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强力推荐三位美国学者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讨论，发表于美国《民主》杂志2007年7月号。

 

作者：亨利 S.罗文
译者：赛福尔 校对：温克坚

 

来源：美国《民主》杂志 （Journal of Democracy July 2007 Issue）

作者简介：亨利 S.罗文 （Henry S.Rowen）是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 国际问题研究所（FSI）亚太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名誉教授，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简称胡佛研究所）高教研究员。

 

十多年前，我对本文标题中问题的答案是2015年。我在1996年秋季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开头我便提到了据观察所有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的国家（除了那些主要收入来源为石油的国家），按照《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出版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评级，其位置都会高于“局部自由”(Partly Free)。

 

按中国当前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必然在2015年之前达到上述人均GDP水平，因此我当时认为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很有可能会进入局部自由国家的行列。然而，从那时开始，中国一直处在不自由国家行列的底部，尽管其公民自由有了些许提高——从自由之家的7级评分标准最低的7级上升到了仍然相当糟糕的6级——但其政治权利得分仍然处在最差一级。

 

然而今天当我在1996到2015这个时间域的中间稍后的时刻再次进行类似的调查后，我仍然坚持我原先的主要观点。虽然短期内中国将继续处在不自由国家的行列，但在2015年之前，它将挤入局部自由行列。事实上，我将进一步预言：如果中国的经济和国民教育维持其近期的发展速度，到2025年以前，占世界六分之一还多的中国人民将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里。

 

为了使我的分析更加完善，我将讨论四个问题：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二是引入学界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关系上的观点；三是估计何时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四是考虑巨大转折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战争与和平所产生的影响。

 

让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中国经济问题。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的平均人均GDP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每年8.5%（2006年以国际购买力平价计达到了6000美元）。未来的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多挑战，但如果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理性决策的话，每年7%的平均年人均GDP增速是很可能达到的，这样到201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0000美元。然后，中国劳动力增速放缓（人口结构变化的产物），并且经济将朝世界前几位的发达国家趋近，这意味着其经济增长率将放缓。如果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年均人均GDP增速降为5%，那么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达到大约14000美元，也就是现在阿根廷的水平。

 

短期的干扰不会对这一趋势产生明显影响。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经济遭遇冰封期，但经济随后很快就破冰重行，没有留下长期的经济影响。至少在下一个十年期内，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非常可能的。

 

繁荣是否促进自由？

 

第二个要探索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之间的关系。有3种可能性：1. 发展可能催生民主，2.民主可能促进发展，3.两者可能被同一种力量推动。

 

我在1996年所做的预测是基于第一种推论。该推论基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假说，即只有受过教育的、富足的人民才能抵御那些煽动政客们。稳定的民主社会需要一定水平的人力、社会和物资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另一个相关的观点是支持小政府（尤其是那些行政权力被削弱的）的制度通常促进经济增长。

 

教育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可能也会通过减少那些支持相对民主政体的政治活动的成本来直接促进政治的多元化。学校教育使得反对独裁民主革命更有可能且更加容易成功，同时使得反民主的政变发生的可能性减小。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经过分析100多个国家发现有着较高收入和较为优良普及的（初等）教育的国家里的居民享有更高的自由。他同时还发现了从促进选举权普及的积极因素产生到它在政治中完成作用，中间有一段时滞。他将这种时滞解释为经济和社会变量的变化对制度产生的惯性效应，并且发现大约20年后民主程度几乎完全被经济和社会变量所决定。这一观察发现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像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国家，其自由评级与其收入水平如此的不相称。

 

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国际知名政治学家、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的重量级人物。——译者注）和他的合著作者也发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能最好的解释政权体制的不同。然而，在对这一发现的解释上，他们没有关注从独裁向民主的转变而是关注更加富有国家的民主有着更强的生命力。这些研究者们发现一国收入水平越高，该国民主政权的生存能力就越高。他们估计在一个人均GDP为6000美元的国家民主消亡的概率接近于零。与此相反，查尔斯•鲍埃克斯（Carles Boix）和苏珊•斯托克斯（Susan Stokes）将向民主的过渡归因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当一个国家变得更为富裕时，对人们来说，一个民主的税收结构变得相对廉价，人们也更情愿支持民主化进程。

 

如果民选的政府平均来说比独裁政府更有利于发展，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就将被证明。民主会增强政府透明度和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抑制统治者腐败。然而，一个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民族却会坚持那些破坏经济发展的收入和财产再分配政策。Barro和Prezworski认为民主并不直接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根据T 佩尔森（Torsten Persson）和G 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的研究，民主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是比较弱的。他们同时强调“民主”这个概念太模糊了，而制度的细节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因此，这一点在理论上还没有清晰的结论，而且学术文献对此存在分歧。

 

D 阿希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他的合著作者支持第三种可能性，即民主和发展有着共同的推动因素。他们认为“尽管收入和民主有着正相关关系，却没有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反地，各种历史因素似乎决定不同社会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轨道，从而导致了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学者认为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些国家由于某种原因走上了一条民主和经济增长共存的发展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则进入了一条独裁、镇压和较慢增长的轨道。

 

会不会可能存在一种地区（具体来说即中华文明圈）效应，影响着受曾经被中国文化影响的政权呢？这些国家除中国外，还包括日本、南北韩、越南、新加坡和台湾。目前，这些政权差别很大。日本、韩国和台湾处于自由国家的行列，新加坡属于局部自由，而朝鲜、越南和中国则为不自由国家。不管怎么说，日本、韩国和台湾走出的各自的民主道路表明西方民主是可以在中华文明圈生根发芽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但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不敢恭维。2000年中国25岁以上人口平均仅受过5.74年的学校教育（处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4.89年和东亚太国家6.50年之间）。然而，大规模的发展教育的政策正在实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高等教育阶段，我预计在2025年之前中国25岁以上人口将平均收到将近8年的正式学校教育。

 

在1999年到2005年间，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了两倍，达到了500万。目前，中国有大约2000万人拥有高等教育学位，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亿。尽管存在教育质量和就业问题，中国教育指标的大幅改善积极的预示着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

 

