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以来，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停职调查的事件举世瞩目，网络上有庆贺终于“将他拿下”的，也有忧虑“他会再回来”的，当然还有悲伤他“壮志未酬”的，甚至还有为他鸣冤叫屈的。由此看来，薄熙来在位时所引起的社会争议，一点也没有因为其去职而消停。一个政治局委员在位及停职引起如此大的社会性关注和争议，这可能是中国最近63年来历史中的异数。对于究竟如何评价薄熙来，这显然属于历史性的课题，自然有时间来结论。但是薄熙来何以产生？薄熙来真的走了吗？薄熙来还会回来吗？薄熙来之志能否得酬？这些问题在困扰着这个民族，击打着这个时代，横亘于民族前行的路途，让人无可绕越。

诚如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政治秘书鲍彤先生所说，薄熙来才是中共党的“肖子”。即，如果从中共精神衣钵传承来看，薄熙来更得了真传，他从形式上“唱红打黑”来浓缩再现了中共的本质，鲜明地亮出了支持什么与反对什么，形而上学地将世界简化成“红”与“黑”的二元两极。红就是党，红就是“我”，唱红就是尊奉党旨与宣示“我”忠。通过这种宣示，常常将“我”化成了党的代表，进而完全成为党的化身。“打黑”就是打击敌人——红的反面，即那些不红的就将被铲除。这样“唱红打黑”实质就是“赤化世界”，要世界变成一色的红。这事实正是马列党一再宣称的宗旨所在。

由于“唱红打黑”传承着马列赤化世界的使命，那么薄熙来就只是这种宣示马列正宗传人的当代代表，是马列原教旨主义的现代化身。他之所以敢于睥睨天下、傲视同仁，皆因为他自诩或自信自己是当代马列的宗主，自己真正获得了马列的真传。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教旨的党，今天产生出自诩获得真传的人，这原本一点不奇怪，甚至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党还有不少人都以此自诩。在此精神传承下，薄熙来只是马列教旨熏陶出的众多徒子徒孙之一个而已。由是观之，薄熙来是一种教旨的传承，沿袭着某种主义，是有理论与精神支撑的。而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种自奉正宗的主义，已经在历史上给世界及中华民族带来过深重灾难，尤其诸如“文革”这样历时十年的民族伤痛未癒，怎么又会让人再度燃起相同的烽火？试想一种教旨能产生苏联斯大林、中国毛泽东、柬埔寨波尔布特、朝鲜金氏家族等等人物，将整个民族带入劫难，这种教旨能没有问题？而今天薄熙来以承此教旨自居，若不是因王立军闯馆的偶然事件而使其中途铩羽，可以预见又一个“红太阳”将烤焦多少生灵。能产生这样人物及其后果的一种教旨，是否应该深刻反思与高度警惕？

薄熙来不仅有马列教旨衣钵传人的自居，而且有现存组织机制对他行止的保证。薄熙来远远不是在重庆才显露出他这种革命正宗、马列传人与傲视天下的姿态，他早在大连担任领导时，那种欲称霸天下、目空一切的作风就路人皆知。从新华社9月28日“双开”薄熙来的公告中，就列举了他从大连到辽宁，从辽宁到商业部，再从商业部到重庆，由一个市长到市委书记，再由省长到省委书记，最后到政治局委员，整个过程中各个环节都存在着违法乱纪，侵权犯罪的情况。一个如此百病缠身、沉疴难医之人，怎么会如此平步青云？记得当年他在大连率先树起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毛邓江牌坊，那其实已经表白了他价值趋向。后来到重庆红歌嘹亮，红海漫城，这事实就是大连模式的延续与翻板。与此价值尊奉外表相连的是，他在大连、辽宁与重庆的累累罪案。如果说他外在价值宣示后面真正隐藏了这些违法乱纪事实，那组织失察还情有可原，事实上他一路高升中相伴着蒙冤受屈者的一路控诉，问题是这种控诉为什么没能拦阻他的高升，反而却成为他高升的陪衬？一个组织为这样一个今日看来可谓罪孽深重的人铺平高升的道路，可见这个组织机制存在多大的问题？如果不是偶然之中发生的王立军闯馆事件，使诸多薄熙来的问题国际化，使组织机制无法再包裹摆平问题，那么可以肯定薄熙来今天仍风光无限，将铁定进入常委，并且执掌统治中国权柄最大的政法系统。一个组织培养的如此高官，居然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却只能通过如此偶然的事件来暴露，这能说造就薄熙来的组织没有深重的问题？

