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前夕，毛泽东的政治基础还是相当雄厚的，大多数中共干部党员和党外群众，都可以算作毛派分子及其支持者。其对立面，只有通常所说的“阶级敌人”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还有一个潜在的力量，就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后对毛泽东的信仰已经发生动摇的一部分党员干部，这个力量正在向刘少奇的周围集结。广义的毛派和非毛派的力量对比，正在从1956年的9：1向1966年的8：2乃至7：3转化，因此，毛泽东为了扭转这个势头，发动了“文革”运动。运动初期，毛派加入了红卫兵和造反派这样的新生政治力量，增添了巨大的活力和声势，同时又稳住了军队这一关键性的政治力量，从而掩盖和稀释了毛刘在党内的实际力量对比。
经过上节所说的七次思想冲击波，大部分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反水”，加入到非毛化的政治力量中；半数以上的老干部，已经从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不肯定的怀疑走向明确的否定；军队也由毛泽东的嫡系转变成与毛泽东的嫡系作对的力量。“南京事件”的主要发动者李西宁在1976年2月底就敏锐地观察到：“目前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迹象是，过去部队一直很稳，而这次，部队里情绪很厉害，牢骚极多。”到四五运动发生时，如果说形形色色的非毛派分子及其支持者在全体人群中还达不到半数，至少在政治活跃人群中已经超过半数。
毛派与非毛联盟
毛泽东自己对于1970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实际上是有很清醒的认识。在1972年发布的所谓《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他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会出现“右派当权”。在1976年与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王海容等人的谈话中，又说：“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他对毛派在自己身后的命运，并不看好。
四五运动的口号，绝大多数是悼念和歌颂周恩来的；少部分把矛头针对王张江姚“四人帮”，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只有极个别的影射了“秦始皇”。但是，这种表象欺骗不了毛泽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四五运动非毛、反毛的性质，由毛泽东本人钦定——“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但是，他说的还不够全面，四五运动不仅仅是卷入了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党内政治斗争，而且是一种社会斗争、国民运动。也就是说，四五运动不仅是矛头对着“现代秦始皇”，而且是对着“秦皇的封建社会”。
四五运动时的毛派政治力量，除了毛泽东本人挂帅，还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嫡系，旁系，前宠，愚忠者。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手下有两支嫡系力量，一支是以江青、康生、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支是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势力，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林彪集团垮台后，只剩下一支嫡系，就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以及毛远新、张玉凤等身边人。毛派基本队伍，有些是毛泽东的亲属，有些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忠实传承者和解释者，还有控制着中国最大工业基地上海市的领导班子——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这支力量在四五运动爆发前，在政治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他们最得意的时候是1973年，也就是毛泽东确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此后，毛泽东在1974年底、1975年初指定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政治局的工作，1976年初又指定华国锋任代总理，均表明他感到毛派嫡系过于势单力薄，恐怕他们独木难支，控制不住自己去世后的局面。
毛派旁系就是在“文革”中受到重用的新（这里的“新”是相对而言）干部队伍。其上层人物包括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人，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凡是派”。他们都参与了镇压四五运动的决策与实施过程，华国锋当时兼任公安部长，吴德当时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镇压天安门事件的第一线指挥者。上述人等，均由毛泽东亲自赏识、一手提拔，但与毛泽东没有亲缘与学说上的亲密关系（毛泽东在“四个伟大”中惟一感兴趣的是“导师”这顶帽子，因此他对理论上的“弟子”格外看重），因此只能算作毛派旁系。毛泽东临死前，一心想要把毛派嫡系和旁系撮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八人帮”——1976年9月12日早上，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从左至右排列）八人曾在毛泽东灵前拍照，表明毛泽东所瞩望的接班体系是以毛远新和华国锋为核心的——这样就可以掌握住政治局的多数和各实力部门（军警大内和舆论喉舌）。但是，一来由于江青过于专横跋扈，缺乏政治家起码的素质和容人的气量，而毛泽东启用毛远新又太晚，来不及成为毛派嫡系的掌门人；二来华国锋等人受到四五运动表达出来的民意的震慑和感染，耻于与江青一伙为伍；毛泽东的遗愿终于未能成真。近来，毛派第三个组成部分中就有人撰网文，埋怨华江二人未能精诚团结，导致了邓小平重新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后果。
毛派前宠是指那些不得志的造反派领导人。这些人，曾经是“夺权”后的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尝到过掌权的甜头，但是在中共九大前后，受到“三支两军”干部和重新上台的老干部的排挤，陆续沦落为在野派。其中一部分人，迟至1975年邓小平抓整顿，才刚刚被轰下台。虽然他们被毛泽东本人在政治上用过后抛弃，也不一定与江青一伙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他们与毛江夫妇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笔者曾把其中的信仰最坚定者称为“毛主义”者。“采用毛主义而不采用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是因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给毛泽东思想下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把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创造全部剔除，本文权且将这些剔除部分称为毛主义。毛主义区别于斯大林主义的地方主要在于：认为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称党内资产阶级），他们与工农大众处于阶级对立的状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需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方法是‘文革’式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认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是比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追求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制、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平等社会。”“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被枪毙。”“正像马克思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本人也不是毛主义者。他是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居间牵线人。……他的尸骨未寒，他‘放心’的接班人便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携手埋葬了毛主义。”