根据学术界目前对民主和发展的观点我们应当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我认为是那些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在坚持不移得到贯彻实行（由历史因素决定的某些制度可能会导致这一点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促进了人力和物资资本的积累以及小政府的形成。那些经济高速发展国家的专制政府可以推迟这一进程但无法最终阻止它。中国目前在自由之家评级中的微弱进步是在公民自由领域，即从7级（最低级）升到了6级。透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识别出一些因素，它们促进了个人自由的显著改善并且预示着更大的进步。

 

第一点是现代经济制度与列宁主义的一党专政和国家专制是无法兼容的。中国共产党曾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保持专政而面临经济停滞和政治抵触的风险，或任其自然发展并最终面临失去控制地位的风险。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将某些领域放开，最明显的就是，它允许市场发挥作用，同时也给予了一些法人组织和媒体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而实际上，她试图构建一种可以被称为“党国资本主义”（party-state capitalism）的体制，即制定宽泛的规制同时给予地方党组织和各种私人团体以较大的自治权，中央政权可以进行干预，但他们会审慎行事。

 

人们也许会想，如果一个政党推崇市场经济，正式吸纳“资本家”并且减少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那么他就不应当再被称为一个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无法掩盖中国共产党大规模的但几乎不为人所察觉的意识形态转变。这里也不存在对社会主义的眷恋，也没有儒学视金钱如粪土的凛然：在2005年对20个国家的调查中，中国有74%的回应者认为最好的经济体制是“自由市场经济”，这个比例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高的。

 

而这个政权存在的基础有三大方面：1.她结束了这个国家一个半世纪的动乱，重建了社会稳定，2.人民收入显著提高（尽管分配不均）；3.中国人认同北京政府正在致力于中国的复兴。

 

调查显示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很高，并且似乎对民主发展的方式感到满意。然而，腐败、环境破坏和贫富悬殊仍然是不满的主要来源。与中国传统思想背道而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同个人权利。

 

地方选举以及前面提到的某些相对自治的法人和媒体机构的兴起正在促进个人自由的进步并且有着改变整个中国社会面貌的潜力。

 

法律制度、社会团体和媒体

 

中国的法制改革始于1979年，当时邓小平领导下的共产党认识到现代经济需要清晰、可预测的，而非模糊和武断的政府决策。尽管中国离法治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这个国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主要的问题与法人组织当前事实上的独立性以及他们未来可能取得的进展有关，当然如果还有与之紧密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共产党要坚持到底的保证权威的主张。

 

邓小平启动改革进程将近30年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很多立法——由国务院制定的——并且建立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司法体系。现在，法律要求对政府机关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非法政府行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对遭受非犯罪性质行政制裁公民进行保护，并且规定了公民有取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和规范了审判程序，商业交易行为日益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承担了更多的国际承诺。

 

然而，很多法律是模糊和相互矛盾的，这正好给了中国共产党以丰富的机会来在变革中保持其统治地位。比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承认选举产生的村主任的权威但同时要求村委会遵守“国家政策”（从而允许当地的村支书支配选举产生的村主任）。 这些模棱两可的一个后果就是地方官员可以将法律法规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进行解读和实行。

 

随着中国的律师总数在150000的基础上继续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寻求法律代理。2004年中国法庭共受理了430万起民事案件，比1999年增长了30%。人们不仅起诉一般个人，而且起诉政府官员和与党国有密切利益关系的企业，这些起诉可以帮助党国实现其“抑制行政过失”的大体目标。

 

但是共产等仍然牢牢控制着法律体系。官员们经常决定法庭判决，官员强迫法官拒绝受理关于产权的案件，而且，当共产党或地方官员已经决定案件应该如何判时，公民依法取得辩护的权利也受到了忽视。然而，中国的法律体系正在演变。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开始独立进行法律解释和决策指定，这是和共产主义教条背道而驰的。一项2000年出台的反腐败指导意见要求民事案件中收受诉讼人贿赂的法官回避。同时法律禁止法官在律师事务所等营利机构担任职务，除非他们离职已满两年。

 

很多骇人听闻的践踏法律暴行不时发生。尽管如此，随着中国人受到更好的教育，随着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复杂，对更加完备有效的法律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农村的动乱和无处不在的腐败迫使中国的领导者们采取更多的行动实现法治社会，尽管这样做会放松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尽管犹豫缓慢，这些在中国法律领域的进展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任何列宁主义者一定会对他们无法控制的组织存在戒心，尤其是那些跨领域和跨地区的社会组织。到目前为止，最令统治者担忧的组织都有着宗教性质，比如法轮功组织。总的来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在蓬勃发展。到2005年，有280000多该类机构在官方注册，而非官方的估计甚至显示没有注册的非政府机构多达200万。政府一直监控着这些组织的活动，但却给予他们事实上的自由度因为他们确实带来了好处。很多宣称他们努力寻求在医疗、教育、环保和残疾人福利事业上的进展，以便获得政府的容忍甚至批准。对比之下，那些关注于人权和中外交流的组织却在过去两年内不断受到政府的骚扰。

 

关押记者，查封报纸和审查网站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限制信息流动和其可能引发的独立集会的决心。然而，信息的可获得性和通讯的简便性都在日益提高。现在，中国媒体对其报道享有的自由权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出现了很多新式杂志和报纸等纸媒体，以及广播、互联网和手机平台上的媒体。媒体报道的主题也比以前宽泛的多，除每日焦点外还包括官员渎职和社会问题。超过一亿的中国人可以上网，4.5亿人（三分之一的人口还多）拥有手机。政府在2002年末和2003年初时尚可对非典型肺炎爆发的消息进行封锁——冒着全球爆发的风险。但是现在，每天有将近5亿条手机短信在人们之间来回传播，审查的难度很大而且越来越大。而比起那些“不爱国”短信的传播来说，当局更应当担心的是那些诸如廉价而普及的手机等通讯设备在组织游行、揭穿丑行和甚至对已然暴乱的局势火上浇油中的作用。

 

目标的自相冲突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她希望经济信息可以自由传播，也希望媒体可以帮助披露地方腐败。但是有着任何政治色彩的通讯却使共产党极为担忧。两种力量背道而驰，从而出现了放松（80年代后期天安门时间以前）-压制（天安门时间之后以及2004年以来）的循环。向信息限制的倒退这一选项从来都没有被排除掉。然而，对市场的普遍接受正在增加信息的可得性和人们互相交流的能力，尽管言论自由的权利还没有在这个国家被事实上确立。

