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毛左大本营“乌有之乡”吸引了一批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且对现实不满的人。但只要稍作询问和讨论，就不难发现，这群为共同信念而团结的人，在做着一场轻而易举就能打碎的同床异梦。

政经评论网站“乌有之乡”於今年4月被政府当局以“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为由关闭整顿.

此前，乌有之乡以其明显甚至极端的毛泽东主义左派言论，被认为是中国“毛左”的大本营.乌有所发布的言论有几个基本共同点，在政治上，抨击胡锦涛和温家宝政府，讚颂支持薄熙来；经济上，反对改革开放和“自由化”，支持国有经济、贸易保护和重庆模式；思想上，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倾向。

乌有之乡网站隶属於“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北京设有实体书店，专销左派政经着作，不定期组织讲座和旅游活动。乌有之乡网站被关闭后不久，“乌有之乡书店”网站就部分继承了原网站的网民发帖功能，但以图书销售和发布左派学者的文章为主。

关於乌有之乡的传言甚嚣尘上。最主要的传言有二，一是乌有之乡受到体制内左派势力的暗中支持，甚至由其背后操控；二是乌有之乡的“头面人物”——如学者孔庆东、张宏良，媒体人司马南等——收受了来自重庆方面的资金支持和职位许诺.另有一些传言称“乌有之乡”拥有庞大且高度组织化的地方团体力量。这些传言都为乌有之乡披上了异乎寻常的神秘面纱。

乌有之乡的内部结构与外部联盟

乌有之乡副总经理李道国称，乌有内部工作主要分为图书经营、红色产品经营、组织红色旅游、举办活动和网站编辑五大块，而目前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在内仅有十多人，其中网站编辑的人数最多。据李道国说，网站编辑的工作即是将符合乌有之乡价值观的外部文章转贴到网站上，以及审核发布乌有之乡网友的投稿。这样的工作内容看来简单，但他们所接受的培训内容却要複杂得多。

要成为乌有之乡的工作人员必须先经过一个被称为“中华英才班”的培训。该培训在一年中会不定期进行三到四次，每次招收学员二三十人，学员的年龄被限制在18到25岁，并要求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

据乌有工作人员介绍，培训分为三期，每期约二十天，期间学员须住在八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第一期是考核阶段，内容包括军训、调查研究等等；通过第一期考核的学员才能进入第二期，接受张宏良、韩德强等左派学者的课程培训并最后以写作和演说作为结业考核内容；第三期是到与培训班有合作关系的“红色企业”实习，最近的合作方为实行“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南街村。

李道国说，“相互选择”后，培训中的少数学员才能够进入乌有之乡工作，而其它学员则会回到地方上去“进行一些工作”——按李的话说，主要是推广工作，比如到所在群体的论坛里发帖，也可以组织一些活动，但“要注意技巧”。

乌有之乡并非只进不出，很早就进入乌有的熊芳（音）在工作一两年后与在乌有认识的几个朋友一同创办了“大学网”。据她介绍，大学网主要是向大学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平时则通过跟高校里面的社团和老师联系，邀请诸如左大培、韩德强、张宏良等知名学者主办讲座。但讲座的内容，多是应社团的要求，比如韩德强讲得最多的是“大学四年应该怎么过”，有时也结合时事，谈论国家的宏观经济、三农问题等等。

大学网所载文章基本为左派言论，有相当大的篇幅用於抨击媒体人白岩松等左派所认为的“西奴”，同时不少文章旨在歌颂毛泽东，比如首页即有文章标题为《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乌有之乡书店网站将大学网作为友情链接。

熊芳现已不在大学网工作，而是自己办了一个幼儿园，但她同时仍在参与乌有之乡的工作。熊芳承认会对幼儿园中的孩子进行符合乌有之乡理念的教育。

事实上，由乌有之乡的原工作人员创办的左派网站不在少数。熊芳提及，红歌会网、独家网都在此列，绿色食品网站“安和四季”则由乌有之乡创始人范景刚的妻子创立。推广中医的网站“百家合符”的常驻老中医聂晓萍则透露自己是受乌有之乡的邀请，一起创办了该网站。这些网站都在与乌有之乡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

