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教授不是政治家，不是民运领袖，他有他的人生规划和选择。
吴仁华与王丹在方励之灵堂。
2012年4月14日下午4时，方励之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桑市East Lawn Palms Mortuary & Cemetery举行。我和王丹等人提前半个小时抵达殡仪馆门口，巧遇方励之教授遗孀李淑娴老师正在下车，王丹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迎上前去，相拥而泣。这一幕，让我感触良多，生离死别是人生中的莫大痛苦，很难面对，却无法逃避。
眼前的李淑娴老师悲苦憔悴，与记忆中的她大不相同，换个场合，真的很难认出她来。我与方励之教授伉俪最后一次见面，是2007年在洛杉矶召开的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研讨会。我们在旅馆的酒吧聊天，在座的还有高瑜、王丹等人。话题海阔天空，如今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曾特意告诉方教授伉俪，有一个搬到他们所在城市居住的北大毕业生有特殊背景，六四事件后是他诱捕了八九民运“黑手”王军涛、陈子明。
方教授很惊讶地说，怪不得这个人时常来家中拜访.方励之教授家人坚持遗体告别仪式不对外公开，到场的的人权、民运界的友人只有肖强、李晓蓉、王丹、王超华，以及与方教授关系密切的外籍友人林培瑞教授。告别仪式的场地不大，虽然临时添加了六排椅子，但也只能容纳两百来人，不少人无法入场。
我提前近半小时入场时，已有不少人入座。方励之教授的灵柩摆放在台前，场面肃穆寂静，不少人在不断抹泪，陆续有人上去向方老师遗体鞠躬致敬。
我不敢坐得太靠前，在第八排选了一个座位坐下，远视方励之教授的遗容，依然泪眼朦胧，不愿相信躺在灵柩中的就是曾经影响众多八十年代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方老师，不愿相信方老师就这样离去了。4月6日晚上，我打开推特首页，看到一则简单消息：“方励之教授今晨突然去世。”我震惊极了，立即打电话告诉王丹，让他赶快向李淑娴老师求证.王丹也极为震惊.约十多分钟后，接到王丹电话，他一直在哭，我知道噩耗被证实了。
王丹邀我连夜开车去亚利桑那州图桑市陪伴、安慰李淑娴老师，他担心李老师经受不住再次打击。2008年李老师的小儿子方喆在开车上班途中被大卡车撞击身亡。我一再劝说王丹冷静，一切留待明天再说.方励之教授走得突然，没有留下遗言。1987年，方励之教授和王若望先生、刘宾雁先生被中共当局认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三个代表性人物，他们先后在美国逝世，客死异国他乡.在美国流亡期间逝世的还有香港《文汇报》前总编辑金尧如先生、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五个常委之一赵品潞先生。想到此，同为流亡者的我不禁悲从中来，一个记忆挥之不去：刘宾雁先生在病重期间曾渴望回归祖国，他说：“哪怕只是在北京的马路沿儿坐上一会儿。”许多友人为他的最后心愿奔波，最终未能如愿。
图桑市位於沙漠中，当天清晨却下了一场雨，气温骤降，让人联想起“淒风苦雨”一词.透过告别仪式主席台背后的玻璃墙，可见到窗外雨后的蓝天白云。我想，方励之教授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的灵魂自由了，任何专制政权都将无法阻止他的灵魂自由翱翔，包括回归祖国。想起2005年1月17日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的当天，其女儿王雁南发给亲友的手机短讯：“他走了，他终於自由了！”赵紫阳先生因为反对镇压八九民运而下台，经历了长达15年的软禁生涯，在软禁中逝世。
李淑娴老师在告别仪式的发言中，回顾了与方励之教授在政治磨难中相识、相爱、相守的经历，其中说到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下乡劳改，方励之老师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他表示：宁可被开除党籍，也不放弃爱情，最终与李淑娴老师结婚。李老师最后哭泣着说：“在我们简单的婚礼上，我深情地唱过：唯有你一人，永留我心上……如今，五十年余过去，他仍然在我的心上，心痛地，灵魂的，永远地。
励之，看着我，伴着我，等着我！“许多在场者泪如泉涌，我极力抑制着不哭出声来。
