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往情深的谈话让我倍感莫名惊诧。尤其是说话的人是被文学界誉为“日本的良心”的大江健三郎。那是一九六零年六月，空前绝后的大饥荒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超过三千万百姓被活活饿死，始作俑者便是大江眼中的“参天大树”们——他们哪里是“参天大树”，他们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比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东条英机还要凶残千百倍的屠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统治者，其极端残暴之处在于：中国古代的皇帝在饥荒来临的时候，从未禁止农民外出逃荒；中共当局却派出荷枪实弹的正规军和民兵，用武力阻止农民外出寻觅生路。大江健三郎多年来一直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谴责原子弹所造成的灾难，所秉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但是，毛泽东时代的血雨腥风、尸横遍野，大江先生为何从来都不发一句谴责之词？难道死于中共暴政的中国人就不是人了？
 

当然，当时作为中共当局高度重视的统战对象，包括大江在内的访华的日本作家们，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中国的实际情况。无疑，那是一趟波坦金式的旅行——当年，沙俄帝国的大臣波坦金为博得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欢心，下令在其游船经过的伏尔加河两岸修筑了不少只有一面墙的漂亮房子，女皇看到了之后果然龙颜大喜。中共当局造假的水准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日本左翼作家们受到了最为优厚的待遇，以至于大江在四十六年后还念念不忘北京烤鸭的美味。但是，大江有没有思考过此种常识性的问题：当时究竟有多少中国的百姓能享受到烤鸭的美味？如果说当初受蒙蔽情有可原，但时至今日，大量史料已被披露出来，我相信学识渊博的大江一定触及到了其中之一二。在此背景下，依然大肆美化六十年代的访华之旅，依然为“动物庄园”的统治者涂脂抹粉，此举难道符合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吗？英国记者贾斯柏•贝克所著之《恶鬼：毛时代大饥荒揭密》一书，全面呈现了那段发生在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的大饥荒，其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记叙之一，是那些受到尊重的西方观察家们所起的作用，如美国记者斯诺和斯特朗、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前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阿齐兹等人，他们无视在毛虚荣的祭坛上牺牲的千千万万生命，而将中国奉为新的发展模式，毛的政策后来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令人恐怖的、破坏性的魔影。当年，访华归来撰文歌颂红色中国的大江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在当时仅仅是一个不太知名的青年作家，没有起到像上诉诸人那样恶劣的影响罢了。时至今日，大江居然对此毫无反省，而继续深陷在红色中国的迷梦之中。
 

一九六零年，反右运动之后刚刚三年，离文革爆发仅有六年。当时的中国万马齐喑、一片肃杀。数十万知识分子沦为“牛鬼蛇神”，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大江见到的许广平、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等文化名流，都是积极或被迫地参与了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攻击、并向当局宣誓效忠之后的“暂时的幸存者”。作为鲁迅遗孀的许广平，违心地将鲁迅塑造成毛泽东的好学生的形象；作为鲁迅昔日论敌的郭沫若，恬然以毛泽东的文学侍从自居。悲剧以喜剧的方式上演着。即便如此，这批人也都处于惶恐不安、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在文革的暴力风暴中，老舍和赵树理先后惨死，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即便恭顺如奴仆的郭沫若也失去了两个孩子。在人类有史以来，中共政权堪称文明和文化的最大的敌人，它戕害了最大多数的作家和学者的生命。如果鲁迅能够活到毛泽东时代，其结局也正如毛泽东亲口所说，或者“识大体、不做声”，或者“进监狱、继续写”。鲁迅大抵会选择后者吧。那样的话，作为崇敬鲁迅的后辈作家，大江健三郎会向中共当局提出请求，到监狱中去会见鲁迅吗？而中共当局会接受他的这一请求吗？
 

