忌猛勇向前了。十三人写信为‘冰点’呐喊;你为陈独秀恢复历史真实;何方为张闻天写出真相。《炎黄春秋》的作者大多是耄耋之人,但他们代表的是历史的心声,是一代人历史的反思。他们敢发表我这篇文章,是表现多么勇敢的担当。是他们一石击成千层浪。‘肩上’一句,是说炎黄子孙,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前进的。中国历史发展到当代这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一切矛盾的中心问题。历史的浪潮是无法阻挡了。善良的人民总是抱着避免大动乱的良好希望,希望我们党能顺应潮流。自觉地、由上而下地和平演进。这对人民有利,也是党自觉改革的最好时机。真正的有眼光的政治家是会看到这一步的。历史的主动性,向政治家提出考题,看谁来答卷。”(谢韜《一代人历史的反思》,《随笔》第三期)


这个七老八十群,人数众多,遍布全国。他们自认为是“两头真”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是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了几十年,自己充当过党的宣传“喉舌”, 有的更是直接接触过“龙颜”,领教过圣上的喜怒无常。他们对共产党的历史最为谙熟,对共产党不可救药的弊端洞幽烛微,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前途最为关注,“把脉”最准。他们在党内人脉深厚,资望高远。文革后,他们是最早觉醒的一部分,顾准是卓越的代表,正如鲁迅所说“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鲁迅《坟•写在〈坟〉后面》)几乎可以说,他们早已从意识形态上“终结”了共产党的命运。


还是例举丁弘。丁弘先生对陈独秀情有独钟。他说:“在20世纪波澜起伏的时代潮流中,我们这个民族产生了些历史巨人。对史实进行梳理、比较,我认为在这个世纪里。最有戏剧性、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是陈独秀;最有思想光辉和人格魅力的是陈独秀;最应重新认识的是陈独秀;真正拥有未来的历史巨人,最是陈独秀。这个“四最:是否可以成立呢?可以存疑,可以商榷。当然,应以事实为据,求得科学的结论。”(《光昭史册,拥有未来――怎样认识陈独秀》,见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这样石破天惊的评论,把一部“伟光正”的中共党史就颠覆了,正如谢韜所说:“全部党史都要重新清理真伪”。


但是,仍然有许多革命老人,不能像谢韜、丁弘这样爽然解脱“精神枷锁”。习惯势力习惯思维是一把沉重的“精神枷锁”。笔者所在的大学有一位年过80、自称熟读《资本论》等马恩原著的马列主义老教授、老共产党员,至今仍然坚持认为谢韜他们没有读懂马克思。林荫树下,三五闲谈,每当辩论起来,他就不依不饶地反问:“你读过《资本论》?”“你读过《反杜林论》?”“你错了!谢韜错了……”那种砥柱中流舌战群雄的姿态,实在是可钦可佩,好在戴帽子、打棍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些老马列,老革命,老教授,老党员,要他们放弃念了几十年的这本“经”,放倒“精神支柱”,认同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觉今是而昨非”,“与时俱进”,那是非常痛苦的选择。不是小事一桩啊!


(2007/9/8于山东大学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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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当益壮解“马”“列”――记丁弘先生自编《随笔》

 


(一)丁弘自写自编自印《随笔》 


今天中国的思想界,有两个不可等闲视之的群体,一个是七老八十群,一个是五○年代群。现在我要说的是前者,例举丁弘先生。


友人给我寄来6本《随笔》,不是广东省正式出版的那个《随笔》,而是标明“丁弘著,内部交流文稿”的《随笔》,2007年第一到第六期,32开,每本薄薄的只有30页,厚的46页。这种自费印刷的装订简陋的白纸黑字的小册子,估计是一个月一册,可是读了起来,却有手难释卷的魅力。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费力费事的办法交流呢?大概一来是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写作旺盛,作品甚多;二来是有些文字触犯禁忌,也难以发表;三来是许多七老八十的朋友不会上网,而讨求文章的人又多,因此采取了这种自费印刷互相交流的办法。


这个《随笔》中,大部分是作者个人的著作,也有三四好友相互切磋的文章。作者丁弘,还在人民网开设了自己的博克,据介绍,丁弘,原名丁德生,1927年生于安徽萧县。老报人。教授。1938年日军来袭,老家被付之一炬。八年抗日,流亡苏、皖、豫、鄂、陕诸省。战后,就读南通农学院两年多,地下党安排去解放区,在新华社工作。解放战争后期,随军南下,落户南通,参与创办《南通日报》。1956年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毕业后,奉命创办青海《柴达木报》。“文革”下放农村八年,返城后在南通大学做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教授。离休后,应聘于深圳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著有《流年回眸》、《历史履痕》、《探访陈独秀》、《晚睛之旅》、《天地悠悠》等。


