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难想象完全丧失自治习惯的人，能够开会选好将要治理他们的人；也无法认为处于奴隶状态的人民有一天会选出一个自由的、精干的和英明的政府。”并且“我永远认为，上层为共和制的而其余部分为极端君主制的政体是个短命的怪物。统治者的腐败和被统治者的低能，早晚会使这个怪物倒台；而对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感到厌烦的人民，不是创造出更自由的制度，便是不久又伏在一个独夫的脚下。”
——摘自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曾有网友发来一电子邮件：“几十万京城人（走）上街头，就像木偶被牵着起舞，内心无比沉重。为什么在这么腐败的社会，会有那么多人去参与欢呼，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他们不敢用同样的方式表达民主的诉求，却像朝鲜政权（下）一样载歌载舞。……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良知，还谈什么民主正义！鲁迅说得没错：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个社会的良知已经灭亡！”这让我震惊，于是敲下这则短文。
据说皇城根下的的哥个个能侃，而且不仅能侃经济，尤其能侃政治，甚至侃的还都是些国家大事。也难怪，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皇城根下有着光荣的传统，皇城根下的民情也值得他们骄傲自豪。
然而，那些光荣的历史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既然大家都是“既得利益者”，什么专制、腐败，什么民主、自由，什么平等、结社，这一切都是“管他娘”的了。你看现在一有个什么大型活动，不同样是欢天喜地，手舞足蹈，欢歌曼舞，而且还“精神饱满”，“标准”得很吗？真可谓要他们一盘散沙就一盘散沙，要他们团结一致就团结一致。皇城根乃至普天之下是怎样一种民情，管着皇城根下的人们清楚着哩。
曾几何时，还在笑话我们一个小邻邦：人民都饿得要死，动不动还要搞大型庆祝活动，还要研制核武器。真不知那庆祝的劲儿从哪里来，也真不知研制出了核武器又有什么用。当然历史一再证明，专制社会，没有什么做不到——自己是亲身领教而且一直在领教着的。
说句让伪爱国者不高兴的话，不仅越来越看不起自己，同时也看不起我们的民情——我虽然还想说也看不起政府，但这里只讲民情。可以说，只要民情是平等的、守法的、民主的、自由的，那么、那个社会也一定是平等的、守法的、民主的、自由的，即使政府想不平等、想不守法、想不民主、想不自由，都不行。不信，你叫美利坚政府与现行政策制度反着来试试，独立自由的美国人民会立马要求换个政府，而且说到做到。难怪早在五四运动那年，同样是皇城根下，同样是中国人民，我们有“几千学生五月四日在美国使馆门口高喊着‘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见《胡适文集·2》第2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什么时候咱能被美国学生称为“大中国”，并在中国的大使馆高喊“大中国万岁”，那就说明咱真的强大了。
于是又想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别看我们现在终于认识到了这个英国佬的伟大，对其赞誉有加。可在当年，包括胡适、陈独秀在内，对罗素却多有不满。诸位看官，你说陈胡二位是何等人物，那可是称得上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两位巨人，叱咤风云，开一代风气之先。然而，陈独秀当年对罗素给中国人的一些建议颇有意见，甚至直接致信当时还在中国进行讲学的罗素表明自己的态度。罗素认为：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而陈独秀却认为中国应该“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理由是“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见《陈独秀学术文化随笔》第30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当然，从陈独秀致罗素信之后又复张东荪的长信来看，陈氏所言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里姑且不论。再说1921年7月16日，胡适就在留学日记中做了一首白话诗，题为《一个哲学家》，讽刺仍停留在中国讲学的罗素：
他自己不要国家，/但他劝我们须要爱国；/他自己不信政府，/但他要我们行国家社会主义。/他看中了一条到自由之路，/但他另给我们找一条路：/这条路他自己并不赞成，/但他说我们还不配到他的路上去。/他说救中国只须一万个好人，/但一二“打”也可以将就了，※——/我们要警告他：/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见《胡适文集·1》第280页）
几年前初读胡适这首诗，弄得一头雾水：到底在说谁呢？后来知道是在说罗素，又想：胡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罗素凭什么不让我们走“自由之路”？现在再读这首诗，明白多了。当年三十岁的胡适，哪里懂得大哲学家的心思。罗素到中国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讲学兼考察，然而以他聪明过人的智慧，对中国的民情了解个八八九九并不难。如果有谁硬说一年时间太短，那你可以去问问那位法国人托克维尔，他可是跟朋友到美国只待了九个月，就写出了流传至今的《论美国的民主》，并且一定还会流传下去。
自己曾写过一篇《可不可以“跟着美国跑”》，着重提到一百七十年前托克维尔这位法国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他研究英裔美国人的民主在当时之所以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甚至高过被称作“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民情。民情比地理和法制更重要。他还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所处的地理位置，其有利性不亚于美国，而且墨西哥还采用了与美国相同的法律，但墨西哥没有促使自己建立民主政府的民情。”原因在哪里呢？在托氏看来，“只有美国人特有的民情，才是使全体美国人能够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我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
而我那篇文章的最后一个自然节是这么说的：
而如果“民情”不好，甚至国民都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么，在托氏看来，即使也有所谓的开会选举，仍“实难想象完全丧失自治习惯的人，能够开会选好将要治理他们的人；也无法认为处于奴隶状态的人民有一天会选出一个自由的、精干的和英明的政府。”并且“我永远认为，上层为共和制的而其余部分为极端君主制的政体是个短命的怪物。统治者的腐败和被统治者的低能，早晚会使这个怪物倒台；而对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感到厌烦的人民，不是创造出更自由的制度，便是不久又伏在一个独夫的脚下。”托氏这后一段话所讲的情形，我们在二十世纪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见《论美国的民主·下册》第872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012-9-23修订
※ 罗素在梁启超、丁文江给他举行的饯行宴席上说，中国要有“一打好人”（good men），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临别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对中国人提 出十几条建议，最后一条是把那“一打好人”扩大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 （resolute mem）”。然而，这样的“一打好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肯定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家，而是像罗素在英国参加的费边社式那样的知识分子，有自由主义理念，又能脚踏实地，坚韧渐进。（转引自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见1996年第1期《读书》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