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七大今天上午开幕。此前，中共自己在控制的所有媒体大肆炒作，这是中共历来一贯的作派。报刊、电视、电台和互联网关于鼓吹十七大的宣传广告和报道，其实并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因为，中共十七大没有任何政治改革的迹象，十七大代表也根本不会代表中共广大党员，只不过是被“绑架”到北京做举手表决的工具。中共党代会操纵在党内寡头手里，一切已经决定，走走形式罢了。
尽管如此，中共一方面通过党控媒体进行自我标榜，另一方面却表现出恐惧的样子，为开好这次大会，竟然不惜动用全国的警力，对政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大规模搜捕、软禁、监控，甚至使用黑社会手法的绑架与恐吓。中共看来的确很脆弱，一个党代会，竟然如临大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果不是把人民当成敌人，何须如此自己吓唬自己！
如果说人们还有所关心，那也不过是关注人事的变动。谁是新的中央常委人们人选？习近平和李克强能否进入中央常委？贾庆林、曾庆红的地位又将如何？江胡斗来斗去，会有什么结果？
中共依然摆脱不了革命党的性质，只不过斗争对象已经转换为广大老百姓。谁来威胁中共的执政地位？没有反对党，甚至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和独立的工人、农民组织，中共怕什么呢？依我看，中共很清楚的是社会矛盾不断扩大激化，广大老百姓对共产党腐败怨声载道，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社会正在聚集和形成火药桶，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发革命。这才是中共最担心的。
中共十六大结束后，新一届中共寡头还让外界有所期待，于是有“胡温新政”的舆论泡沫鼓起，但很快破灭。现在的十七大，虽然举世瞩目，但连“新政”的舆论泡沫都不会再有。
许多观察人士对十七大和胡温政权进行评论，海外媒体当然不同于中共控制的媒体，一些分析鞭辟透彻，一针见血，对十七大政治改革不抱任何幻想，而实际上在议论中共如何继续专制统治，反抗者如何继续进行反抗。
本周新闻分十部分：1，学者、专业人士的评论；2，维权者致十七大的公开信和上书；3，海外媒体的分析；4，海外媒体的报道。
●学者、专业人士的评论
▲居住在北京的中国学者、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在《开放》杂志发表文章《十七大前的道德净化运动》。文章写道，胡锦涛的道德训诫早已沦为民间笑料，中共在十七大前又掀起新一轮道德净化运动，意识形态部门展开全国性榜样学习运动，大规模整肃电视娱乐节目。这是中国历史中很坏的传统。
中共官方举办的提倡“八荣八耻”的歌唱比赛会。
中国社会的道德堕落已经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遏制全社会道德急遽败坏的趋向，中共非但不思从清算毛时代对人性的毒害入手，从制度改革上和根治权贵集团普遍腐败上着眼，反而一次又一次地祭起了专制主义的钦定道德标准的陈腐旗帜，胡温上台以来，从全党的“保先运动”到全国的“八荣八耻”，配合着痉挛式地树立道德典型，利用政治权力和垄断喉舌对国人进行持续的精神洗脑。
中共掀起新一轮道德净化运动
当胡锦涛的道德训诫早已沦为民间笑料之后，中共政权仍不甘心，在十七大前掀起新一轮道德净化运动。一方面，负责意识衙门与官方的工会组织、妇女团体展开全国性的树榜样活动，组织评选和表彰“助人为乐模范”、“见义勇为模范”和“诚实守信模范”等全国道德模范；另一方面，广电部门以抵制娱乐节目的低俗化为接口，开始大规模整肃电视娱乐节目，接连出重拳关闭从央视到地方台的娱乐节目。九月二十一日广电部门再次向近年来颇受欢迎的各类选秀节目开刀，下令禁止观众的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悍然侵犯民众参与选秀节目的权利。
然而，这种钦定道德、官树典型、舆论宣传所奉行的统治逻辑极为陈腐，与政府不得干预人的灵魂的现代文明毫无共同之处，倒是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训政”和“新生活运动”。想起毛泽东时代的“学雷锋”，邓小平时代的“五讲四美”、“四有新人”和“三热爱”， 江泽民时代的“三讲”、“以德治国”、〈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当代中国的钦定道德。更让我不断地回到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历代帝王们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圣谕传统，令我不敢想象的不仅有中国古代礼仪之繁复，还有这些古今一脉的礼仪道德标准，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圣谕。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唐太宗的“贞观礼仪一百三十八篇”、宋太祖的“礼仪诏”，特别是朱元璋的明代初期，皇权管制之广之严类似于毛时代生死婚嫁交友的所有细节，皆以繁复的领袖指示形式颁布。
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被剥夺自由的耻辱感，每个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人，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有。所谓“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禽兽的称呼，而一进入社会，便只有主子、臣子、妻、妾、妃 …… 就是没有人。所谓历代之改制，也从未触及专制等级制和钦定道德的传统，而仅仅是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在统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视人甚至完全无视人的制度下，居然无人对此制度提出过根本的质疑，无人把人本身的权利作为其思想的基础。
江胡继承文革的灵魂深处闹革命
但是，古代的钦定道德的手法之荒谬程度，远不如毛泽东时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不服改造的便打入另册；不断树立道德楷模，让全国人民学习；文革时，毛泽东语录被称为“最高指示”，已有毛语录发表，全国百姓都要上街庆祝；大搞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凡是上台发言的人，干部、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知识份子 …… 都是在最困难最灰心最没有希望的时刻，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于是，所有的困难迎刃而解；在私心萌动的关键时刻，忽然默念伟大导师的语录，于是，转念之间就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者。
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但毛时代的遗毒至今犹在。比如，在宣传“保先运动”的电视节目中，有些专题报导的荒谬可笑，就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闹剧。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常常以显要位置播出这样的报导：在学习胡锦涛的“保先”讲话之前，某某乡镇的党员干部如何堕落、干群关系如何紧张，经济如何低落，而自从开展“保先运动”以来，党员忽然变成真正的先锋分子，干部忽然变成了“人民公仆”，干群关系顿时变得亲密无间，经济也随之高速发展 …… 这类报导完全是文革式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翻版，也很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巫术。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主创造并颁布的。文明越进步，政治权力对思想和道德的强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政治权力必须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态度，让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过竞争交流、对话、包容、渗透、融合，才会使一个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断的思想创新，才会使人类在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中生生不息，向前发展。
五四时代中国知识界早已觉醒的道理
这一切现代文明的标准，不仅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起码的政治常识，即便在将近百年前的五四先贤也早已清楚无疑。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时任总统的徐世昌发布充满陈腐道德说教的〈大总统令〉，《新青年》杂志发表高一涵的文章〈非君师主义〉，对大总统令的道德说教作出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我的意见，不是说道德是不必要的，是说道德不能由国家干涉的； ……道德必须由我们自己修养，以我们自己的良知为标准，国家是不能攒入精神界去干涉我们的。此外尚有一个理由，就是国家待人民，要看作能自立、自动，具有人格的大人；万不要看作奴隶，看作俘虏，看作赤子，看作没有人格的小人。共和国的人民，是要当作主人待遇，不能当作\'儿子\'待遇，不能当作\'奴虏\'待遇的。”
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制度并没有实质进步，中国统治者自然都想作“君亲师”的绝对独裁者。他们仍然顽固地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狂妄自信绝对正确，为天下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此为礼也，用以教民”。
他们甚至狂妄到可笑的程度。比如，朱元璋创建的一项明朝通行的制度，居然是每月初都要发布指导百姓怎样生活的圣谕，让太监在前门外向有头有脸的乡绅们宣旨。月月如斯，内容高度重复。久而久之，聆旨乡绅，索性花钱，一边贿赂宣旨的太监，一边雇佣街头痞子，代为听旨。如此，乡绅、太监和痞子各得其利，三者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着欺君之秀，恭奉如仪。只有皇帝一人变成白痴，懵然无知。
斯大林封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进入中共掌权时期，这种“年年讲，月月讲”的传统非但没有绝迹，反而被中共政权创造性地发展，变成了“天天讲，时时讲”，中共党魁经常发布百姓们必须聆听“圣谕”或“训诫”，把百姓当作幼稚园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爱幼、男女平等、邻里团结、勤俭持家、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 ”等等。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频频找来开会的官员们和每天被要求学习党魁讲话的百姓们，其心情与明代的宫廷太监、大户乡绅、街头痞子完全一样，共同上演一出统治者被统治者装模作样地自欺欺人的肥皂剧。