大概是囿于“利己的记忆选择机制”、囿于“个人不可抑止的虚荣心”，大江健三郎对当年见到周恩来的经过依然感到万分荣幸。“周恩来情结”在日本左派中可谓根深蒂固，周恩来就像是大熊猫一样成为日本亲中（共）派的一个象征符号。连许多睿智的西方知识分子也将周氏奉若神明，一提起周来便毕恭毕敬，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是因为迷恋虚妄的意识形态以及空洞的东方文化而导致的高度短视，还是因为周氏熟谙人性的弱点、撩动了所接触者内心深处之软肋？长期以来，周氏以英俊潇洒的外貌、温文尔雅的谈吐和克己廉洁的外部表现，成为倍受中外人士尊重的“现代圣贤”。其实，在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内部，周氏不过是毛的家臣而已，毛所有的罪行周几乎都有份。如果有朝一日毛以灭绝人类罪受到历史的审判，那么周也必将以同犯的身份被推上被告席。
 

大江健三郎也是一名不可救药的“周恩来迷”，他在此次演讲中回忆说：“在北京逗留期间的一天，这些伟人群像中的一位，曾经非常和蔼可亲地主动与我交谈。我们在北京逗留的六月末，正值日本国会即将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审议的前夜，东京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大厦，与机动队发生冲突，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我们代表团。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一行人最后边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著名烤鸭一口都没咽下。……”我注意到了这个有趣的细节：周氏以法文向大江表示问候，表明周氏知道大江是学法国文学的。可见周氏不愧为特务出身，即便对代表团中年轻辈作家的身份履历也一清二楚。周更是人情炼达、世事洞明的人性大师，知道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施展其个人魅力、征服对方之人心。果然，大江乖乖入其毂中。而周氏脸皮之厚也举世无双，中共建政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屠杀了多少百姓，周氏何曾留意千千万万冤魂之所在，却偏偏对一名异邦女学生的死亡表示“哀悼”。大江在赢得了面子之后，果然终生为周氏所虏获，尽管周氏与鲁迅生前毫无交往、风马牛不相及，但大江仍然故意将两人并列起来：“看着周总理，我感慨，眼前的这位人物是和鲁迅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动向我打招呼。……我当时特别希望把见到周总理的感想尽快地告诉日本的年轻人。……我当时还希望，我不应当再让周总理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为了我花费他宝贵的任何一分钟。后来我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字里行间，充满了肉麻的媚态，哪里有半点独立知识分子的风骨？
 

大江健三郎由当时在日本学运中死亡的女学生，想到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的那些带着血的蒸气的文字。把桦美智子与刘和珍相提并论固然不错，但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引述鲁迅的文字，怎么看都显得不伦不类。因为就在离大江发表演讲的社科院不远的地方，十七年前发生了血腥的天安门大屠杀。而邀请大江访华的中国政府，正是当年那个一手导演杀戮的中共政权。大江记得鲁迅文章中谴责过的“三•一八”惨案，也记得在日本学运中死去的桦美智子，却偏偏忘记了死难者数量多得多的天安门大屠杀。这是这样的一种盲点呢？这不是智力的局限，乃是道德的缺陷。这是西方左派普遍患上的“近视症”：隐瞒青年党卫军身份六十年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拜谒中东独裁者兼腐败分子阿拉法特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以及对斯大林和毛泽东顶礼膜拜的法国作家萨特等人，无不如此。在我看来，影响大江思想最多的，与其说是鲁迅，不如说是那些好大喜功的法国作家们。正是那些极左派的法国知识分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大江对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主义世界充满了“同情的理解”，而无视“古拉格”和“一九八四”的黑暗与邪恶。再加上在批判日本社会现实的时候，需要寻找一个正面的参照系，于是大江便取来了一个美不胜收的“镜框里的中国”。对于大江对中国的赞美，我是不会领情的。相反，我的建议是：大江先生，倘若你真要继承鲁迅精神，真要批判一切专制独裁的力量，既然你敢于批评自己的母国、敢于批评所谓的“美帝国主义”，为何单单对中共当局保持死一样的沉默呢？既然你连天皇都敢批评、并拒绝天皇办颁发的奖章，为何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哑口无言了？对于天安门母亲们的眼泪和呼喊，又为何闭目不看、掩耳不听呢？
 