乌有之乡如何举办活动

今年以前，乌有之乡所主办的活动多为在北京的讲座，张宏良、韩德强、左大培等左派学者是座上常客。但今年来，活动形式则主要变为绿色旅游和文艺演出，其中穿插讲座和座谈。

乌有之乡所举办的活动均要求参与者佩戴毛泽东像章，在讲座进行前必须集体高唱国歌，活动主持人称参与者为“同志”。在一些旅游活动中，乌有之乡会派发红歌本，其中还收录了大量毛泽东诗词和语录，旅游乘车时，几乎每一次都会有工作人员带领齐唱红歌。

在乌有之乡的讲座活动中，主讲者往往花费绝大部分时间批判社会现实，这些现实进而被归纳为“外国阴谋势力与国内汉奸势力勾结的结果”，形容中国形势危在旦夕。之后便直接给出毛式的解决方案，比如回归毛泽东思想、提振国有经济、实行公有制等等，但很少有人给出这种措施何以能解决问题的论证，所用语言往往是“必须”、“只要”。

在许多宣称以“绿色”、“健康”为主题的活动中，乌有之乡找来合作机构“百家合符”的中医师进行现场义诊和医疗。受邀的老中医聂晓萍被称为“治癒过的病人无数，上至八旬老人，下到不满周岁的婴儿”。“百家合符”所举办的中医治疗学习班被宣传为能使人短时间内学会效果惊人的中医医疗术，比如称有学员通过学习艾灸并以之医治半年多不能动弹的老母，两周后老母即可下床。“百家合符”还倡导天下无癌论，即中医中不存在癌症，西医对肿瘤的治疗是无用的，只需进行中医调理。

在乌有之乡的活动中，聂晓萍会对参与者进行针灸、艾灸、刮痧、放血等现场医疗，甚至不需诊脉，只听病情描述，即可开方问药。更特别的是，聂晓萍会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医结合在一起，譬如称“只有毛泽东思想回归，我们的中医才能发展。”她并不对此进行论证.

乌有之乡举办的大型红色文艺演出一般由司马南主持，还会邀请到一些体制内重要老人或其亲属参与.例如，今年9月6日进行的毛泽东逝世36周年纪念晚会上，就有原中组部部长张景全、胡乔木女儿胡木英等人出席。

在活动中，乌有之乡的工作人员对参加活动者的态度十分体贴亲善，参与者之间也热情以待，互称“同志”“自己人”。再加上频繁地齐唱红歌，饭桌上、座谈中的同仇敌忾义愤填膺，乌有的活动参与者间往往会迅速形成一种相亲相爱、欢快激昂的情感。这种情感使人十分为这个组织所吸引，希望为它作出更多行动。乌有之乡工作人员也不时倡导参与者在回到当地以后，尽力多“觉悟”身边的人，或组织一些地方活动。

燕郊会议挺薄反日游行唤毛

在乌有举办过的活动中，最大型也最重要的，应属今年1月在河北燕郊举行的“千人大会”。在这场“燕郊会议”中，张宏良在主题报告中提出了“抗美救国，转型备战，反腐锄奸，整党正本，大众民主，共同富裕”的二十四字方针。在其他乌有主要学者接连进行演讲之后，与会者按地区进行分组讨论，并由各区选派代表到全体会议上作报告。

有来自重庆的与会者认为该次会议的真正主题是拥护薄熙来当总理，“每个报告都提到这个口号”，与会者说.

该会议共进行了三天两夜，而与会者的食宿费用据当事者回忆只交了一百多元。曾经与乌有之乡过从甚密，而在3月薄熙来事件后与其决裂的左派学者杨帆，则公开质疑乌有举办这次会议所用资金来路不明，并暗示可能来自重庆.但重庆的体制内知情人士认为，薄熙来其实刻意与乌有等极左派保持一定距离，在2011年8月《重庆日报》发表了对张宏良的专访后，市委宣传部专门向《重庆日报》打了招呼称“英雄要问出处”，要求下不为例。乌有之乡的支持者则挺薄不遗余力，3月18日，薄熙来被免职后三天，乌有之乡在重庆的主要联络人朱高即组织人员在朝天门广场拉起横幅“薄书记，重庆人民爱戴您！”，但随即被在场便衣带走。