在四五运动爆发时，造反夺权的一度受益者和毛主义的忠实信奉者，在前红卫兵和造反派中已经是很少数的一部分人，但是在某些地方上还是一股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他们对于借四五运动的机会彻底打倒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造反派重新上台，还是抱有希望的。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河南省会郑州市。当事人何远写道：1976年4月5日清晨，“签着我们肉联厂几十人真实姓名的大字报《严正声明》，贴在二七纪念塔北边约200米的郑州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门前。这里是市中心，来往的人比较多，而我们的立场和二七塔下那些大字报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当时“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下摆放了一些花圈。表面上看是纪念周总理的，但仔细看其中的一些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匿名大字报，直接攻击的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攻击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同志、江青同志，甚至有的已将矛头指向毛主席。……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当时就决定要公开表达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立场。”在新华社河南分社接见签名写大字报的人的代表何远等人，并告知他们，已将“大字报连同所有签名（约40多人），一字不漏地报告中央政治局”后，何远等人“立即用电话或直接派人与我们共同战斗的兄弟单位联系，和一些战友们联系，向他们通报了当晚的整个情况。最后签署了郑州肉联、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交通运输公司、503厂等72个单位革命群众的《联合声明》，表达我们收花圈和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立场，随即贴出，直至后夜，包括我们厂在内的几个单位的群众走上街头，刷写表达这一立场的大标语、大字报，到4月6日晨，才陆续回去休息。少数人还在继续刷写，最后走的郑州市电信局职工焦春亮同志被十几个人围攻追打，直至被活活打死在二七广场。……这是1976年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其他一些城市的‘清明节事件’——后被称为‘四五运动’中唯一被打死的人，他表达的却是反对一些人以纪念周总理的名义掀起的反革命逆流。”焦春亮先是被郑州市革委追认为烈士，两年后又被郑州市委取消了烈士称号。“当时参与反击这一事件的一些人在以后的‘揭批查’运动中，也因此而获‘反周’的罪状，在监狱和学习班里遭到了清算。”
毛泽东的愚忠者，是一种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1976年4日4日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被百万人悼念周恩来的场面所感动，4月8日又积极参加“欢呼毛主席、党中央英明决策”的百万军民游行；9月18日参加追悼毛泽东大会悲悲切切，10月21日参加声讨“四人帮”大游行兴高采烈。愚忠者可以被他们的权力偶像操纵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四次，但是不会永久地被欺瞒哄骗下去。有相当一部分愚忠者在四五运动爆发前已经发生了思想转变，更多的愚忠者则在四五运动后警醒和觉悟。
非毛联盟既是不同年龄的人的联盟，也是不同观点的人的联盟。政治成熟于1970年代的四五一代人与政治成熟于1930年代的一二九一代人，在“文革”中经历了类似的磨难，因而有着很强的思想共鸣。在四五运动中，两代人同仇敌忾，配合默契，共同充当了运动的主力。不同观点的联盟，主要是指还原派阵营和改革派阵营的政治联盟。这里所说的还原派和改革派，大致相当于印红标所说的政策批判派和社会批判派，也可以称为路线反对派和制度反对派。年龄的分野与观点的分野并不是重合的，一二九一代人中既有还原派，也有改革派；四五一代人中起初也有不少还原派，但后来大多转化为改革派。还原派与改革派的政治分歧，要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充分暴露出来，而在四五运动期间，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就是非毛化，这里的“毛”，主要是指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路线、政策和队伍。
笔者在1989年5月曾说：“四五运动实际上是两股社会潮流的合流，一股是老干部及老知识分子，包括工人（老工人吧！）他们代表对文革的一股强烈批判意识，但是他们理想的模式还是五七年以前建国初期的十年。另外一部分人，他们是这次运动的先锋，是七零年特别是林彪倒台以后在青年工人、知识青年这样的青年运动中，不断茁壮起来的，要求新的、民主的，现代化社会思潮的体现。一个是要民主改革，另一个则要求还原复旧的。故这次可说是改革论者及还原论者的合流。而从人数上看，天安门事件若说有百万人参加，当中百分之八、九十是还原论的，只有百分之十至二十左右是要求改革。还原论的意见就集中体现在对邓小平七五年纲领的认同。先锋还是人数少的一支，运动的骨干还是老干部、老工人、一般机关干部。”
还原派阵营
关于还原派与改革派的区别，笔者和王军涛在25年前有过这样的描述：党内多数领导者认为，应当实行中共十七年中（确切地说是五十年代前期、六十年代中期）曾行之有效的模式，因而他们被称为“还原派”。“还原派”认为，“文革”的灾难和目前的困难是坏人和工作上的错误造成的，而不是体制的缺陷；特权和官僚主义是思想作风问题，应当通过教育纠正；民主仅仅是一种手段，过分强调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等等。他们反对提体制改革。党内一部分领导者，理论界、舆论界、文化界的大多数，一大批思考的青年则认为，将一场灾难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政治集团的偶然得逞是不行的，“四人帮”横行证明我国制度有问题，不改革将会重蹈覆辙；官僚主义、封建特权是集权制、“等级授职制”、“终身制”的必然产物，不能靠“清官”来解决；民主不仅是作风，主要是一种国家制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正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所追求的目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也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他们赞成安定团结，赞成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同时又认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能偏废，在政、经合一的国家中，这一点尤为重要。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是缺乏一支得力的干部队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非要改革政治不可。这一部分人是坚定的改革派，他们还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模式，在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上也众说纷纭，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反对照搬十七年的社会模式（不论是斯大林式还是毛泽东式），主张改革我国现行政治经体制，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
