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才能维稳”——这是我朋友王一名先生的高论，对此我深信不疑，同时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把这一逻辑具体加以阐述。
所谓维稳是在发生不稳定情况后采取的措施。那么，什么属于不稳定因素呢？按照官方的维稳逻辑，出现上访告状、街头闹事、群体事件、上网围观等都属于不稳定范围。
所谓维权，一是维护利益，二是维护权利。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弱势群体的处境十分艰难。他们的诸多诉求，法院不予受理（或受理后久拖不决），人大代表不予理睬，媒体不敢反映，除了上访几乎无路可走。
我先说说我经历的事情。本人担任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后注意到，邯郸市开发商建设的小区，其物业服务用房都被开发商长期占有，有的开发商已经脱离了小区，不再提供物业服务，还把物业楼自行出租。这是严重违反国家《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侵权行为。由于这不是孤立行为，而是普遍现象，于是我找到市房管局，希望他们出台物业服务用房管理细则。一是从开发商手中收回现有的物业服务用房，交还小区全体业主。二是房管局应介入物业服务用房全过程管理，从规划、设计、建设、验收，都要负责到底，直到交给小区业主委员会。
按说，国家相关法律出台后，这是房管局理应干好的本职工作。然而，从2011年10月我向市房管局长发出公开信http://lt.hd.cn：8080/trsbbs/detailall.jsp？id=620353#620353后，半年多没有动静。今年五月，我联系了几位小区业委会主任，大家表示，如果房管局再不行动，我们就组织广大业主签名，要求市人大罢免市房管局长职务。房管局办公室主任后来告诉我，房管局已经对全市一千多个小区搞了调查，认为我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正在研究治理措施。现在时间又过去三个多月了，我问了几次，还是没有进展。
房管局之所以不行动，原因很简单，业主不可能给他们好处。而拿到真金白银的开发商们能不感谢保护自己发财的官员吗？
如果我发起了罢免市房管局长签名活动，我就会成为维稳对象。反之，如果听任开发商肆无忌惮地对邯郸百万业主侵权（有几家业委会告状，法院迟迟不予判决。这也是我找政府，不找司法机关的原因。），大家都忍气吞声，难道就算和谐了吗？
设置政府机关的目的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维护公平正义。界定物业服务用房产权，依法维护每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邯郸市房管局不可推卸的责任。该局无视全市百万业主的利益，听任不法开发商侵权，是典型的不作为，民众要求罢免他难道不应该吗？
我再举一个例子。今年初，肥乡县几位农民找到我，说他们家的耕地被一家企业强行霸占，庄稼被毁，对方几次到他家威胁，要求签出卖土地合同。他说，我是个农民，卖了地眼前这几年好过，钱花完了怎么办呢？再说，这家企业没办征地手续，出价很低，我为什么只能卖给他？
我说你到政府告他们呀。他说，乡里、县里都为这家企业撑腰，我们去了多少次根本没人理。
于是我告诉他，那你就逐级上访，如果能闹到天安门，你的事也许会有人管了。
按照官方逻辑，此人显然是维稳对象，我也是涉嫌影响稳定的教唆犯。可是，不采取如此方法，这位农民又能怎样？让他去拼个鱼死网破吗？依我看，真正制造不稳定的不是被侵权的小区业主和失地农民，恰恰是不法开发商和当地官员。如果不是当地官员为虎作伥，如果不是开发商巧取豪夺强占耕地，村民们怎么可能成为维稳对象呢？
以上说的是官商勾结，侵犯弱势群体利益问题。
下面再举例说说侵犯公民权利问题。
我所在的邯郸市锦花小区有八百多户居民，小区一期（550户）自2003年正式入驻。2007年选举人大代表，该小区居然没有进行选民登记。也就是说，当年至少有一千多名公民被剥夺了选举权利。后来二期居民入住了三百多户，2011年底又一次选举人大代表，有关方面来登记了，但他们以各种理由拒绝登记，小区近两千名公民，最终登记发榜的选民人数只有69人。在此期间，我们到十多个居民小区调查，发现有两千多户的小区，登记选民人数只有数百，有的只有几十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最高政治权利，如此之多的人被剥夺宪法权利，是多么严重的政治事故。然而，本人再三交涉，当地人大官员却不以为然，至今没有正面答复。
2010年，河北省交警统一行动查酒驾，邯郸一市查出的酒驾人数竟占全省一半，足以证明邯郸酒风的恶劣程度。我认为，社会饮酒风气源于官风不正。要刹住官员喝酒风气，就需要公开三公消费。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多次向邯郸市财政局、审计局等部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市直各单位三公消费开支情况。然而，信息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根本无人理睬。公民权利变成了一纸空文。
试想，如果公民能够正常参加选举，选出真正的利益代表，有效地履行批评监督职能，官员就会大大减少犯错误的冲动，提高道德自律水平。如果官员尊重公民权利，接受公民监督，就会有效刹住公款大吃大喝风气，这对于改善官员形象，改进官民关系难道不是非常好的事情吗？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一些地方，积极竞选人大代表、要求政府公开信息的普通公民成了官方的维稳重点对象，电话手机被监听，动不动就有公安找上门来。这种明目张胆的违法侵权行为在维稳旗号的掩护下有恃无恐，国家法律已经被彻底边缘化。
由于公民权利萎缩乃至缺失，官方权力一家独大。致使腐败猖獗，不公不义横行。不仅民众怨声载道，体制内的官员也是牢骚满腹。高强度的维稳工作，打乱了正常工作秩序，给官员造成了严重心理压力，自杀、抑郁时有发生。俱荣俱损的腐败环境，让多少有理想抱负的官员心灰意冷。
把民众发泄不满的渠道全部堵死，情绪化和极端化必然爆涨。公民不能在体制内依法有序解决矛盾，一些人便不得不在体制外找出路。于是便有了瓮安、乌坎、什坊、启东等越来越频繁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官方不得不处于如临大敌般的维稳态势，不得不付出比军费更高昂的维稳开支。在和平建设时期，一个国家居然用超过军费的开支维护内部稳定，这是笑话，更是悲哀。
如果转换一下思路，官方如果用主动维权取代维稳，兑现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情况就会发生根本改观。
——如果公民能够直接选举县长，官员们讨好选民还来不及，还敢拒人千里吗？
——如果地方媒体放开，公民能够自由地批评政府，官员们还会胡作非为吗？
——如果公民的正当批评监督不再受到威胁恐吓，而是受到鼓励赞扬，还有歪风邪气的市场吗？
——如果有独立的讲理（媒体）、评理（法院）平台，民众还犯得着到体制外铤而走险吗？
这不是什么发明创造，而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国度所走过的共同道路，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文明和谐健康幸福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共产党坚持走“控制权力，不放权利”的中国特色道路。如今权力与权力之间，权力与利益之间、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实践证明，以维稳求稳定只是得过且过的权宜之计，而非兴邦治国的根本之策。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最大的公，就是让大陆全体公民充分享受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公民有了权利，社会才有公道。公道畅行如同阳光普照，丑恶奸佞、不公不义难有容身之地。当国人（包括公职人员）在没有任何恐惧的环境中以维护公平正义为荣时，还用得着执政者花钱费力维护稳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