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

    [日期：2007-11-29] 来源：《参与》 作者：万延海/杨逸
    
    
    

防治艾滋病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人权问题
    

---专访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
    
    
    
    今年12月1日是第20个“世界艾滋病日”，相对于80年代的不知艾滋病为何病，现在的中国可以说到了“谈艾色变”的阶段。11月29日刚刚公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估计，到2007年底，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其中艾滋病病人8.5万。尽管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群的真实数据仍是一个国家机密，我们仍可以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数字看到，截至今年六月，中国已有74%的县报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艾魔影响范围之大显而易见。就中国艾滋病防治的现状与问题，《参与》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
    
    《参与》记者：根据您目前掌握的数据，中国现有多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
    
    万延海：只有政府掌握这个数据，但对外公布的都比较低，在不同人群感染情况的数据只会出现在政府内部的报告中，不会对外公布，对外也只会公布不同人群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一些公布出来的数字也极不可信，因为这些数字缺少一些基本数据。比如在中国有很多流浪的维吾尔人群，在这些人群中有多少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病毒，在上海有多少男同性恋人群因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官方对此缺少必要的调查，即使获得相关数据也不会公开。中国的艾滋病工作报告从来没有体现出艾滋病人群不同群体的真实数据。目前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静脉注射吸毒、卖淫、男男性接触、卖血、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不同地域和人群被传染艾滋病的途径有所不同，通过静脉注射吸毒被传染的情况在新疆、云南、广东、广西、北京等地出现的较多，在中原内地通过卖血感染的人群相当惊人，而通过输血感染的人群则分散在全国各地，其中以妇女和儿童为主。男同性恋人群的感染率上升很快，有些地区已超过10%，这些人群还会将病毒传染给其异性伴侣。卖淫妇女作为高危人群，其感染艾滋病的数据现在难以掌握。此外还有血友病人因为使用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病毒，以上海情况最为严重。同时中央的数据依赖于省、市一级的报告，而地方提供的数据本身严重失实，比如河南省上报给中央的数据仅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参与》记者：您认为中国政府是否对控制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采取了有效措施？
    
    万延海：由于采血是一种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政府行为，因此不科学以及违规的操作带来的是灾难性的艾滋病病毒迅速传播，90年代初至96年初在中原地区极为严重。这一问题从1998年开始受到学者和媒体的关注，在2001年至2002年矛盾达到一个高峰，通过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人群引发了不少社会骚动，河南这个“血浆经济”大省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台了为贫困艾滋病人群提供免费治疗的政策。这个救治政策主要针对卖血的感染群体，这个群体因此渐渐离开医院，通过领取药物接受治疗，从2003年开始，因输血感染的艾滋病人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有所增加，他们为维护合法权益结成同盟，通过上访和法律手段进行艰苦的维权，虽然政府也会提供免费治疗，部分地区制定了补偿办法，但从整体上看因输血感染的人群的合理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具体体现在医疗机构不承担相应责任、亲人得不到抚恤、法院不受理此类案件等等。现在通过输血感染人群的数字无法估算，但可以确定的是通过输血感染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已超过了卖血带来的对艾滋病传播的影响。政府已取缔了大部分地下血站，使血浆的采集更安全，政府对血站的规范化管理带来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是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中国的血液仍然不安全。血液安全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很遗憾的是中国政府缺乏对此的独立研究、协调机制以及相关政策。
    
    《参与》记者：您认为现在防治艾滋病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万延海：艾滋病防治涉及到人的思想形态、价值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了解每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对生命的理解和感受是防治艾滋病的根本。由于政府缺乏对多样化人群的理解和相应的敏感度，虽然政府行为的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一般人眼中是件好事，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来说可能是种伤害，比如艾滋病检测是公开的，不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会导致当事人自杀或处于精神混乱的状态。所以不能简单地根据政府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防治艾滋病就认为一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如果依然是采取某种单一的、极端的、专断的工作方式来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那么往往会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带来伤害而非帮助。因此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人权上的问题，如果政府不从法律上保护受艾滋病影响群体以及艾滋病工作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就无法成功。如果在一个国家，艾滋病工作会议可以随意被取缔、艾滋病工作人员可以随意被软禁、因艾滋病病毒感染上访人员可以随意被拘留，这个国家无论投入多少金钱、提供多少免费药物都没有意义。
    