 

今天农村选举，明天乡镇选举？

 

1988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村民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并赋予其在财政管理、土地分配和教育方面的权力和责任。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90%的村民委员会主任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选举的公平、公开和竞争性是有差别的。一些要求如直接个人提名、多候选人制、不记名投票、公开唱票和即时宣布选举结果等没有被完全遵守，而且中国共产党可以左右选举结果。

 

随着人们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要求在那些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时间上更多的话语权，更加自由的表达不满时，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执政难题越来越多。如果人们表达自己不满和愿望的正常渠道被堵死，那么他们将越来越多的寻求非正常渠道。中国共产党也许会意识到防止不稳定的最好办法是赋予人民更多的权力。乡镇选举可能是下一个变革。

 

北京当局对其所谓的“群体性事件”作追踪记录。1995年大约有1万起此类事件被报道，10年后这个数字几乎增长了9倍。民怨并不少见。尽管农村地区的收入缓慢的上升了，很多地方的卫生和教育服务质量下降了，而且城乡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城乡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8上升到了2000年的0.46。（这个数字越高表示越不公平，欧洲平均为0.30美国为0.45）城市里的收入差距也拉大了，其标志即报告中出现身价几十亿美元的富豪榜。

 

尽管对农民征收的税收已经被废除，地方官员依旧用各种办法欺骗和剥削他们，通常的手段是与开发商合谋以非常少的补偿征用农民的土地。由于法律途径被堵塞或不足以解决问题，大规模的游行成了表达不满和要求变革的途径。警方报道称很多游行者有严密的组织，有指定的领袖、“公众发言人”、“活动家”和“地下核心成员”。游行者们通常避免与共产党直接冲突，他们喜欢引用共产党文件里面提到的权利、法律、国务院法规和共产党领袖的讲话，而且这些抗议主要局限于地方性事务。

 

非正式的模式发展起来了。有些抵抗者通过揭发当地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来取得救济，而地方官员有时则无视游行者或进入冗长的程序却不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游行示威持续时间太长或规模太大，政府可能会派遣警察，逮捕带头者，同时对游行者进行某种补偿。一位学者称“国家有意识的避免使用完全的强制手段来制止游行示威，农民不满情绪的增长已经成了地方政治的一部分，现在工人们和农民们感到上街游行不再是什么出格的事情。”

 

像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政府在这方面也感到了矛盾。游行者可以帮助揭发那些滥用职权（因而制造麻烦）的地方官员，从而可以清除他们，但是同时一个独裁的党国很难欢迎频繁的自发游行示威。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在农村的基础设施、污染管制、卫生医疗和教育上投入更多的经费，同时整治那些麻烦制造者，尤其是那些滥用职权和贪污腐败的官员。这些努力会起到什么成效，还有待观察。

 

在一些农村地区有游行示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政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人们知道游行和那些鼓励游行的领袖们在历史里的角色，然而尽管这些游行不是共产党要垮台的迹象，他也不是共产党清明统治的象征。

 

财富带来自由。人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资产，更多可选择的商品和更多选择工作、居住和旅游地点的自由，私人拥有住房、汽车和生意正在变得普遍，而且很多小型的企业已经由国有变为私有。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一个典型的城市居民直接依靠国家来提供学校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减少了这些服务的提供，但是却使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而且现在有更好的工作岗位，尽管劳工市场并不完全自由，而且存在失业包括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一个公民的人生主要选择之一——工作——不再由国家决定了。

 

户口曾经是获得在国企工作机会以及住房、教育和各种补贴的前提，但现在它已远不如从前重要了，经济自由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富余劳动力以及逐渐缩小的国有部门导致1亿多农民未经允许便进入了城市。尽管在城市中，他们不能享受各种城市的服务，但他们依然选择留下，因为他们明显感到城里的自由生活比起农村里的拮据生活要好得多。

 

随着文化教育、城市化和大众媒体的发展，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将经历典型的价值观的转变。传统和封建等级思想的枷锁松动了，现在的妇女也开始出门工作了，三口之家正在取代四世同堂，结婚现在更多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家族事务，并且妇女选择晚育，这些变化正在中国发生着。Alex Inkeles写到，尽管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至少中国人对孝的尊崇没有变，“很多基本的价值观正在受到挑战和重构，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和安排，同时传统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正在发生变革”，但总的来说，调查者发现那些长期以来在中华文明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价值观正在受到挑战，这一点“非常显著”。

 

对上述现象的解读之一是公民自由比政治权利增长的要快。政府也许试图通过取消人们最近获得的个人自由来缩小这一差距，但是这一方式会产生如此多的麻烦以至于政府不太可能使用这一方法。这一差距同时可能预示着政治动荡的到来，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政治的不稳定不能妨碍长期的教育发展和收入增长，当然人们也可以假定长期的整治动荡或长期增长的放缓，但我的预测是这两者都不会出现。

 

如果自由部分首先实现从而成为民主部分的基础的话，中国实现一个稳定的自由民主政府的前景将是最好的。为了使得这一基础得到落实，中国需要继续推广教育，加强对产权的保护，发展透明的法律和金融机构和一个强力的私人部门，提高个人自由，缩小贫富差距。主要的思想正如佩尔森（Persson）和塔贝里尼（Tabellini）所说的“改革的次序是关键的，先进行经济学自由化后进行政治自由化的国家做的更好。”

 

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曾经向我提起过他和邓小平在讨论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邓的看法，“他在后退”，邓指出，“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之前开放了政治体系，结果必将是混乱，我的做法不同，我首先改革农业和小型商业，取得了成果，因此现在我需要在其他方面取得类似的成功。”当Schultz问邓小平政治的开放什么时候会发生时，邓小平回答，“那会晚些时候而且会循序渐进，就像经济改革一样。你得耐心而且把次序弄对。”

 