“燕郊会议”由於促进了同一地区乌有之乡支持者的相互熟悉，催生了一大批同城毛左QQ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今年3月薄熙来被免职以后便开始了频繁的聚会。北京毛左群的成员周晴承认这种聚会与薄的事件有莫大关联，“这件事把大家激发起来了，有很多话一定要当面说，因为（在）虚拟的（空间），不知道对方什么情况，也不放心。”

周晴所在的毛左群的聚会并没有十分严密的组织，每次都是事先在群里召集，真正参与的人员和人数都不固定。聚会基本每周举行一次，地点往往选在公园或校园.聚会除了讨论时下发生的重要事件外，也会设置学习主题，内容涉及左派学者的文章、毛泽东的理论，也包括有机农业之类，每次学习由群内对该方面较为熟悉的成员担任老师。

这些毛左群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空谈上，它们在今年9月的大型反日游行中直接导致了“怀念毛泽东”的声音异军突起。周晴透露，在得知将有反日游行后，乌有之乡官方印制了数十条与毛泽东主义相关的横幅，并散发到各QQ群的成员手中，他也拿到了十多条.周晴在游行当天将这些横幅免费散发给游行民众，并鼓励他们扯起横幅，游行民众不曾拒绝.福建的一个QQ群的成员则自发印制了毛左标语并上街游行。多地的QQ群成员都承认他们曾通过各种方式发动更多的人参与反日游行。

谁是乌有之乡的支持者？

如果将积极参加乌有之乡活动的网民视为其活跃支持者，则其中有一大半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其余主要为30至50岁中青年男性，女性和青少年支持者很少，且有一部分是被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带到这个群体中的。

乌有之乡 50岁以上的支持者群体是相当稳定且坚决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多次参与乌有之乡在各地组织的活动，并成为了会员——会员每年需向“乌有之乡”缴交200元会费，每月可领取一本《乌有之乡会员专刊》，乌有之乡也会向他们定期发送活动信息。

这些中老年人往往在年轻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当过红卫兵、跑过大串联、斗过单位领导，他们几乎全都坦然承认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怀念之情。

六十三岁的周晴说：“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可以说对文革没有什么恶感。斗走资派那段时间可能会给领导干部留下深刻印象，上台低头、喷气式……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当时挨了斗的人，现在并不抱怨毛主席，他们在看见中国社会发生今天这种变化以后，觉得领导国家还得毛主席。”

周晴还说：“那个时候领导干部没有特殊化，他们稍微做错一点事，第二天大字报就出来了，所以他们必须得战战兢兢地小心为老百姓服务。”周晴非常怀念文革时夜不闭户，群众精神振奋的状态.七十岁的老人周可仁认为文革后四人帮被判刑是可笑的冤案，并认为江青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提议在称呼四人帮时应称“四人爷”。老人们普遍相信文革终将得到平反。

为了使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保持稳固，周晴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文革应该隔七八年再来一次！”他还表示，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动的，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发动到第二第三次，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相对於中老年人，参加乌有之乡活动的中青年支持者的流动性要大得多。在一次活动中，多数中青年都称自己是第一或第二次参与类似活动。他们基本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目睹了农村近年来环境恶化或房地被强徵强拆了的农民和维权人士；另一类则是从事金融、法律等行业的人士，或自行创业的商人，这一类人往往有着不错的学历和生活条件，也往往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国有资产被权贵瓜分的现状有着切身体会。

来自山东胶南的王宝和是当地二十多个被强拆住户的维权领袖，他说：“我领导着他们，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我又去武装他们，现在就是跟政府对立。”王宝和认为，文化大革命完全正确，并称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自己的骨髓。在一场乌有之乡支持者的座谈会中，当有人提出，面对当前政府压制左派的形势，乌有之乡应该採取实质行动“主动出击”，王宝和当即表示自己可以利用两年多来领导维权斗争的经验担当骨干：“老同志吧，体力跟不上，年轻的，阅历又不行，我这样的中年，体力最好阅历又最好，这样的骨干可以由范乡长（范景刚）组织起来闹革命，实质上就是闹革命！”

最后一类人的观念则与其他人有着明显的不同。金融从业者郑西和车向丰都认为，西方的多党制是防止腐败和执政者变质的有效手段，但郑西说：“搞西方民主是可以立刻解决很多问题，但在我们国内就很麻烦，这个票是可以买的，我们国家要搞西方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郑西认为以中国的目前状况，薄熙来上台实行毛泽东思想是最好也最现实的，他深为薄的垮台惋惜。郑西和车向丰都认为市场经济已经走不了回头路，“但必须是有道德的市场经济。”车向丰说.郑西认为私有制和公有制都可以存在，但要求公有经济真正为全民所有，至於如何保证该点，郑西提出应诉诸毛泽东思想。