前苏联的极权者斯大林为了拉拢以高尔基为代表的知识名流，在三十年代初期，经常在高尔基家举办聚会，邀请几十位著名作家参加。恭听作家们的高谈阔论，赞扬他们的创作。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的一次聚会上发表谈话，将作家们封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说：“你们生产我们需要的产品，比机器、坦克和飞机更需要，那就是人的灵魂 …… ”但是斯大林这样做，不过是为了通过作家来征服人民的灵魂，最后是他自己变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苏联作家在斯大林时代因“违反党的路线”被整肃者屡见不鲜，大多数作家则成为“个人迷信”的鼓吹手。
人的灵魂不需要工程师。所有自封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统治者、主教、思想家——都患有狂妄症；任何鼓励政府及统治者扮演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制度，都是戕害人性的邪恶制度。当独裁者变成灵魂工程师，被统治者就必须服从其道德改造；对于那些不服从的人，工程师们不会只用道德说教来说服你，而是要动用大批判、游街、监狱、酷刑、甚至肉体灭绝来彻底取消你说话的权利和机会，他们不仅用暴力恐怖吃掉人的肉体，更用欺骗吃掉人性、人格、尊严和灵魂。正是这些灵魂工程师造成了灵魂的荒漠化。这就是从毛时代到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专栏作家方德豪在《亚洲时报》发表文章《中共十七大前瞻：老问题，新角度》。文章说，中共十七大之所以备受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每5年举行一次的十七大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其职权包括“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其中一个“重大问题”，自然是人事布局；于十七大闭幕后翌日举行的中共一中全会后，新一届的中共“内阁”——中共政治局常委，将正式选出和亮相。按过去思路，新一届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将包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接班人。按中共近年做法，在2012年年底满70岁的胡锦涛将因为年龄问题而引退，有机会接替他的人选，已是时候进入权力核心为接掌权力热身。
中共的接班是一个老问题，但老问题不一定要用旧方法去看待。像一些西方媒体把“胡锦涛能否钦点他的指定接班人”作为胡锦涛十七大上的“成败指标”，明显就是因循过去中共一定钦点接班人的纪录而作出的推测。这类的推论，其实是站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的。中共锁定一个人担任接班人人选，是过去一贯的做法；但长期以来，即使是中共内部，其实也有一种要求不去“钦点接班人”的“新思维”；因此，一个可能就是当今的中共领导人拥抱“新思维”，不再用“旧模式”来处理接班这个“老问题”。
胡锦涛跟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素有渊源，是众所周知的。胡锦涛的施政理念，本质上跟胡耀邦是一致的。胡耀邦的施政理念特色，一是开明民主，二是反对个人祟拜，三是强调制度建设。基于这种信念，胡耀邦是明确反对指定接班人这种做法的。今年三月北京两会期间，胡耀邦之子、台湾《中国时报》就曾引述中共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提到：当年胡耀邦不赞成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的做法。
“大胡”胡耀邦对“小胡”胡锦涛既然深具影响，若然胡锦涛这次十七大不去特别“钦点”特定的接班人，自然也属顺理成章。当然，不“钦点”并不代表他不会去 “栽培”特定的人选，所以外界锁定习近平和李克强作为接班人选。但几乎可以肯定，暂时来说，一定不会存在谁人内定接任甚么职位的问题。况且，既然越共在去年4月举行的十大能引入差额选举制，连总书记也由两人竞争且没有出乱子，中共采取差额选举总书记其实也是应该可行的。
有猜测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可能双双出线，成为五年后接班的热门人选。因为习近平父亲是习仲勋，被指为“太子党”，所以一些议论认为“胡锦涛推动接班人问题受阻”。这又是另一个以“旧角度”来看待“新问题”的表现。
先不说习近平在上海书记任内大力支持胡路线，消除陈良宇在上海书记任内抵制中央政令的不良影响这一功劳不说，习近平跟胡锦涛之间在施政理念上应没有重大分岐。在中共高层之内，习近平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一向被视为开明派。胡耀邦秘书林牧曾撰文指出，即使胡耀邦在1987年在一场“反自由化”运动中下台之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仍是旗帜鲜明地为胡耀邦抱不平的。另外，曾因1989年六四问题被指“分裂党中央”而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2005 年1月去世；虽然赵，但习仲勋遗孀齐心一样不避嫌，以其个人和“率子女”的名义向赵家送上花篮。齐心既然是“率子女”，自然包括习近平在内。既然习家一向没有跟“大胡”和“大胡”有任何重大分岐，胡锦涛其实是没有甚么理由要去排斥习近平的。
“大胡”对“小胡”的影响，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
据说于八十年代，胡锦涛在共青团任职时，开罪了一些在团中央工作的高干子弟。这就说明了为甚么1984年的王兆国当完了共青团第一书记给调进中南海当中央办公厅主任，而胡锦涛在1985年当完共青团第一书记后却被发配边疆，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可是，在这个时候，胡耀邦却没有忘记胡锦涛，仍对他大力支持。
1986年2月，胡耀邦特别到贵州过春节，一方面他是深入贵州偏远的农村考察，表达对中国最弱势社群的重视和关怀，另一方面也是给胡锦涛打气。此前两年的 1984年，胡耀邦才刚在贵州渡过元旦，以一个日理万机的总书记来说，胡耀邦廿二个月内两访贵州，其对弱势省份和胡锦涛的关怀是不言而喻的。习仲勋在患难时期曾对胡耀邦相濡以沫，胡锦涛对此自然也了然于胸。
▲专栏作家施英在《人与人权》发表文章《对胡温政权十七大后的政治分析》。文章写道，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这个统治了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的独裁政党，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组织，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国家政权，党就是一切。因此，中共的党代会决不同于宪政民主国家的政党会议，它决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所有的人都被迫到对此关注。
其实，中国大多数民众并不真正关注中共党代会，中共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甚至它还不能真正代表大多数其党员的意志。中共的党代会只不过是维护一党独裁统治的表演，是对拥有绝对政权的宣示。似乎没有多少人对中共政治改革抱有希望，中共无数的许诺，就是无数的谎言，“挂羊头卖狗肉”是中共的一贯伎俩，人们已经清醒，也已经麻木，人们生活在清醒与麻木之间。对于十七大，人们还有什么仰望？
一、胡温政权所面临的形势
1、中共内部的权力争夺是胡温政权一直以来的首要任务。
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上海帮”将中共大权移交给胡锦涛开始，胡温政权开始形成。但这是一个过程，其主要内容就是清理可能危及胡温政权的江泽民旧势力，攘外必先安内。“外”就是威胁中共一党专制的社会政治力量：“内”就是党内权力争夺的较量。毛泽东时代党内权力斗争都是冠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名义来体现，而如今的党内权力斗争则都是以冠冕堂皇的“反腐败”来体现。但实质内容都一样，通过人事变动来牢牢掌握政权。
2002年1月，赵达功先生曾在《中国之春》发表文章《胡锦涛上台后定将讨伐前朝权贵》，当时他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皇朝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共也不例外，“哪一个领袖都要靠否定前朝来树立威望”，也是权力斗争的需要。邓小平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清理了毛的继承人华国锋，实行了“改革开放”；江泽民所谓“三个代表”理论，实际上是否定了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且借助于邓小平清理了胡耀邦、赵紫阳在党内的势力；胡锦涛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取而代之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着手清理“上海帮”人马，以反腐败名义将上海帮大将陈良宇拉下马，震慑及牵连一批上海帮势力，加上黄菊病死，整个“上海帮”大势已去，至此十七大召开之前，胡温已经牢牢把握住了权力，形势已经明朗化了。
2、中共的意识形态危机。
中共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意识形态的鲜明色彩从不动摇。所谓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其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都是空口号，并没形成什么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只是为自己贴上的标签，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事实上，从邓小平时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中共抛弃，所谓的社会主义已经彻底演变为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相依赖的最坏的那种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持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学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个多世纪的灾难，直到苏东变革，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全世界失败。马克思主义或许在朝鲜、古巴这样的独裁专制国家还有市场，但在中国已全然失败。中共所实行的专制，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仅仅与传统的中国专制制度一脉相承。在社会主义制度上，公有制已经让位于私有制，计划经济已经让位于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已经让位于权力和资本对劳动和资源的掠夺。
无论如何，中共已经没有了自己政党独有的意识形态。也许从我们所看到的传统文化热、孔子热中去体会，莫非中共只好找回儒家传统的意识形态？
3、胡温政权面临来自中共内部的左右夹击。