四十六年前，刚刚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的大江健三郎对中国的访问是波坦金式的；四十六年之后，具备了一代宗师身份的大江健三郎对中国的访问仍然是波坦金式的。此次大江到访的第一站，居然是被中共当局当作花瓶的“中国作家协会”，这是一个御用作家的“黄色俱乐部”。与这些官僚作家之间能够交流些什么真知灼见呢？大江无意去探访天安门母亲，无意去慰问那些身陷牢狱的作家的家人，无意去会见被非法囚禁在家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大江是独立中文笔会的荣誉理事），也许这是出于“客随主便”的礼貌。但是，心甘情愿地服从于中共的安排摆布的时候，你所标榜的人道主义的力量究竟又能体现在哪里呢？也许我对作为外来者的大江的要求过高了，但这样的疑问是无法绕开的：为什么像大江这样的左派知识者在日本社会中会被日渐边缘化呢？简单地指责日本社会的保守化、右倾化无济于事，大江们应当反省了。大江们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里，如果不走出“自以为义”的盲区、不走出救世主的道德虚荣感，便无法同每一个寻常百姓的生活融会贯通。许多诺奖得主不知何谓常识，在思想的傲慢中作茧自缚。日本民众并不都是白痴，许多老百姓自己便能够想清楚的问题，学富五车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偏偏就是想不清楚：实实在在地威胁亚洲地区的安全的，不是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而是坚持一党独裁的中国。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便是：如果没有中共的幕后操纵，哪里会有北韩的核危机呢？一天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化，中日关系的真正正常化便无从谈起。因此，那些有志于促进中日友好的日本民间人士，必须清醒地分割“中国”与“中共”之差异：“中国”虽然被“中共”所绑架，但“中共”绝对不足以代表“中国”。批评“中共”并非敌视“中国”，一个真正的“亲中派”必定是坚定的“反共派”。不知大江先生以为然否？

如此一往情深的谈话让我倍感莫名惊诧。尤其是说话的人是被文学界誉为“日本的良心”的大江健三郎。那是一九六零年六月，空前绝后的大饥荒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超过三千万百姓被活活饿死，始作俑者便是大江眼中的“参天大树”们——他们哪里是“参天大树”，他们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比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东条英机还要凶残千百倍的屠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统治者，其极端残暴之处在于：中国古代的皇帝在饥荒来临的时候，从未禁止农民外出逃荒；中共当局却派出荷枪实弹的正规军和民兵，用武力阻止农民外出寻觅生路。大江健三郎多年来一直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谴责原子弹所造成的灾难，所秉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但是，毛泽东时代的血雨腥风、尸横遍野，大江先生为何从来都不发一句谴责之词？难道死于中共暴政的中国人就不是人了？
 

当然，当时作为中共当局高度重视的统战对象，包括大江在内的访华的日本作家们，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中国的实际情况。无疑，那是一趟波坦金式的旅行——当年，沙俄帝国的大臣波坦金为博得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欢心，下令在其游船经过的伏尔加河两岸修筑了不少只有一面墙的漂亮房子，女皇看到了之后果然龙颜大喜。中共当局造假的水准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日本左翼作家们受到了最为优厚的待遇，以至于大江在四十六年后还念念不忘北京烤鸭的美味。但是，大江有没有思考过此种常识性的问题：当时究竟有多少中国的百姓能享受到烤鸭的美味？如果说当初受蒙蔽情有可原，但时至今日，大量史料已被披露出来，我相信学识渊博的大江一定触及到了其中之一二。在此背景下，依然大肆美化六十年代的访华之旅，依然为“动物庄园”的统治者涂脂抹粉，此举难道符合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吗？英国记者贾斯柏•贝克所著之《恶鬼：毛时代大饥荒揭密》一书，全面呈现了那段发生在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的大饥荒，其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记叙之一，是那些受到尊重的西方观察家们所起的作用，如美国记者斯诺和斯特朗、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前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阿齐兹等人，他们无视在毛虚荣的祭坛上牺牲的千千万万生命，而将中国奉为新的发展模式，毛的政策后来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令人恐怖的、破坏性的魔影。当年，访华归来撰文歌颂红色中国的大江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在当时仅仅是一个不太知名的青年作家，没有起到像上诉诸人那样恶劣的影响罢了。时至今日，大江居然对此毫无反省，而继续深陷在红色中国的迷梦之中。
 