由此可见,这位丁弘先生是属于那种在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的人,因此可以比较客观冷峻地来回眸历史。他又是位有丰富阅历的老革命,老新闻工作者,因此他的文章简洁明快,能够用极为俭省的文字准确地表达出明确的意思,所谓“宝刀不老,出手不凡”。他更是一位坚持不懈地追求马列真理的知识分子。这里所谓的“真理”,其实都是一些被弯曲的历史事实,可是现在都成了假冒伪劣的精神鸦片,却穿上“红色经典”的朝服,招摇过市,欺世惑众,因此丁弘作为一位不懈地探索历史真相理论真相而又正直的知识分子,年虽老而心不衰,胸有成竹理直气壮地予以揭示,以恢复马列历史的真面目。


(二)解析马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丁弘退休后,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党史,是谢韜、辛子陵等群体中的一位。他们经过实事求是的研究,已经明确分清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早年、中年提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一个是晚年主张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他们在解析马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方面,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话语权”。


这里我稍稍介绍一下《随笔》2007年第一期丁弘的文章《马恩晚年思想的转变》。这是一篇读书笔记。所读的第一篇文章,是胡晓风、金成林同志的《莫将龙种变跳蚤——重读马克思》,正面介绍了马恩思想转折的内容和背景。


他引用了马恩的三句原话:


1880年马克思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说:“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个失败,原来都是纲领中的各种错误和理论观点错误的必然结果。”这个“纲领”当然是指《共产党宣言》。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幻想。”这个“观点”当然也是指《共产党宣言》。


恩格斯晚年已经明确地摈弃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的思想,说“历史证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共同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


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之前预言:“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和永远都不会实现。”被列宁斥为无产阶级叛徒和修正主义。


丁弘读的第二篇文章是王若水同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区别,剥离马列,捍卫马克思主义。他列举了列宁歪曲马克思而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观点,第一,认为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第二,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因而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第三,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学说。如普列汉诺夫所说,这是“以流氓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价值取向”。总之,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十月革命之后,这两者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


丁弘读的第三篇是谢韬同志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第三篇,介绍了马恩晚年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明确指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他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谢韬老的文章使人豁然开朗,在学术理论界当形成一个冲击波。他回答了两个问题:一、回顾过去,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二、展望未来,中国应走怎样的路。他论述这些问题,有许多话,使人感到有千钧之重……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多数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以此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天之灵。”


他说:我们可以说,马恩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他总结全篇说: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否应从认真研究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学习他的思想是怎样发展的。我们要把马克思看成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而不仅是“革命导师”。如果沿着马克思早期的观点“发展”下去,会距离马克思更远了。这样马克思更要说 “我不是(你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应注意到他是一个民间理论家,不是当权者或御用的笔杆子。在那个时代还有产生大理论家的生存空间。今天,当权的同志应为创造这样的空间作努力。理论研究是理论家的事。迷信权力和金钱,叫理论家为政治服务,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科学只有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出现“政治家”向“理论家”请教的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官衔和级别。


丁弘先生强调的“马克思是一位民间理论家”非常有意义。从苏联到中国,共产党总是把马克思当作官方理论家,“革命导师”,供奉在至高无上的神坛上,只能由官方独家解读阐释,具有独家专利的话语权,群众只能顶礼膜拜,不可质疑。现在,经过谢韜等人的破解马列,分开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原则区别,分开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和晚年的原则区别,这样为中共政治改革指明的一条正确的途径。


丁弘认为,他所读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宏篇巨制,内容丰富。窃自以为这是思想理论发展的里程碑。……我国现存的官本位体制,本能的维护“权威”和“传统”。像马恩这样的民间理论家。自然涌现的机制还没形成。但社会毕竟有了进步。当年,马寅初、顾准、孙冶方……都在事涉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提出正确的理论,因而受到迫害,这样的情况应该一去不复返了。


(三)这是一群民间理论家


像丁弘、谢韜虽然是“体制内”的人,但是已经七老八十,早已退出文坛政坛,但是他们又是不安分守己的离休养老者,不甘心过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安全平静的生活。他们成了一群民间理论家,他们的著作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现在只要是关注思想理论界潮流的人,包括不同职业和年龄段的人,对于瑞典道路、对于民主社会主义,都是饶有兴趣地在谈论。反之,新老左派提出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的主张,除了某几个学者和某几个典型,例如北大醉侠孔庆东和河南的“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南街村,响应者实在寥寥。不过,我认为,假若有人真要坚持并且实践毛泽东思想,应当予以鼓励。一家独鸣,孤芳自赏,就不叫民主了。窃以为,在这方面仍然要坚持并且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实行一次“双百方针”。


在以往的几十年中,中共都是把是否承认坚持阶级斗争,当作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十三大宣布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并不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并没有走出理论的困窘,获得充分的话语权。


现在中共的官方文件,一般情况下,不提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可是即使是“邓小平理论”,也是正确解读马克思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邓小平确实说过许多有意义的话,比如《解放思想,独立思考》(1988年5月18日)、《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1988年5月25日)、《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1988年6月22日),但是这里所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是不能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表示怀疑,是以不能突破“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邓小平还说过《中央要有权威》(1988年9月12日)、《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年2月26日),这些说辞是在“不能乱”的借口下,把仅有的一点民主都剥夺干净。至于“六四”以后的主张就不必说了。