乌有之乡的支持者基本对文革持正面态度，虽有部分人承认文革导致了无辜者的死亡，但这只是少数失误并且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他们坚持此类群众运动不应受到法制的约束。体制内的左派认为乌有支持者的此类想法是危险且不可理喻的，乌有方面则认为这些体制内左派属於既得利益者。

60岁的罗红在乌有之乡的支持者中显得非常特殊，她出生於台湾，父亲是49年逃往台湾的军官。罗在国民党戒严时期长大，就读於台大哲学系，70年代即偷偷阅读左派书籍、办读书会，以致被国民党警察干预.她77年离开台湾，旅居美国，成为证券软件专家。罗红承认自己是活跃的左派，但强调是国际背景中的左派，她的丈夫是台湾最早的一批保钓人士，现就读於布朗大学的女儿也经常参与左派活动。

直到2007年罗红才真正踏足中国大陆，而此前她就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并注意到了乌有之乡，她说：“当时我在纽约吧，哎呦，看乌有之乡好痛快呀，那是我的精神鸦片！”她在美国时对乌有之乡充满向往，但回到中国与其真正发生接触后，认为乌有的做法存在问题，而且历史和文化的内涵不足。然而罗红强调：“他们的立场还是站得比较好一点吧，比很多右派好一点，右派拥抱资本主义或者是欧美的价值是有问题的，那边自己都怀疑得一塌糊涂了，我们还在那里拥抱，真是非常地可笑。”

另一个在乌有之乡支持者中显得特别的是91年出生的王高阳，他近三年来一直在国外读书，其父为华东某市公安局督查长.王高阳说：“我喜欢宗教化，朝鲜这个国家就是宗教化，就是把领导人当做宗教的教主一样膜拜。我希望中国也变成朝鲜一样，把毛主席当成教主。每个人都朝毛主席像鞠三躬，就懂得温良恭俭让了。”但当被问到一党专政好还是多党制好，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时，王高阳这样回答：“你处於社会上层，什么都好，你处於社会底层，哪里都不好！”在乌有之乡的一次活动中，王高阳曾多次邀请同行一名年轻女性一同赴朝旅游，并许诺向她赠送珠宝。

王高阳向往人人朝拜领袖的社会，却似乎并不想做朝拜者，他将自己定位在被朝拜阶层中。而与此同时，王高阳作为一名90后，常被“乌有之乡”的支持者形容为“未来的希望”。

事实上，只要稍作询问和讨论，就会发现乌有之乡的支持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想像和个人信念。然而，由於乌有之乡往往重在声讨各种社会不良现状，并加以外国阴谋的解读，使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且对现实不满的人们直觉地聚拢在它周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也认为彼此在为了共同的信念而团结，却似乎没有发现这是一场轻而易举就能打碎的同床异梦。

尽管支持者的观念各异，但乌有之乡的核心人物们似乎并没有对异见宽容的打算。近日网上疯传乌有之乡活埋200名“西奴”人士的名单，“入选”人士按程度被分为“骨灰级”、“无耻级”等。被乌有之乡选为“无耻级西奴”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的何兵表对名单调侃道：“我努力不够，不过比崔永元强。”崔是央视着名节目主持人，时常针砭时弊。他被乌有之乡评为“幼稚级西奴”。

被问及如何对待异见者的问题时，乌有之乡创始人范景刚说：“在变革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时，像厉以宁这样的人，首先必须要在政治经济利益关系上，除掉他的经济基础，在这个条件具备之后，才去改变他的思想认识.”范景刚承认，所谓“除掉他的经济基础”，就是要没收财产、剥夺社会地位，至於是否要进行肉体消灭，则需再行计议.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厉以宁同样被范认为要“除掉经济基础”的茅于轼在今年4月“乌有之乡”被关闭时则说：“当局把乌有之乡等网站封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有说理的机会。我虽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是发言权是不可剥夺的。”

（文中朱高、周晴、周可仁、王宝和、郑西、车向丰、罗红、王高阳均为化名。）

中国毛左大本营“乌有之乡”吸引了一批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且对现实不满的人。但只要稍作询问和讨论，就不难发现，这群为共同信念而团结的人，在做着一场轻而易举就能打碎的同床异梦。

政经评论网站“乌有之乡”於今年4月被政府当局以“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为由关闭整顿.

