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源来看，京城流行的讲座、沙龙、读书会主要来自几个途径：

首先，作为教学活动，传统的学术讲座在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自然经久不衰，但多数情况下局限在校内范围，外界不易接触。因此，微博上出现了“北大清华讲座”等账户，专门收集高校讲座信息对外界公布。同时，一些学院派讲座借助微博等新媒体，自始便面向公众，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的“蓟门书院”等。某些民间智库，如天则、洪范、九鼎研究所等也在网站上公布学术讲座日程，供公众参与。

其次，对于实体书店和出版社来说，面向公众的讲堂是品牌价值的延伸。此前最为著名的三味书屋讲座，俨然成为长安街上自由思想的地标，但2010年后因遭遇政治压力，三味书屋讲座被迫停办。今天在单向街、字里行间等后辈民营书店，各自的读书沙龙方兴未艾。官办的出版机构更是拥有得天独厚的作者资源，商务印书馆等学术重镇经常能邀请到重量级学者举办读书研讨会，但热情和灵活性则远远不如民营书店。

再次，传统纸媒中的领军企业，也借助丰沛人脉推出自有品牌的讲座和沙龙，例如财新传媒旗下《中国改革》读书会、《南方周末》的“时间讲堂”，《看历史》的“国家历史讲堂”等等。与此同时，实力雄厚的网站也各有王牌，如腾讯网旗下 “燕山大讲堂”迄今已经开办近200期，以及搜狐网读书会、网易财经读书会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思想文化类网站“共识网”读书会今年邀请历史学家朱学勤发表关于法国革命的演讲，随后文字实录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借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契机，掀起舆论热议。这种“网站-读书会-传统纸媒”三方联动格局，更加凸显出读书会在公共舆论空间中的作用。

最后一种形式，则是由传统上和读书活动联系不多的商界来搭台唱戏。“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组织的读书会一年多来异军突起，二十五场活动场场爆满，多数借重商界人脉完成，但任志强、柳传志、俞敏洪等嘉宾在大众媒体中知名度，激发出听众极高的追捧热情。市场化的营销手段使得一场读书会声光电俱全，辅之以微博互动，更像是一场以读书为名的商业盛典。

如果说学院派的讲座从形式上并无新意，最后这种读书会却展示了一种新的模式、新的社会思潮趋向。

相对于“讲座”、“讲堂”等暗示学识高低之分的名称，“读书会”这一称呼显得更加讨巧，它缓和了商界与学界的精英倾向，暗示着参加者的地位更加平等——大家共同面对某一本书，而不是某一位演讲者。但除了名称以外，现代传媒和商业背景的“读书会”在事实上没有太大差别，甚至暗含的“差序格局”更加显著。

和三五好友促膝相谈的读书不同，由传媒龙头和商界组织的“读书会”往往有数百人甚至近千人参与。随着规模扩大，听众直接和嘉宾互动的机会相应下降。而“微博投影上墙”的造势方式，除了表面的热闹，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平等交流，更反衬出听众对主讲嘉宾的崇拜和追捧。在嘉宾名气的号召下，许多听众只是慕名而来，不乏“追星”热情，而主讲人的著作反而放在其次。例如，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曾经邀请著名学者金雁介绍新著《倒转红轮》，现场气氛热烈，但是当主持人询问现场观众有多少人读过该书，举手人数不超过四分之一。

读书会听众以40岁以下的中青年群体为主。通常而言，活动规模越大，参与者的职业背景越庞杂。例如在《中国改革》读书会邀请资深法学家郭道晖主讲“依宪执政”，也有来自银行、投资等经济领域的听众。相对于听众日益高涨的热情，相当一部分读书会的组织者强调，由于空间有限，只有事先按照规定方式报名的听众，经过组织者筛选，收到邮件或短信确认后才能进入会场。市场化的操作方式，也使得敏感度降低，宣传部门更不容易对其进行控制。