还原派的共同特征是反对毛泽东个人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但不反对毛泽东一手缔造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们既要批判和否定“坏毛泽东”，同时又要回到“好毛泽东”的时代。至于“坏日子”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在还原派阵营内部也是有分歧的，有人认为始于“文革”，有人认为始于1957年。下面，我们把还原派分为三种类型：所谓“还乡团”，原教旨主义者，全面整顿派。
所谓“还乡团”，是四五运动前后毛派分子批判“走资派”的一个用语，应当说，它确实抓住了这部分人的一个鲜明特征。“还乡团”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毛主义”即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他们盼望回到“文革”前的“好日子”，回到“党委领导一切”、“第一书记说了算”的旧体制。他们最痛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最反对“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他们对造反派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怀念过去的特权，一旦恢复权力，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用毛泽东的话说，“做了大官了，要保持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解放”或尚未“解放”的老干部及其家属，其思想境界没有超过“还乡团”的水平。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是毛泽东在“大跃进”至“文革”之间所依靠的“左派”，他们对毛泽东的反思，仅仅局限于“文革”十年。他们希望把“文革”前的十七年，作为“红线”全面肯定和继承下来。
不同于所谓“还乡团”仅仅从“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角度观察党内斗争，原教旨主义者增添了政策批判的维度。所谓“原教旨主义”，主要是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与上面概括的毛泽东的战争经济模式，有着重大的区别。原教旨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云和邓力群。陈云不仅要全盘否定“文革”，还要全盘否定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和政策。在对1957—1966年这个历史时期进行非毛化，以及平反与之相关的冤假错案方面，陈云比邓小平的态度更加明朗，更加坚决。但是，由于陈云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统购统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的非毛化以1957年为界，而不愿意再退一步到1952年。这样，陈云及陈云思想的主要阐述者邓力群的历史反思，就回避了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再评价。陈云当年或许并不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因为他的主要助手薄一波是与刘少奇一起被毛泽东批评的对象。后来可能是出于审时度势的考虑，他才没有否定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因为如果把“三大改造”也一锅端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就剩不下什么东西了。这样一来，就从政策批判进入到制度批判，这是原教旨主义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全面整顿派是指在1975年支持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的人。这部分人中既有各级干部，也有一般群众。四五运动前夕，这些人在思想上尚未形成定见，但普遍不满于现状，认同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中一部分人在四五运动后向毛派屈服妥协，同时有更多的人经过四五运动、十月政变、思想解放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由还原派转变为改革派。我们以胡乔木、王震、邓小平、叶剑英作为全面整顿派的代表人物。胡乔木与邓力群不同，邓力群在与“四人帮”和凡是派斗争时，立场是坚定的；而胡乔木先是背叛邓小平，向江青屈膝认错，继而又与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路线妥协，阻扰胡耀邦发动思想解放运动。王震在1975年整顿、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为邓小平平反的政治斗争中，是一员干将，但是后来的思想却没有与时俱进，在1980年代成为准毛派的急先锋。邓小平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是包括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这表明他是一个能够在政治上妥协的人；但是，当毛泽东要他起草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时，他拒绝了，这表明他又是一个有自己原则的“钢铁公司”。在“猫论”的实用主义指引下，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人的拥戴下，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带上改革“总设计师”的桂冠。叶剑英能够在中共九大作为老干部代表进入政治局，其向毛泽东妥协屈服的程度应当超过邓小平，但是在四五运动之后，其改革派的色彩日益浓厚。他是从中国政治舞台上端掉“四人帮”和凡是派的关键人物，他倡导召开理论务虚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连续三次呼吁“充分发扬民主”，甚至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先行者。
改革派阵营
认识到中国必须告别毛泽东体制，走制度改革和创新之路的那些人，即为改革派。我们把改革派也分为三种类型：党内改革派，党外社会主义改革派，彻底改革派，其代表人物分别是胡耀邦、王若水，“李一哲”，顾准、李慎之、胡平。
（1）党内改革派
党内改革派又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党内领导干部，如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田纪云、任仲夷、项南、胡绩伟、杜润生、朱厚泽、鲍彤、李昌、李锐、袁庚等人；一类是党内理论工作者，如于光远、薛暮桥、孙冶方、周扬、王若水、吴江、苏绍智、冯兰瑞、李洪林、于浩成、孙长江等人。
