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运动的构造：分子、团粒、浪潮
就运动的自发性而言，四五运动超过了之前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甚至也超过了之后的八九民运。日本原敬内阁曾把梁启超、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称为五四运动的“唆使”者在一二九运动的背后，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运作的明显痕迹。况且，当时的学生会组织还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和自治权，此外还有商会、教育会、救国会等其他社会团体的存在。而在四五运动前后，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控制空前严密，专制主义达到顶峰的时期，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民间组织生存的空间。
在天安门广场上，只有一些分散的运动积极分子和由少数人组成的小团粒，在运动的特定气氛和民意支持下，正是由这些人的自觉推动，掀起了运动的高潮，并形成了临时性的领导架构。
主动者与追随者
在参加四五运动的人群中，主动者或曰肇事者只是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是追随者或曰支持者。主动者通常是事先有所准备的，他们要通过自己的举动，来表达一种意向，实现一种目标。追随者与主动者有着类似的倾向性，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并承担相应的后果，他们只是在人群中响应和支持主动者，形成“一石激起千层浪”中那种传递能量的涟漪。但是，在运动气氛的感染下，有些追随者也会进而成为主动者。
笔者在四五运动中，本来打定主意只能做一个追随者甚至旁观者，但是在风云际会中，最终还是成为一名积极主动的参与者。“经过了半年多的批判和劳改，学校当局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宣布：开除我的团籍和学籍，遣送永乐店农场监督劳动。在被押送之前，我有了难得的几天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当然要到天安门广场来目睹这伟大的历史性场面……”但是，“在广场上，我一直十分谨慎。我深知，如果我再次被捕，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凑巧的是，四五运动中投向“四人帮”的一枚重磅炸弹一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于4月4日晚上在纪念碑西南角汉白玉栏杆上贴出来时，笔者就在附近。“我正看着，后面有人焦急地喊道：”请前面的同志念一念！‘于是，有一只手在我肩上拍了拍，要我来念。这轻轻的一拍，却激起了我脑海中的万丈波澜。我知道这是广场上第一篇点名批判江青的檄文，读了就要冒风险。但如果我是一名普通群众，那我会自告奋勇地去读的，然而谁能知道，我当时早已是一名戴着帽子的’反革命‘了。“”但那位不知名同志的轻轻一拍和群众焦急的请求声，使我从犹豫中猛醒过来。我是一名受过’伤‘的战士，但我决不能以此为借口而甘当一名看客，人民需要我挺身而出，我能退缩吗？当然不能！我和身旁的一位青年齐声朗读这篇战斗的檄文了。可是两个人的声音还小，我提议：由我念一句，周围的十几名同志齐声重复一句。就这样用人组成的’扩音器‘发出的呐喊声，在广场的夜空震荡着……。人们欢呼着，呼喊着：“写得好！’‘江青不要脸！’‘人民信赖邓小平！’‘再念一遍！’我的嗓子哑了，另一位同志接替了我，他以更加宏亮的声音朗读着……此事的后续发展，可见高皋和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夜幕降临，川流不息的人群仍在频繁地活动。就在这时，一篇指名道姓批判江青的短文《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出现在纪念碑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上。当群众发现了这篇专揭“四人帮”伤疤的战斗缴文时，天安门广场上又掀起了入夜的一次斗争高潮。小字报前围满了密密层层的人群，北京化工学院学生（此时已经不是了——引者注）陈子明和许多自告奋勇的人反复诵读着，人们在微弱的光亮下匆匆抄录着，一批一批，秩序井然。……
当晚九时，《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发现有数千人围听《大事记》，并不时发出强烈的反响后，于十点回到报社，向鲁瑛作了汇报。鲁瑛如获至宝，又……送给姚文元。
此时的姚文元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天安门广场情况的会议。会上，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的”。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七四年到七五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江青从姚文元那里得知《大事记》的内容，顿时气急败坏，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说：“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三联指挥部”突然得到抓人的指示，立即下令：“在纪念碑西南角讲演的那个人，讲了几小时了，嗓子都喊哑了，一定要把他抓下来，不管上多少人，坚决抓住。民兵的棒子用上，谁动就打谁”！在纪念碑西南角朗读《大事记》的人正是朝阳区包装用品厂的青年工人李西林。大约晚十一时，在“抓反革命”的嗥叫声中，李西林被拳、脚、棍、棒打得鼻青脸肿，头晕目眩，乘着混乱，光着脚被扔进了一辆早已停在旁边的囚车上。