一个显而易见、却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当下各家主办的读书会上，通常被视为自由派的嘉宾占据压倒性的比重，具有无可抵挡的话语权优势，其中不乏被对手贬称为“公知”的人物。当年毛左阵营的“乌有之乡”也曾频繁举办讲座聚拢人气，但随着一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组织形式至少在公开场合中已经销声匿迹。无论是“毛左”还是“新左”人物，在今天这些方兴未艾的读书会上都难见踪影。尽管今天50-60岁的商界人士中不乏毛泽东的拥趸，这种影响甚至渗透在经营风格中，但极少见到有大众读书会公开鼓吹过去的正统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热闹的读书会并不是真正的“多元化”，而缺席的，恰恰是反对“多元化”的声音。

在若干敏感历史问题上，这些大大小小的读书会通常小心翼翼，避免过多提及而惹来麻烦，但也并不特别忌讳。发言者往往通过旁敲侧击、一语双关的方式博听众会意一笑。至于党史，本身就是讲座沙龙的富矿之一，只要不涉及到晚近掌权人物，反而往往成为吸引听众的招牌，雷颐、马勇、章立凡、杨奎松等近代史学者就曾是多家读书会的座上宾。

另外勿庸讳言的是，有些读书会活动并非单纯读书，事实上构成了市场营销的一个环节。在新书上市的关头，作者往往乐意接受邀请出席读书活动，为自己的作品宣传造势。尤其当读书会主办方和图书策划方同属一个集团旗下时，这种“协同作战”的特征最为明显。

总体看来，虽然存在着“读书会”名不副实等种种问题，但是多数情况下，话题的吸引力和嘉宾的号召力成功地弥补了严肃性的短板，尽管围绕读书的讨论通常并不深入，但组织者和嘉宾的基本理念，在潜移默化之中已经影响到听众的立场。和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沙龙一样，这些形形色色的读书会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另一种“启蒙”；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普遍清贫境遇的启蒙不同，京城流行的“读书会”见证了今天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一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的追求，也显示了商界精英的公共责任意识的觉醒，以及公民社会多元组织形式的深化与扩展。

从来源来看，京城流行的讲座、沙龙、读书会主要来自几个途径：

首先，作为教学活动，传统的学术讲座在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自然经久不衰，但多数情况下局限在校内范围，外界不易接触。因此，微博上出现了“北大清华讲座”等账户，专门收集高校讲座信息对外界公布。同时，一些学院派讲座借助微博等新媒体，自始便面向公众，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的“蓟门书院”等。某些民间智库，如天则、洪范、九鼎研究所等也在网站上公布学术讲座日程，供公众参与。

其次，对于实体书店和出版社来说，面向公众的讲堂是品牌价值的延伸。此前最为著名的三味书屋讲座，俨然成为长安街上自由思想的地标，但2010年后因遭遇政治压力，三味书屋讲座被迫停办。今天在单向街、字里行间等后辈民营书店，各自的读书沙龙方兴未艾。官办的出版机构更是拥有得天独厚的作者资源，商务印书馆等学术重镇经常能邀请到重量级学者举办读书研讨会，但热情和灵活性则远远不如民营书店。

再次，传统纸媒中的领军企业，也借助丰沛人脉推出自有品牌的讲座和沙龙，例如财新传媒旗下《中国改革》读书会、《南方周末》的“时间讲堂”，《看历史》的“国家历史讲堂”等等。与此同时，实力雄厚的网站也各有王牌，如腾讯网旗下 “燕山大讲堂”迄今已经开办近200期，以及搜狐网读书会、网易财经读书会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思想文化类网站“共识网”读书会今年邀请历史学家朱学勤发表关于法国革命的演讲，随后文字实录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借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契机，掀起舆论热议。这种“网站-读书会-传统纸媒”三方联动格局，更加凸显出读书会在公共舆论空间中的作用。

最后一种形式，则是由传统上和读书活动联系不多的商界来搭台唱戏。“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组织的读书会一年多来异军突起，二十五场活动场场爆满，多数借重商界人脉完成，但任志强、柳传志、俞敏洪等嘉宾在大众媒体中知名度，激发出听众极高的追捧热情。市场化的营销手段使得一场读书会声光电俱全，辅之以微博互动，更像是一场以读书为名的商业盛典。

