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说 “门”，北京当为全中国城市之最。一般的城市就是东门、北门，或加上南门、北门。从北京的天安门出发，顺时针行走你就会遇到前门、宣武门、复兴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建国门、崇文门，最后可以回到新华门、地安门。作为几百年的帝都，北京烘托出了“门”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控制和军事防卫含义，也最典型地诠释了中国最重要的三个政治符号：隔开国内与国外的“国门”，区分民众与官府的“衙门”，和帮助权势利益集团逐利分赃的“后门”。
由于这一原因，北京总是我试图回避的城市，我把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更多地寄托在南方中国，所以，我在南方积累了更多的过门经历。下面就给读者讲几个我在南方的故事（如果南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不言而喻了）。
故事1：深圳，2001年。
九十年代末，我参与了一项与广东深圳市委在美培训干部的项目。2001年夏天我到了深圳，入住华强宾馆。市委组织部的谷秘书告诉我，陈部长和其他一些组织部官员想和我开个碰头会，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同时计划和布置下一步在美培训工作。谷秘书说，“明天我带车来宾馆接你。”对我来说，资源最大的浪费是一个大活人跑来跑去浪费时间。我就回答说：“从宾馆走到市委也就五分钟的距离，你不用来接我。我走着去，明天下午两点我会准时到会。”
第二天冒着南方的酷热，我来到深圳市委。门卫拦住我，要我出示证件并登记。我拿出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护照。门房里的一位男性门卫说，“这不是有效的证件，要出具工作证。”我拿出了我的纽约城市大学的工作证。门卫又说，“这不是有效证件，我要中文的。”我解释说，“我在美国大学工作，没有中文工作证。”门卫也说：“我在中国工作，你不能要求我们都懂英文。”我请求道：“你这儿有内线电话，能否给组织部打个电话，告诉谷秘书我到了，他会出来接我。”门卫回答说：“既然是内部电话，就不会给外人使用。要打电话，你到附近的街上找去。”我知道，要在政府部门附近找到公共电话几无可能。大夏天，我要么走回宾馆，或走到商业区。可这样我又会迟到。所以，我有点生气，说：“你们不能成心这样折磨人。我就走进去，看你怎么样。”值班室内的一位女性门卫出来解围，说：“看你可怜，就让你登记吧！”因为她的开恩，我才准时到了会议室。
故事2：深圳，2001年。
因为深圳是我研究中国政治经济转型选的一个点，我意识到“深圳革命”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价值，所以我去深圳做过几次实地采访调查。2001年夏天，我和市国土局的一位处长在上午见面访谈后，他把我带到了国土局的城市发展和规划展，要我看一看。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展览。可没过一、二十分钟，一个门卫就要我离开，说是午间休息，要清场了。我看了看表，只有十点四十多分。我问，“你们几点钟下班午休？”门卫说：“十二点。”我说，“那现在还没到时间。”他说，“但我们十一点就要闭馆。”我又说，“那时间也没到。”他又说，“但十点三刻我们就要清场，准备关门。”我看了看整个展厅，其实就是市国土局一楼大厅。我问道：“既然所有的模型和文字都在玻璃橱窗和柜子里，这又有这么多门卫和保安，能不能让我自己参观完后离开？”他说：“不行。想看下午再来。”我问他：“下午几点开馆？”他说：“两点上班，两点半开馆。”我告诉他，“三个多小时我没办法安排其他的事。我住在远处的宾馆，来回出租车也要几十块。”他的回答依然是坚决不行，然后把我驱赶出门。
终究我未能参观完展示深圳现代化新形象的橱窗。事后向国土局的处长提及此事，该处长说：“没办法，我们中国人就是要午休。”我说，“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银行、商场和饭店里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关门午休？恐怕还是官僚的问题。”想想在深圳碰到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都以深圳位处中国现代化的前沿而自豪，我只能无语。
故事3：湖南凤凰城，2007年。
