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评选60年来的“亚洲英雄”，我与达赖喇嘛、德雷沙修女等一起被列入“激励人心者”这个类别。这令我感到意外。然而，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份60人名单中，同时也出现了邓小平的名字，他被列入“国家缔建者”一类。
有朋友认为把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杀死其子的“六四”主凶邓小平一起列入“亚洲英雄”，是一种黑色幽默，是美国人价值认同的混乱。说实在的，当我最初从《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时，我也有类似的感触，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甚至不想回答记者的提问。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即便人家把邓列入那个名单，我也不会改变对邓的看法——他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元凶，对那场大屠杀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这一点对我来说永远不会改变也无法改变。
那么是否拒绝接受这个称谓呢？我曾有过犹豫，但最终没有拒绝。我的想法是，人家把我列入那个名单，说明人家没有忘记17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人家把邓小平列入那个名单，并不表明人家赞成邓当年对89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镇压。也许在美国人那里，类别不同，其评选的价值标准也有所不同吧。我对邓小平的获选有自己的看法，但我必须尊重人家的选择。听说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这次评选时，只提到邓小平及其他几个中国人的名字，绝口不提丁子霖的名字。正如今年4月30日该周刊评选百位评出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中共总理温家宝与盲人维权者陈光诚一起当选一样，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也是只提温而不提陈。这是中共媒体的惯例，但这是对评选者的极不尊重的做法。纵观西方媒体的报道，并没有因为列上了我丁子霖的名字，就不再提邓的名字。这是新闻的客观性。至于受众对获选者作何评价，那是各人自己的事。
我一向对“英雄”这类称号淡然处之，前不久我还重申过一次。我觉得我在“六四”后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出于一种母爱。是母爱催促我说出真相，是母爱推动我从事人道救助，更是母爱唤起我走上为死者寻求正义之路。况且，我所做的一切也已得到了报偿，那就是我找回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我认为人的尊严与生命是等值的。至于其他死难者母亲，我也清楚地知道，她们之所以选择同我站在一起，也都是出于这种母爱。我想。母爱是不需要其他报偿的，包括诸如“英雄”这样的称号。
然而，这次获选仍然令我感到欣慰，因为这表明，这个世界仍然有公义在，我和我的难友们为死者也为生者所做的一切，得到了这个世界的同情和肯定。这对我们群体中的每一位母亲来说，也是一种启迪和激励。至于我个人，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在我最初的那一份欣慰之中，夹杂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涩。我不由得想起我死去了十七年的儿子，想起我所熟悉的一个个死难者的名字。这中间有袁力，有段昌隆，有王楠，有赵龙，有叶伟航，有吴向东，还有王卫萍，孙辉，吴国锋，程仁兴……。十七年来，中共当局不让人们提起这些人的名字，因为他（她）们的名字是与“六四”连在一起的。我曾多次通过“Google中国”进行过搜索，但当我在搜索栏中键入“六四死难者×××”时，所得的结果都是这样一行提示：“据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然而，不管中共当局如何封锁，这些名字已经成为难属群体生命的一部分，永远无法从我们生命中分离出去。孩子们的亡灵通过母亲们的坚韧而活着，通过世界上所有关注六四屠杀的良知而活着，也通过中共当局的恐惧而活着。刽子手对亡灵的恐惧恰恰昭示着亡灵的力量！当年，他（她）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听到枪声后走出家门或校门的；还有不少人，是在屠杀现场抢救伤员时倒下的。他（她）们并没有想要成为英雄，但他（她）们却成了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只是这些英雄的母亲。