一九六零年，反右运动之后刚刚三年，离文革爆发仅有六年。当时的中国万马齐喑、一片肃杀。数十万知识分子沦为“牛鬼蛇神”，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大江见到的许广平、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等文化名流，都是积极或被迫地参与了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攻击、并向当局宣誓效忠之后的“暂时的幸存者”。作为鲁迅遗孀的许广平，违心地将鲁迅塑造成毛泽东的好学生的形象；作为鲁迅昔日论敌的郭沫若，恬然以毛泽东的文学侍从自居。悲剧以喜剧的方式上演着。即便如此，这批人也都处于惶恐不安、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在文革的暴力风暴中，老舍和赵树理先后惨死，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即便恭顺如奴仆的郭沫若也失去了两个孩子。在人类有史以来，中共政权堪称文明和文化的最大的敌人，它戕害了最大多数的作家和学者的生命。如果鲁迅能够活到毛泽东时代，其结局也正如毛泽东亲口所说，或者“识大体、不做声”，或者“进监狱、继续写”。鲁迅大抵会选择后者吧。那样的话，作为崇敬鲁迅的后辈作家，大江健三郎会向中共当局提出请求，到监狱中去会见鲁迅吗？而中共当局会接受他的这一请求吗？
 

大概是囿于“利己的记忆选择机制”、囿于“个人不可抑止的虚荣心”，大江健三郎对当年见到周恩来的经过依然感到万分荣幸。“周恩来情结”在日本左派中可谓根深蒂固，周恩来就像是大熊猫一样成为日本亲中（共）派的一个象征符号。连许多睿智的西方知识分子也将周氏奉若神明，一提起周来便毕恭毕敬，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是因为迷恋虚妄的意识形态以及空洞的东方文化而导致的高度短视，还是因为周氏熟谙人性的弱点、撩动了所接触者内心深处之软肋？长期以来，周氏以英俊潇洒的外貌、温文尔雅的谈吐和克己廉洁的外部表现，成为倍受中外人士尊重的“现代圣贤”。其实，在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内部，周氏不过是毛的家臣而已，毛所有的罪行周几乎都有份。如果有朝一日毛以灭绝人类罪受到历史的审判，那么周也必将以同犯的身份被推上被告席。
 

大江健三郎也是一名不可救药的“周恩来迷”，他在此次演讲中回忆说：“在北京逗留期间的一天，这些伟人群像中的一位，曾经非常和蔼可亲地主动与我交谈。我们在北京逗留的六月末，正值日本国会即将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审议的前夜，东京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大厦，与机动队发生冲突，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我们代表团。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一行人最后边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著名烤鸭一口都没咽下。……”我注意到了这个有趣的细节：周氏以法文向大江表示问候，表明周氏知道大江是学法国文学的。可见周氏不愧为特务出身，即便对代表团中年轻辈作家的身份履历也一清二楚。周更是人情炼达、世事洞明的人性大师，知道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施展其个人魅力、征服对方之人心。果然，大江乖乖入其毂中。而周氏脸皮之厚也举世无双，中共建政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屠杀了多少百姓，周氏何曾留意千千万万冤魂之所在，却偏偏对一名异邦女学生的死亡表示“哀悼”。大江在赢得了面子之后，果然终生为周氏所虏获，尽管周氏与鲁迅生前毫无交往、风马牛不相及，但大江仍然故意将两人并列起来：“看着周总理，我感慨，眼前的这位人物是和鲁迅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动向我打招呼。……我当时特别希望把见到周总理的感想尽快地告诉日本的年轻人。……我当时还希望，我不应当再让周总理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为了我花费他宝贵的任何一分钟。后来我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字里行间，充满了肉麻的媚态，哪里有半点独立知识分子的风骨？
 