学者何包钢（He Baogang）指出中国共产党可能成为一个多党系统的基础，或者是功能上的等同物。中国共产党包含各种代表不同利益的派别，存在党内斗争，而且她越来越急切的要监控其成员的表现，这些都可能防止其走向独裁和腐败，从另一个角度说，林冈（Gang Lin）认为民主（至少是党内民主），将不会造成执政党分解，相反它可以成为共产党巩固其权威的工具。

 

未来究竟如何？没人能够断言。通往民主的可能路径很多——坎坷的、平稳的或介于两者之间。衡量中国前面道路的一种方法是估计，随着中国缩小快速变革的社会经济现实和由于制度惯性相对落后的政治模式与秩序之间差距，自由可能以怎样的方式演进。

 

巴罗（Robert J. Barro）发展了一个可以对选举权进行定量预测的模型（与FH的“政治权利”范畴相对应）。他发现可以根据按照“政治权利”衡量的前期的民主水平来预测以后时期的民主水平，尽管随着相隔时间区间的扩大不确定性会上升。他同时发现了一些可以由来预测民主水平的社会指标，包括人均GDP和人口受教育程度（这些指标在中国都在上升）。另一个积极的指标是受过初等教育的人群中的男女比例趋向均衡。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会逐渐趋向这些社会指标决定的目标水平。

 

 

TABLE—PREDICTIONS FOR CHINA’S FUTURE
YEAR	PER CAPITA GDP (2006 PPP)	AVERAGE YEARS OF SCHOOLING (>25)	PREDICTED ELECTORAL RIGHTS	PREDICTED FREEDOM HOUSE RATING
2010	$8,500	6.3	22	Not Free
2015	$10,000	6.7	43	Partly Free
2020	$11,800	7.2	61	Partly Free
2025	$14,000	7.7	76	Free

 

在0-100的区间内，我在模型中输入我预测的各种社会经济指标（经济和教育以及其他因素）得出了上表中的到2025年的连续五年期的选举权预测值，2010年，中国仍然属于“不自由国家”，但2015年她将成为“局部自由国家”，而到2025年成为“自由国家”。来自全世界的证据表明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一个2025年之前人口受到良好教育而且平均收入达到14000美元（购买力平价衡量）几乎肯定可以实现自由——包括选举自由——的发展。2005年，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家（不包括石油国家）都至少是局部自由的，事实上，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所有这些国家都是自由国家。

 

然而，问题也可能出现。我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些。Barro模型的参数是基于许多国家的经验而中国只是其中一个，我并不认为中国会成为象瑞典和新西兰这样的国家，中国的民主可能会带有一些“中国特色”。其临近的台湾地区从50年代早期的地方选举开始用了40年时间完成了民主，中国如果从1988年 算起，到2025年会用差不多的时间。相对于台湾模式，中国共产党一定更倾向于新加坡的技术专家型的权威主义体制。或者中国的政治家们会发展一种新颖的政治制度，它可能不是真正的完全的自由民主，但毕竟给予中国人更多的自由和比现在更多的话语权。

 

和平预示

我1996年时曾指出在一个有很多民主国家的地区出现一个民主的中国对世界和平是有帮助的，因为民主国家不倾向于打仗（但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先天就是和平的）。

 

但是也不一定所有因素的都是积极的。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field）和杰克•施奈德（Jack Snyder）发现那些从独裁到民主过度的国家比已经巩固的民主国家更可能与其他国家发生摩擦，因为内部对权力的争夺会导致其中某一方树立一个外敌作为赢得国内支持的手段。Mansfield 和 Snyder认为这些情况最可能发生在那些国家意识薄弱，法治力量单薄，官僚软弱无力，军队尾大不掉，政党竞争赢者全得，媒体自由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却试图举行大选的国家里。因此他们建议如果可能的话，选举应当在制度建设完成之后，尤其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法律体系建立之后。

 

如果这些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中国的前景很不错。今天在中国，人们拥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法律体系也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军队受到文官政府有效的控制，专业主义在很多机构里越来越明显，并且那些“早熟”的选举似乎还很渺茫。另一个和平的积极因素是中国的较高的贸易与GDP的比值以及其在很多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地位。

 

但也存在消极的方面，中国只有短暂的多党竞争的历史，而且是在相当久远以前，结果也不理想，腐败很普遍，而且中国共产党不会忍受与任何一方竞争权力，更不想在竞争中失败，最令人担忧的要数因为来自台湾海峡对岸的而可能爆发的民族主义灾难。

 

对北京来说，台湾只不过是一个叛变的省，对其使用武力不算战争而是警察行动。如果北京和台北（拥有日本和美国的支持）之间的武装冲突能够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被制止，以便大陆可以变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加大。实际上，一个民主的中国大陆可能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前提。然而，如果中国内部的权力争斗导致某些派系鼓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这一政治多元化将造成很大的麻烦。另一个麻烦来自于台湾宣布独立。

 

如果这些转型中的危险能够得以避免，那么根据这一民主-和平理论，中国和日美的和平关系仍将继续。尽管如此，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20年后，中国的年军费开支将可能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中国解放军将拥有高科技武器。其实力将导致很多小国家簇拥在北京的周围形成联盟，就像是铁片被一个强力的磁铁吸过去一样。也存在一种可能，即中国使用武力对付那些非民主国家，但是一个从专制向民主和平过度的中国从总体上会改善这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前景。

 

回到本文前面提出的四个问题：1.中国经济很可能持续高速增长，尽管随着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和中国经济向发达经济趋同时会放缓。但不能排除严重的突发事件。2.李普斯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发展引向自由的假说比其他任何解释都受到更多的支持。3.2015年之前，中国很可能进入自由之家评出的局部自由国家行列，2025年则成为自由国家。4.尽管在向自由民主国家过度的时期内可能存在危险，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不太可能与她的民主邻居发生战争。

 

世界风云变幻。到8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人，哪怕是专家，会预测到苏联会很快在地球上消失。我不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在10年或20年后消失，但我相信如果她存在下来，她已不再是从前的她，她已经通过适应和调节而转型，那也意味着一个更加自由民主的政治蓝图。

 

注：
我需要感谢很多人，尤其是Robert Barro, Tricia Bolle, Peter Lorentzen, Alex Inkeles, John Lewis, Stanley Lubman,和Andrew Walder，不过，他们和本文的结论没有关系。