此前，乌有之乡以其明显甚至极端的毛泽东主义左派言论，被认为是中国“毛左”的大本营.乌有所发布的言论有几个基本共同点，在政治上，抨击胡锦涛和温家宝政府，讚颂支持薄熙来；经济上，反对改革开放和“自由化”，支持国有经济、贸易保护和重庆模式；思想上，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倾向。

乌有之乡网站隶属於“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北京设有实体书店，专销左派政经着作，不定期组织讲座和旅游活动。乌有之乡网站被关闭后不久，“乌有之乡书店”网站就部分继承了原网站的网民发帖功能，但以图书销售和发布左派学者的文章为主。

关於乌有之乡的传言甚嚣尘上。最主要的传言有二，一是乌有之乡受到体制内左派势力的暗中支持，甚至由其背后操控；二是乌有之乡的“头面人物”——如学者孔庆东、张宏良，媒体人司马南等——收受了来自重庆方面的资金支持和职位许诺.另有一些传言称“乌有之乡”拥有庞大且高度组织化的地方团体力量。这些传言都为乌有之乡披上了异乎寻常的神秘面纱。

乌有之乡的内部结构与外部联盟

乌有之乡副总经理李道国称，乌有内部工作主要分为图书经营、红色产品经营、组织红色旅游、举办活动和网站编辑五大块，而目前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在内仅有十多人，其中网站编辑的人数最多。据李道国说，网站编辑的工作即是将符合乌有之乡价值观的外部文章转贴到网站上，以及审核发布乌有之乡网友的投稿。这样的工作内容看来简单，但他们所接受的培训内容却要複杂得多。

要成为乌有之乡的工作人员必须先经过一个被称为“中华英才班”的培训。该培训在一年中会不定期进行三到四次，每次招收学员二三十人，学员的年龄被限制在18到25岁，并要求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

据乌有工作人员介绍，培训分为三期，每期约二十天，期间学员须住在八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第一期是考核阶段，内容包括军训、调查研究等等；通过第一期考核的学员才能进入第二期，接受张宏良、韩德强等左派学者的课程培训并最后以写作和演说作为结业考核内容；第三期是到与培训班有合作关系的“红色企业”实习，最近的合作方为实行“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南街村。

李道国说，“相互选择”后，培训中的少数学员才能够进入乌有之乡工作，而其它学员则会回到地方上去“进行一些工作”——按李的话说，主要是推广工作，比如到所在群体的论坛里发帖，也可以组织一些活动，但“要注意技巧”。

乌有之乡并非只进不出，很早就进入乌有的熊芳（音）在工作一两年后与在乌有认识的几个朋友一同创办了“大学网”。据她介绍，大学网主要是向大学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平时则通过跟高校里面的社团和老师联系，邀请诸如左大培、韩德强、张宏良等知名学者主办讲座。但讲座的内容，多是应社团的要求，比如韩德强讲得最多的是“大学四年应该怎么过”，有时也结合时事，谈论国家的宏观经济、三农问题等等。

大学网所载文章基本为左派言论，有相当大的篇幅用於抨击媒体人白岩松等左派所认为的“西奴”，同时不少文章旨在歌颂毛泽东，比如首页即有文章标题为《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乌有之乡书店网站将大学网作为友情链接。

熊芳现已不在大学网工作，而是自己办了一个幼儿园，但她同时仍在参与乌有之乡的工作。熊芳承认会对幼儿园中的孩子进行符合乌有之乡理念的教育。

事实上，由乌有之乡的原工作人员创办的左派网站不在少数。熊芳提及，红歌会网、独家网都在此列，绿色食品网站“安和四季”则由乌有之乡创始人范景刚的妻子创立。推广中医的网站“百家合符”的常驻老中医聂晓萍则透露自己是受乌有之乡的邀请，一起创办了该网站。这些网站都在与乌有之乡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