与此同时，政治局会议在几乎是一边倒的议论声中结束了。会议情况由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小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在有计划地组织活动”。因而，决定从当晚（四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姚文元4月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晚开政治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正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同志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排民兵、部队戒严，封锁道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抓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啊！太软。”他所说的“这个坏蛋”，是指李西林。他们动手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广场。应当说，《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作者也好，笔者也好，李西林也好，确实都属于“影射攻击中央的”的小部分人，但彼此素昧平生，在广场上只是擦肩而过，既不是“有计划地组织活动”，更谈不上“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
在四五运动中被“四人帮”喉舌称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之一的知识青年刘迪，本来也没有准备出来挑头，但是当他发现一个拿着半导体话筒喊话的青年“已受人注意，为了掩护他，就主动拿过话筒，指挥队伍来到（联合指挥部）小楼前。”他在楼外领呼口号：“给人民以纪念总理和先烈的权利！”还宣布了三条纪律：“一不许打人；二不许破坏公物；三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他站出来指挥，一是行侠仗义，为了掩护其他人脱离险境；二是为了防止运动走向极端，被当权者抓住把柄，但是，当权者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照样把他作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坏头头”予以逮捕。
1976年3月30日下午，曹志杰等人在天安门广场贴出第一篇悼词后，北京房修二公司青年工人韩志雄，就挤进了密密匝匝的人群，高声朗诵着这篇悼词，而曹韩二人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陌路人。4月3日晚上，韩志雄在纪念碑上贴出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小字报，文中写道：“历史，在太空中逝去，也在太空中永存。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在历史上，在今天，曾有那么几只乌鸦，扑打着黑色的翅膀，恶丧地叫着。在纪念碑下，当人们悲痛悼念忠臣的时候，这几只公乌鸦、母乌鸦却幸灾乐祸，欣喜发狂。细看这几只乌鸦，大概有三只，后头还跟着一团苍蝇，形成一大团黑色的妖雾。这几只乌鸦为了各自的私欲，争夺着，把孔雀那漂亮的羽毛插在自己身上。为首的插得最多，头上、身上、尾巴上有条理的插满了。满口漂亮的马克思主义，好似理论家，实为阴谋家。这个乌鸦的后头紧跟着一只母乌鸦，她倒显得大方，不要漂亮的孔雀羽毛，她要连衣裙，小西服，手腕挂的小白皮包，妖里妖气，实为魔怪。跟她并排的还有一个，让利欲熏着鼻腔，在《文汇报》上策划阴谋，喂得渐胖。后头还跟着裹着香粉的苍蝇，在清华盘旋，在那里生蛆生虫。历史那容这团妖雾横行。人民将把这些乌鸦身上的孔雀羽毛拔去，撕开马列的外衣。在纪念碑前，在人民的怒吼中，无情地判决他们——一小撮民族败类！历史永垂的纪念碑，在地球上向着太空，发出了雄壮浑厚的声音：”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那一小撮妖雾，那几只乌鸦、苍蝇听到没有？还不快下台滚蛋！“当晚10点多钟，韩志雄在取自行车准备回家时，被公安局的”便衣“诬作”偷自行车的人“抓进监狱。在整个过程中，韩志雄都是一个人单独行动。
团粒与粘结
在四五运动平反后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四五英雄”中，除韩志雄外，其他几人——李西宁、贺延光、周为民、王军涛等都是运动中的小团粒里起粘结作用的人。