在中共和胡温政权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同时，无法完全控制党内蠢蠢欲动的各种思潮。今年7月12日，中共十七位“老部长、老同志”开始发难，他们在左派大本营“毛泽东旗帜网”发表长文《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公开信，此公开信借助黑砖窑事件挑战胡温政权。签名的这十七位有前任部长、退休外交官、大使和军队将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顶尖院校及智囊机构的学者。联系人马宾是江泽民、李鹏的老上司，引人注目。公开信说，山西黑砖窑以及一些类似黑砖窑的事件，“分明是资本主义包含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完全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公开信呼吁中共回到正统的马列毛轨道上来，停止国有企业私有化，阻止资本家入党。
与此同时，党内的右派，我们也可称之为自由派或改革派，一直以来在其大本营《炎黄春秋》期刊发出声音，试图借助“总设计师”邓小平来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前不久一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以“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为题的封面文章，文章指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波”后，“我国当时正在蓬勃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再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和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继续进行了，而是将这个蓝图和部署暂时搁置起来了”。文章还指出，“对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根本不提了，还撤销了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采取的许多重要举措。比如，已经撤销的政府各部门党组，又完全恢复了；分别设置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监察机构，被合而为一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了”。这种“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垄断、官僚、缺乏真正的民主机制以及对政府的监控，导致“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愈益显着，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愈益扩大，医疗、住房、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愈益沉重地压在了广大老百姓的头上”。
来自左右的夹攻，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以现实社会矛盾激化作为切入点，如贪污腐化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但左右诉求则大相径庭，左派要求回到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道路上来，右派则要求党内民主化，要求政治改革。
胡温政权面临左右夹击，采取的措施是左右开弓，一面封杀左派大本营“毛泽东旗帜网”，一面胡锦涛亲自出马，否定“民主社会主义”，重申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左右都不买张，我行我素，“霸王硬上弓”，继续推行虚幻的毫无任何价值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
二、“和谐社会”的落实使中共演变成“维持会”性质
中共十七大将给权力斗争暂时画上句号，巩固的胡温政权将继续兜售其“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同样这只不过是空洞的口号。
1、坚持一党专制，避免任何政治改革
中共的任何政治改革都可能危及其专制政权，因此，十七大不会在政治改革上有所松动。过去，中共开明领袖胡耀邦、赵紫阳试图进行有限的政治改革，遭遇了失败的命运。尽管邓小平过去也提出要政治改革，但是从哪里入手，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始终没有进行过讨论。
胡温执政几年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要进行政治改革，反而更加保守。2004年，胡锦涛在一红头文件上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这就暴露了胡温没有新政，根本没有政治改革的倾向，许多知识分子眼中的“胡温新政”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刘晓波先生分析说，“以目前中国的现实和党心民意而论，这样的批示，真会让国人找不到北，包括中央高官和地方诸侯，大概也很难理解。南美的独裁者卡斯特罗离中国太远，实质上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无甚影响，中共高官施舍古巴，无非想证明自己是所剩无几的共产国中的老大。金正日这张牌，除了基于外交上的地缘政治需要，特别是与美国周旋的需要，中共需要用经济施舍来打打之外，金家极权在大陆民间和中共党内的评价中，皆是最失败的国家。而且，以金正日的蛮横加流氓的本性而论，中共的援助也未必能让小金俯首称臣。对中国内政来说，两极权小国仍然是史达林和毛泽东的学生，奉行那套残暴的极权统治术，中共还用学吗？直接回到毛时代就行了。”
胡锦涛不担心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专制政权直接的武装颠覆，最担心的是国内发生“颜色革命”。如果允许进行政治改革，必将一发不可收拾，颜色革命既然在前苏联和东欧发生，也可能在中国发生。
2、中共策略：笑里藏刀的“和谐镇压”。
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不可能再倒退到毛泽东极权时代，胡锦涛又害怕“颜色革命”，那么胡温政权只能做的就是维持现状。
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口号与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一回事。什么叫“和谐”，什么叫“稳定”，在胡温看来，那就是没有上访，没有反对的声音，没有维权事件，没有游行、示威、罢工，没有家庭教会，没有民间组党结社，甚至没有民族主义的“反日游行”……，总之，只有中共在发号施令，任由中共的镇压和摆布，这样就“和谐”了。
民间已经把“和谐”两个字当成笑话了。如果你在论坛、博客上有独立政治见解的帖子被删除掉，语言上改成帖子被“和谐”了；因言治罪的不同政见者被关进监狱，那也是被“和谐”了；如果警察找你喝茶吃饭，那也是“和谐茶”“和谐饭”；或者警察会带你去旅游，那也是“和谐游”……，总之，“和谐”就是镇压。
中共已经不能回到毛泽东时代赤裸裸的群体性镇压形式，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自由，人们有不同的观点、意见总是会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出来。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是，中共的敌人已经不是所谓阶级敌人，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广大维权的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都抓起来？不可能，监狱不够，警力不够，而且由于面对的是大多数，很容易引起民变，成本太高。
3、纵容地方政府胡作非为，维持所谓“和谐社会”
几年来，胡温政权对付不同政见者和维权人士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十七大后将会继续延续。主要的手段还是监禁、软禁、恐吓、窃听、跟踪等。不过，看起来胡温政权不得不放开地方政权的手脚，任凭其胡作非为，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镇压，维持所谓“和谐社会”。
1998年5月，山西记者高勤荣率先揭露运城地区弄虚作假大搞假渗透工程。199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高勤荣采写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紧接着，《南方周末》、《民主与法制画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中华新闻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都相继作了报道，真相大白于天下。中纪委领导批示，要求“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但这么一个大胆揭露弄虚作假的记者，却被地方当局陷害，重判12年。胡温政权对案件一定很清楚，但就是放纵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
被誉为“太湖卫士”的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村民吴立洪因多次向全国人大、国家环保总局举报当地企业非法排污以及环保部门不作为，原本与浙江省环保人士陈法庆共同状告国家环保总局渎职的行为，反而涉嫌刑事犯罪被警方逮捕。2006年10月27日，国家环保总局仍授予宜兴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吴立洪曾向环保总局多次反映情况，并要求总局撤销宜兴“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未果。吴立洪显然是得罪了地方政府。
上海律师郑恩宠，由于代理上海的一些拆迁纠纷案件，并向中国上级政府告发上海高层的一些贪污案件，涉及周正毅、黄菊、陈良宇、韩正等人，竟然被上海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陈良宇垮台了，周正毅再次入狱，尽管如此，郑恩宠依然被当局严格监控和软禁。
高勤荣、吴立洪和郑恩宠的案子说明什么问题呢？胡温政权反对自己的政敌，同时也反对敌人的敌人，胡温树敌面太广了。
胡温维持“和谐社会”需要地方政府支持，那么只有容忍地方政府胡作非为。这个政权显然已经沦为“维持会”性质了。
三、经济危机将会迫使胡温政权进行政治改革
我们不相信十七大胡温政权会开启政治改革，但十七大之后怎样呢？
中共党内至少现在看不出有戈尔巴乔夫，也许中共与苏共本身的权力结构就不尽相同。幻想出现戈尔巴乔夫，不如就往最坏处想。在中共没有产生具有新思维和敢于公开化的戈尔巴乔夫式的领袖状况下，中共是否会进行政治改革？我的观点是，胡温政权不会主动进行政治改革，但可能会被迫进行政治改革。
胡温或胡温以后的中共政权，都是以维持现状为目的进行统治，现状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但中国经济在“发展就是硬道理”驱使下，由于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必将出现的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革命就会到来。