2010年两位少女阿红和丽丽在凤凰城受辱于四名公安干警手中和前者坠楼身亡，有了这样的悲剧，我在湘西的经历也就变得非常平淡无奇了。但我还是愿意讲给大家听。
2007年六月20号，趁我讲学空隙，我带着妻女到凤凰城去旅游。山山水水以外，我最想去的地方莫过于沈从文的故居了。到了门口售票点，我要买三张票。票房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一共820元。”即便我是从纽约来的，听到这样的价格也吃惊不少。如果折合成美元也有120多美元。在美国、甚至在欧洲，即便在巴黎的卢浮宫，一张门票也不要四十美元。我于是问售票员，“怎么这么贵？”他说，“这是通票，你可以参观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我记不得其他的地方了）五个地方。”我说，“我不买通票，我只要单票。”他又说：“我们不买单票，只有通票。”我说：“我们对其他景点没有兴趣，再说我们要赶回吉首，也没有时间参观五个景点。”但售票员坚持说没有单票买。我指着他们挂着的一个红色条幅说：“上面说要把凤凰城建成国际旅游景点。我们不扯国际那么远，就说说我的老家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等门票是60元一张，你可以买单票。如果你想玩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浣花溪和锦里， 你可以买180元的套票。你们也应该给消费者一个选择嘛！”售票员还是说，“我们就是这样的规定。这是领导决定的，我也没权作主。”我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要么这样，我买一张套票，我们全家三口就参观沈从文故居，你把票全部收掉。”这时已有负点小责的工作人员过来，告诉我：“这不行，我们的协作单位会有意见的。”我说，“市场经济下你们这样做，就是强买强卖。你应该向领导反映一下消费者的意见。”他说，“我们只执行领导的决定，我们没有权利向领导反映意见。你有意见，你去向领导反映。”
作为专门从事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位学者，我倒有兴趣深探一下基层制度的运作，我就请教他们，问何处可以找到他们的领导。他们告诉我，“你朝前走100来米，左转就是旅游局。”于是我带着老婆孩子去到了县旅游局，到了门卫收发室，说要找局长。门卫觉得我来势不小，直接去局长室找局长。很快出来一位显得较年轻的中年男子，向我说，“我是副局长田斌，可以接待你吧？！有什么事情？”于是我向他讲了来龙去脉。田斌副局长态度非常好，也很认真（他现在已升任局党委书记，一点不让我感到意外）。他指着墙上的一个政府部门职权分工图表对我说：“其实，你的问题不属于我管，而是属于物价局。不过，我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田局长拨通了沈从文故居的电话，说了一通话后，放下电话，告诉我：“我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去参观，不用买票。”我非常感激局长帮忙，但却感到非常难为情，因为我也想为凤凰城的地方经济出力，所以还是坚持要付一点门票。田局长有点不耐烦了：“这不好操作，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去吧去吧！”事情的结果是，我们一家三口，受惠于田局长的安排，免费参观了沈从文故居。近五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田局长施予我的恩惠，希望今后田局长到纽约考察旅游时，能与我联络，让我能有机会尽地主之谊，了却一桩心事。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沈从文故居的售票制度是否已有所改进。
故事4：湖南吉首大学，2007年。