在追问主导薄熙来的教旨与培养薄熙来的组织对造成薄熙来的问题的根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再次深刻认识到权力这个“维利坦”的罪性。“极端权力必然导致极端的腐败”的论定，在薄熙来身上再次得到验证！薄熙来一路走来造下如此多的罪孽，当然是因为他手头重权在握，并且这种权力在炫目的理论支撑与庞大的组织保障下，无法得到社会的监督。薄熙来的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将权力的罪恶性表演得淋漓尽致。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问题，已经深刻暴露出这个社会政治体制的病入膏肓。中国如果再不启动以制约国家公权力与伸张公民权利为指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薄熙来就绝难从民族机体上摘除。

当然导致薄熙来今日命运还有人性固有的罪恶。严格地说，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完人，其一是救主基督，那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人类将一切的真善美爱都归于他，他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其二是手握不受制约权力的暴君，他不允许人们说他不完美，他以权力的残暴来将完美笼络于一身。薄熙来在今年3月以前那种万民欢呼与拥戴的形象，那种直到9月28日前仍然让许多毛左作为精神膜拜的偶像，那真是享尽人世美誉，集万千荣光于一身。然而如此的金玉其外，却包裹着如此的败絮其中。这无疑有人性的固有罪恶，有对罪恶的放任。

一种造就薄熙来这样人的主义，一种培养薄熙来这样人的组织，一种促成薄熙来如此为祸的权柄，如果不能因薄熙来事件而得到深刻反省、检讨并从根基上修正，那么薄熙来就永远不会走，因为他就是主义的化身，他就是组织的载体，他就是权力的象征。无论今天有多少人忧虑或欢庆，薄熙来将鲜活地成长在每个权力岗位，在中央、在省部、在地市、在乡镇乃至在村寨，在中央常委、在政治局委员、在中央委员、在省部官员、在厅局干部、在县处基层、在科室小吏乃至在股员走卒中。中国社会应该从薄熙来事件中获得急迫开启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的理据，达成以普世价值为准则以融入人类主流文明而与人类和平相处的共识，使民族从思想上、组织上与社会制度上完成一次历史性的涅槃，使民族获得重生！

今年三月以来，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停职调查的事件举世瞩目，网络上有庆贺终于“将他拿下”的，也有忧虑“他会再回来”的，当然还有悲伤他“壮志未酬”的，甚至还有为他鸣冤叫屈的。由此看来，薄熙来在位时所引起的社会争议，一点也没有因为其去职而消停。一个政治局委员在位及停职引起如此大的社会性关注和争议，这可能是中国最近63年来历史中的异数。对于究竟如何评价薄熙来，这显然属于历史性的课题，自然有时间来结论。但是薄熙来何以产生？薄熙来真的走了吗？薄熙来还会回来吗？薄熙来之志能否得酬？这些问题在困扰着这个民族，击打着这个时代，横亘于民族前行的路途，让人无可绕越。

诚如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政治秘书鲍彤先生所说，薄熙来才是中共党的“肖子”。即，如果从中共精神衣钵传承来看，薄熙来更得了真传，他从形式上“唱红打黑”来浓缩再现了中共的本质，鲜明地亮出了支持什么与反对什么，形而上学地将世界简化成“红”与“黑”的二元两极。红就是党，红就是“我”，唱红就是尊奉党旨与宣示“我”忠。通过这种宣示，常常将“我”化成了党的代表，进而完全成为党的化身。“打黑”就是打击敌人——红的反面，即那些不红的就将被铲除。这样“唱红打黑”实质就是“赤化世界”，要世界变成一色的红。这事实正是马列党一再宣称的宗旨所在。

由于“唱红打黑”传承着马列赤化世界的使命，那么薄熙来就只是这种宣示马列正宗传人的当代代表，是马列原教旨主义的现代化身。他之所以敢于睥睨天下、傲视同仁，皆因为他自诩或自信自己是当代马列的宗主，自己真正获得了马列的真传。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教旨的党，今天产生出自诩获得真传的人，这原本一点不奇怪，甚至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党还有不少人都以此自诩。在此精神传承下，薄熙来只是马列教旨熏陶出的众多徒子徒孙之一个而已。由是观之，薄熙来是一种教旨的传承，沿袭着某种主义，是有理论与精神支撑的。而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种自奉正宗的主义，已经在历史上给世界及中华民族带来过深重灾难，尤其诸如“文革”这样历时十年的民族伤痛未癒，怎么又会让人再度燃起相同的烽火？试想一种教旨能产生苏联斯大林、中国毛泽东、柬埔寨波尔布特、朝鲜金氏家族等等人物，将整个民族带入劫难，这种教旨能没有问题？而今天薄熙来以承此教旨自居，若不是因王立军闯馆的偶然事件而使其中途铩羽，可以预见又一个“红太阳”将烤焦多少生灵。能产生这样人物及其后果的一种教旨，是否应该深刻反思与高度警惕？

