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已经成了道道地地的“公地的悲剧”。

 

先简单介绍何谓“公地的悲剧”。1968年12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哈定 （Garrett Hardin）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指出“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被过度使用，逐渐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做“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哈丁声称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成长和地球资源的过度使用。尽管有人对哈定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与资源矛盾难以解决的结论很不满，但不幸的是，中国环境生态的严重恶化正好验证了哈定的理论。

　　

经过2011年10-11月间国内微博上一番讨论，中国人终于知道自己呼吸的空气质量非常糟糕，大家再也不相信中国官方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但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到底处于何种状态，国人还真不太清楚。我费了不少功夫，大概可以说明饮水安全恶化到什么程度：

 

一、中国饮水的卫生标准远低于国际社会

 

美国与欧洲国家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但中国的自来水却不行，这点中国官方也承认，原因是中国的自来水的卫生标准较低。

 

但中国人可能不知道的是，中国人的饮水标准与发达国家经过处理的污水标准接近。2009年2月，旅德华人学者王维洛曾在BBC上发表文章“中国饮用水=德国处理污水”，该文列举详细资料，将中国的饮用水标准与德国的饮水标准做过对比。中国目前执行的是2002年版国家标准，其中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将三类水作为饮用水源。三类水的生化需氧量为20毫克／升，这正好是德国经过处理的污水排放标准。也就是说，中国的饮用水标准等于德国处理过的污水标准。

 

王维洛同时还告诉读者：2002版中国饮用水标准是经过调整的。此前执行的1988年版中国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是：四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8毫克／升，但小于等于15毫克／升；另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15毫克／升。我解释一下，另类水是不能饮用之水，但现在都成了三类水，中国饮用水的主体。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降低饮用水卫生标准呢？其实是种“与时俱进”。由于中国的水污染日益严重，迫使政府不得不调低饮用水标准，否则无水可饮。原来不符合标准的另类水，经过“调整”标准，全成了可饮用的三类水。至于长期饮用这种污染的水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政府似乎顾不上考虑了。

 

二、不靠谱的政绩：喝不上干净水的人从3.2亿减至1亿多

 

中国的环境总体上呈现持续恶化趋势，但保证中国人民能够饮用上干净水也列入水利、卫生部等政府部门的政绩，怎么办呢？“天大的事难不倒中国共产党员”。就在江河湖海几乎全部变黑的同时，国家水利部公布的数据却显示：中国饮用不卫生的水的人数从2005年3.2亿减少至2010年的1 亿多。

 

以下是报道摘要：“2005年水利部农水司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饮用水不安全人口约为3.23亿左右，其中9084万人受到水污染的影响。2006年至2010年 间，中国政府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解决了2.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提前6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但目前仍有超过1亿的农村 人口喝不上干净水。” （“水利部报告称超一亿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够干净”，网易，2010年10月21日）　

 

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上述数据的真实性。理由如下：

 

1、我将来自水利部的另一条消息与这个数据比照分析，发现此数据有数字“大跃进”之嫌。中国日报网消息：2009年11月20日，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主任李仰斌指出，中国仍有约2.7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需要解决。

 

假定水利部李仰斌主任没有撒谎，有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间，中国饮水不安全人数从2.7亿一下减少至1亿多，等于锐减了1.7亿。由于2006-2010年间总共“解决了2.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此前2006年-2009年10月，总共只减少了5000万人，而此后一年不到解决1.7亿人。这一年中国的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看来是发起了又一轮“大跃进”，否则如何完成？

 

2、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水污染事件急剧上升。2006年的“环评风暴”，主要是因严重的水危机而起。国家环保局当时公布，从2005年年底松花江事件后，中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环境的突发事故中（全年约为180件），70%是水污染事故。但这些年情况还在恶化，据《中国新闻周刊》在2007年-2012年五年间两篇文章提供的数据，这段时期水污染事件急剧上升：2007年，水污染事故每年1000多起（2007年12月3日：“中国每年因大气污染致门诊35万人”），近年发生的水污染事件每年有1700多起（2012年4月13日：“水污染危机成为湘江不能承受之“重”）。

不可能设想，在水污染如此高密度频发的情况下，中国喝不上干净水的人数能够急剧减少。只能说国家水利部又在玩数据游戏，忽悠中国人。

 

中国的水污染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其中既有政府发展战略的失误 （为追求GDP高速增长而过度透支环境），有政府放弃监管责任（让环境评估与环保监管形成了一道粗大的食物链）；但溯源至根，还是“公地的悲剧”。中国的水污染展现的是一幅企业、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地掠夺。社会成员为个人的利益而算计，在一番忽视社会公共利益与长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竭泽而渔。