 

本刊强力推荐三位美国学者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讨论，发表于美国《民主》杂志2007年7月号。

 

作者：亨利 S.罗文
译者：赛福尔 校对：温克坚

 

来源：美国《民主》杂志 （Journal of Democracy July 2007 Issue）

作者简介：亨利 S.罗文 （Henry S.Rowen）是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 国际问题研究所（FSI）亚太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名誉教授，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简称胡佛研究所）高教研究员。

 

十多年前，我对本文标题中问题的答案是2015年。我在1996年秋季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开头我便提到了据观察所有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的国家（除了那些主要收入来源为石油的国家），按照《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出版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评级，其位置都会高于“局部自由”(Partly Free)。

 

按中国当前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必然在2015年之前达到上述人均GDP水平，因此我当时认为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很有可能会进入局部自由国家的行列。然而，从那时开始，中国一直处在不自由国家行列的底部，尽管其公民自由有了些许提高——从自由之家的7级评分标准最低的7级上升到了仍然相当糟糕的6级——但其政治权利得分仍然处在最差一级。

 

然而今天当我在1996到2015这个时间域的中间稍后的时刻再次进行类似的调查后，我仍然坚持我原先的主要观点。虽然短期内中国将继续处在不自由国家的行列，但在2015年之前，它将挤入局部自由行列。事实上，我将进一步预言：如果中国的经济和国民教育维持其近期的发展速度，到2025年以前，占世界六分之一还多的中国人民将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里。

 

为了使我的分析更加完善，我将讨论四个问题：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二是引入学界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关系上的观点；三是估计何时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四是考虑巨大转折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战争与和平所产生的影响。

 

让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中国经济问题。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的平均人均GDP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每年8.5%（2006年以国际购买力平价计达到了6000美元）。未来的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多挑战，但如果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理性决策的话，每年7%的平均年人均GDP增速是很可能达到的，这样到201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0000美元。然后，中国劳动力增速放缓（人口结构变化的产物），并且经济将朝世界前几位的发达国家趋近，这意味着其经济增长率将放缓。如果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年均人均GDP增速降为5%，那么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达到大约14000美元，也就是现在阿根廷的水平。

 

短期的干扰不会对这一趋势产生明显影响。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经济遭遇冰封期，但经济随后很快就破冰重行，没有留下长期的经济影响。至少在下一个十年期内，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非常可能的。

 

繁荣是否促进自由？

 

第二个要探索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之间的关系。有3种可能性：1. 发展可能催生民主，2.民主可能促进发展，3.两者可能被同一种力量推动。

 

我在1996年所做的预测是基于第一种推论。该推论基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假说，即只有受过教育的、富足的人民才能抵御那些煽动政客们。稳定的民主社会需要一定水平的人力、社会和物资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另一个相关的观点是支持小政府（尤其是那些行政权力被削弱的）的制度通常促进经济增长。

 

教育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可能也会通过减少那些支持相对民主政体的政治活动的成本来直接促进政治的多元化。学校教育使得反对独裁民主革命更有可能且更加容易成功，同时使得反民主的政变发生的可能性减小。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经过分析100多个国家发现有着较高收入和较为优良普及的（初等）教育的国家里的居民享有更高的自由。他同时还发现了从促进选举权普及的积极因素产生到它在政治中完成作用，中间有一段时滞。他将这种时滞解释为经济和社会变量的变化对制度产生的惯性效应，并且发现大约20年后民主程度几乎完全被经济和社会变量所决定。这一观察发现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像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国家，其自由评级与其收入水平如此的不相称。

 

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国际知名政治学家、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的重量级人物。——译者注）和他的合著作者也发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能最好的解释政权体制的不同。然而，在对这一发现的解释上，他们没有关注从独裁向民主的转变而是关注更加富有国家的民主有着更强的生命力。这些研究者们发现一国收入水平越高，该国民主政权的生存能力就越高。他们估计在一个人均GDP为6000美元的国家民主消亡的概率接近于零。与此相反，查尔斯•鲍埃克斯（Carles Boix）和苏珊•斯托克斯（Susan Stokes）将向民主的过渡归因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当一个国家变得更为富裕时，对人们来说，一个民主的税收结构变得相对廉价，人们也更情愿支持民主化进程。

 

如果民选的政府平均来说比独裁政府更有利于发展，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就将被证明。民主会增强政府透明度和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抑制统治者腐败。然而，一个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民族却会坚持那些破坏经济发展的收入和财产再分配政策。Barro和Prezworski认为民主并不直接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根据T 佩尔森（Torsten Persson）和G 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的研究，民主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是比较弱的。他们同时强调“民主”这个概念太模糊了，而制度的细节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因此，这一点在理论上还没有清晰的结论，而且学术文献对此存在分歧。

 

D 阿希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他的合著作者支持第三种可能性，即民主和发展有着共同的推动因素。他们认为“尽管收入和民主有着正相关关系，却没有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反地，各种历史因素似乎决定不同社会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轨道，从而导致了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学者认为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些国家由于某种原因走上了一条民主和经济增长共存的发展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则进入了一条独裁、镇压和较慢增长的轨道。

 

会不会可能存在一种地区（具体来说即中华文明圈）效应，影响着受曾经被中国文化影响的政权呢？这些国家除中国外，还包括日本、南北韩、越南、新加坡和台湾。目前，这些政权差别很大。日本、韩国和台湾处于自由国家的行列，新加坡属于局部自由，而朝鲜、越南和中国则为不自由国家。不管怎么说，日本、韩国和台湾走出的各自的民主道路表明西方民主是可以在中华文明圈生根发芽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但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不敢恭维。2000年中国25岁以上人口平均仅受过5.74年的学校教育（处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4.89年和东亚太国家6.50年之间）。然而，大规模的发展教育的政策正在实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高等教育阶段，我预计在2025年之前中国25岁以上人口将平均收到将近8年的正式学校教育。

 

在1999年到2005年间，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了两倍，达到了500万。目前，中国有大约2000万人拥有高等教育学位，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亿。尽管存在教育质量和就业问题，中国教育指标的大幅改善积极的预示着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

 