中国发生经济危机可能从金融危机开始，也可能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致使作为世界一体化经济一环的中国受到影响。由于加入WTO，中国的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不仅产成品依赖于出口，原材料、能源也日益依赖于进口，哪一个环节发生阻滞，就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发展就是硬道理”，但一旦发展受阻，“硬道理”就成了“没道理”。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应随同发展，否则，社会发展就不平衡，社会矛盾必然显露，危机从经济危机开始，导致的是政治危机。
有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人口已达11亿之多。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涌进城市的农民实际上已经不能称之为农民，他们与城市融为一体，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部分人不可能再返回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经济危机到来时，大量企业破产，大量的工人失业，很不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救济失业大军。于是，“要吃饭，要就业”的抗议声必将连成一片，“要改革、要自由”等政治诉求成为响亮的口号，专制政权的警察、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已经无法控制局势。这时，革命要“分娩”了，中共党内基于权力斗争也罢，基于维持政权统治也罢，政治改革被迫要摆在第一位上。
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危机也是经济危机所促成的，由于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本身的反科学性，由于与西方国家的军备竞赛，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上难以维持专制政权的统治，这种状况下，不仅前苏联要产生新的政治开明领袖，迫使进行政治改革，东欧国家内部此起彼伏的群众斗争，也在酝酿着“颜色革命”。
从邓小平开始，中共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中共没有真正接受前苏联的教训，在他们看来，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来源于经济的贫困，因此，中共要接受教训，要“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经济发展了，中共政权就会牢固，看起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浅显的道理是，经济在发展，经济发展会不会停滞？经济危机会不会爆发？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政治变革，没有与利伯维尔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自由制度的建立，必然导致权力与资本结合，必然导致不可收拾的腐败蔓延，必然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些都是政治革命的要素，而经济危机不过是导火索而已。
相信，胡温政权正在面临这一局势的到来。
▲记者潇阳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解析十七大：为何说席近平或李克强谁接班都不是关键？》文章说，“常人政治”虽然比“强人政治”是一个进步，但是它依然面临在非民主政体前提下属于无解的合法性问题。潇阳认为，无论五年后是席近平抑或是李克强从胡锦涛手中接棒，都不能改变中共面临的根本问题，也不能带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新解。后胡锦涛时代，除了推动实质的公民权，中共最高层领导精英的政治选择与个人发挥空间已经很小。
中共的合法性难题
相对于建立在普世人权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政体，中共的一党专制始终处于道德与法理上的弱势辩护地位。中共的合法性来源实际上并不合法，即缺乏法律根据，就像著名的2006年3月北京“西山会议”上自由派法学家贺卫方天真地发现，原来中共甚至“没有注册登记”过，因此从法律角度看是个“非法组织”。
普遍认为，中共的权力垄断来源于宪法，称“四项基本原则”被写进了宪法，“坚持共产党领导”因而至少有了宪法依据，且不管这部宪法本身是否在法理上有多少缺陷。实际上，中国宪法2004年最后的修订版本中并没有将“四项基本原则”原封不动搬进宪法，而只是间接地认可了中共的实际领导地位。
至少在这一最新版本中，中国的宪法回避了中国共产党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只是间接地从共产党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方式阐述了中共垄断权力的历史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源于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者坐江山，这便是中共垄断权力的宪法逻辑。
在领导革命的使命已经结束、意识形态已经对社会生活和相当程度上对政治生活失去操控意义的时代，支撑中共的合法性这“一个中心”问题实际上只有“两个基本点”：对意识形态的垄断性解释权和营造事实合法性。“邓小平思想”也好，“三个代表”也好，还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三种提法实际上都是可以互相循环推导和替代的，本质上并无新意，其精髓便是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的对意识形态的灵活解释，而要想保证有一个如此弹性的解释空间，不垄断解释权本身就无法做到。例如，当今中国，宪法上规定国有经济是主体，实际上私营经济和私有化了的国营经济才是中国的经济主导；宪法上说权力来自人民，实际上权力来自政治精英。而这些公然的宪法理想与宪法现实之间的“打左灯向右转”式的矛盾除了引起“毛派”在网上发泄怒火，并不会引起社会的不安。
中国实际上有两个宪法，宪法本身和中共党章，二者交相印证，互相提供根据。这种现象如果非要有个形象的比较，那么它就有点像在一场游戏中，参与的一方本身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裁判和仲裁委员会。The winner make it all， and the winner take it all. 显然，这样的对待游戏的游戏态度本身就是一场游戏，缺乏与自由民主政体争辩的逻辑与道德力量。
因此大可不必认真看待十七大上是否将胡氏“和谐社会”观写进党章，因为“事实的合法性”才是对中共来说更为重要的。事实的合法性便是：中国的经济自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以来基本上都是持续高速增长，国力增强，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保持和营造这一事实的合法性，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之后的根本问题，这与谁进政治局常委谁当总书记无关。
未来中共高峰领导人的模式
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这里的假设是至少在中期内，中国依然是中共一党领导，不出现多党制的民主政体。在这一假设内，中共（十七大）选拔未来最高层领导人候选人时设定的政治轮廓大致可辨。
他必须是政治上可靠的：太左和太右对于中共来说都是风险。他必须是非左非右的－以保持政治稳定为目标的的实用主义者。
他必须是强有力的领导人：他必须具有统帅、摆平和整合中央精英领导集团内部派别矛盾的潜质。他必须保证中央权力对基层吏治的腐败趋势有一定的控制能力。
他必须是稳健和有胆识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充满风险和变数的全球化时代进行的和不可逆的，因此他一方面要主政稳健，一方面要有战略眼光，即作出的政治决策要符合“科学的发展观”。
任何一个未来的中共领袖，他都有两个硬性指标：在中国内部建设“和谐社会”和国际上提升和巩固大国地位。这个“和谐社会”要防止社会因贫富两极分化（这也是一个社会财富的控制与再分配问题）而骚乱，而“大国地位”的基本要求是能保持领土完整，至少具备消极的军事防御能力，在国际政治上扮演一个“极”别的重要角色。实现这两个硬性指标的前提是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稳定持久的“经济建设”又离不开政治上的稳定。只有实现这两项指标，中共才能在不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前提下维持政权的“事实合法性”。
迄今，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改善是中共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是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和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风险因素的增加、不可预测和难以操控使得领导精英不得不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假如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和增长不能保持可持续性，中共则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全部责任，从而有失去合法性的危险。因此，除了资历（如党龄，学历，执政经验）、派系族谱和政绩，“危机管理”的意识与能力也是中共选拔未来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考虑。
一旦“事实合法性”不存在了，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吞食实用主义政治的苦果。在规则制定者和仲裁者的权威丧失殆尽以后，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游戏就不再有规则可循，后果可想而知。
为了避免“事实合法性”失灵后中国社会的灾难性失控，中共在维持一党制前提下能做的，只能是利用“和平的发展机会”，在社会尚可控制的稳定时代，大力推动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意识形态失灵的实用主义政治下，道德建设的努力很难有效果，即使是中共想重拾传统的儒家思想，也不可能在以基本人权的自由主义道德（个人自主、价值多元、宽容）以外找到新的足以整合社会的道德源泉。
这里的法制不是“法治”－不是传统“法家”的乱世用重刑的以惩罚为目的的法治，而是旨在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不受到国家权力和其它社会成员肆意践踏和侵犯的法律秩序。当社会失范时，如果其社会成员至少仍然能尊重法律的权威来解决冲突，那么这个失范还不是灾难性的。
在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所谓的“全盘西化”）前提下，如果中共能有意识实行“良政”，培育一种尊重实质公民权的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和社会行为文化，那么妥协和宽容就会成为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冲突时的行为习惯和默认的潜规则，从而降低社会冲突的破坏性。