上面提到我参观凤凰城，那时我在湘西的吉首大学讲学，给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生讲“全球化及其批评者”。那里的研究生告诉我，沈从文和黄永玉是湘西文化的两大瑰宝，吉首大学的黄永玉美术馆绝对不能错过。但因为忙于准备讲稿和与学生交流，我一直到讲学结束的那一天才抽出空，在离开吉首前参观美术馆。一天前，我的妻子和女儿已经参观过了，她们也强烈推荐，要我不要错过。我到了美术馆，说要买一张票。一男一女两位门卫，告诉我，“二十元。”我问他们：“昨天我的妻子和女儿刚参观过，她们告诉我，门票五元一张。”门卫说：“那她们是家属，外来的要20元。”我说，“我也不是外来的，我是历史文化学院的访问教授。”他们说：“如果你是访问教授，那你就不要门票。但你必须出具介绍信。”我问，“该由谁出具介绍信？”答曰：“校长办公室。你先要到历史文化学院出具证明，然后到校长办公室开证明。”望着外面六月的骄阳，而且学校又已经放假，如果走完一圈，即便拿到介绍信，恐怕也没有时间看了。我于是提醒他们：“从你的电脑上你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列在历史文化学院的网页上的。”他们说：“这不算数，必须要有介绍信。”我只好作罢，决定买票，不管是二十元还是三十元，同时请求道：“可以给我看一下收费标准吗？”他们回答说：“没有收费标准，以我们说的算。”我感到非常诧异：“如果我在学校网页上的信息都不作数，那凭什么你们口说就更权威？”
其实，对我来说，事情的核心不在五元还是二十元。作为一个热爱艺术的文化人，即便没有收费，我也总会在募捐箱或功德箱里塞些钱。如果他们没有门票，只有随喜募捐的箱子，我也会给上三、五十块。问题是，门卫可以随意决定，他们的话就成了规则。当然我无法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和方法，也只好交上二十块才得进门参观。可以说，黄永玉的绘画作品让我永世难忘。但遗憾的是，与门卫的无效说理也同样让我难以忘怀。
故事5：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
从湘西回到上海，觉得事情要好办一些，毕竟我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过整整十年，对上海还算了解。再说，同学、学生和家庭的关系网在上海也还不算差。由于研究黑社会课题的缘故，我到华东政法大学去拜会了几位同行，与邱格屏等教授讨论黑社会问题。我的复旦老同学童之伟也在那里做教授。在那里小住期间，童教授给我他的借书证，让我到资料室去看一看资料。我拿着童教授的借书证，到了教工/研究生资料室。照着美国的规矩行事，我没有冒充是童教授，晃一下证件、径直进去，而是告诉资料室的门卫，我是由童教授介绍过来的，这有证件为凭，想看一下资料。门卫不允许，而把我领到了资料室负责人的办公室。这位负责人说：“我们的教工/研究生资料室只为本校师生员工服务，是内部的，不对外开放。”根据我在国内各大学、甚至中国社科院有关研究所的经历，我知道它们就我所做的课题的资料收藏基本达不到我的个人收藏的三分之一，我只要浏览一遍，就可以知道那一、两本书是我没有的。所以我要求只用一个下午。结果还是不行。我给他们解释：在美国，我们帮助了无数中国学者查找资料，带他们到图书馆，从未遇到过任何障碍。这位负责人还是不通融，坚持要有介绍信。我说，“那我去找《法学》编辑部的主编童之伟教授出具一份介绍信。”傍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笑了起来：“《法学》编辑部的行政级别比我们图书馆还要低，他们的介绍信管什么用？”我想既然我来这里与邱格屏交流，我说，“那我去找科技处的邱格屏处长开一个介绍信，行吗？”结果这位工作人员又笑了，“科技处的级别才和我们一样高。我们只认校长办公室的介绍信。”当然，要找到校长办公室也不是难于登天，也许会动用一下同学、学生和家人的关系，或者动用一下我主持的上海干部留美培训项目的学员。但毕竟为了此等区区小事、浪费一、两天时间实在是不值。我的沮丧一定溢于言表。最后那位负责人说：“我可怜你一下吧，科技处的介绍信也可以。”结果，我又跑去找邱格屏，折腾了一天，两天后拿着盖着红色印章的介绍信，再去资料室。不出我的预料，我也就找到了两本书不在我的收藏之列。
过去几年，每当我把上面的故事讲给亲朋好友听时，一般有三种反应：第一，为什么这样的烂事全都被你碰到？我从来不会遇到如此麻烦。我到哪儿去都是一路绿灯。没安排好，我就不去。第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哪儿都是这样的。我们都习惯了，所以也不觉得奇怪，甚至感觉不到了。第三，你真是吃饱了没事干，天真得很，还去自找麻烦。你还算幸运了。遇到更不讲理的，你麻烦还会更大。这三种反映来自三类不同的人：有特权的、麻木的和怕事的。我能理解所有的三种心态。记得2005年我被邀请到杭州参加《2005警察与科学国际讲坛：情报信息主导警务》，就有关中国黑社会问题作报告。我们坐的车都有警车开道，进出大门都有武警开门、敬礼。由于这次会议的缘故，武汉市公安局的一位局长邀请我到他的局里给干警作报告，同时给我在武汉调研黑社会犯罪和打黑工作提供方便。市局给我配备了一辆黑色的奥迪，车牌是“鄂0-A0096”，还有一位外事处办公室主任和一位接待科副科长随行陪同。这辆车既可以穿红灯，又可以逆向行驶，还可以开到东湖景区的楚云台下、离骚碑前；甚至在车未到时就有东湖景区警署的政委在办公楼前等候。设想，如果我坐上深圳市委派来的车接我到组织部办公室去开会，我就不会遇到刁难，门卫甚至会给我立正敬礼。