    《参与》记者：近年来艾滋病维权工作是否有一些突破？
    
    万延海：突破主要体现在受艾滋病感染人群的维权意识有所提高，开始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利，但从整体上看维权工作进入了一个低谷的状态。艾滋病维权工作与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关连，在公民的自由受限制的国家开展艾滋病维权工作是极其困难的。官方对艾滋病民间组织既想利用也想扶持，还存在一些政治上的恐惧，由于官方始终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态，虽然民间组织有很强烈的合作意愿，但二者目前还很难基于平等的地位进行合作。
    
    《参与》记者：艾滋病的社会歧视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您认为政府对此可以做些什么？
    
    万延海：艾滋病的社会歧视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医院不能接受治疗，在学校不能学习，在单位失去工作，在家庭受到歧视。最近我刚了解到在辽宁鞍山有个患者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由于感染过艾滋病，被要求负担除手术费用外全部医疗器械的费用，有的医院遇到艾滋病人干脆直接拒绝提供医疗帮助。这种歧视是全方位的，还包括医疗机构不保护艾滋病病人隐私的问题。政府需要从法律上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不受到歧视，从就业、医疗、婚姻等各方面给予保障，这样当弱势群体权利受到侵害时才会有法可依。政府组织的空洞的反歧视宣传教育毫无意义，只有当受害人拥有言论自由，得以通过媒体向公众传达真实的情况，公众才会了解艾滋病人群，从而消除歧视。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一个个少数群体，众多少数群体组成了这个社会，只有倾听其他群体的声音，才能让不同群体学会相互关爱。
    
    《参与》记者：去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您被当局软禁过几天，您今年是否有这个担心？能否介绍一下您近期的工作计划？
    
    万延海：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没有担心是不正常的。我尽我的努力有一个自由的思想，但是自由的行动有时是一个危险的事，所以一件事情很困难我也可以放弃不做。最近我们在大学组织了一些关于血液安全、艾滋病性传播方面的研讨和交流，近期也会在街区、娱乐场所开展一些宣传活动，11月30日将会发布一个国际人权方面的文件。
    
    
    
    （万延海/杨逸）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

    [日期：2007-11-29] 来源：《参与》 作者：万延海/杨逸
    
    
    

防治艾滋病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人权问题
    

---专访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
    
    
    
    今年12月1日是第20个“世界艾滋病日”，相对于80年代的不知艾滋病为何病，现在的中国可以说到了“谈艾色变”的阶段。11月29日刚刚公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估计，到2007年底，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其中艾滋病病人8.5万。尽管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群的真实数据仍是一个国家机密，我们仍可以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数字看到，截至今年六月，中国已有74%的县报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艾魔影响范围之大显而易见。就中国艾滋病防治的现状与问题，《参与》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
    
    《参与》记者：根据您目前掌握的数据，中国现有多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
    
    万延海：只有政府掌握这个数据，但对外公布的都比较低，在不同人群感染情况的数据只会出现在政府内部的报告中，不会对外公布，对外也只会公布不同人群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一些公布出来的数字也极不可信，因为这些数字缺少一些基本数据。比如在中国有很多流浪的维吾尔人群，在这些人群中有多少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病毒，在上海有多少男同性恋人群因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官方对此缺少必要的调查，即使获得相关数据也不会公开。中国的艾滋病工作报告从来没有体现出艾滋病人群不同群体的真实数据。目前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静脉注射吸毒、卖淫、男男性接触、卖血、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不同地域和人群被传染艾滋病的途径有所不同，通过静脉注射吸毒被传染的情况在新疆、云南、广东、广西、北京等地出现的较多，在中原内地通过卖血感染的人群相当惊人，而通过输血感染的人群则分散在全国各地，其中以妇女和儿童为主。男同性恋人群的感染率上升很快，有些地区已超过10%，这些人群还会将病毒传染给其异性伴侣。卖淫妇女作为高危人群，其感染艾滋病的数据现在难以掌握。此外还有血友病人因为使用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病毒，以上海情况最为严重。同时中央的数据依赖于省、市一级的报告，而地方提供的数据本身严重失实，比如河南省上报给中央的数据仅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参与》记者：您认为中国政府是否对控制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采取了有效措施？
    