与胡耀邦有很多私交的罗炤认为，是林彪事件促成了胡的“思想飞跃和政治选择”。胡耀邦在1972年初就说过：“‘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的？这里面应该是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的。我们中国有长久的封建传统，恐怕跟这个有关系。”同一年夏天，他对曹志杰等青年人说：“大跃进栽了个大跟头，不吸取教训，结果这次（指”文化大革命“）栽了一个更大的跟头。”他还指出，林彪不是“走资派”而是“走封派”，“就是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在1976年12月8日给罗诏的信中说：“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们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后来，他在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曾说：“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胡耀邦一直是党内改革派的一面旗帜。
王若水在1957年和1963年曾受到毛泽东本人的两次表扬，可以说，毛对于他是有知遇之恩的。李慎之说：“一九七二年，王若水被周总理任命为《人民日报》的‘看大样小组’的成员（相当于当时其他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或临时领导小组），一方面固然为他的才具，一方面也与他曾蒙毛主席的赏识有关。但是，若水后来居然干了一件荒唐事。他是在林彪出事以后‘升官’的。当时，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批林彪的极左，而四人帮则要批林彪的‘形左实右’，若水想不通也罢了，却竟然上书毛主席，告了张春桥、姚文元一状，天真到以为毛会支持总理而批评张姚。这下可捅了大漏子，他不知道他反对的正是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了一句‘《桌子的哲学》的作者，现在看来也不高明’，于是招来了一顿他还没有经历过的大批判，而且又一次被下放劳动改造。不过，这一次打击可深深地教育了若水，使他进一步看清了伟大领袖的真实面貌。……若水青年的时候是在列、斯、毛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这个‘反面教员’使他逐步脱出了列、斯、毛的极左教条主义，回到马克思《一八四四年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原点，和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要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原初理想上来，重新学习，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王若水自己也说：“《人民日报》展开了一场大张旗鼓的运动，批判斗争我和胡绩伟（当时他还没有恢复原职，暂时任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以及我们所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张春桥语）。《人民日报》从未开展过如此声势浩大的运动，甚至‘文革’初期也没有这样的场面。”“在批判达到高潮的时候，一天晚上传达了江青关于批判我的指示，气氛紧张。干校的领导恐怕我要自杀，要派人看住我。我只是喃喃自语：”我要革命，要革命！‘这个话也许使他们放心，但如果他们真懂得我这句话的含义，我就会真的被当做反革命抓起来了。……我第一次坚信错的不是我而是毛泽东“。王若水在1972年以后的思想转变过程，可以作为党内改革派理论工作者类似经历的一个典型。
党内改革派对于中共路线的批判性反思，可以一直返回到彭德怀1943年提倡“民主教育”（“民主教育在今天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和根据“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以及刘少奇1946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1949年的“资本主义年青时代”（“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和1951年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全面否定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和道路。但对于大多数党内改革派理论工作者来说，在四五运动前夕他们还没有走得这么远，要到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前后，他们之中才有比较多的人采取了全盘非毛化的态度。
（2）民间社会主义改革派
在四五运动的时候，民间社会主义改革派是党外改革派（民间改革派）的主流。在那首四五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作——署名“黄隼”的自由体诗中，紧接着“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下一句就是：“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诗作者写道：“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印红标的文章，介绍了张闯、王申酉、徐水良、陈尔晋等人在四五运动前后的思想。张闯等人建立了万县马列主义研究会，他们研究马列经典著作的结论是：“今日的中国，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招牌，按劳分配只是一个外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些封建专制者镇压人民的工具。”他们研究的目标是：“联系实际，批判现实，提出新的社会主义的法制纲领”。
王申酉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实际上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被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德怀的建国主张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的理想世界中，社会应分割为一个一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共同体——公社，“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个社会像满清王朝一样，采取闭关政策，把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隔绝起来。”“中国一定要像马克思所预言过的那样加入与全世界的物质和精神交往，才能真正改变并迅速发展。”
徐水良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主义国家现阶段的基本矛盾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无产阶级内容和它的特权制形式的矛盾”。他说：“我们的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就内容说来，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力，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与公有制相适应的。”“但就权力的形式说来，还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少数人掌握的权力，还是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特权制或者说‘官僚制’形式，而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他认为代替现存的特权制形式的，只能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而不能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民主。