根据学术界目前对民主和发展的观点我们应当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我认为是那些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在坚持不移得到贯彻实行（由历史因素决定的某些制度可能会导致这一点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促进了人力和物资资本的积累以及小政府的形成。那些经济高速发展国家的专制政府可以推迟这一进程但无法最终阻止它。中国目前在自由之家评级中的微弱进步是在公民自由领域，即从7级（最低级）升到了6级。透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识别出一些因素，它们促进了个人自由的显著改善并且预示着更大的进步。

 

第一点是现代经济制度与列宁主义的一党专政和国家专制是无法兼容的。中国共产党曾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保持专政而面临经济停滞和政治抵触的风险，或任其自然发展并最终面临失去控制地位的风险。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将某些领域放开，最明显的就是，它允许市场发挥作用，同时也给予了一些法人组织和媒体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而实际上，她试图构建一种可以被称为“党国资本主义”（party-state capitalism）的体制，即制定宽泛的规制同时给予地方党组织和各种私人团体以较大的自治权，中央政权可以进行干预，但他们会审慎行事。

 

人们也许会想，如果一个政党推崇市场经济，正式吸纳“资本家”并且减少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那么他就不应当再被称为一个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无法掩盖中国共产党大规模的但几乎不为人所察觉的意识形态转变。这里也不存在对社会主义的眷恋，也没有儒学视金钱如粪土的凛然：在2005年对20个国家的调查中，中国有74%的回应者认为最好的经济体制是“自由市场经济”，这个比例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高的。

 

而这个政权存在的基础有三大方面：1.她结束了这个国家一个半世纪的动乱，重建了社会稳定，2.人民收入显著提高（尽管分配不均）；3.中国人认同北京政府正在致力于中国的复兴。

 

调查显示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很高，并且似乎对民主发展的方式感到满意。然而，腐败、环境破坏和贫富悬殊仍然是不满的主要来源。与中国传统思想背道而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同个人权利。

 

地方选举以及前面提到的某些相对自治的法人和媒体机构的兴起正在促进个人自由的进步并且有着改变整个中国社会面貌的潜力。

 

法律制度、社会团体和媒体

 

中国的法制改革始于1979年，当时邓小平领导下的共产党认识到现代经济需要清晰、可预测的，而非模糊和武断的政府决策。尽管中国离法治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这个国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主要的问题与法人组织当前事实上的独立性以及他们未来可能取得的进展有关，当然如果还有与之紧密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共产党要坚持到底的保证权威的主张。

 

邓小平启动改革进程将近30年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很多立法——由国务院制定的——并且建立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司法体系。现在，法律要求对政府机关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非法政府行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对遭受非犯罪性质行政制裁公民进行保护，并且规定了公民有取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和规范了审判程序，商业交易行为日益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承担了更多的国际承诺。

 

然而，很多法律是模糊和相互矛盾的，这正好给了中国共产党以丰富的机会来在变革中保持其统治地位。比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承认选举产生的村主任的权威但同时要求村委会遵守“国家政策”（从而允许当地的村支书支配选举产生的村主任）。 这些模棱两可的一个后果就是地方官员可以将法律法规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进行解读和实行。

 

随着中国的律师总数在150000的基础上继续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寻求法律代理。2004年中国法庭共受理了430万起民事案件，比1999年增长了30%。人们不仅起诉一般个人，而且起诉政府官员和与党国有密切利益关系的企业，这些起诉可以帮助党国实现其“抑制行政过失”的大体目标。

 

但是共产等仍然牢牢控制着法律体系。官员们经常决定法庭判决，官员强迫法官拒绝受理关于产权的案件，而且，当共产党或地方官员已经决定案件应该如何判时，公民依法取得辩护的权利也受到了忽视。然而，中国的法律体系正在演变。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开始独立进行法律解释和决策指定，这是和共产主义教条背道而驰的。一项2000年出台的反腐败指导意见要求民事案件中收受诉讼人贿赂的法官回避。同时法律禁止法官在律师事务所等营利机构担任职务，除非他们离职已满两年。

 

很多骇人听闻的践踏法律暴行不时发生。尽管如此，随着中国人受到更好的教育，随着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复杂，对更加完备有效的法律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农村的动乱和无处不在的腐败迫使中国的领导者们采取更多的行动实现法治社会，尽管这样做会放松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尽管犹豫缓慢，这些在中国法律领域的进展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任何列宁主义者一定会对他们无法控制的组织存在戒心，尤其是那些跨领域和跨地区的社会组织。到目前为止，最令统治者担忧的组织都有着宗教性质，比如法轮功组织。总的来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在蓬勃发展。到2005年，有280000多该类机构在官方注册，而非官方的估计甚至显示没有注册的非政府机构多达200万。政府一直监控着这些组织的活动，但却给予他们事实上的自由度因为他们确实带来了好处。很多宣称他们努力寻求在医疗、教育、环保和残疾人福利事业上的进展，以便获得政府的容忍甚至批准。对比之下，那些关注于人权和中外交流的组织却在过去两年内不断受到政府的骚扰。

 

关押记者，查封报纸和审查网站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限制信息流动和其可能引发的独立集会的决心。然而，信息的可获得性和通讯的简便性都在日益提高。现在，中国媒体对其报道享有的自由权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出现了很多新式杂志和报纸等纸媒体，以及广播、互联网和手机平台上的媒体。媒体报道的主题也比以前宽泛的多，除每日焦点外还包括官员渎职和社会问题。超过一亿的中国人可以上网，4.5亿人（三分之一的人口还多）拥有手机。政府在2002年末和2003年初时尚可对非典型肺炎爆发的消息进行封锁——冒着全球爆发的风险。但是现在，每天有将近5亿条手机短信在人们之间来回传播，审查的难度很大而且越来越大。而比起那些“不爱国”短信的传播来说，当局更应当担心的是那些诸如廉价而普及的手机等通讯设备在组织游行、揭穿丑行和甚至对已然暴乱的局势火上浇油中的作用。

 

目标的自相冲突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她希望经济信息可以自由传播，也希望媒体可以帮助披露地方腐败。但是有着任何政治色彩的通讯却使共产党极为担忧。两种力量背道而驰，从而出现了放松（80年代后期天安门时间以前）-压制（天安门时间之后以及2004年以来）的循环。向信息限制的倒退这一选项从来都没有被排除掉。然而，对市场的普遍接受正在增加信息的可得性和人们互相交流的能力，尽管言论自由的权利还没有在这个国家被事实上确立。