    万延海：由于采血是一种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政府行为，因此不科学以及违规的操作带来的是灾难性的艾滋病病毒迅速传播，90年代初至96年初在中原地区极为严重。这一问题从1998年开始受到学者和媒体的关注，在2001年至2002年矛盾达到一个高峰，通过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人群引发了不少社会骚动，河南这个“血浆经济”大省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台了为贫困艾滋病人群提供免费治疗的政策。这个救治政策主要针对卖血的感染群体，这个群体因此渐渐离开医院，通过领取药物接受治疗，从2003年开始，因输血感染的艾滋病人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有所增加，他们为维护合法权益结成同盟，通过上访和法律手段进行艰苦的维权，虽然政府也会提供免费治疗，部分地区制定了补偿办法，但从整体上看因输血感染的人群的合理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具体体现在医疗机构不承担相应责任、亲人得不到抚恤、法院不受理此类案件等等。现在通过输血感染人群的数字无法估算，但可以确定的是通过输血感染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已超过了卖血带来的对艾滋病传播的影响。政府已取缔了大部分地下血站，使血浆的采集更安全，政府对血站的规范化管理带来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是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中国的血液仍然不安全。血液安全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很遗憾的是中国政府缺乏对此的独立研究、协调机制以及相关政策。
    
    《参与》记者：您认为现在防治艾滋病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万延海：艾滋病防治涉及到人的思想形态、价值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了解每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对生命的理解和感受是防治艾滋病的根本。由于政府缺乏对多样化人群的理解和相应的敏感度，虽然政府行为的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一般人眼中是件好事，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来说可能是种伤害，比如艾滋病检测是公开的，不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会导致当事人自杀或处于精神混乱的状态。所以不能简单地根据政府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防治艾滋病就认为一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如果依然是采取某种单一的、极端的、专断的工作方式来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那么往往会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带来伤害而非帮助。因此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人权上的问题，如果政府不从法律上保护受艾滋病影响群体以及艾滋病工作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就无法成功。如果在一个国家，艾滋病工作会议可以随意被取缔、艾滋病工作人员可以随意被软禁、因艾滋病病毒感染上访人员可以随意被拘留，这个国家无论投入多少金钱、提供多少免费药物都没有意义。
    
    《参与》记者：近年来艾滋病维权工作是否有一些突破？
    
    万延海：突破主要体现在受艾滋病感染人群的维权意识有所提高，开始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利，但从整体上看维权工作进入了一个低谷的状态。艾滋病维权工作与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关连，在公民的自由受限制的国家开展艾滋病维权工作是极其困难的。官方对艾滋病民间组织既想利用也想扶持，还存在一些政治上的恐惧，由于官方始终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态，虽然民间组织有很强烈的合作意愿，但二者目前还很难基于平等的地位进行合作。
    
    《参与》记者：艾滋病的社会歧视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您认为政府对此可以做些什么？
    
    万延海：艾滋病的社会歧视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医院不能接受治疗，在学校不能学习，在单位失去工作，在家庭受到歧视。最近我刚了解到在辽宁鞍山有个患者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由于感染过艾滋病，被要求负担除手术费用外全部医疗器械的费用，有的医院遇到艾滋病人干脆直接拒绝提供医疗帮助。这种歧视是全方位的，还包括医疗机构不保护艾滋病病人隐私的问题。政府需要从法律上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不受到歧视，从就业、医疗、婚姻等各方面给予保障，这样当弱势群体权利受到侵害时才会有法可依。政府组织的空洞的反歧视宣传教育毫无意义，只有当受害人拥有言论自由，得以通过媒体向公众传达真实的情况，公众才会了解艾滋病人群，从而消除歧视。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一个个少数群体，众多少数群体组成了这个社会，只有倾听其他群体的声音，才能让不同群体学会相互关爱。
    
    《参与》记者：去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您被当局软禁过几天，您今年是否有这个担心？能否介绍一下您近期的工作计划？
    
    万延海：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没有担心是不正常的。我尽我的努力有一个自由的思想，但是自由的行动有时是一个危险的事，所以一件事情很困难我也可以放弃不做。最近我们在大学组织了一些关于血液安全、艾滋病性传播方面的研讨和交流，近期也会在街区、娱乐场所开展一些宣传活动，11月30日将会发布一个国际人权方面的文件。
    
    
    
    （万延海/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