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已经成了道道地地的“公地的悲剧”。

 

先简单介绍何谓“公地的悲剧”。1968年12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哈定 （Garrett Hardin）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指出“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被过度使用，逐渐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做“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哈丁声称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成长和地球资源的过度使用。尽管有人对哈定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与资源矛盾难以解决的结论很不满，但不幸的是，中国环境生态的严重恶化正好验证了哈定的理论。

　　

经过2011年10-11月间国内微博上一番讨论，中国人终于知道自己呼吸的空气质量非常糟糕，大家再也不相信中国官方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但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到底处于何种状态，国人还真不太清楚。我费了不少功夫，大概可以说明饮水安全恶化到什么程度：

 

一、中国饮水的卫生标准远低于国际社会

 

美国与欧洲国家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但中国的自来水却不行，这点中国官方也承认，原因是中国的自来水的卫生标准较低。

 

但中国人可能不知道的是，中国人的饮水标准与发达国家经过处理的污水标准接近。2009年2月，旅德华人学者王维洛曾在BBC上发表文章“中国饮用水=德国处理污水”，该文列举详细资料，将中国的饮用水标准与德国的饮水标准做过对比。中国目前执行的是2002年版国家标准，其中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将三类水作为饮用水源。三类水的生化需氧量为20毫克／升，这正好是德国经过处理的污水排放标准。也就是说，中国的饮用水标准等于德国处理过的污水标准。

 

王维洛同时还告诉读者：2002版中国饮用水标准是经过调整的。此前执行的1988年版中国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是：四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8毫克／升，但小于等于15毫克／升；另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15毫克／升。我解释一下，另类水是不能饮用之水，但现在都成了三类水，中国饮用水的主体。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降低饮用水卫生标准呢？其实是种“与时俱进”。由于中国的水污染日益严重，迫使政府不得不调低饮用水标准，否则无水可饮。原来不符合标准的另类水，经过“调整”标准，全成了可饮用的三类水。至于长期饮用这种污染的水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政府似乎顾不上考虑了。

 

二、不靠谱的政绩：喝不上干净水的人从3.2亿减至1亿多

 

中国的环境总体上呈现持续恶化趋势，但保证中国人民能够饮用上干净水也列入水利、卫生部等政府部门的政绩，怎么办呢？“天大的事难不倒中国共产党员”。就在江河湖海几乎全部变黑的同时，国家水利部公布的数据却显示：中国饮用不卫生的水的人数从2005年3.2亿减少至2010年的1 亿多。

 

以下是报道摘要：“2005年水利部农水司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饮用水不安全人口约为3.23亿左右，其中9084万人受到水污染的影响。2006年至2010年 间，中国政府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解决了2.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提前6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但目前仍有超过1亿的农村 人口喝不上干净水。” （“水利部报告称超一亿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够干净”，网易，2010年10月21日）　

 

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上述数据的真实性。理由如下：

 

1、我将来自水利部的另一条消息与这个数据比照分析，发现此数据有数字“大跃进”之嫌。中国日报网消息：2009年11月20日，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主任李仰斌指出，中国仍有约2.7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需要解决。

 

假定水利部李仰斌主任没有撒谎，有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间，中国饮水不安全人数从2.7亿一下减少至1亿多，等于锐减了1.7亿。由于2006-2010年间总共“解决了2.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此前2006年-2009年10月，总共只减少了5000万人，而此后一年不到解决1.7亿人。这一年中国的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看来是发起了又一轮“大跃进”，否则如何完成？

 

2、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水污染事件急剧上升。2006年的“环评风暴”，主要是因严重的水危机而起。国家环保局当时公布，从2005年年底松花江事件后，中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环境的突发事故中（全年约为180件），70%是水污染事故。但这些年情况还在恶化，据《中国新闻周刊》在2007年-2012年五年间两篇文章提供的数据，这段时期水污染事件急剧上升：2007年，水污染事故每年1000多起（2007年12月3日：“中国每年因大气污染致门诊35万人”），近年发生的水污染事件每年有1700多起（2012年4月13日：“水污染危机成为湘江不能承受之“重”）。

不可能设想，在水污染如此高密度频发的情况下，中国喝不上干净水的人数能够急剧减少。只能说国家水利部又在玩数据游戏，忽悠中国人。

 

中国的水污染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其中既有政府发展战略的失误 （为追求GDP高速增长而过度透支环境），有政府放弃监管责任（让环境评估与环保监管形成了一道粗大的食物链）；但溯源至根，还是“公地的悲剧”。中国的水污染展现的是一幅企业、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地掠夺。社会成员为个人的利益而算计，在一番忽视社会公共利益与长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竭泽而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