陈尔晋认为，中国正处于“叉路口社会主义”时期，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这种不相容性，突出地反映在“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上”。这种不相容性，迫使整个社会面临如下抉择：“A．要么砸烂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桎梏，保留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依靠人民大众，经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由此进一步调整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成分，从而使公有制社会日益完善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B.要么强化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改变公有制社会生产的性质，依靠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附庸，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神话党这一套体制，进一步维护住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使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生产成为纯粹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生产，完成向修正主义社会的演变。”
1973年12月，“李一哲”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为题致书毛泽东，1974年11月，他们将这封信和一个长序抄成大字报，贴在广州街头。由于当时的广东省委针对“李一哲”大字报组织了公开辩论和批判，据说后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将它印发各中央委员人手一份，并下发到全国各党、团支部以供批判，使得他们的观点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因此，我们选择“李一哲”大字报作为民间社会主义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作。该大字报说：“即使我们也可以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他们仍然借用毛泽东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化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企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们便在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这种按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的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止地荫及其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实际的世袭，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了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攫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甚至随意关押他们杀害他们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人们了。”
王希哲这样评价“李一哲”大字报的历史意义：我们第一次把“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界定为“维护封建礼治的神圣支柱”，主张必须打翻这条支柱。我们主张“恢复大字报的革命权威”，主张人民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牢牢掌握这个重要的人民民主的武器。我们主张宪法确认“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合法。我们主张，四届人大应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等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保障人民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这就是说，我们主张取消“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因为不取消“反革命宣传罪”就根本不可能有言论自由。我们主张反对腐败，限制特权，主张用法律保障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我们在中国第一次公开讴歌了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我们预言，“一个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此外，“李一哲”大字报还提出要“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要“落实政策”，“重申社会主义历史阶级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的形式体现出来”；要“用法制明白规定实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既“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
民间社会主义改革派的思想资源已经不限于中共党内的非毛路线——刘少奇、邓子恢、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路线，而是扩大到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伯恩斯坦、铁托、德热拉斯（吉拉斯）……但大体上还没有脱出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王希哲后来写道：“然而，李一哲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现对它的忠诚。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他们相信这个制度会如列宁所说百倍地优越于资本主义，关键只在于说服毛泽东。于是他们写文章《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他们的文章里，虽然已经提出了一些现代民主宪政的纲领性要求，然而，他们却绞尽脑汁地去马、列、毛的著作里寻章摘句，把这些要求说成是本来就符合领袖们的教导，只是后来斯大林没有作好。”与王申酉相识的胡安宁认为：“他当时的思想体系，属於前期马克思主义。所批的是列宁主义和后期马克思的专政学说，所倾心的是北欧社会民主主义。不过，当时他已对台湾的发展给了相当的关注，认为我们的出路在於寻求植根於现代自然科学的崭新哲学体系。”
（3）彻底改革派
彻底改革派则不再囿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框架，而是在整个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去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顾准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和切身体验，从根本上否定了法俄模式。他说：“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社会主义实现了，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正如李慎之所言，当顾准表示中国的问题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自己面对“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时，他实际上“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