方励之教授的亲人、友人、学生、同事轮番上台发言，回忆往事，从各个方面高度评价方励之教授。林培瑞教授在发言中回忆他亲历的8个生活细节描绘方老师的为人美德：谦卑，亲民，无畏，自尊，洞见力，优美文笔，童真，幽默。从众人的发言中，我得知了许多原先不知的事情，包括方励之教授伉俪在小儿子车祸逝世后建立基金，资助中国物理学专业学生、学者赴美学习。
正如胡平先生所言，方励之教授是赛先生，也是德先生。也正如美国国务院的评价：方励之先生是推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先驱者。不过，方励之教授不是政治家，不是民运领袖，他有他的人生规划和选择，一些民运界朋友对他流亡海外后拒绝担任民运领袖有看法。1990年，民运界迫切希望方励之教授担任民主中国阵线主席，刘宾雁、管惟炎、严家其诸先生竭力劝进，他仍然予以拒绝.但是，他并没有脱离人权、民运，他长期担任中国人权理事会的共同主席，2005年辞职后又与林培瑞教授等人成立了新的机构，继续从事中国人权的工作。方励之教授曾担任世界天体物理学会会长，利用他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推动建立了人权委员会，帮助因政治因素而落难的物理学者。多年来，方励之教授坚持参加一些中国人权民运的活动，2010年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他飞往挪威出席颁奖典礼.告别仪式结束后，全体与会者依序一一向方励之教授遗体鞠躬道别，对其家人表示慰问。我向方励之教授遗体鞠躬时心中默念：方老师一路走好，我会擦乾眼泪，继续坚毅前行。我对李淑娴老师说：我是八十年代的北大学生，海内外许多八九一代的同道人让我代向方老师致敬、默哀。请您保重！说完刚要离开，没想到李老师说：你是吴仁华吧？你在写作六四，很艰难.这让我颇感安慰，她此时还能记得我和我所做的事，说明精神状态比预期的要好。王丹、林培瑞教授和我都极为担心她无法承受再次突临的亲人猝逝的打击。
自4月6日得知方励之教授逝世消息以来，我都在回忆与他的交往情况，可实在没有多少记忆，在中国听过他的一次演讲，流亡海外后才多了一些联系.1997年，我作为联络人，联系海外580多人联署公开信反对李鹏出任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方老师是我首批联络的人，他爽快地答应了。
相较之下，我与刘宾雁先生、金尧如先生来往较多，因为我曾长期担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刘先生曾担任报社理事会主席，金先生曾担任报社理事会理事，与同样居住在洛杉矶的金先生私人关系最为亲密，我是他口中的“浙江小老乡”。我参加过刘宾雁先生的追思会、金尧如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但不像此次参加方励之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除了哀伤，还有失落感。
像许多中国八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我将方励之教授视为精神导师。在我从一个埋首古书堆的文献学者转变为八九民运的积极参加者的过程中，受到他当年演讲的影响。方励之教授的离去，似乎带走了我的激情的八十年代、我的青春年华，但他的影响必将继续存在。当天中午，我和林培瑞教授、肖强、李晓蓉、王丹等人聚会，商讨如何在方励之教授逝世后做一些事情，诸如出版方励之文集、方励之纪念文集、方励之纪念网站，建立方励之基金会，颁发“方励之人权奖”。
走出告别仪式会场，在门口大厅遇到五位自发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中国留学生，都只有20岁出头，其中一位来自北京的学生21岁，年轻得令人嫉妒。
我指着身边的王丹说，八九民运时他也只有20岁.他们对我说，到海外后瞭解了许多真相，包括读过我的有关六四的文章，敬佩方励之教授，敬佩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可惜方老师没能看到中国民主化的那一天，吴老师你一定能看到那一天。我说，无论我能否看到那一天，都不会停止自己的努力。
与这群年轻人的一番交流，让我颇感安慰，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方励之教授走了，我们八九一代会接班，我们之后，还有年青一代接班，只要我们持续努力，中国的民主化目标总有一天会实行。方励之教授安息吧，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