我希望一切善良的、有尊严的、良知未泯的中国人，暂时撇开今天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回到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从人们话语世界中淡出的“八九”去，那是一个令人不堪回首而又让人魂牵梦萦的年头，一个值得大家在记忆里珍藏的年头。在1999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和我丈夫曾对1989年的那场伟大民主运动作过这样的回顾：“这场历时50天的反抗运动也象历史上许多同类的运动一样最终失败了，而且是以空前惨烈的流血惨案而告终。然而，也正因其空前的惨烈、空前的悲壮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座历史丰碑，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它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也象所有酷爱自由的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曾为自己的自由、权利和尊严进行过惊天动地的抗争，而且也曾为此付出过高昂的代价。它以这样的抗争、这样的代价赢得了世界进步人类的尊敬。 我确信，这正是我们应该倍加爱护和继承的八九“六•四”精神。我确信，这种由同胞们的鲜血凝铸起来的精神终将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份遗产，渗透到世世代代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引自《当我们面对这一五五个名字的时候》，见《生者与死者》一书，2000年）
现在，离写这段话又七个年头过去了，但当我重温这段话的时候，心情依然无法平静。我想，这些话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于所有人类正义的守护者来说，也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们作为那场伟大运动的见证者，作为在以后的年月里曾经为维护、传承八九“六四”精神遗产作出过努力、付出过代价的人，应该变得更成熟、更理性。我们曾经为那场伟大的运动感到骄傲，但我们也有责任去总结那场运动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
当年，大学生们提出要民主、要自由和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完全合乎民意和世界潮流。他们为此走上街头、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有人说当年的学生是跪求共产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人说当年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是对共产党抱有幻想，我同样不赞成这种说法。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民意，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态。谁都不能否认，当年学生提出与政府方面对话的主张，得到了共产党内以赵紫阳先生为代表的开明派人士的善意回应。赵提出把学潮纳入“民主、法制”轨道来解决的方案，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在当时，也确实得到了朝野各方的良好反应。我认为，运动至此，无论在学生方面，还是在政府方面，都表现出了一种难得的理性和智慧。可惜，这种理性和智慧却很快被部分学生的狂躁与激进淹没了，而共产党内的强硬派、嗜血者邓小平和李鹏等，则阴毒地利用了部分学生的这种狂躁和激进。谁都知道，邓早就说过“杀二十万保持二十年稳定”这样的狠话，他只是要寻找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罢了。如果当年的大学生能始终保持冷静和克制，在和平、理性的原则下争取到与政府方面的开明力量达成良性互动，实现平等对话，又何至于出现后来那样的流血惨案，今天的中国又何至于滑到如此令人绝望的地步呢。
一个靠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必然靠暴力来维持，又必然对民众施以强权和暴政，除非在这种权力之外存在着一个足以制约其权力的强大社会力量。我想，我们所要做的、所能做的，就是要在共产党的权力以外形成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然而，这个道理当时的一些大学生并不懂得。他们排斥了几乎所有可以给共产党政权造成压力或有可能消弱其权力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学生内部的理性声音和共产党内开明派人士的力量，致使多次的“撤离”呼吁难以落实，甚至在运动后期的各界联席会议上做出的5月30日撤离广场的决定，也因某些人的不遵守承诺而流产。他们醉心于“毕其功于一役”，不肯让自己的诉求分步实现，甚至幻想只要采取背水一战的绝食自残就可以迫使政府当局就范。
我想，这个血的教训是惨痛的，也是后来者必须记住的。
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我常常这样想，作为一个在“六四”惨案中失去儿子的母亲，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去同杀人者拼命，向杀人者讨还这笔血债；另一种选择是把自己融入到整个民间反对力量中去，与各方人士一起来推动民间力量的壮大，以求得逐步改变并最终结束那个靠暴力和杀戮来维持其存在的极权制度。毋容讳言，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但十七年来我所亲身经历的很多事情，告诉我必须放弃前者而选择后者。对我来说，这个选择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我不会后悔。
但愿在我们这片灾难频仍的土地上，不要再出现我儿子那样的英雄和我这样的母亲了，因为这只是“苦难”的代名词，中国人的苦难应该有一个尽头了。
（2006/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