对于代议政治的作用，顾准比晚年梁启超、晚年陈独秀和中年胡适更加明确和坚定。他确认“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实现途径”，“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源于英国大宪章的“议会制度始而是一株不牢靠的随时可以摧毁的幼芽，继而经过克伦威（Cromwell）确立了权威，但不免还是典型的贵族政治的装饰品（直到19世纪还是如此），然后发达起来成为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广土众民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两党制的议会政治的真正的意义，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中间竞争取得选票。你仔细想想，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顾准能够在民主思想上超越梁启超和陈独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20世纪中叶的西方民主学说有比较多的了解，譬如说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该书的中译本是顾准所翻译，署名“绛枫”）。当他强调议会政治、间接民主的作用时，许多中国民主的探索者还在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中打转转。甚至到了198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界的一些人还不能分辨鼓吹“人民主权”、为民主制度奠定合法性基础的政治哲学与探讨民主体制的构造运行、投入产出的政治科学，从而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关系等同于大众民主和精英民主的关系。事实上，在当代民主体制中，选民直接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仍然属于间接民主、代议民主的范畴，只有在国家和社区范围中的全民公决以及基层社区的兼职议员和兼职行政官员，才属于直接民主的范畴。否定“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是顾准思想的一个闪光点，是彻底改革派比民间社会主义改革派高明的地方。
李慎之曾“自认为是党的宠儿，是中央机关的先进工作者，很有党性，和党赤诚相见”。“1958年3月8日，支部通知了我，你已经不是共产党了。真好像是离开娘的孩子。我给毛主席写了匿名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说明我对党的感情吧。我当了右派，降了六级。以后，大约有一两年多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掉眼泪。自己给自己做工作，总是从内心说服自己：就假设你错了。王蒙写的《失态的季节》，说的就是那时的右派整右派，真是左得厉害。一直到大跃进，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假戏了。我就对自己说了八个字：削肉还母，剔骨还父。大跃进失败了后，从此我一直是以批判的眼光思考问题。“与许多右派分子感到委屈、极力消除误解、以回归”自家人队伍“不同，李慎之以当”右派“为自豪。他声言：”中国55万右派，我为第一人。“直到了解顾准的思想之后，李慎之才甘居第二。张桂华则认为，”李在情感上的果敢决绝比顾更有过之，’剔骨还父，削肉还母‘，李慎之给出了一个决绝的重要指标。不剔骨削肉还父母，就无法恩断义绝、一了百了，就无法从认识到行动，不破除这层情感障碍，也就不能进展到自由主义新天地。这真是所谓最后的决裂，绝望而后生。“
李慎之在给何家栋的信中说：“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其实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它已越来越成为主流，苏联瓦解改制后尤其明显。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政策屡有变化，有的甚至就叫社会主义，如英国的工党和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跟着苏联共产党一贯称之为资本主义。其实并不错，因为他们不论变化多大，总是①承认私有财产存在；②承认市场竞争；③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民主原则。这些在根本上都是自由主义。”他在《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的序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些话虽然写于李慎之晚年，但它的基调，在1957至1976年间就已经确立了。
顾准和李慎之是一二九一代人，是胡平的上一辈，但是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被世人所知，反而要在四五一代人胡平之后十几年。包遵信指出，对于顾准和李慎之思想的推崇，“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自由主义是九十年代才在中国崛起，或者它只是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复苏。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早在七十年代初自由主义就已有萌动，林彪事件当然是关键。到了七六年‘四五’运动，它就悄然登场，成了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四五’一代人就是这么踏上历史舞台的。所谓‘四五’一代人，是指以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为标志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不少人参加过‘四五’运动，也有人并没有参加，但大都下过乡，插过队，有着年头不等的生活阅历。他们走上自由主义，既不是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裨贩（八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计划重印《胡适文存》，立刻被胡乔木严令封杀），也不是西方从洛克到柏林一系自由主义大师理论的沾溉，而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问题的困扰，官方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法解释，才逐渐通过阅读与思考跨入自由主义行列的。……那么，他们不读书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但读书，而且读得很认真，很艰苦。只是当年他们读的不是自由主义，也没有自由主义理论的书可读。他们读的是‘黄皮书’、‘灰皮书’，俄国和欧洲的一些文学作品，甚或马克思早期著述。正是这样的阅读为他们撞开了自由主义大门。他们的阅读并不单纯是为了解决知识饥渴，而是为探讨中国社会问题，追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那些书当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他们展现了一片可以自由思想的空间，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睿敏的智慧，由此踏入自由主义的大门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胡平说：“正是处于对这种普遍的、彻底的、残酷的、频繁的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深刻体验，驱使一批有勇气、肯思考的年轻人自发地产生了明确的自由主义信念。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也是通过对类似经验、也就是对普遍、彻底、残酷、频繁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尽管在程度上要轻一些）的深刻反思而产生的，那幺我们就该懂得在中国大陆自发地产生了这种信念是很可理解的了。”，“在我形成自由主义信念的思想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最为重要：一个是我对社会上残酷现象的强烈反感，首先是对政治迫害的强烈反感；一个是我对于人类理性知识的某种怀疑精神。我强调，我的自由主义信念并非直接来自抽象的自然法理论，因爲中国本来就缺少自然法一类的文化传统，而中共的意识形态垄断又使我们无法直接从西方那里获得这一精神资源。我们的自由观念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产生于我们自己对自身经验的思考。我想，这恐怕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历程。”，“大致说来，我是在一九七○年间完成了思想的转变的。”