 

今天农村选举，明天乡镇选举？

 

1988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村民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并赋予其在财政管理、土地分配和教育方面的权力和责任。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90%的村民委员会主任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选举的公平、公开和竞争性是有差别的。一些要求如直接个人提名、多候选人制、不记名投票、公开唱票和即时宣布选举结果等没有被完全遵守，而且中国共产党可以左右选举结果。

 

随着人们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要求在那些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时间上更多的话语权，更加自由的表达不满时，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执政难题越来越多。如果人们表达自己不满和愿望的正常渠道被堵死，那么他们将越来越多的寻求非正常渠道。中国共产党也许会意识到防止不稳定的最好办法是赋予人民更多的权力。乡镇选举可能是下一个变革。

 

北京当局对其所谓的“群体性事件”作追踪记录。1995年大约有1万起此类事件被报道，10年后这个数字几乎增长了9倍。民怨并不少见。尽管农村地区的收入缓慢的上升了，很多地方的卫生和教育服务质量下降了，而且城乡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城乡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8上升到了2000年的0.46。（这个数字越高表示越不公平，欧洲平均为0.30美国为0.45）城市里的收入差距也拉大了，其标志即报告中出现身价几十亿美元的富豪榜。

 

尽管对农民征收的税收已经被废除，地方官员依旧用各种办法欺骗和剥削他们，通常的手段是与开发商合谋以非常少的补偿征用农民的土地。由于法律途径被堵塞或不足以解决问题，大规模的游行成了表达不满和要求变革的途径。警方报道称很多游行者有严密的组织，有指定的领袖、“公众发言人”、“活动家”和“地下核心成员”。游行者们通常避免与共产党直接冲突，他们喜欢引用共产党文件里面提到的权利、法律、国务院法规和共产党领袖的讲话，而且这些抗议主要局限于地方性事务。

 

非正式的模式发展起来了。有些抵抗者通过揭发当地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来取得救济，而地方官员有时则无视游行者或进入冗长的程序却不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游行示威持续时间太长或规模太大，政府可能会派遣警察，逮捕带头者，同时对游行者进行某种补偿。一位学者称“国家有意识的避免使用完全的强制手段来制止游行示威，农民不满情绪的增长已经成了地方政治的一部分，现在工人们和农民们感到上街游行不再是什么出格的事情。”

 

像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政府在这方面也感到了矛盾。游行者可以帮助揭发那些滥用职权（因而制造麻烦）的地方官员，从而可以清除他们，但是同时一个独裁的党国很难欢迎频繁的自发游行示威。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在农村的基础设施、污染管制、卫生医疗和教育上投入更多的经费，同时整治那些麻烦制造者，尤其是那些滥用职权和贪污腐败的官员。这些努力会起到什么成效，还有待观察。

 

在一些农村地区有游行示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政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人们知道游行和那些鼓励游行的领袖们在历史里的角色，然而尽管这些游行不是共产党要垮台的迹象，他也不是共产党清明统治的象征。

 

财富带来自由。人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资产，更多可选择的商品和更多选择工作、居住和旅游地点的自由，私人拥有住房、汽车和生意正在变得普遍，而且很多小型的企业已经由国有变为私有。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一个典型的城市居民直接依靠国家来提供学校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减少了这些服务的提供，但是却使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而且现在有更好的工作岗位，尽管劳工市场并不完全自由，而且存在失业包括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一个公民的人生主要选择之一——工作——不再由国家决定了。

 

户口曾经是获得在国企工作机会以及住房、教育和各种补贴的前提，但现在它已远不如从前重要了，经济自由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富余劳动力以及逐渐缩小的国有部门导致1亿多农民未经允许便进入了城市。尽管在城市中，他们不能享受各种城市的服务，但他们依然选择留下，因为他们明显感到城里的自由生活比起农村里的拮据生活要好得多。

 

随着文化教育、城市化和大众媒体的发展，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将经历典型的价值观的转变。传统和封建等级思想的枷锁松动了，现在的妇女也开始出门工作了，三口之家正在取代四世同堂，结婚现在更多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家族事务，并且妇女选择晚育，这些变化正在中国发生着。Alex Inkeles写到，尽管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至少中国人对孝的尊崇没有变，“很多基本的价值观正在受到挑战和重构，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和安排，同时传统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正在发生变革”，但总的来说，调查者发现那些长期以来在中华文明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价值观正在受到挑战，这一点“非常显著”。

 

对上述现象的解读之一是公民自由比政治权利增长的要快。政府也许试图通过取消人们最近获得的个人自由来缩小这一差距，但是这一方式会产生如此多的麻烦以至于政府不太可能使用这一方法。这一差距同时可能预示着政治动荡的到来，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政治的不稳定不能妨碍长期的教育发展和收入增长，当然人们也可以假定长期的整治动荡或长期增长的放缓，但我的预测是这两者都不会出现。

 

如果自由部分首先实现从而成为民主部分的基础的话，中国实现一个稳定的自由民主政府的前景将是最好的。为了使得这一基础得到落实，中国需要继续推广教育，加强对产权的保护，发展透明的法律和金融机构和一个强力的私人部门，提高个人自由，缩小贫富差距。主要的思想正如佩尔森（Persson）和塔贝里尼（Tabellini）所说的“改革的次序是关键的，先进行经济学自由化后进行政治自由化的国家做的更好。”

 

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曾经向我提起过他和邓小平在讨论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邓的看法，“他在后退”，邓指出，“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之前开放了政治体系，结果必将是混乱，我的做法不同，我首先改革农业和小型商业，取得了成果，因此现在我需要在其他方面取得类似的成功。”当Schultz问邓小平政治的开放什么时候会发生时，邓小平回答，“那会晚些时候而且会循序渐进，就像经济改革一样。你得耐心而且把次序弄对。”

 