乌有之乡如何举办活动

今年以前，乌有之乡所主办的活动多为在北京的讲座，张宏良、韩德强、左大培等左派学者是座上常客。但今年来，活动形式则主要变为绿色旅游和文艺演出，其中穿插讲座和座谈。

乌有之乡所举办的活动均要求参与者佩戴毛泽东像章，在讲座进行前必须集体高唱国歌，活动主持人称参与者为“同志”。在一些旅游活动中，乌有之乡会派发红歌本，其中还收录了大量毛泽东诗词和语录，旅游乘车时，几乎每一次都会有工作人员带领齐唱红歌。

在乌有之乡的讲座活动中，主讲者往往花费绝大部分时间批判社会现实，这些现实进而被归纳为“外国阴谋势力与国内汉奸势力勾结的结果”，形容中国形势危在旦夕。之后便直接给出毛式的解决方案，比如回归毛泽东思想、提振国有经济、实行公有制等等，但很少有人给出这种措施何以能解决问题的论证，所用语言往往是“必须”、“只要”。

在许多宣称以“绿色”、“健康”为主题的活动中，乌有之乡找来合作机构“百家合符”的中医师进行现场义诊和医疗。受邀的老中医聂晓萍被称为“治癒过的病人无数，上至八旬老人，下到不满周岁的婴儿”。“百家合符”所举办的中医治疗学习班被宣传为能使人短时间内学会效果惊人的中医医疗术，比如称有学员通过学习艾灸并以之医治半年多不能动弹的老母，两周后老母即可下床。“百家合符”还倡导天下无癌论，即中医中不存在癌症，西医对肿瘤的治疗是无用的，只需进行中医调理。

在乌有之乡的活动中，聂晓萍会对参与者进行针灸、艾灸、刮痧、放血等现场医疗，甚至不需诊脉，只听病情描述，即可开方问药。更特别的是，聂晓萍会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医结合在一起，譬如称“只有毛泽东思想回归，我们的中医才能发展。”她并不对此进行论证.

乌有之乡举办的大型红色文艺演出一般由司马南主持，还会邀请到一些体制内重要老人或其亲属参与.例如，今年9月6日进行的毛泽东逝世36周年纪念晚会上，就有原中组部部长张景全、胡乔木女儿胡木英等人出席。

在活动中，乌有之乡的工作人员对参加活动者的态度十分体贴亲善，参与者之间也热情以待，互称“同志”“自己人”。再加上频繁地齐唱红歌，饭桌上、座谈中的同仇敌忾义愤填膺，乌有的活动参与者间往往会迅速形成一种相亲相爱、欢快激昂的情感。这种情感使人十分为这个组织所吸引，希望为它作出更多行动。乌有之乡工作人员也不时倡导参与者在回到当地以后，尽力多“觉悟”身边的人，或组织一些地方活动。

燕郊会议挺薄反日游行唤毛

在乌有举办过的活动中，最大型也最重要的，应属今年1月在河北燕郊举行的“千人大会”。在这场“燕郊会议”中，张宏良在主题报告中提出了“抗美救国，转型备战，反腐锄奸，整党正本，大众民主，共同富裕”的二十四字方针。在其他乌有主要学者接连进行演讲之后，与会者按地区进行分组讨论，并由各区选派代表到全体会议上作报告。

有来自重庆的与会者认为该次会议的真正主题是拥护薄熙来当总理，“每个报告都提到这个口号”，与会者说.

该会议共进行了三天两夜，而与会者的食宿费用据当事者回忆只交了一百多元。曾经与乌有之乡过从甚密，而在3月薄熙来事件后与其决裂的左派学者杨帆，则公开质疑乌有举办这次会议所用资金来路不明，并暗示可能来自重庆.但重庆的体制内知情人士认为，薄熙来其实刻意与乌有等极左派保持一定距离，在2011年8月《重庆日报》发表了对张宏良的专访后，市委宣传部专门向《重庆日报》打了招呼称“英雄要问出处”，要求下不为例。乌有之乡的支持者则挺薄不遗余力，3月18日，薄熙来被免职后三天，乌有之乡在重庆的主要联络人朱高即组织人员在朝天门广场拉起横幅“薄书记，重庆人民爱戴您！”，但随即被在场便衣带走。