胡平的早期代表作《论言论自由》，酝酿于1970年；第一稿完成于1975年7月；第四稿于1979年2月发表在民办刊物《沃土》特刊上；第五稿完成于1980年初，在1980年11月北京大学竞选期间曾抄成大字报张贴并以油印形式作为竞选文件而广泛流传于北京大学，该油印本辗转传到海外，香港《七十年代》（即后来的《九十年代》）在1981年第3、4、5、6期连载。1986年，这篇文章第一次以铅印形式在大陆公诸于世，登在武汉的《青年论坛》1986年7月号和9月号上。即使以大陆正式出版的文本为准，也要比顾准和李慎之的代表作在大陆出版早十年左右。丘岳首说：“胡平的论文，两章约十万字。一章详尽论述了自由的含义与价值，二章论述了言论自由的力量与实现过程。前者以假设问题逐一反驳对言论自由的误解和疑虑，比较实行与不实行言论自由的利弊；后者从各国实现言论自由的经验，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论述以法规宪政确立和保护言论自由的重要。全文气势恢宏，视野开阔，其严密的逻辑思维，充分的论证论据，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重新读来，都令人啧啧赞叹。”尤其令人赞叹的是，该文“是在资讯受到空前全面的控制和封锁之中成文的，是在‘没有言论自由时’论证言论自由。作者过人的胆识，是显而易见、难能可贵的。”胡平的文章，既没有毛式文章的腔调，也没有马列主义的辞藻，而是继承了约翰·穆勒（或译密尔）《论自由》的自由主义精神与文风。笔者在二十年前曾指出：“胡平的文章是一个标志，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逐渐形成，新的知识分子的典范逐渐形成的一个标志。胡平的文章指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行事、如何想问题。有那种从容不迫的绅士风度，更是胡平的一大特点。历史告诉我们，仅仅靠流血牺牲是换不来言论自由的。而且，每次流血牺牲之后，都使它的成功者更珍惜它的成果，而不放弃它的权力。没有绅士风度，实现不了言论自由。同时，欺骗、借助某种权势，也实现不了言论自由。胡平只是娓娓道来，而不靠政治上的算计。我们只能靠言论的合理性来说服群众。在气候好的时候，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不应该借助权势，来加强言论的说服力。”
笔者在上一节把“陈伯达冲击波”定为一次单独的冲击波，而没有把它作为“林彪冲击波”或者“林彪陈伯达冲击波”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面包含有个人经历和感悟的因素。笔者和胡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思想的转折点发生在1970年。经过对陈伯达事件的深入思考，我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和制度就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扬子注意到：“我们刚认识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走进他们蒙古包，迎面柜上赫然放着一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那时中央刚刚开始号召学马列著作，一般插青的蒙古包里仍是‘雄文四卷’，最时髦的也不过放着一两本如《法兰西内战》或《哥达纲领批判》之类的书。从他的谈吐中可感觉到他不是在赶时髦或是追求‘时髦赶我’，而是真读过这些经典启蒙读物的。当消息最快的插青里的干部子弟开始传播有关江青的小道消息时，陈子明的话题已经是这个社会的结构不合理，不公平和管理得没有效率了。”到1975年，我和我的朋友徐云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入狱。共青团北京化工学院委员会于同年11月12日《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处分的决定》称：“陈在插队期间与徐云（内蒙锡盟师范学员）一起，以交谈和写信方式，交换、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和不满言论，形成了一系列反动谬论。他们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歪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狂妄地提出，要‘争取混入党内，窃取较高的权力，实行和平演变，最后达到制度的改变。’”
力量的分布与演化
1975年邓小平狠抓“全面整顿”，在党内形成了一个毛泽东之外的舆论、政策与权力中心，使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摆脱了犹豫彷徨或悲观绝望的心态，集结到邓小平的旗帜下，毛派和非毛联盟的群众基础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是四五运动能够发生的历史条件。
还原派与改革派在四五运动中的政治联盟，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大多数民间改革派都是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演变过来的，而还原派的主体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和保守派，他们曾经是政治上的对立面。而在四五运动平反以后，还原派与改革派再次分道扬镳。还原派与改革派的政治蜜月，就像1945年至1946年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一样短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准毛派（王震、胡乔木）、还原派（陈云、邓力群）挟持不坚定的改革派或者说片面的经济改革派（邓小平），先是搞掉了民间改革派（逮捕判刑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王希哲等，歧视监控胡平、王军涛、周为民、陈子明等），然后又搞掉了坚定的党内改革派（以王若水和胡耀邦为代表）。
何家栋说，李锐、李昌、于光远与姚依林、胡乔木、邓力群都属于一二九一代。“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共事的时候，于光远、冯兰瑞（李昌的妻子、四通公司创办人万润南的岳母）与胡乔木、邓力群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各自成为改革派与还原派的代表人物。前者主张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及其中国变种，从政治经济上全面探索中国改革的新路；后者主张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基本肯定1957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保留一个经过修补、整容的斯大林模式。……‘一二九’一代的思想分歧是非常深刻的，涉及到他们曾经追求的所有主要目标。应当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维护民族自尊与增进国家利益，离不开对当今时代的基本认识——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正确道路是什么——计划经济、国营经济、单位一体化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政治民主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是促进社会整合与文化创新、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各民族各社会阶层‘宪法爱国主义’的共同基础，还是导致经济凋敝、社会两极分化乃至国家分裂？”
而一二九一代与四五一代中的改革派，不仅在四五运动中建立了战斗的友谊，而且这种情谊始终保持并日益亲密。如果说从四五运动到八九民运之间，党内改革派和民间改革派还多少有一些距离与隔阂，在“六四”之后，他们已经融合为统一的民主派阵营。