大江健三郎由当时在日本学运中死亡的女学生，想到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的那些带着血的蒸气的文字。把桦美智子与刘和珍相提并论固然不错，但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引述鲁迅的文字，怎么看都显得不伦不类。因为就在离大江发表演讲的社科院不远的地方，十七年前发生了血腥的天安门大屠杀。而邀请大江访华的中国政府，正是当年那个一手导演杀戮的中共政权。大江记得鲁迅文章中谴责过的“三•一八”惨案，也记得在日本学运中死去的桦美智子，却偏偏忘记了死难者数量多得多的天安门大屠杀。这是这样的一种盲点呢？这不是智力的局限，乃是道德的缺陷。这是西方左派普遍患上的“近视症”：隐瞒青年党卫军身份六十年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拜谒中东独裁者兼腐败分子阿拉法特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以及对斯大林和毛泽东顶礼膜拜的法国作家萨特等人，无不如此。在我看来，影响大江思想最多的，与其说是鲁迅，不如说是那些好大喜功的法国作家们。正是那些极左派的法国知识分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大江对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主义世界充满了“同情的理解”，而无视“古拉格”和“一九八四”的黑暗与邪恶。再加上在批判日本社会现实的时候，需要寻找一个正面的参照系，于是大江便取来了一个美不胜收的“镜框里的中国”。对于大江对中国的赞美，我是不会领情的。相反，我的建议是：大江先生，倘若你真要继承鲁迅精神，真要批判一切专制独裁的力量，既然你敢于批评自己的母国、敢于批评所谓的“美帝国主义”，为何单单对中共当局保持死一样的沉默呢？既然你连天皇都敢批评、并拒绝天皇办颁发的奖章，为何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哑口无言了？对于天安门母亲们的眼泪和呼喊，又为何闭目不看、掩耳不听呢？
 

四十六年前，刚刚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的大江健三郎对中国的访问是波坦金式的；四十六年之后，具备了一代宗师身份的大江健三郎对中国的访问仍然是波坦金式的。此次大江到访的第一站，居然是被中共当局当作花瓶的“中国作家协会”，这是一个御用作家的“黄色俱乐部”。与这些官僚作家之间能够交流些什么真知灼见呢？大江无意去探访天安门母亲，无意去慰问那些身陷牢狱的作家的家人，无意去会见被非法囚禁在家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大江是独立中文笔会的荣誉理事），也许这是出于“客随主便”的礼貌。但是，心甘情愿地服从于中共的安排摆布的时候，你所标榜的人道主义的力量究竟又能体现在哪里呢？也许我对作为外来者的大江的要求过高了，但这样的疑问是无法绕开的：为什么像大江这样的左派知识者在日本社会中会被日渐边缘化呢？简单地指责日本社会的保守化、右倾化无济于事，大江们应当反省了。大江们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里，如果不走出“自以为义”的盲区、不走出救世主的道德虚荣感，便无法同每一个寻常百姓的生活融会贯通。许多诺奖得主不知何谓常识，在思想的傲慢中作茧自缚。日本民众并不都是白痴，许多老百姓自己便能够想清楚的问题，学富五车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偏偏就是想不清楚：实实在在地威胁亚洲地区的安全的，不是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而是坚持一党独裁的中国。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便是：如果没有中共的幕后操纵，哪里会有北韩的核危机呢？一天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化，中日关系的真正正常化便无从谈起。因此，那些有志于促进中日友好的日本民间人士，必须清醒地分割“中国”与“中共”之差异：“中国”虽然被“中共”所绑架，但“中共”绝对不足以代表“中国”。批评“中共”并非敌视“中国”，一个真正的“亲中派”必定是坚定的“反共派”。不知大江先生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