在中国这些生存的艺术我还是明白的。但我还是有这个疑惑：为什么中国社会运作的逻辑现在依然如鲁迅所言：“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鲁迅还指出，中国也只有两种人：“主子”和“奴才”：“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灯下漫笔》，第195-200页，唐山出版社1989年版）。我想探出的究竟答案无非是，有特权的人当然乐于做主子，小人物也安于做“奴才”，因为就像任何一个守门的，他（或她）都有机会“凌虐别人”。一道道关卡、一道道门就必然成了中国人从“奴才”摇身变为“主子”的戏台，也成了中国人层层盘剥掠夺陌生人的机关。当整个国家都以这样的逻辑运行时，这个国家也就成了“门卫国家”或者“守门人国家”。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纽约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在研究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专制政权时，提出了“守门人国家”（the gatekeeper state）的概念（见他的Africa since 1940）。许多的新兴国家在独立后尽管取代了殖民主义国家，其实依然只是控制着几个关键的“门”来攫取资源、分配机会和维护权贵阶层的荫护关系。例如，控制本国与国际商业交往的海关，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兑换的外汇管制，进入官僚体系的人事部门，审批准入各个行业的监管机构，等等。“守门人国家”通常并不能真正控制社会的末端，但它可以控制官僚体系和地方政府，在官僚主义、腐败分赃和裙带关系弥漫的情况下，国家极易堕落为掠夺性国家或“窃贼国家”。蒙博托之下的扎伊尔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同时，“守门人国家”把控制人才、资源和信息的各个“门”的重要性抬得如此之高，政治斗争经常又集中表现为“门户”争夺或者是想方设法绕过各种“门槛”。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有特权的“走后门”，有资源的收买门房，不守法有本事的“翻墙”，遵纪守法的良民往往会碰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窘境。
与非洲的后殖民国家相比，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看门人国家”，但它对社会内部的控制力要远远强于非洲国家。尤其对联系各个地区、部门、单位、行业、社区和公民的“关节点”，中国的国家更具有超强的控制力。中国国家的特征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一方面受到革命时期建立“革命国家”的传统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改革开放时期建立的“发展型国家”的影响。中国的“革命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拒敌于国门之外”：这里的敌人包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闭关锁国”和“自我封闭”。到了邓小平时期，国家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经济落后和民穷国弱。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和“三个有利于”的各阶段，中国建成了“发展型国家”。它的主要特征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从1979年查封“民主墙”到1989年拉萨戒严和天安门开枪镇压，再到1999年镇压“法轮功”，在邓、江时期中国基本处于“专制发展型国家”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全球化程度的深化和民众权利意识的提升，中国国家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职能应当逐渐向“民主发展型国家”进化。