在参加四五运动的人群总体中，还原派（主要是政治面目尚不甚分明的“全面整顿”派）的比重远远超过改革派；但是在运动的先锋分子中，改革派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还有一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参加运动后，从朦朦胧胧的不满和抗议转变为坚定的改革派。王军涛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下面摘录一段他的回忆。
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军队大院中度过。这是进行革命意识形态教育的最好的地方。一方面，这里直到文革后期还保持着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的环境氛围，另一方面，这里与世基本隔绝，享受这个体制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的同时、生活其中的人无法得知中国的真实情况。当然更无法知道世界其他国家和中国历史的真实情况。我与其他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一样，真诚相信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虽然我在小学二年级就接触到普通民众子女，那时军队大院的中小学对社会开放，但在这样的区域多数孩子是军队干部和国防科研单位的知识份子子女，仍然易于接受共产党革命的意识形态宣传。
很难说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反叛我所受的教育，特别是思想上的离异倾向可能一开始就有。因为我毕竟是在毛泽东以群众政治运动的方式推翻当时的共产党及其统治机器的革命中开始思考问题的。那种朝令夕改的宣传口径和翻云覆雨的政治轮回以及毛泽东的号召使我这一代人没有稳定的政治倾向，这使我们易于接受离经叛道的思考。而且，出于追求真理的热望、使命感和荣誉心，我们极力探索与众不同的结论。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狂热地相信毛泽东及其所策划领导的革命；那时的独立思索，还是力图尝试着独立地理解毛泽东的战略，因为有人“打着红旗反红旗，”这还不是追求真正独立地思考自己的结论。
导致转变的真正的刺激来自于宣传与事实的极度矛盾。这大概与胡平和子明不一样，他们是从革命中的政治迫害的残酷后果开始怀疑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极权体制的。当我们能够思考政治问题时，革命及其残酷性已经是我们理解的历史进步的必要特征了。我在很小时就为未来能够承受严酷的生活而寻求机会锻炼身体和意志，我以为这是为未来担当革命重任做身心准备。每个大规模革命有一套为克服年轻人的本初人道主义情怀的说教和心理调整方式，特别是对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强的年轻人，革命的意识形态具有令他们热血沸腾的感召力。然而，这种极权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简单、粗暴、专断、僵硬并且包罗万象和体系严谨，虽然容易在颠峰期俘获充满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年轻人的心，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一旦与现实不一致或失败，也容易遭受质疑并且经不起推敲，只能靠利益、欺骗和暴力维持，从而在道义和政治上破产。从初中开始，我有机会摆脱学校和老师的控制，自己组织社会调查和接触社会的活动，很快发现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矛盾。而且，许多现实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传统势力和敌人破坏来解释，许多革命阵营中的蜕变堕落趋势、虚伪残暴和自相矛盾也不能用发展中的问题来辩护。现实与意识形态的允诺的冲突启动了质疑和独立探索。
第一次走向政治反叛是1975年前后的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和随之而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复出和治理整顿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自70年代初开始，厌倦了政治运动和盼望过正常生活的普通中国人民与不满于被整肃的干部结合形成一股极强的民意情绪，要求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经济和生活秩序，改善生活，进行现代化。邓小平的大刀阔斧的政治举措深深得到他们的拥护。四人帮极力反对清算文化大革命，与邓小平冲突。毛泽东则为维护文革又发动新的政治运动，打击邓小平。当这些冲突公开化后，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感。1976年初，运动开始波及刚刚谢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反对批邓的活动逐步开始公开化，最后酿成丙辰清明节前后在几所大城市的以悼念周恩来为名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作为所在高中的主要干部，我拒绝组织任何批邓活动。当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成为活动中心时，我组织两个班学生去宣示我们的政治诉求。我本人还张贴四首诗词。
四五运动曾被广泛称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这不仅由于她是一批少数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在林彪事件后开始逐渐形成民主意识，而且还因为她是建国后中国民众第一次大规模地对抗最高指示，表达主流民意，要求纠正毛泽东的不得人心的政治决策。这一运动鼓舞了自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开始独立思考的几代中国人，从此1949年建政后的真正独立的民间政治反对运动开始登台了。对我个人而言，四五运动被镇压及其后我被关押审查的刺激更有启发意义。独立思考是在四五前开始的，四五中我开始参加和组织反对活动，但以追求民主作为独立思考和政治活动的目标是在监狱中的反思确认的。监狱中的思考是丰富、混乱、多变和痛苦的，但关于政治的思考的总体脉络清楚：为什么最高领袖可以如此无视甚至镇压人民意愿？为什么上百万人参加的运动能被极少数不得人心者轻而易举地镇压？结论不再是资本主义复辟或修正主义上台，而是中国缺乏民主。
王军涛参加四五运动时只有十七岁，还是一名高中生。“本来学校不知道我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学校说你身为团支部书记，前阶段不跟着批邓，必须检查。我说我没有什幺可检查的。我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坚持认为自己的看法和行动是正确的。我说我可能会栽跟头；但是为了探索真理，我甘愿碰得头破血流。结果，学校就开大会，说我思想很反动，不可救药。然后工宣队又找我谈话。起先校方也想保保我，后来还是给送进了监狱。我是四月十六日入狱，十一月二十六日出来。”当时的感受“很像小说《牛虻》中主人公第一次入狱。我所受到的唯一的教育是党的教育。我对党十分虔敬。我诚恳地向党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和活动，而党却把我送进了监狱。……在监狱里我进行了反思。”事实上，四五运动不仅促使王军涛这样的年青人进行了全面的思想清理，而且也让许许多多的中年人和老年人重新思考自己走过的路。所以梁启超说：“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的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
刘亚洲曾这样描写毛泽东面对新的两军对垒时的心情：“那几天，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他与广场同呼吸共命运。虽然他已半截身子入土但并不妨碍他掌握广场的动向。后来华国锋说什么江青、毛远新蒙蔽欺骗了毛主席，那是别有用心的。谁也蒙蔽不了毛主席，除了林彪。他的心情很沉重。以前，天安门广场属于他。现在，广场不再属于他。他悲怆地意识到他与广场的蜜月已经结束。他已不再是广场中人。他力图还是，但广场已不收容他了。广场抛弃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