“燕郊会议”由於促进了同一地区乌有之乡支持者的相互熟悉，催生了一大批同城毛左QQ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今年3月薄熙来被免职以后便开始了频繁的聚会。北京毛左群的成员周晴承认这种聚会与薄的事件有莫大关联，“这件事把大家激发起来了，有很多话一定要当面说，因为（在）虚拟的（空间），不知道对方什么情况，也不放心。”

周晴所在的毛左群的聚会并没有十分严密的组织，每次都是事先在群里召集，真正参与的人员和人数都不固定。聚会基本每周举行一次，地点往往选在公园或校园.聚会除了讨论时下发生的重要事件外，也会设置学习主题，内容涉及左派学者的文章、毛泽东的理论，也包括有机农业之类，每次学习由群内对该方面较为熟悉的成员担任老师。

这些毛左群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空谈上，它们在今年9月的大型反日游行中直接导致了“怀念毛泽东”的声音异军突起。周晴透露，在得知将有反日游行后，乌有之乡官方印制了数十条与毛泽东主义相关的横幅，并散发到各QQ群的成员手中，他也拿到了十多条.周晴在游行当天将这些横幅免费散发给游行民众，并鼓励他们扯起横幅，游行民众不曾拒绝.福建的一个QQ群的成员则自发印制了毛左标语并上街游行。多地的QQ群成员都承认他们曾通过各种方式发动更多的人参与反日游行。

谁是乌有之乡的支持者？

如果将积极参加乌有之乡活动的网民视为其活跃支持者，则其中有一大半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其余主要为30至50岁中青年男性，女性和青少年支持者很少，且有一部分是被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带到这个群体中的。

乌有之乡 50岁以上的支持者群体是相当稳定且坚决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多次参与乌有之乡在各地组织的活动，并成为了会员——会员每年需向“乌有之乡”缴交200元会费，每月可领取一本《乌有之乡会员专刊》，乌有之乡也会向他们定期发送活动信息。

这些中老年人往往在年轻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当过红卫兵、跑过大串联、斗过单位领导，他们几乎全都坦然承认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怀念之情。

六十三岁的周晴说：“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可以说对文革没有什么恶感。斗走资派那段时间可能会给领导干部留下深刻印象，上台低头、喷气式……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当时挨了斗的人，现在并不抱怨毛主席，他们在看见中国社会发生今天这种变化以后，觉得领导国家还得毛主席。”

周晴还说：“那个时候领导干部没有特殊化，他们稍微做错一点事，第二天大字报就出来了，所以他们必须得战战兢兢地小心为老百姓服务。”周晴非常怀念文革时夜不闭户，群众精神振奋的状态.七十岁的老人周可仁认为文革后四人帮被判刑是可笑的冤案，并认为江青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提议在称呼四人帮时应称“四人爷”。老人们普遍相信文革终将得到平反。

为了使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保持稳固，周晴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文革应该隔七八年再来一次！”他还表示，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动的，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发动到第二第三次，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相对於中老年人，参加乌有之乡活动的中青年支持者的流动性要大得多。在一次活动中，多数中青年都称自己是第一或第二次参与类似活动。他们基本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目睹了农村近年来环境恶化或房地被强徵强拆了的农民和维权人士；另一类则是从事金融、法律等行业的人士，或自行创业的商人，这一类人往往有着不错的学历和生活条件，也往往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国有资产被权贵瓜分的现状有着切身体会。

来自山东胶南的王宝和是当地二十多个被强拆住户的维权领袖，他说：“我领导着他们，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我又去武装他们，现在就是跟政府对立。”王宝和认为，文化大革命完全正确，并称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自己的骨髓。在一场乌有之乡支持者的座谈会中，当有人提出，面对当前政府压制左派的形势，乌有之乡应该採取实质行动“主动出击”，王宝和当即表示自己可以利用两年多来领导维权斗争的经验担当骨干：“老同志吧，体力跟不上，年轻的，阅历又不行，我这样的中年，体力最好阅历又最好，这样的骨干可以由范乡长（范景刚）组织起来闹革命，实质上就是闹革命！”

最后一类人的观念则与其他人有着明显的不同。金融从业者郑西和车向丰都认为，西方的多党制是防止腐败和执政者变质的有效手段，但郑西说：“搞西方民主是可以立刻解决很多问题，但在我们国内就很麻烦，这个票是可以买的，我们国家要搞西方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郑西认为以中国的目前状况，薄熙来上台实行毛泽东思想是最好也最现实的，他深为薄的垮台惋惜。郑西和车向丰都认为市场经济已经走不了回头路，“但必须是有道德的市场经济。”车向丰说.郑西认为私有制和公有制都可以存在，但要求公有经济真正为全民所有，至於如何保证该点，郑西提出应诉诸毛泽东思想。