对于社会主义,中共二十多年来,一会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会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把西方民主、三权分立、议会道路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目的就是维护一党专制。


十七大即将来临,应该结束这种左右摇摆,“打左灯向右转”的改革了。


丁弘在同一期的《旅途杂感-(四)无产者联合起来》中说,旅途中,在一家书店,看到一部新书,不言而喻,指的是《江泽民选集》。对此,丁弘作了一点描述和议论:


我走到突出的专柜前,看那新出版的新书。版面设计和装帧完全和“毛选”一样。翻开第一页,上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立即产生三个印象:一、看来这部书和马列那些所谓“经典著作”是并列的呀;二、恩格斯在1888年,已经把“无产者”改写“劳动者”,这是马恩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事情,是马恩从激情、义愤转向实事求是的重要标志。这本书的编者不知此事吗?中山先生对恩格斯此举十分赞赏。他的《遗嘱》也有类似的情况,把“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换一个词,意义重大呀!三、建国已半个多世纪,无产者早已成了有产者,特别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今天,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干什么?今天号召“全世界”谁会来响应呢?


一叶知秋。这样一个称谓,如果对于马恩思想没有准确的全新的考察和理解,是不会发现什么问题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喊了快160年了,已经成了陈词滥调,谁还怀疑呢?可是马恩自己后来已经改变了用词,现在中国和世界的环境也变化了,可是我们的执政者,仍然刻舟求剑,死死抱着早年宣传阶级斗争的马恩不放,也实在是理论的侏儒,马克思的不肖子孙。如果江泽民读了这篇小文,不知有何观感。


(四)小议七老八十群


现在我回头再来说一下所谓七老八十群。对此,谢韜老今年2月22日给丁弘的信,说得非常深刻。他说:“最近写了一首诗,‘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一石击水测浪涌,炎黄肩上写春秋。’这当中也包括你和我们这一代人。说明历史过程多么艰难;摆脱思想束缚多么不易。老人们一旦觉醒了,就无所顾忌猛勇向前了。十三人写信为‘冰点’呐喊;你为陈独秀恢复历史真实;何方为张闻天写出真相。《炎黄春秋》的作者大多是耄耋之人,但他们代表的是历史的心声,是一代人历史的反思。他们敢发表我这篇文章,是表现多么勇敢的担当。是他们一石击成千层浪。‘肩上’一句,是说炎黄子孙,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前进的。中国历史发展到当代这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一切矛盾的中心问题。历史的浪潮是无法阻挡了。善良的人民总是抱着避免大动乱的良好希望,希望我们党能顺应潮流。自觉地、由上而下地和平演进。这对人民有利,也是党自觉改革的最好时机。真正的有眼光的政治家是会看到这一步的。历史的主动性,向政治家提出考题,看谁来答卷。”(谢韜《一代人历史的反思》,《随笔》第三期)


这个七老八十群,人数众多,遍布全国。他们自认为是“两头真”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是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了几十年,自己充当过党的宣传“喉舌”, 有的更是直接接触过“龙颜”,领教过圣上的喜怒无常。他们对共产党的历史最为谙熟,对共产党不可救药的弊端洞幽烛微,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前途最为关注,“把脉”最准。他们在党内人脉深厚,资望高远。文革后,他们是最早觉醒的一部分,顾准是卓越的代表,正如鲁迅所说“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鲁迅《坟•写在〈坟〉后面》)几乎可以说,他们早已从意识形态上“终结”了共产党的命运。


还是例举丁弘。丁弘先生对陈独秀情有独钟。他说:“在20世纪波澜起伏的时代潮流中,我们这个民族产生了些历史巨人。对史实进行梳理、比较,我认为在这个世纪里。最有戏剧性、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是陈独秀;最有思想光辉和人格魅力的是陈独秀;最应重新认识的是陈独秀;真正拥有未来的历史巨人,最是陈独秀。这个“四最:是否可以成立呢?可以存疑,可以商榷。当然,应以事实为据,求得科学的结论。”(《光昭史册,拥有未来――怎样认识陈独秀》,见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这样石破天惊的评论,把一部“伟光正”的中共党史就颠覆了,正如谢韜所说:“全部党史都要重新清理真伪”。


但是,仍然有许多革命老人,不能像谢韜、丁弘这样爽然解脱“精神枷锁”。习惯势力习惯思维是一把沉重的“精神枷锁”。笔者所在的大学有一位年过80、自称熟读《资本论》等马恩原著的马列主义老教授、老共产党员,至今仍然坚持认为谢韜他们没有读懂马克思。林荫树下,三五闲谈,每当辩论起来,他就不依不饶地反问:“你读过《资本论》?”“你读过《反杜林论》?”“你错了!谢韜错了……”那种砥柱中流舌战群雄的姿态,实在是可钦可佩,好在戴帽子、打棍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些老马列,老革命,老教授,老党员,要他们放弃念了几十年的这本“经”,放倒“精神支柱”,认同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觉今是而昨非”,“与时俱进”,那是非常痛苦的选择。不是小事一桩啊!


(2007/9/8于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