关于国家内在逻辑和外在职能的“理想模式”莫过于 “更夫国家”（或者又叫“守夜人国家”）的概念了。人们通常把它归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所创。其实，“守夜人国家”最早是由德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于1862年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使用的。作为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本意是要抨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无所作为，结果自由主义很乐意地采纳了这个概念，并用来界定国家的理想职能。既然亚当?斯密被奉为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的鼻祖，许多作者将这一概念与《国富论》论述的国家职能联系在一起。从《国富论》的第五卷我们可以看到，斯密为国家界定了三项基本职能：建立军队维持国防安全、建立司法体系维护国内秩序和公正、提供私人无法或不愿提供的公共工程和服务（例如，教育和商业基础施舍等）。除此之外，任何国家新职能的扩张都必须受到“自由主义剃刀”的检审。如卡尔?波普尔所说：“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增加。可以把这原则称为‘自由主义剃刀’。（类似于奥卡姆剃刀，即那条著名的原则：如无必要，实体或本质不应增加。）”（见：《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1986年版，第499页）在自由主义的思维里，国家具有保护功能、管制功能和服务功能。当国家像一个“更夫”忠于职守巡逻社区时，卫民护财却不扰乱乡里，同时能够尊重各家各户、各个个体安居乐业。与此相比，“门卫”国家却是更像一个懒惰却又贪婪凶狠的看门人，有人就管、卡、勒索甚至凌辱，无人就睡大觉，根本疏于巡逻，远离民众，忽略乡里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波普尔的著作被译为中文，并风靡学术界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已提出了“大社会、小政府”的思路，在海南也开始了实验。发展的专制主义模式有可能逐渐转向民主发展型国家。但邓小平没有远见成全这一转型，也没有能力来主导这一转型。他继续依赖暴力这一粗暴原始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结果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屠杀。由于暴力高调走到政治前台，有了暴力的保驾护航，中国的国家逐渐丧失了发展型的特征，而其掠夺性特征愈加明显和强化。既然暴力直接成为权力合法性的论证方式，权力就更加肆无忌惮、肆意妄行。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成为“点金术”，官府职位成为“吸金管”。面对日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经济，权力在每一个人力、物质、资金、信息进行衔接、流通和交换的关节点上设置层层关卡，垄断控制各种机会和资源，尤其是市场和行业的准入。官僚们以此显示权力，收取租金，为自己获得权力、财富和地位的全方位丰收。权力的寻租加快了国家的腐败，守门人监守自盗的现象成为顽疾。执政党和权势既得利益集团为了 给“门卫国家” 构建出坚实的铜墙铁壁，不仅收紧了对政治活跃份子和异议人士的控制，要么把他们开关在铁门后面（例如，王炳章、刘晓波、刘霞、刘贤斌、冯正虎、陈西、郭泉等），要么把他们拒于国门之外、剥夺他们的族权、文化认同权和归家认祖续亲情的权利；而且还封锁信息自由门，筑建防火墙。以至中国的“门卫国家”不仅行为荒谬怪诞，而且心态越发封闭、狂妄自大。从我与中国社会和官府互动的亲生经历而言，尽管过去二十年基本一脉相承，但2004年胡温执政后中国向“门卫国家”的下滑呈现了加速度发展。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也游走了近三十个国家，在生活的细微层面上经常可以感觉到“门卫国家”和“更夫国家”的巨大差异。记得在复旦大学读书任教时，最烦的是每次进出校门都要出示证件。男同学要访问女同学，更要签名登记、抵押证件，而且有规定的时间。