实质公民权至少要包括这样一些元素：基本的社会保障和财产权、基本人身保障、非政治的个人发展自由、个人对国家权力侵犯有一定的法律抵御能力、至少是消极政治参与的权利（例如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开明的中共领导人仍然可以在推动保障实质公民权上有很大的作为。例如更好地对权力的进行监督（引进一定层次上政治竞争机制，如民主选举和高层差额选举，行政问责制等），例如开放媒体和给予公共舆论和媒体以更多的自由，发挥媒体的权力监督作用。
▲专栏作家胡少江在《动向》杂志发表文章《十七大和接班人合法性危机》。文章写道。虽然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这个权力机构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任何权利，实际上只是一个隆隆重重走过场的活剧而已。代表们的任务，不过是在电视机面前摆出一幅阿谀奉承之状、背诵几句言不由衷的赞美之词。至于党的路线的确定和领导机关的人选，代表们所知道的与任何局外人相比一点也多不到哪里去，他们只需要届时在会场里画画圈或者举举手而已。
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相对吸引眼球的看点在于，五年后有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人选将在这次大会上显露头角；而且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安排领导人的传接。
中共的领导人传接，过去从来都是由强权指定的。在执政以前，当时的世界革命中心——莫斯科来决定中共的领导人。执政以后，则是由党内强人毛泽东、后由邓小平来指定身后的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不仅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而且还指定了自己接班人的接班人。身居总书记之位长达十三年的江泽民，在邓小平的阴影下执政了八年。他即使是不情愿，但是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胆量来废黜邓小平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毛泽东和邓小平能够在生前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有党内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共产党内，他们通过战争时期的残酷竞争以及和平时期对政敌的无情清洗，建立了一整套维护个人强权的机制。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已经从肉体上被消灭，就是已经从精神上被阉割。在社会上，当时的中国十分封闭，无论是上下之间、地区之间、还是与国际社会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信息的传递流通。这种状况为集权统治提供了有利条件。
与毛、邓不同的是，他们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已经无法端坐在神龛之上。纵使党的机器仍然在使劲地造神，但是怎么看都免不了给人一种沐猴而冠的滑稽感。这是因为，他们在党内的职务升迁，并非由于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和特殊的才干。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由于他们常年的平庸和谨慎。否则，在这个逆向淘汰的体制中，他们早就如同胡耀邦、赵紫阳等有作为的改革家一样出局了。
正因为如此，对共产党而言，他们既不是打江山的良将，也不是保江山的功臣，连他们自己的执政地位都只是由邓小平这个末世强人所授予的。怎么会有资格去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对全社会而言，他们指定国家未来领导人的合法性更是荡然无存。因为，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他们将要制定的接班人，都没有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令人信服的贡献，他们凭什么将社稷江山私相授受？更何况，信息的流动早已不同于以往，现任领导人们和所有那些候任领导人们的平庸、贪婪早已随着互联网流传甚广，已经成为社会的笑料，哪里还有什么威信去指定或者充当什么接班人？
对这个浅显的道理，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但是当今的领导人们就是死活不明白。他们以为，坐上了那个位置，就有了执政的资格，同时也有了指定接班人的合法性。可以想象，通过这次代表大会，他们还会演出同以往一样的权力指定承接的把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霸王硬上弓似的指定接班人的方式，既不会得到共产党内精英层的认同，更难以为社会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指定接班人的活剧实际上正在为中国几年后的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
▲专栏作家未普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评论十七大的文章《“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谈政治改革提速》。文章写道，还有几天，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七大就要开幕了。为了十七大的主导权，中共人事争夺战搞得轰轰烈烈，海外的人事猜谜战也搞得轰轰烈烈。人们普遍相信，政策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我看来，这里的真正问题是，中共将在十七大决定什么样的政策？这些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是政治进步还是政治退步？
从《炎黄春秋》的杜导正和杨继绳最近披露的消息来看，中共十七大似乎拒绝政治退步。杜导正说，左翼阵营要求退回到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拟议中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而是坚持了改革精神。这种坚持固然可圈可点，但报告中的民主政治提法只有口号和框架，没有具体措施，却又令人失望。《开放》杂志总编金钟也有类似的失望感。他失望的是，在今后的5年至10年中，中国的民主化无法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因为中共将忙于建立民主政治的思想体系。
诚然，民主口号，民主框架或思想体系对民主政治很重要，但是中国的政治进步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民主口号和民主框架吗？不是！
关于民主口号，大陆人民听得太多了，耳朵早就听出老茧来了。中共从来就不缺乏民主口号。毛泽东1945年承诺走民主新路，邓小平八十年代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江泽民九十年代发表民主宏论，胡锦涛二十一世纪则宣誓“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今年年初，温家宝更是庄严声明：民主、自由、人权，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而是全人类共有的；民主政治就是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中共在过去的六十年中，就是这样信誓旦旦，向大陆人民展示口头上的民主气魄的。大陆人民曾经相信过，失望过。现在还会相信吗？关于民主框架，中共十三大时，赵紫阳领导的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共建党以来最完整的民主框架。这个框架包括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和党内建设等各方面的措施。可惜随着六四血案的爆发和赵紫阳的下台，一些已经颇有成效的试验，又退回到原点。党政分开，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十六大时，中共也提出政治改革的九大战略部署，包括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但是哪一条真正兑现过呢？
所以，中国的政治进步需要的不是口号和框架，需要的是政治兑现，是民主实践。中共虽然也搞了一些干部制度改革，制定了一些反贪措施，但这些都是小打小闹。而以制约权力和监督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却像一只蜗牛，走走停停，进进退退，近二十年来，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政治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拖拽了大陆的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鉴于此，政治改革必须提速。政治改革提速，就像火车提速一样。火车不提速，交通就不能改善，经济就不能增长。政治改革不提速，经济改革的果实就可能严重变味，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化就会越演越烈，并有可能导致最坏的结果，即，不管中共使出什么样的镇压手段，都难以制造出一个表面稳定的局面来。对这种可能存在的执政危机，胡温恐怕早就心怀忧虑了。
中共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还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吧！政治改革提速不能再拖了。至于那些气魄宏大、震天动地的民主口号，和空洞完美的民主框架，并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政治进步。
▲专栏作家、时政评论员林保华发表文章《十七大高层人事安排似乎基本底定》。文章说，中共十七大高层人事，也就是核心人事的几个政治局常委安排，仍然不 断有新消息传出，最后可能定案的，似乎是9月25日路透社引述接近北京领 导层的消息所透露的，不久前被委任为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将于十七大 时晋身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局常委，并有机会在五年后的中共十八大接掌中共 总书记胡锦涛的职务。至于团派出身的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则会在五年后 接替温家宝出任总理职务。国庆期间胡锦涛考察上海，赞扬上海的工作，就 有为习近平制造舆论的味道。
这个消息可能比较确实，因为比较符合中共所鼓吹的\"和谐\"安排，也 就是各大派系之间谁也不能吃掉谁，必须做一个象征\"和谐\"的妥协。\"和 谐\"虽然是\"胡锦涛思想\"，但是其他派系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由习近平与李克强双雄并立，达到某种权力平衡，就是\"和谐\" 了。因此虽然其他名单还没有出来，但是综合这些讯息透露出来了人事安排 中的几个问题与原则：