3月25日《文汇报》用“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影射攻击周恩来后，当时担任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系团总支书记的李西宁召开团总支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发动群众展开抗议活动。28日上午8时，李西宁等人带领全校四百余名师生，高举周恩来的巨幅遗像，抬着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花圈，排成数列纵队，绕道闹市区新街口、大行宫，向梅园进发。这是南京市第一次示威性的悼念游行。29日上午，数学系学生在校园贴出3．25《文汇报》和“看一看，想一想”的大字报，以及由李西宁等草拟的两条标语：“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捍卫！”当天中午，南京大学有数百名学生，分成20多个小组，在闹市街头进行演讲，在大街、车站和公共汽车车身上刷大标语。当晚7时多，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一年级的学生来到南京火车站，在开往成都的82次列车、开往上海的405次列车上，刷上“文汇报向何处去？”“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南京大学党委后来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说：三月初李西宁就对计算机三年级几个同学鼓动说：“谁有胆量，就跟我去刷‘谁反对总理就打倒谁’的大标语”。李西宁等“我校少数人在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所起的极坏的带头作用，绝不是偶然的，是早有预谋，早有反革命舆论准备的”。
4月1日上午，北京市崇文区化学纤维厂革委会副主任贺延光带领厂里80余名职工，抬着自己做的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并带来一篇悼词。悼词中说：“披着假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的党内资产阶级人物，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面前，必定原形毕露，自取灭亡。我们要发扬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同赫鲁晓夫、林彪式的人物血战到底！马克思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这篇影射“四人帮”的悼词当天夜里被撕掉了，第二天，他们重抄了一份，用纱布裱糊好，再用透明塑料布罩起来，又送到广场上。4月3日，贺延光在全厂大会上怒斥了清明节是“鬼节”、不准送花圈、不准去悼念周总理的禁令。4月4日，他又写了一份小字报，提出四个刺向“四人帮”心脏的问题，贴到天安门广场。
周恩来刚刚去世的1月11日，周为民就曾带领清华大学无三一班的同学从清华园步行将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事后，他所在班成了校保卫部关注的重点。但是周为民无所畏惧，在清明节前夕再次组织了纪念活动。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下达了不准师生去天安门、不准送花圈的禁令。他们借口清明悼念活动是“四旧”，“悼念总理会给少数阶级敌人闹事制造机会”。系党委专门派人到我们班传达校党委的指示，并要求每个党员以党性保证不到天安门去。
四月三日，星期六，下午我和班上其他八名同学（他们是：于国训、王春旭、王铁、任高良、李力、吕丽君、黄京芳、崔平）相约分别偷偷跑到新文化街清华分校集中，怕其他同学发现，我们又转移到崔平同学家中完成了白花和悼词。我们的白花用八张一号白纸精心制作，直径约有一尺半，白花前有两条黑布挽联：“天堂笑看千万后来人，鬼蜮哭煞几支烛正昏”。白花背后有竹支架，支架上方绑一块小牌子，上面附一段说明：“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我们心意的白花，在广场成千上万的花圈海洋中，我们这朵白花显得太拙劣了，可是连这样普通的白花他们也不让我们扎，他们不准花圈出校园。我们只能在校外扎了这朵平常而普通的白花。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都倾注在这朵白花中。敬爱的周总理，您是理解我们的。”下面署名：清华大学几名工农兵学员。
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以清华、北大署名的花圈在广场出现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清华、北大的师生中有不少当时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但是公开署名清华工农兵学员的惟有我们制作的白花。四月四日，一个署名“北大革命教师”的马蹄莲鲜花花篮出现在广场，也引起人们的热烈欢迎。
夜晚八点左右，我们到天安门广场。我们一行将白花安放在纪念碑东北角的一个灯柱上，然后走上纪念碑宣读悼词。十几分钟后等我们再回到灯柱边，我们的白花已经被人群团团围住。一个小伙子站在柱台上，大声朗读白花附言。人们被迟群一伙封锁清华、反对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行径激怒，呼喊出：“打倒迟群！打倒谢静宜！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
迟群、谢静宜立即得到了清华工农兵学员送白花的消息。他们连夜召开了校党委扩大会议，接着又把在校党支部书记级的干部从被窝里拖出来开紧急会议，说：“今天有人冒充清华工农兵学员送白花，企图煽动几万人冲击清华。”“这起白花事件是一起反革命事件，是几天来发生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当即还布置成立了“护校队”。
“清华小白花”当天深夜被清收掉了。
四月四日，他们在广场抓了一位重新抄写我们白花附言的总政的工人，诬陷是他冒充清华工农兵学员假造了“清华小白花”，并无耻地将这一谎言写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新元做的《天安门事件真相》的报告中。粉碎四人帮后，我从北京市公安局的揭发材料中得知我们的“清华小白花”当时被列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的重大反革命要案追查。