如果说学院派的讲座从形式上并无新意，最后这种读书会却展示了一种新的模式、新的社会思潮趋向。

相对于“讲座”、“讲堂”等暗示学识高低之分的名称，“读书会”这一称呼显得更加讨巧，它缓和了商界与学界的精英倾向，暗示着参加者的地位更加平等——大家共同面对某一本书，而不是某一位演讲者。但除了名称以外，现代传媒和商业背景的“读书会”在事实上没有太大差别，甚至暗含的“差序格局”更加显著。

和三五好友促膝相谈的读书不同，由传媒龙头和商界组织的“读书会”往往有数百人甚至近千人参与。随着规模扩大，听众直接和嘉宾互动的机会相应下降。而“微博投影上墙”的造势方式，除了表面的热闹，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平等交流，更反衬出听众对主讲嘉宾的崇拜和追捧。在嘉宾名气的号召下，许多听众只是慕名而来，不乏“追星”热情，而主讲人的著作反而放在其次。例如，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曾经邀请著名学者金雁介绍新著《倒转红轮》，现场气氛热烈，但是当主持人询问现场观众有多少人读过该书，举手人数不超过四分之一。

读书会听众以40岁以下的中青年群体为主。通常而言，活动规模越大，参与者的职业背景越庞杂。例如在《中国改革》读书会邀请资深法学家郭道晖主讲“依宪执政”，也有来自银行、投资等经济领域的听众。相对于听众日益高涨的热情，相当一部分读书会的组织者强调，由于空间有限，只有事先按照规定方式报名的听众，经过组织者筛选，收到邮件或短信确认后才能进入会场。市场化的操作方式，也使得敏感度降低，宣传部门更不容易对其进行控制。

一个显而易见、却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当下各家主办的读书会上，通常被视为自由派的嘉宾占据压倒性的比重，具有无可抵挡的话语权优势，其中不乏被对手贬称为“公知”的人物。当年毛左阵营的“乌有之乡”也曾频繁举办讲座聚拢人气，但随着一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组织形式至少在公开场合中已经销声匿迹。无论是“毛左”还是“新左”人物，在今天这些方兴未艾的读书会上都难见踪影。尽管今天50-60岁的商界人士中不乏毛泽东的拥趸，这种影响甚至渗透在经营风格中，但极少见到有大众读书会公开鼓吹过去的正统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热闹的读书会并不是真正的“多元化”，而缺席的，恰恰是反对“多元化”的声音。

在若干敏感历史问题上，这些大大小小的读书会通常小心翼翼，避免过多提及而惹来麻烦，但也并不特别忌讳。发言者往往通过旁敲侧击、一语双关的方式博听众会意一笑。至于党史，本身就是讲座沙龙的富矿之一，只要不涉及到晚近掌权人物，反而往往成为吸引听众的招牌，雷颐、马勇、章立凡、杨奎松等近代史学者就曾是多家读书会的座上宾。

另外勿庸讳言的是，有些读书会活动并非单纯读书，事实上构成了市场营销的一个环节。在新书上市的关头，作者往往乐意接受邀请出席读书活动，为自己的作品宣传造势。尤其当读书会主办方和图书策划方同属一个集团旗下时，这种“协同作战”的特征最为明显。

总体看来，虽然存在着“读书会”名不副实等种种问题，但是多数情况下，话题的吸引力和嘉宾的号召力成功地弥补了严肃性的短板，尽管围绕读书的讨论通常并不深入，但组织者和嘉宾的基本理念，在潜移默化之中已经影响到听众的立场。和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沙龙一样，这些形形色色的读书会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另一种“启蒙”；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普遍清贫境遇的启蒙不同，京城流行的“读书会”见证了今天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一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的追求，也显示了商界精英的公共责任意识的觉醒，以及公民社会多元组织形式的深化与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