一，胡锦涛的权威受到挑战。这之前已经有消息透露共青团系统出身的 李克强接班地位出现问题，但是没有确定哪一个是\"接班人\"，果然他变成 \"老二\"，让位给习近平，可见胡锦涛在党内还没有\"一言九鼎\"的地位。 中共从毛泽东时代指定一个接班人，到邓小平指定跨世代的两个接班人，到 江泽民集体接班人，到胡锦涛时代出现不能完全按照自己意图出来的\"双接 班人\"，说明独裁体制的逐渐衰败。
二，六十八岁是留任的上限。曾庆红是否留任，出现许多反复的说法，从近来出现的版本来看，曾似乎确定不会留任，也就是遵循上届六十八岁必须离休的不成文规定。因为这个六十八岁，甚至传说中共大黑金的贾庆林也 可能留任，因为他未满六十八岁，然而上届的李瑞环没有到六十八岁也退休了。所以这与六十八岁前不可以退休是两码事。
三，两人坐直升飞机接班不寻常。习近平与李克强从普通的中央委员， 越过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而进入政治局常委，搭这种\"直升飞机\"，显示中 共政治生态的反常，如果不是派系斗争的惨烈，不会有这样的妥协产物。这 意味着胡锦涛贵为总书记，但是\"适龄\"的政治局委员中因为江泽民在十六 大的安排而没有胡锦涛可以信任的接班人。同样，要李克强一个人坐直升飞 机，也太便宜他了，于是由习近平作陪，甚至坐在他的前座。
四，选择习近平是太子党显示力量。原来的版本，太子党中，身为政治 局委员的俞正声可能进入常委，但是不幸爆出\"公共情妇\"事件，财政部长 金人庆与俞正声赫然见之于\"共产共妻\"的高官名单上，所以金人庆失去晋 升政治局委员的机会，俞正声也可能葬送自己的政治前程。常委中少了一个 太子党，当然要有一个补上，太子党中习近平形象较好，因此虽然到任上海 市委书记才半年，屁股没有坐热得以再高升。
五，曾庆红从上海帮变身太子党。曾庆红身兼上海帮与太子党两重身分 。江泽民时代他更多的是上海帮身分，江退下上海帮挨整衰落，曾为了保自 己与胡锦涛妥协，所以也要\"大义灭亲\"。在这个情况下，他的太子党身分 日益重要，也是他的依靠。太子党握有军队与大型国有企业，有枪有钱，当 然需要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曾庆红扮演这种角色，因此胡锦涛也不敢小看他 。因此如果曾庆红下来，自然需要其他代表人物上去，相对来说，胡锦涛比 较能够接受习近平，因为他不太嚣张，父亲习仲勋是陕北帮，与胡锦涛、温 家宝在西北发迹还算勉强可以拉上一点关系。太子党今后在中国政坛上会扮 演甚么角色，还须密切注意。
▲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方觉发表文章《最高权力不应再落入团派手中》。文章说，两天后开幕的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国的领导层将作出一项政治选择的前半段：防止5年后最高权力再次落入“团派”手中。
5年后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国的领导层将作出上述政治选择的后半段：实现最高权力不再落入“团派”手中。
这个分两段进行的政治选择，将对中国能否政治改革和能否良好治理产生长远而重大的影响。
现今存在于中国政坛的“团派”，自1982年12月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形成。那时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是胡锦涛。1984年12月胡锦涛成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当时88岁的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没有获得中国领导层大多数成员认同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提升毫无政治威望、缺乏治理业绩的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跨越第三代领导人指定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人。这种跨代指定即使在中共自己的党章里，即使在中共主持制定的宪法里，也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从1992年10月到2002年11月，在主管党务和干部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的积极推动下，1987年1月至1992年10月中断了5年多的“团派”的快速升迁重新恢复。
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已去世5年多的邓小平跨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虽然在长达10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位上没有政绩，仍然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随后兼任国家主席。这一跨代指定的实现显然不符合正常的政治规则，显然没有合理反映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一跨代指定的实现既无视党内民主，更无视人民民主。
胡锦涛成为最高领导人后，更加积极地推动“团派”的快速升迁。特别是2004年9月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胡锦涛又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大力利用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集于自己一身的便利，极端积极地推动“团派”的快速升迁。这种前所未有的共青团帮派的迅猛滋长，越来越引起中国大多数高级官员的不满，越来越引起中国公众的反感，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疑惑。
“团派”开始形成至今25年来，没有任何“团派”成员在改革开放上有突出表现，没有任何“团派”成员在良好治理上有突出表现，没有任何“团派”成员在反对腐败上有突出表现，没有任何“团派”成员拥有较高的党内威信、民众声望、国际赞誉。相反，“团派旗手”胡锦涛总书记是中国领导层中倾向继续搁置政治改革的主要人物：“团派”主政的区域和部门的治理状况不良，腐败腐化盛行，观念陈旧僵化。这让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忧：如果胡锦涛之后，最高权力再次落入“团派”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何时改革？中国的治理状况何时改善？中国的严重腐败何时改变？中国的官职安排不公何时改进？
共青团是一个自上而下、覆盖各级区域和各行各业的组织系统。一旦胡锦涛之后最高权力再次落入“团派”手中，“团派”将会利用共青团的组织系统，力求最高权力在“共青团干部”手中代代相传。
共青团帮派的特性是排斥政治竞争，排斥民主选举，排斥任人唯贤，派别利益至高无上，派别利益无限扩张，派别利益自我繁殖。如果最高权力在“团派”手中代代相传，将会极大地延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
中国是主要的世界大国之一。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会对国际事务发生重大作用。如果中国的最高权力在保守无能劣质、对当代世界缺乏恰当认知的“团派”手中代代相传，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就无法成长为文明世界的主要成员。
所以，从现在起的5年时间里，中国必须作出现实的重要的正确的政治选择：使最高权力不再落入“团派”手中。
●维权者致中共十七大公开信和上书
▲维权网发表中国万名访民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建议书，全文如下：
宪政民主是消解社会冤情的基础
——中国万名访民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建议书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
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
中共十七大全体代表：
您们好！
当此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我们访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基于目前党代会也即是关乎民生的国家权力换届的会议的现实，特联名上书表达全国上访公民的心声及提出相应的建议。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华民族这片曾经孕育过文明之蕾，开放过繁荣之花的故土，历经了权力资本化等等一次次浩劫，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多少人因此含冤殒命，多少家由此子散妻离，多少仁人义士身陷牢狱，多少无辜百姓家财丧尽。由此累积起中国大地如山似海的冤情，产生出成百上千万的上访冤民。
尤其近十几年来，随着畸形经济的发展，中国经历着一场以疯狂瓜分国资、掠夺民财为主要形式的权力资本化，由此带来大批农民失地、居民失房、职工失业，导致社会环境恶化、资源枯竭、道德沦丧，产生了吸食民脂民膏的权贵阶层，制造出社会日益被剥夺殆尽的弱势群体。在这过程中，公民权利受到来自权力的侵害，因征地、拆迁、改制、转业、枉法导致的上访成为中国半个多世纪汇聚的上访大军中的主力。
面对身负似海冤情的滚滚上访洪流，中央虽修改出台了《信访条例》，试图以追究地方政府责任来达到促使问题解决之目的，然而从实施以来的现实情况来看，各地日益疯狂的截访，对访民的肆意软禁、绑架、殴打、关押，与日益枉法的劳教、判刑、送精神病院，以及由此产生出超越法律之上的专事摧残精神的“法律学习班”及专事残害人体的“黑监狱”，由此使得大批访民在被侵权后走上维权之路时，又面临被进一步的剥权，甚至许多人还因此失去了生命。这种现实力证出《信访条例》中一些条款的违法悖理，与对解决中国上访问题的无益、乏力。
面对这遍土地每日上演的侵权夺命事件，看到无法扼制的公权的肆虐，我们深感自己权利被侵害后这个国家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救济途径，深感在这遍土地上自己的生命财产没有起码的安全保障。我们在痛苦中深切认识到导致这遍土地深重人权灾难的根本原因便是权力的不受监督与制约，而要想有效监督与制约公权就必须落实民主。
作为这遍土地上人权灾难的承受主体--访民，我们也注意到了胡锦涛先生从上任伊始提出的“依宪治国”，到后来针对畸形经济提出的“科学发展”，再后来针对社会矛盾激化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思想。无庸置疑这些思想寄托着访民的一些期盼，在一定时期安抚着访民心灵的创伤，让访民生发出一些昭雪有日的希望。然而转眼五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悲哀地看到，中国公权侵害私权的现实依然严酷，甚至还有恶化的迹象，导致旧冤未伸，却新冤屡生的局面，而曾经那许多期待却依然悬空。那些“依宪治国”、“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依然形同梦噫。眼看又一个五年任期即将开始，新一届执政者即将赴任，我们深恐又一个五年成空。
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许多普世价值与普适准则已然明朗，我们相信胡锦涛先生所提出的“依宪治国”、“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应该内涵着人类千百年实践凝聚起的精神财富，即应该是人类普世价值与准则的汉语表述，也应该是中共体制内有识之士、良知之士的共识。因为宪法应该是公民与国家统治集团的契约，是公民授予权力行使范围的文书，如此“依宪治国”的前提就应该是主权在民、权力民授；“科学发展”应该内涵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科学发展，而政治的科学应该是为人类文明所验证的宪政民主，是其他科学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和谐社会”应该是公平、正义、多元的社会，而这种社会的基础应该是主权在民、法为行准、权力有限，即和谐就是前面“依宪治国”、“科学发展”的结果。