由于我们在清华分校制作白花遗留的一些痕迹，被我们同班的一位同学发现并向学校报告。1976年6月6日清晨，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审查，其他参与活动的三名同学被“在校隔离审查”，另外五名同学也接收批斗。我们被迟群称之为“无三班反党小集团”。……
天安门事件后，清华有四十多名师生被“隔离审查”，上百人被牵连批斗。
王军涛除“本人张贴了四首诗词”外，还“组织两个班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宣示我们的政治诉求”。
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作过《关于“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报告，报告中特别关注四五运动中有组织的活动。下面是报告的相关内容。
第二，组织上早就互相串联，结成了帮伙。
在天安门广场跳得最高，干得最凶的，台前幕后都有一帮子人，已经查明的就有几十伙，少者四、五人，多者几十人。从初步调查的情况看，他们搞组织串联，大体有以下集中情况：
一是策划于秘室，搞“裴多芬俱乐部”，早已结成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分子徐漓，在去年就与本单位的一些人结成同伙，经常在一起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从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四日，他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宣传，并精心策划在厂内贴出十八条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嚣什么“誓与党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策应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还供认，阴谋搞四○火箭筒，伏击红旗牌轿车，对中央负责同志下毒手。
一种是早就纠集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又乘机扩充或建立新的反革命组织，打出所谓“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全国罢工委员会”“临时造反委员会”“杀妖战斗队”等旗号，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网罗党羽。反革命分子侯玉良，从今年一月开始，就搞反革命串联，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又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反革命组织，采取特务手段，规定联络暗语，建立单线联系，炮制反动地下刊物《大众报》。先后网罗几十人像林彪的小舰队一样，开列了名单，划分为骨干、可靠和不可靠三类。四月五日早晨，侯玉良一伙在纪念碑周围贴出“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通知”，发表反革命演讲，用半导体话筒声嘶力竭地叫嚷“火烧得越旺越好”，带头指挥冲击人民大会堂，还组织了五名所谓“谈判代表”，侯玉良自命为“首席代表”，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后，他们又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转入地下，侯玉良与同伙总结三条“失败的教训”：一是没有联合起来，二是大学生没有发动起来，三是没有一个像样的首领。还给同伙打气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什么“进军的第一炮”，是解放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力量，“妄图卷土重来”。
一种是到外地搞反革命串联。炮制反动诗词、造谣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分子周忠铉，今年一月到桂林参加四机部召开的业务会议时，与上海、河北、广西、四川、贵阳、南京等省市一些工厂的十五、六个技术人员串通一气，传播了大量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周忠铉还和其中的五个人集体收听敌台广播，记录敌台伪造的所谓“总理遗言”。回京后保持联络，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种是外地的坏人来京搞反革命串联。吉林省劳改释放的坏分子李广德，三月二十日窜来北京与一内蒙来京的坏人王铎勾结在一起，串通了十六、七个所谓上访人员，从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接连召开了五次黑会，密谋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所谓“呼吁书”“告上访人员书”，叫嚣到北京“不是来烧香的是来拆庙的”，“贪官我也反，皇帝我也揪，不拆城隍庙，宁死不回头”，煽动要组织起来，到中南海静坐、绝食向中央施加压力，冲击中南海。
第三，到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活动，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就拿第一个在纪念碑贴出影射攻击“悼词”的反革命分子曹志杰来说，早在三月十三日就纠集同伙，密谋策划，先后开了四次黑会，指定专人起草悼词。三月底写出悼词之后，他看了嫌太平淡，“没劲”，特意加上“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等影射攻击的反动词句。四月二日还到北大法律系进行煽动，遭到工农兵学员的驳斥，市总工会要他揭下反动悼词，他坚持不揭，后来看形势不妙，又私下对同伙说：“先退回来，等待时机以后再进攻”。