乌有之乡的支持者基本对文革持正面态度，虽有部分人承认文革导致了无辜者的死亡，但这只是少数失误并且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他们坚持此类群众运动不应受到法制的约束。体制内的左派认为乌有支持者的此类想法是危险且不可理喻的，乌有方面则认为这些体制内左派属於既得利益者。

60岁的罗红在乌有之乡的支持者中显得非常特殊，她出生於台湾，父亲是49年逃往台湾的军官。罗在国民党戒严时期长大，就读於台大哲学系，70年代即偷偷阅读左派书籍、办读书会，以致被国民党警察干预.她77年离开台湾，旅居美国，成为证券软件专家。罗红承认自己是活跃的左派，但强调是国际背景中的左派，她的丈夫是台湾最早的一批保钓人士，现就读於布朗大学的女儿也经常参与左派活动。

直到2007年罗红才真正踏足中国大陆，而此前她就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并注意到了乌有之乡，她说：“当时我在纽约吧，哎呦，看乌有之乡好痛快呀，那是我的精神鸦片！”她在美国时对乌有之乡充满向往，但回到中国与其真正发生接触后，认为乌有的做法存在问题，而且历史和文化的内涵不足。然而罗红强调：“他们的立场还是站得比较好一点吧，比很多右派好一点，右派拥抱资本主义或者是欧美的价值是有问题的，那边自己都怀疑得一塌糊涂了，我们还在那里拥抱，真是非常地可笑。”

另一个在乌有之乡支持者中显得特别的是91年出生的王高阳，他近三年来一直在国外读书，其父为华东某市公安局督查长.王高阳说：“我喜欢宗教化，朝鲜这个国家就是宗教化，就是把领导人当做宗教的教主一样膜拜。我希望中国也变成朝鲜一样，把毛主席当成教主。每个人都朝毛主席像鞠三躬，就懂得温良恭俭让了。”但当被问到一党专政好还是多党制好，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时，王高阳这样回答：“你处於社会上层，什么都好，你处於社会底层，哪里都不好！”在乌有之乡的一次活动中，王高阳曾多次邀请同行一名年轻女性一同赴朝旅游，并许诺向她赠送珠宝。

王高阳向往人人朝拜领袖的社会，却似乎并不想做朝拜者，他将自己定位在被朝拜阶层中。而与此同时，王高阳作为一名90后，常被“乌有之乡”的支持者形容为“未来的希望”。

事实上，只要稍作询问和讨论，就会发现乌有之乡的支持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想像和个人信念。然而，由於乌有之乡往往重在声讨各种社会不良现状，并加以外国阴谋的解读，使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且对现实不满的人们直觉地聚拢在它周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也认为彼此在为了共同的信念而团结，却似乎没有发现这是一场轻而易举就能打碎的同床异梦。

尽管支持者的观念各异，但乌有之乡的核心人物们似乎并没有对异见宽容的打算。近日网上疯传乌有之乡活埋200名“西奴”人士的名单，“入选”人士按程度被分为“骨灰级”、“无耻级”等。被乌有之乡选为“无耻级西奴”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的何兵表对名单调侃道：“我努力不够，不过比崔永元强。”崔是央视着名节目主持人，时常针砭时弊。他被乌有之乡评为“幼稚级西奴”。

被问及如何对待异见者的问题时，乌有之乡创始人范景刚说：“在变革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时，像厉以宁这样的人，首先必须要在政治经济利益关系上，除掉他的经济基础，在这个条件具备之后，才去改变他的思想认识.”范景刚承认，所谓“除掉他的经济基础”，就是要没收财产、剥夺社会地位，至於是否要进行肉体消灭，则需再行计议.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厉以宁同样被范认为要“除掉经济基础”的茅于轼在今年4月“乌有之乡”被关闭时则说：“当局把乌有之乡等网站封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有说理的机会。我虽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是发言权是不可剥夺的。”

（文中朱高、周晴、周可仁、王宝和、郑西、车向丰、罗红、王高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