基于对胡锦涛先生提出的承载着全国人民期待的思想的应有内涵的理解，我们访民希望中共党代会之际将这些思想转化为切实解决访民冤情、消解民间积怨的具体政策方针。为此我们访民特联名建议如下：
一、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地方各级政府截访、堵塞信访渠道，引用的是《信访条例》第二十条，而《信访条例》第二十条明显跟《宪法》第三十五条相抵触。应当允许冤民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公开陈述、宣讲自己的冤情，诉诸社会舆论的声援；允许访民出版申诉冤情的刊物、开设冤情陈述讨论的网站；允许访民集会抗议政府侵权；允许访民自由组织监督敦促各级权力落实解决上访问题的团体、协会。
二、成立“宪法法院”。通过宪法法院清理各级权力部门出台的违反宪法的有关政策法规，审理各级法院的违宪案例，从根本上铲除侵犯民权、制造冤情的社会基础，确保宪法的尊严与权威，切实落实胡锦涛先生的“依宪治国”思想。
三、废除“劳教制度”，确立法治精神。超越于司法之上的劳教制度，严重违反了不经审判不得治罪的基本法治精神，多年来已经给这片土地带来了难以言尽的人权灾难，积下了不可舒解的似海冤情。大批无辜上访者被各级政府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不经司法审判投入监狱，这已经成为各级政府迫害上访群体的主要途径，因此废除这种违背司法精神的充满罪恶的劳教制度已经成为我们访民多年来的共同心声。
四、明确截访违法，追究截访罪责，清理“黑监狱”。清除信访制度上的罪恶，切实疏通信访渠道，真正落实上访无罪，使访民反映的问题事事有答复、件件有落实。目前中国信访制度已经沦落成一个对外欺骗世界，对内打压冤民的窗口，成为一个权力渔利的场所。地方为了政绩，为了堵塞冤情上达，为了不让自己罪恶暴露，通过金钱与关系买通北京各接访口人员，将千里迢迢到京上访的民众拦截、绑架、关押、毒打，建立起大量超越司法之外的“黑监狱”，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人权惨剧。当此信访完全成了地方集中打压冤民，官员挥霍民财，权力从中谋利的罪恶场所时，彻底改变现存信访制度，坚决杜绝一切截访的违法侵权行径，切实保障上访者的人身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最低道义准则的政府的刻不容缓的使命。
五、释放一切因上访而被关押、劳教、判刑及送入精神病院的公民，解散一切针对上访群体精神迫害性的各种强制“学习班”。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上访群体情况，我们中绝大多数都受到过多种肉体上的残害与精神上的折磨，我们这次联名群体中大多数都经历过或被劳教、或被判刑、或被送入精神病院，或被强迫关押学习，还有不计其数的访民目前正身陷囹圄，也有不少人甚至含冤被迫害致死。这些针对访民的打压，已经严重危及访民的人身权利及生命安全，也极大地损害着国家法治形象，制造着社会不稳定因素。还访民以自由，还社会以公正，这是文明世界的基本标准，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前提。
六、反思历史罪错，平反冤假错案，夯实和谐基础，共迎奥运盛典。在这片冤深似海，罪重如山的土地，我们上访者深感社会危机如火山岩浆将随时爆发，为了真正有效构建起和谐社会，为了让即将来临的奥运会成为和平、喜庆、文明的盛会，对近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历史罪错进行理性反思，勇敢地秉持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的精神，依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化解社会积冤，并开启根除冤案的政治改革，从而真正为和谐社会建设与奥运盛会召开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特此建议。望大会予以讨论！
2007年10月8日
联名附后：
三十省（市、区）万名推进公民权利的先行者
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信
十七大各位公仆代表
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
各政治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鉴于贵党通过“三个代表”的理论宣布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公仆，鉴于贵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和人事安排直接关乎对十三亿国家主人服务的质量，鉴于十三亿国家主人的地位长期受到威胁，各项权利普遍被侵害，我们，这些为捍卫自己的权利和推进十三亿国家主人普遍权利先行行动起来的人们，此时告知各位公仆，我们作为主人，对国家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的认识、信念和对你们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作为主人的应尽之责。我们的身上集中了国家面临的困境，也展现了国家走向进步的力量和希望。
关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土地所有权应归农民所有。既然宪法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为什么农民就不能在土地市场上平等地交易、转让和处置自己的土地，实现其价值，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天下有这种所有权吗？为什么官员和开发商可以拿农民的土地发大财，而农民自己仅仅有权种几茬庄稼？国家允许资本和劳动自由流动、自由交易，却拒绝土地作为生产三要素之一服从市场经济下要素配置的基本规律，将农民从市场交易中排挤出来降为二等公民。城市“小产权”的异军突起，宣告了现有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和开始瓦解。政府对“小产权”的打击，正加大对普通民众的对立，其主要受害对象正是政府一再郑重声明要予以特别提携、帮助的日益贫困化的农民和城市中下阶层。房产改革的合理的、正义的途径是大产权政策向小产权现实的靠拢，而不是相反。我们正在呼吁和推动全国的农民集体将集体土地公平地、彻底地分配给每个农民成员，正如当年安徽小岗村率先发起的分地单干一样。彻底把土地分给农民，将形成潮流，并将不可遏止。每年数以十万计的土地维权事件正在为这一浪潮积蓄力量。我们认为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唯一正当性，在于接受和加以法律保护。中国共产党每个成员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将是进步或保守的试金石。
关于企业改制问题。二十余年的企业改革把无以数计的企业工人彻底推向了城市贱民的地位，而政府官员和企业官员通过巧取豪夺成为了国家财产和工人财产的主人，而这种结果都是在现行政策和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下形成的。我们认为企业改制的首要问题是搞清楚企业的产权问题，多少财产是归全民共有的，多少财产是企业工人长期积累的，这是通过经济学计算完全可以搞明白的事情。在此基础上，讨论在市场条件下各自财产管理、增值和保护的办法。最后才是工人的各项社会保障问题、生活问题、工作权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将明确到底谁是改革者，谁是掠夺者。
关于退伍军人问题。退伍军人群体已成为捍卫利益、推进普遍权利进步的一支生力军。我们高兴地看到，退伍军人每次大规模的抗争都得到了现役军人的支持。2005年在军委总政治部发生的抗议事件后，军委仓促出台的对现役军人的各项禁令证明了这点。退伍军人的困难处境，让他们和现役军人共同感受到了做中共私家武装的可悲性。他们没有为国家服务、为全体主人服务的荣誉感。越来越多的退伍军人担当了群体性权利抗争的领袖角色。在军队问题上靠花钱、靠收买维持稳定绝对是一条死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必须开始从“党军”向“国防军”的观念、政策转变。对现有退伍军人的问题，拿出钱来落实政策，制定新政策，让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国家财政既然能养活数以百万计的贪官污吏，就应该承担得起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军人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尊严。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昭示着在中共眼里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还是“党天下”。
关于司法腐败问题。中国的司法机关常常扮演剥夺国家主人权利、压迫国家主人自由的工具，长期不断地打击主人对国家的希望和信任，其本身已形成一巨大的利益集团。中国需要确立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制度，现实的问题是既定的保护权利的法律得不到落实。中国司法改革的实质在于中共放弃对司法的控制，在于国家主人对立法的真实参与，在于扩大国家主人对司法的有效监督。这是判定中共司法改革真伪的关键。
关于上访问题。国家上访制度的设置标志着中国依然是个皇权体制。需要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标志着司法作为公民权利基本保障的失败。2005年上访制度改革后出现了新的更严重的迫害，在中国强者通吃的局面继续维持着。就在最近几个月，为保证十七大的所谓稳定秩序，在全国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为自己权利抗争的国家主人，被各级政府关押、劳教、判刑，被以精神病的名义，以办“法律学习班”的名义，控制人身自由。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彻底改革不断制造不公平的各项制度，彻底改革本应主持公平保障权利的司法制度。
我们，要求本次大会在改善公民权利方面必须作出实质性的决议；要求新一届责任集体尽快在公民权利普遍受到侵害的如上领域做出制度性的安排，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从而最终解决因打击上访而发生的非法拘禁、判刑等等极其丑恶的现象；要求像取消“收审”制度、“收容遣送”制度一样，取消“劳动教养”制度；要求逐步建立对一切涉及侵害公民权利的政策、法律进行监督的宪法审查制度；要求中共全体成员学会敬畏法律，学会像文明人类那样包容和尊重全体主人的不同信仰、不同声音和普遍的权利。
三十年的改革历程正反两方面都证明，任何一次没有国家主人可靠参与和支持的改革，要么“出不了中南海”，要么出了中南海都会为贪官污吏和各方豪强提供掠夺的机会。通过在推进权利方面切实的作为，让主人看到变法、执政的善意和真实，是赢得主人对施政者支持和耐心的前提。