在天安门广场猖狂表演的这伙反革命，幕后也大都有人煽风点火，出谋献策，在天安门广场用半导体话筒宣讲反动诗《今日在何方》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早就呕心沥血地炮制了反动诗词，并四处拉同伙，请军师。有个宣传部门的人为他写的诗反复琢磨，一边修改，一边赞赏，并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还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他的诗修改了三天，凡恶毒攻击的字眼，都用红笔划出来，肉麻地写道：“大作拜读，构思巧夺可取，感情真挚，有激情”，并为他献策说：“应写得含蓄一点，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让别人看得出来，又不能让别人抓住，望君注意”。还有个家伙为他出谋划策说，如果公安局把你抓住，你绝不能承认攻击中央的，因为你的诗从字面上怎么解释都可以。
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闹得最凶的单位，大都有领导人纵容支持，直至亲自出马，中国科学院109厂送四块反动诗牌和花圈的活动，就是在某些领导人参加下精心策划的，他们早在一月底就酝酿清明节送花圈，二月买纸作准备，三月中旬制定了花圈图案，经某负责人批准制作，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反动诗牌做得越大、越醒目，越好”。他们一共做了四个花圈，两个给周总理，一个给陈毅同志，一个给杨开慧同志，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有一个家伙，在制作花圈的时候就说过：“准备被抓起来坐牢”。三月三十一日，他们还专门开会研究送反动诗牌“走那一条路影响最大”，确定绕道走“外地人多，外国人多”的王府井，路过北京饭店送往广场。四月一日，该厂一些领导人亲自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窥测形势，并抄录反动诗词，回去进行煽动。四月二日上午，这个厂的领导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设计了一个所谓批邓大会，会上只有一个人发言，接着煽动组织了三百多人，指定了正副总指挥，从工厂所在地德胜门外祁家豁子出发，用四辆汽车在头前开道，抬着花圈，举着诗牌，招摇过市，到北京饭店门前故意停留了五分钟，以便让外国人拍照，他们还指定专人把送反动诗牌的各种场面都一一拍成照片，蓄意扩大反革命影响。还有一些单位也有类似情况。
当时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在政治上倾向于非毛联盟，拒不执行北京市委关于清明节活动的紧急指示，实际上处于失控或者变节的状态，这使得4月4日参加天安门广场纪念活动（实为政治抗议活动）能够突破百万人的高峰，极大地振奋了四五运动活跃分子的斗志。
推动与激发
4月4日深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对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进行了彻底清理，并且公开抓了李西林等一批活跃分子，事件似乎已经平静了，但第二天又掀起一个更大的高潮，这里面既有一些有心人的推动，也有一些偶然因素的激发。
4月5日晨，当我来到天安门广场时，已有上千名群众聚集在纪念碑的几层台座上。不久，大约有一个连的军人开上纪念碑并围成一圈，一面喊着“奉中央的命令，今天修理纪念碑，清明节已过，不能再送花圈了”，一面驱赶着群众离开纪念碑。这时，一个青年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好的小花圈，要求摆放到纪念碑浮雕处。军人们推搡这名青年，阻止他往前走。这时我正好在青年身旁，在批评军人无理阻拦的同时，带头冲破了由他们手拉手组成的人墙，周围群众一拥而上，把军人的队伍冲了个稀哩哗啦，簇拥着这名青年把花圈安放在了纪念碑上。事后回想，如果不是这名青年事先准备了一个小花圈放在书包里，可能就无法动员在场群众奋起抗争；如果当时开上纪念碑的军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可能就控制住了纪念碑台基上的局面。
忽然，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责备送花圈的青年，并索问其所在单位。这就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慨。“北京整流器厂工人吕德俊，听到一个穿蓝制服的人说：”大家不要受反革命分子挑动。别再闹了。别为走资派卖命了，现在报上都快把走资派点出来了。‘这篇昏话也被北京化工学院陈子明等人听到了。群众说这人是在攻击周总理，就追上去打。这时，有两名公安人员上来解围，群众发现他们是便衣，怒火都集中到他们身上。其中一个飞步跑向人民大会堂，群众从后边追，一直追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群众立即把那人团团围住，反过来质问他，还要让他尝尝人民的铁拳。这时，有两个人前来解围，当群众认出他们是便衣警察时，’打这两个便衣‘！不仅成了群众的语言，也成了群众的行动。一个便衣见状像落马逃荒似地跑下纪念碑西台阶，向人民大会堂飞奔。纪念碑上的群众紧迫不舍。“这样一来，就把天安门广场聚集的人群的主体，从纪念碑引向了人民大会堂。我不认为是”便衣“故意把群众引向人民大会堂，以便扩大事态，制造镇压借口，但他确实是把运动引向新高潮的一个诱因。