好在我读书时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与班上女同学有两岁的差异，没有动力往女生宿舍跑，所以麻烦倒不大。只是我的学哥们经常是带着对守门老太的怨气回到寝室。后来我有学生在学生工作部跑腿，加入了复旦巡夜纠察队，每个队员拿着电筒专门到树丛后面、花园角落去捉双。我的岳父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女博士生在我们家还抱怨，交大的巡夜纠察队还专门喜欢照进女生宿舍的蚊帐。我至今还记得，无论走到中国的哪一个机构或办公室，常听到的训斥是：“谁叫你进来的？门上有写让你进来吗？”最让我意外的是，我在无数国家进行过国际航班转机，只有“改革开放”的中国会把我阻拦住。尽管我手持美国护照，早已跳出中共掌心，在广州白云机场也不许我过关换乘下一个国际航班。
到了美国，第一个发现是美国的大学没有校门（我现在的学校恐怕是纽约唯一有校门加门卫的）。另外，只要没有“访客止步”的明示，任何公共场所和机构都是对外人开放的，政府机构尤其如此。因为担心如果没有给纳税人提供服务，政府财政预算和部门都有可能会被削减，美国的政府和公益办公室非常欢迎你去麻烦他们办事。我在华盛顿工作的一年间，我最喜欢的是所有的国立博物馆都免费（对外国人也如此！）。到日本参观京都的皇宫，天皇御所管理局为你提供精美的导游图，在休息室提供空调间和免费茶水，高水平的翻译导游陪同参观一小时，所有这一切都免费。我琢磨其中的道理，原来是政府让利于民，不与民争利。如果游客都喜欢到日本，来得越多，尽管政府的景点不收费，但给商家创造了更多的商机，让百姓可以有钱可赚。这就不奇怪了：我全家在奥地利自驾游，没有碰到过一个警察来找麻烦，没交过一次罚款，没有在国家经营的景点买过门票，但旅游业却给奥地利带来了近50%的国民生产总值。
繁琐、蛮狠、低效率、寻租和腐败以及由此制造的屈辱和尊严的丧失是“门卫国家”的共同特征。当一个国家把最简单的事情可以搞得复杂起来，把日常生活的正常运作控制在行政官僚体系和规章之下，这样的国家每一时刻、每一地点、在每一桩小事上都制造出“交易成本”，它是不可能成为“竞争型国家”的。在全球化使得国家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的“误差幅度”（margin of error）越来越小的情况下，“门卫国家”必然会丧失创新力和竞争力。前苏联从一个超级大国走向崩溃就是一个例证。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样的命运也许难以避免，所以我们看到非洲的几十个国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就在里面打滚。但对我个人选择来讲，我可以尽量做到少与“门卫国家”纠缠，多居“更夫国家”休闲。
由于残存的文化认同，我过去极力动员和说服我的女儿与我一道去中国旅游。对于出身在费城郊区的她来说，美国就是她的祖国，她没有任何动力想去一个远方陌生的国度。为此我给她把中国说的如何的好、如何的美。她反问我：“如果中国这么好，你为什么还要离开她？”我只好说：“中国真的很好、很美，只是少点自由，所以我离开了。”她又问：“什么是自由？”面对五、六岁女儿天真的眼神，我只好告诉她，以后给她解释什么是自由。过了几年，我们又回到上海，然后又离开回美国。在出浦东国际机场时，安检搜查了我女儿的背包，查出一把小剪子，并当场没收。热爱美术的女儿当然不愿意她心爱的艺术剪子被没收，一下子大哭起来。我向安检解释，这是儿童用的塑料剪子，不含金属，而且也没有刀刃，是否可以例外。安检说，“所有刀具都不许带上飞机，这是刀具，一定要搜缴。”看着几位安检警惕性极高、而且毫无通融的样子，我只好给女儿做工作：“这其实也是为我们好。你知道本?拉登组织劫持飞机，炸了我们纽约的世界贸易大厦，所以飞机要有安全保障。”我女儿并未被说服，她反问一句：“如果不许带上飞机，我怎么又可以把它从纽约带到上海呢？”我顿时无言，只好对她说：“记得你以前问过我，为什么我说中国好，但又离开了中国。我说，因为中国少点自由。你问我什么是自由？我现在告诉你，这就是自由。你可以把艺术小手工剪子从美国带到中国，但你没法从中国带回美国，就是因为中国少点自由。”我女儿马上说道：“我不喜欢中国！我再也不来中国了！”真的，从此以后，我们父女俩再也没有回过中国了。
不知何故，在行文结束时我想起了红色革命教育残留在记忆里的叶挺的《囚 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2013年1月9日星期三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