我们坚信，每一颗珍视权利的心灵都是抵御压迫的堡垒，每一次维权抗争都是通往自由必需的战场。只要堡垒不断地筑起，只要战场不停地开辟，时间就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我们宣布，所有的掠夺都是非法的，所有为掠夺而进行的宣传行为、政策行为、司法行为都是反人类的。30年的改革走到今天，中国的基本问题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之争、利益之争，而是必须直面的正义与非正义之争。所有的公仆们都必须做出选择。当被压迫者通过抗争表明自己已超越了恐惧时，就是压迫者开始感到恐惧的时候了。被压迫者已经看到向他们抡起的棍棒和鞭子的手在颤抖。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为公仆们提供了展现自己文明和实力的机会，也为全体中国人展现他们伟大主人地位提供了一个伟大的机会。
我们预祝大会对国家进步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安排，预祝大会开成一个展现光明的、有前途的大会！
2007年10月8日
签名合计：12150人
联署联系人：
刘杰：身份证号232625195201031522 电话：13391590604
王桂兰：身份证422801610520062 电话：13522439281
程英才：身份证132302670318123 电话：13439125975
刘学立：身份证410325670115151 电话：13391895029
全国进京上访个人签名总人数3328人
其中被非法关押毒打人数1244人
被拘留人数1006人
被劳动教养人数165人
被关进精神病院人数104人
各省人数：
黑龙江476人 河北472人 河南374人 湖北316人 辽宁298人 山东277人 山西206人 湖南122人 上海95人 江苏82人 内蒙68人 甘肃63人 四川59人 吉林55人 浙江50人 宁夏46人 新疆45人 贵州41人 天津39人 江西36人 陕西35人 安徽28人 重庆27人 广西21人 云南20人 北京11人 广东8人海南4人 青海4人
共计：3328人
各省集体访：
黑龙江逊克县全县农民林地问题560人
黑龙江宝清县连丰村农民失地问题594人
黑龙江宝清县尖山子乡银龙村失地380人
黑龙江木兰县新民乡新胜村失地（6000亩）与被克扣直补款农民603人
黑龙江齐齐哈尔企业转制养老保险338人
黑龙江鸡西正阳煤矿转制养老金问题787人
湖北藁城市东城街150户全体村民500人
山东烟台福山区被抢占土地（6000亩）农民2500人
河北恩施市商业改制下岗职工300人
湖南江永甘益村集体山林问题1600人
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城关镇398户因灾后搬迁补偿款被侵占1610人
共计8822人
两项合计：3328人+8822人=12150人
2007年10月8日13：00用特快专递发往中共中央办公厅胡锦涛总书记收
▲老记者、著名右派铁流在《新世纪新闻》发表致十七大代表的公开信：《准许我向十七大全体代表说点心里话》。公开信说，我是个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拥护中国共产党正确主张的人。早在五十七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高唱着“走，跟着毛泽东！我们要的是民主和自由，不能把生命当粪土！”参加民主革命的干部。此后，拼命学文化当秘书，做团的工作和作党报记者，一个时候也是四川省最有前途的青年作家。由于爱党爱毛泽东爱得太真太深，一篇8800字“干预生活”的小说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被整整关押了二十三年，相当一个字关押了我一天。1980年虽然“改正”、“平反”，回到了原单位《成都日报》，但仍受到岐视，不补工资、不评职称、不分住房，加之做记者仍是个工具，不能为老百姓说话，才辞职来到北京打拼。
我现在已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也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人，我认为五十七年来，共产党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说真话，不实事求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不再推行毛泽东祸国殃民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王八理论，全力转向抓经济、抓建设、和改善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现在人民物质生活比起毛泽东时代好了一百倍、一千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仍不能人讲真话、讲实话，仍在干些捏着鼻子哄眼晴的事情。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三年人祸、反右斗争以及八年抗日战争等等，都不实事求是，有悖于历史。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既然号称“伟大、光荣、正确”，首要的是尊重历史，承识历史！一个不尊重历，不承认历史的党，不但无伟大、光荣、正确可言，定是个骗人党、谎言党，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共产党不是这样的党。我们就以“四人帮”为题说，到底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如硬要说是“四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这是铁的、不可更改的事实！为了说真话，说实话，今年八至九月我连续在网上写了三篇文章，《向十七大建言：共产党和解放军应更名》、《十七大应把批判毛泽东的罪恶纳入大会议程》、《中国不批判毛泽东无民主自由可言》，无论这些文章的观点对还是错，但它在法制范围内，未违反宪法，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与义务。但不知为什么，从十月七日起北京市通州区政法委公然派出三个便衣在我小区住地监控我的行动，拦车盘问，跟踪盯梢，这到底为什么？在行文走笔的此时，监控我的便衣紧紧相距两三百米。我还是要写，必须要写！这叫“位卑未敢忘忧国”，“铁马冰河入梦来”。
我写给您们的这这篇写说实话的文章，国内任何一家报刊与网站都不会发表，只能借助境外网站公布出来。有些部门和某些人，视境外网站为“敌对势力”，我不这样认为，在没有“言论自由”中国的今天，是你们真实了解中国民情、民声最好的渠道，对安邦治国平天下有极大的好处。这叫“忠言逆可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决要去重复“防民之口，胜利防川”的历史。民言不畏，最可畏的是假话与黑幕政治。我们一定要牢记先哲的话：“水可泛舟，亦可覆舟”，以及“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古训。好了，不再唠叼，祝大会为十三亿中国人民带来幸福！！！
▲任众、蒋绥敏代表2000位髦耋老人发表《为反右冤案致中共十七大的公开信》。公开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中共十七大各位代表：你们好！
我们是在50年前的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受难幸存者。
众所周知，50年前的反右派运动，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冤案。这场运动逆转了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严重违反《宪法》，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这不但把50余万热爱祖国、献身建国大业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残酷迫害，使他们备受凌辱煎熬20余年，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形成以关心国家大事而讲真话者有罪，说假话者有功的社会风气，人们不敢谈论国事，不愿讲心里话，彼此虚伪，相互猜疑戒备等等，戕害了中华民族仁爱信义、知荣知耻的优良传统，严重地败坏了道德风尚，破坏了社会和谐。更为严重的是，反右派运动摧残了做人基本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使我们的民族丧失了创造活力，且危害至今。
时隔50年，只有深刻反思，以史为鉴，才能走向未来。但是1989年以来，有关主管部门却非法管制言论，不准人们谈论反右派等错误的政治运动，不准人们进行反思，以求得所谓的稳定。
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在竞争中发展，我国正在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这是我们民族振兴的大好时机。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归根到底是靠人，正如胡总书记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所以，我们不能再用那种使全民族都健忘的愚民政策，继续麻痹与遏制人们的思想，要唤起人们的活力和创造精神，重振我们的伟大民族。因此，我们迫切呼吁：
一、开放言禁，允许人们用多种方式反思、总结反右派运动的历史教训，找出和挖掉产生错误的政治运动的根子，用制度来保障我国的民主与法治的进程。
二、党中央要以适当方式，郑重宣布反右派运动是完全违反《宪法》的错误的政治运动。不能让我们的共和国史上留下所谓“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这样自欺欺人的历史笑柄。
三、对于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受各种打击迫害的广大右派分子及其家人，发还其20余年的工资并赔偿损失，使他们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迟来的公正，以安度晚年。
2007年3月3日，由61位右派老人发起《为纪念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签名联署的右派老人现已达2000人。此信发出至今已7个月，不仅未见任何回音，有关经办人还多次被警方盘查、跟踪、监控，9月底以来又被警方严密监控。近日，83岁的联署者刘乃元教授（离休干部）已经带着永远的遗憾辞世了。
2005年11月13日，右派老人发起《要求平反右派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签名联署的右派老人及家属子女现已达3799人。此信发出至今已两周年，不仅未见任何回音，有关经办人被警方抄家、监控。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积极倡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以宪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的方针政策已深入民心。我们衷心希望各位代表，认真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早日解决这一历史悬案，正本清源，我们的社会才能逐步走向民主，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才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你们的崇高使命。
明天上午，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十七大开幕了，我们致函各位代表，并静候回复，不胜企盼之至。
此致敬礼！
任众、蒋绥敏代表2000位髦耋老人
于2007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