有人说，只要是群众运动，领导权就必然落到最激进的一翼手中，最终必然会失去控制。其实并不尽然。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运动的激进化和无序化就可以受到控制。
4月5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当局调来两辆交通广播车，在大会堂东门口前的马路上来回行驶，反复宣讲：“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当时，我带领一部分群众截住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干部乔厚传等人所在的一辆。乔厚传等人被从车里揪出来后，我对乔厚传说：“如果你不反对周总理，那你就喊‘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我们永远怀念周总理！’”乔厚传迫于形势，就呼喊了这些口号。这样，乔厚传等人既没有挨打，交通广播车也被群众放行。[14]事后，乔厚传被刘传新认为是“经不起考验”的公安干警，受到处理。与此同时，另一辆交通广播车则被群众掀翻，车中的播音员也挨了打。事后，挨打的女播音员被刘传新一伙评为“英雄”，受到表彰。
在大会堂东门外，有人称花圈就藏在人民大会堂里，让大家冲进去抢花圈。当时我就在大会堂的玻璃门外，里面的动静看的一清二楚。我和几个人站出来阻止了这种冒险的举动，因为只要冲进去，肯定会立刻发生流血冲突。这时，又有一个营左右的军人从人民大会堂的南面开过来。“为了得到解放军的同情和支持，人民大会堂前的王维衍、刘迪、赵世坚、陈子明和侯玉良等几个青年（应当再加上‘一位戴眼镜身穿蓝制服的青年’，他在当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刘迪的掩护，他没有被捕入狱，因此人们一直不知道他的姓名——笔者按）临时草凑了一首题为《敬告工农子弟兵》的诗，……青年工人侯玉良激情地朗诵了这首诗，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人，也感染了在场的解放军战士。虽然，战士们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是，双方的对立情绪已大大地缓和了。接着，几个青年提出成立‘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和将紫竹院公园改为周恩来公园的建议。由侯玉良宣布，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同。”此时，运动的临时指挥机构已经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
在一个工人民兵的指点下，人们得知广场东南角的小灰楼就是军警和工人民兵的“三联指挥部”所在地。于是，群众在人民大会堂前排成十路纵队，手挽手，高唱着《国际歌》，穿越天安门广场，走向那座小灰楼。“我们到达小楼门前时，工人民兵早在楼门外排成了‘人墙’。我从一个民兵手中夺过一个半导体喇叭，准备呼吁民兵不要为野心家们卖命，尽快站到人民一边来。但我刚要喊话就遭到暴徒的一阵毒打，群众冲上来，才把我抢救出来。我顾不得伤痛，接过喇叭高呼：”严惩毁花圈、抓群众的凶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誓与党内野心家、阴谋家决一死战！‘随后许多同志也陆续用这个喇叭发表演说、高呼口号。在群众的一致要求下，我和赵世坚、孙庆祝、侯玉良等同志被推选为代表，进小楼去和联合指挥部谈判。我们四名代表来到门前，说明我们是代表群众来谈判的，但守门的’人墙‘就是不让我们进去。无奈，我们四人只好踩着他们的肩膀爬了进去。进楼后，我们就上了楼梯，走到二搂时，十几个军人和便衣人员拦住了我们。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军人自称是这里的负责人，说有什么事可以对他讲。我们愤怒地谴责了他们收花圈、捕群众的罪行，并让他去窗口向广大群众交待犯罪经过。他就是不敢去，说什么：这样办国际影响不好，还让我们去劝告群众，解除对小楼的包围。我们严正指出：人民的抗议行动完全是由于你们收花圈、捕群众引起的。我们代表人民向你们提三项要求：一、全部交还人民献给周总理的花圈，二、立即释放因悼念总理而被捕的群众，三、严惩毁花圈、捕群众的罪魁祸首。那军人诡称不了解情况，不能负责。这时来了几个女人，说这里是家属宿舍，楼下有个患心脏病的老太太，求我们别让群众在这儿喊了。就这样谈了十几分钟，毫无结果。最后我们说：你们毫无诚意，态度恶劣，我们要如实向群众汇报，听取群众的裁决。然后我们四人就走出了小楼，向群众宣布了谈判情况。“
我离开小灰楼后，便与侯玉良、赵世坚、孙庆祝等人分了手。因为当时我的脸上长了一个瘊子，瘊子被打破后脸上流着血，同时又被挤掉了一只鞋，离开小楼时两只脚分别穿着布鞋和球鞋，这个样子很显眼，太容易被“便衣”钉上了，我必须回家把血止住和换鞋易服。等我再次返回广场时，已经与上述几位失去了联系。侯玉良等人离开小灰楼后，又来到纪念碑上发表演说。当“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成员都离开小灰楼之后，才出现了群众烧车、烧楼的情况。
只要有一批政治目标比较明确、政治经验比较丰富的运动核心力量，群众运动就不会完全失控。然而，在1976年那样的高压统治下，一个稳定的运动领导架构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因为在4月7日就被送往永乐店农场劳改，没有再次入狱，其他的“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成员则几乎被一网打尽。需要在公民社会发育到一定程度，并已产生出一批有威信、有担当的民间政治领袖的情况下，群众运动才能进退自如，并取得预期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