学者何包钢（He Baogang）指出中国共产党可能成为一个多党系统的基础，或者是功能上的等同物。中国共产党包含各种代表不同利益的派别，存在党内斗争，而且她越来越急切的要监控其成员的表现，这些都可能防止其走向独裁和腐败，从另一个角度说，林冈（Gang Lin）认为民主（至少是党内民主），将不会造成执政党分解，相反它可以成为共产党巩固其权威的工具。

 

未来究竟如何？没人能够断言。通往民主的可能路径很多——坎坷的、平稳的或介于两者之间。衡量中国前面道路的一种方法是估计，随着中国缩小快速变革的社会经济现实和由于制度惯性相对落后的政治模式与秩序之间差距，自由可能以怎样的方式演进。

 

巴罗（Robert J. Barro）发展了一个可以对选举权进行定量预测的模型（与FH的“政治权利”范畴相对应）。他发现可以根据按照“政治权利”衡量的前期的民主水平来预测以后时期的民主水平，尽管随着相隔时间区间的扩大不确定性会上升。他同时发现了一些可以由来预测民主水平的社会指标，包括人均GDP和人口受教育程度（这些指标在中国都在上升）。另一个积极的指标是受过初等教育的人群中的男女比例趋向均衡。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会逐渐趋向这些社会指标决定的目标水平。

 

 

TABLE—PREDICTIONS FOR CHINA’S FUTURE
YEAR	PER CAPITA GDP (2006 PPP)	AVERAGE YEARS OF SCHOOLING (>25)	PREDICTED ELECTORAL RIGHTS	PREDICTED FREEDOM HOUSE RATING
2010	$8,500	6.3	22	Not Free
2015	$10,000	6.7	43	Partly Free
2020	$11,800	7.2	61	Partly Free
2025	$14,000	7.7	76	Free

 

在0-100的区间内，我在模型中输入我预测的各种社会经济指标（经济和教育以及其他因素）得出了上表中的到2025年的连续五年期的选举权预测值，2010年，中国仍然属于“不自由国家”，但2015年她将成为“局部自由国家”，而到2025年成为“自由国家”。来自全世界的证据表明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一个2025年之前人口受到良好教育而且平均收入达到14000美元（购买力平价衡量）几乎肯定可以实现自由——包括选举自由——的发展。2005年，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家（不包括石油国家）都至少是局部自由的，事实上，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所有这些国家都是自由国家。

 

然而，问题也可能出现。我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些。Barro模型的参数是基于许多国家的经验而中国只是其中一个，我并不认为中国会成为象瑞典和新西兰这样的国家，中国的民主可能会带有一些“中国特色”。其临近的台湾地区从50年代早期的地方选举开始用了40年时间完成了民主，中国如果从1988年 算起，到2025年会用差不多的时间。相对于台湾模式，中国共产党一定更倾向于新加坡的技术专家型的权威主义体制。或者中国的政治家们会发展一种新颖的政治制度，它可能不是真正的完全的自由民主，但毕竟给予中国人更多的自由和比现在更多的话语权。

 

和平预示

我1996年时曾指出在一个有很多民主国家的地区出现一个民主的中国对世界和平是有帮助的，因为民主国家不倾向于打仗（但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先天就是和平的）。

 

但是也不一定所有因素的都是积极的。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field）和杰克•施奈德（Jack Snyder）发现那些从独裁到民主过度的国家比已经巩固的民主国家更可能与其他国家发生摩擦，因为内部对权力的争夺会导致其中某一方树立一个外敌作为赢得国内支持的手段。Mansfield 和 Snyder认为这些情况最可能发生在那些国家意识薄弱，法治力量单薄，官僚软弱无力，军队尾大不掉，政党竞争赢者全得，媒体自由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却试图举行大选的国家里。因此他们建议如果可能的话，选举应当在制度建设完成之后，尤其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法律体系建立之后。

 

如果这些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中国的前景很不错。今天在中国，人们拥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法律体系也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军队受到文官政府有效的控制，专业主义在很多机构里越来越明显，并且那些“早熟”的选举似乎还很渺茫。另一个和平的积极因素是中国的较高的贸易与GDP的比值以及其在很多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地位。

 

但也存在消极的方面，中国只有短暂的多党竞争的历史，而且是在相当久远以前，结果也不理想，腐败很普遍，而且中国共产党不会忍受与任何一方竞争权力，更不想在竞争中失败，最令人担忧的要数因为来自台湾海峡对岸的而可能爆发的民族主义灾难。

 

对北京来说，台湾只不过是一个叛变的省，对其使用武力不算战争而是警察行动。如果北京和台北（拥有日本和美国的支持）之间的武装冲突能够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被制止，以便大陆可以变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加大。实际上，一个民主的中国大陆可能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前提。然而，如果中国内部的权力争斗导致某些派系鼓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这一政治多元化将造成很大的麻烦。另一个麻烦来自于台湾宣布独立。

 

如果这些转型中的危险能够得以避免，那么根据这一民主-和平理论，中国和日美的和平关系仍将继续。尽管如此，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20年后，中国的年军费开支将可能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中国解放军将拥有高科技武器。其实力将导致很多小国家簇拥在北京的周围形成联盟，就像是铁片被一个强力的磁铁吸过去一样。也存在一种可能，即中国使用武力对付那些非民主国家，但是一个从专制向民主和平过度的中国从总体上会改善这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前景。

 

回到本文前面提出的四个问题：1.中国经济很可能持续高速增长，尽管随着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和中国经济向发达经济趋同时会放缓。但不能排除严重的突发事件。2.李普斯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发展引向自由的假说比其他任何解释都受到更多的支持。3.2015年之前，中国很可能进入自由之家评出的局部自由国家行列，2025年则成为自由国家。4.尽管在向自由民主国家过度的时期内可能存在危险，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不太可能与她的民主邻居发生战争。

 

世界风云变幻。到8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人，哪怕是专家，会预测到苏联会很快在地球上消失。我不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在10年或20年后消失，但我相信如果她存在下来，她已不再是从前的她，她已经通过适应和调节而转型，那也意味着一个更加自由民主的政治蓝图。

 

注：
我需要感谢很多人，尤其是Robert Barro, Tricia Bolle, Peter Lorentzen, Alex Inkeles, John Lewis, Stanley Lubman,和Andrew Walder，不过，他们和本文的结论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