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友渔 知名学者
在普遍认为中国再也不会重复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吃够了“长官意志”的苦头并作了广泛批判之后，中国为何又在长官意志之下发动了“高教大跃进”？
10月30日，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明确表态，高校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划拨土地，用所获收益抵偿债务。至此，高校擅自卖地还债之路，已被堵死。
高校亏欠巨额债务，是今日中国众所瞩目的大问题。今年3月，吉林大学自我曝光，称负债额高达30亿。9月12日，教育部公开承认，中国高校负债总共2000多亿，教育部要求各高校采取措施偿还债务，比如说可以进行土地的置换。以吉林大学为例，该校现在占地面积为全国最大，只需做一部分土地置换，全部债务即可偿还。
以上言论刚出，马上有人指出，高校其实并没有权利“置换土地还债”。这次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也明确指出，高校土地为教育用地，属国有划拨，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划拨土地转让或改变用途必须经依法批准，土地出让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所得资金应全部缴入国库。
中国高校普遍巨额欠债，是高教领域种种弊端的表现之一。近年来高校问题相当多，这次“置换土地解决债务”的路走不通，当然会增加解决相关问题的难度。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能对于教育管理部门正视高教问题，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有所提醒、有所促进，最终可能使坏事变成好事。
高校负债，是近年“高教大跃进”不可避免的恶果。对负债问题的正确解决，其前提是要对这场大跃进的原因、性质和危害有清醒、充分的认识。如果各高校用教育部建议的方法，以违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手段，靠置换土地轻而易举地去解决，那就会掩盖高教领域中的严重问题，而且还会大大加剧本已十分严重的土地使用、交易方面的违规问题。
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行了又一轮“大跃进”。大学每年的招生数量，从1998年的108万剧增到2006年的540万，8年内增加了5倍。一些人士，把这种超常规发展称为“跨越”或“跳跃”，而大学中一般人则直白地将此称为“大跃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瓶颈，需要大力发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要受到经济等因素的制约。8年内增加了5倍，无论如何都太快了。就像一个少年，如果他的身高一年增加8公分，我们会高兴，如果增加18公分，我们在高兴之余会琢磨一下事情对不对，万一增加80公分，我们敢肯定绝对是出了大毛病。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此次高教规模的反常规扩充是在经费不配套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承诺，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但这一比例一直没有达到，处于2.4%～2.8%之间。大学生的人均经费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默许、鼓励，甚至强制高校向商业银行贷款。我们的“高教大跃进”，其实是以债台高筑、寅吃卯粮的方式制造的虚假繁荣。但是，债务必定是要清偿的。由于数额巨大，不可能靠政府拨款解决，所以才想出了一个“置换土地还债”的办法，这是走投无路的办法，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高教大跃进”的恶果不仅表现在大学负债运行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校园拥挤，教室、图书馆紧张、设备不足。又比如教师与学生比例失调、导师无力指导研究生、教学质量下降，等等。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更是不易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一点不比债务问题差，它们与大学的办学目的、方针，与大学生的前途和切身利益的关系更密切。如果债务问题轻易化解，那些更重要的本质问题反而会不受重视，长期存在下去。
现在该做的事，是在目前的困局面前作认真、深入、全盘的反省。应该想一想，在“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确立之后，在普遍认为中国再也不会重复1958年“大跃进”之后，为什么又搞起了另一种形式的“大跃进”？在吃够了“长官意志”的苦头并作了广泛批判之后，为何又在长官意志之下发动了“高教大跃进”？我们的高校难道不应该是最有理性、最尊重客观规律和提倡科学的地方？
高校债务问题最终毕竟会以某种方式解决，但有关人士能不能“吃一堑、长一智”，才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吃亏已经不止一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