薄熙来不仅有马列教旨衣钵传人的自居，而且有现存组织机制对他行止的保证。薄熙来远远不是在重庆才显露出他这种革命正宗、马列传人与傲视天下的姿态，他早在大连担任领导时，那种欲称霸天下、目空一切的作风就路人皆知。从新华社9月28日“双开”薄熙来的公告中，就列举了他从大连到辽宁，从辽宁到商业部，再从商业部到重庆，由一个市长到市委书记，再由省长到省委书记，最后到政治局委员，整个过程中各个环节都存在着违法乱纪，侵权犯罪的情况。一个如此百病缠身、沉疴难医之人，怎么会如此平步青云？记得当年他在大连率先树起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毛邓江牌坊，那其实已经表白了他价值趋向。后来到重庆红歌嘹亮，红海漫城，这事实就是大连模式的延续与翻板。与此价值尊奉外表相连的是，他在大连、辽宁与重庆的累累罪案。如果说他外在价值宣示后面真正隐藏了这些违法乱纪事实，那组织失察还情有可原，事实上他一路高升中相伴着蒙冤受屈者的一路控诉，问题是这种控诉为什么没能拦阻他的高升，反而却成为他高升的陪衬？一个组织为这样一个今日看来可谓罪孽深重的人铺平高升的道路，可见这个组织机制存在多大的问题？如果不是偶然之中发生的王立军闯馆事件，使诸多薄熙来的问题国际化，使组织机制无法再包裹摆平问题，那么可以肯定薄熙来今天仍风光无限，将铁定进入常委，并且执掌统治中国权柄最大的政法系统。一个组织培养的如此高官，居然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却只能通过如此偶然的事件来暴露，这能说造就薄熙来的组织没有深重的问题？

在追问主导薄熙来的教旨与培养薄熙来的组织对造成薄熙来的问题的根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再次深刻认识到权力这个“维利坦”的罪性。“极端权力必然导致极端的腐败”的论定，在薄熙来身上再次得到验证！薄熙来一路走来造下如此多的罪孽，当然是因为他手头重权在握，并且这种权力在炫目的理论支撑与庞大的组织保障下，无法得到社会的监督。薄熙来的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将权力的罪恶性表演得淋漓尽致。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问题，已经深刻暴露出这个社会政治体制的病入膏肓。中国如果再不启动以制约国家公权力与伸张公民权利为指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薄熙来就绝难从民族机体上摘除。

当然导致薄熙来今日命运还有人性固有的罪恶。严格地说，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完人，其一是救主基督，那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人类将一切的真善美爱都归于他，他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其二是手握不受制约权力的暴君，他不允许人们说他不完美，他以权力的残暴来将完美笼络于一身。薄熙来在今年3月以前那种万民欢呼与拥戴的形象，那种直到9月28日前仍然让许多毛左作为精神膜拜的偶像，那真是享尽人世美誉，集万千荣光于一身。然而如此的金玉其外，却包裹着如此的败絮其中。这无疑有人性的固有罪恶，有对罪恶的放任。

一种造就薄熙来这样人的主义，一种培养薄熙来这样人的组织，一种促成薄熙来如此为祸的权柄，如果不能因薄熙来事件而得到深刻反省、检讨并从根基上修正，那么薄熙来就永远不会走，因为他就是主义的化身，他就是组织的载体，他就是权力的象征。无论今天有多少人忧虑或欢庆，薄熙来将鲜活地成长在每个权力岗位，在中央、在省部、在地市、在乡镇乃至在村寨，在中央常委、在政治局委员、在中央委员、在省部官员、在厅局干部、在县处基层、在科室小吏乃至在股员走卒中。中国社会应该从薄熙来事件中获得急迫开启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的理据，达成以普世价值为准则以融入人类主流文明而与人类和平相处的共识，使民族从思想上、组织上与社会制度上完成一次历史性的涅槃，使民族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