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看过1月9日南都社论《对不起小姑娘，你被所有的邪恶伤害》，我才知道一个名叫张殊凡的北京小女孩上过《新闻联播》，而她在接受采访时的几句话(“上次我上网查资料，突然弹出来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我赶紧把它给关了”)则受到网民的强烈质疑。短短几天之内，她的所有资料被“人肉搜索引擎”曝光，她的“很黄很暴力”成为2008年年初的流行语，她被许多帖子恶搞、攻击、污辱、谩骂，她成了网民泄愤的对象。此事见报后，已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而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视频截图制作者已公开道歉，一些网友也开始反省自己的网络暴力行为，这是事情的最新进展。
对于网络上的语言暴力，笔者一向不敢恭维；对于这次事件中所暴露出的国民劣根性(比如，它很容易让人想到“柿子先拣软的捏”)，也理应受到谴责。此外，我们更应该反省家长的责任、学校的责任、记者的责任、媒体的责任。而由于小女孩只有13岁，她还没有形成价值观和判断力，所以作为未成年人的她是没有责任的。即使她撒了谎，她也没有能力为她说过的话承担责任，她只是一名受害者。——在媒体的报道中，我还看到了这种为小女孩做无罪辩护的文字。
这样的辩护固然顺理成章，但我更希望把事情考虑得复杂一些。在众多的质疑声中，有人认为小女孩说的那几句话太成人化也太主流化，不可能出自一个小学生之口。所以她便有了撒谎之嫌，也有了配合电视台记者采访之嫌。我倒觉得那几句话既非配合也非撒谎，而就是她面对镜头的一种习惯表述。当然，进一步思考，我们还可以做出如下推断：面对镜头时，她用自己的嘴小和尚念经般地说了几句不一定是她想说的话。
上面的这句话有点绕，我需要做点解释。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体制一直在鼓励人撒谎，这种状况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比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之类的假大空话，被认定为隽秀之语，要求置于作文的开头。如今，那些生猛之大词，豪华之强句虽然消失了，但假大空的话语并没有因此绝迹，它们改头换面之后，依然在中小学生的作文中四处游荡。学生们明明知道那不是自己想说的话，却又不得不说。有一次，我儿子拎着一本模范作文的书回来，气急败坏、大发雷霆地说这上面的狗屁作文是什么东西，老师却让我们当范本。我说你要是觉得那些破烂玩艺儿不入眼，你可以不学它嘛。儿子说不学还不行，老师已发布威胁令，不这样写，来年的中考就休想拿到好分数。
这个例子表明，我们的中小学生现在依然做不到“我手写吾口”。他们在私下场合，说点自己想说的心里话不成问题，而一旦面对作文本，他们便不得不把人话收起来，把那些冠冕堂皇、不着四六的官话、神话、车轱辘话放出去。而长期被这种教育体制所规训，习惯便成自然，但凡正式场合发言，他们就可以不假思索地言不由衷了。那个北京小女孩面对镜头，侃侃而谈，或许就是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规训之后的一种成效。
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除了学校，还有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所以，我们对电视之类的东西也不可小觑。偶尔看一看CCTV的《新闻联播》，我总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大事发生记者在街头采访时，我们的群众常常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的遣词造句、行腔运调等等似曾相识，俨然非常CCTV。于是我便意识到，官方话语其实有着一个奇怪的旅行过程。当强大的宣传机器开动起来之后，官方话语就以非常的方式植入了民众的无意识深处，他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反而被挤到一边。长此以往，民众心中的官方话语系统就越完善、越发达，自己的那套话语体系则越贫困、越寒酸。这时候，一旦有话筒伸到自己面前，他们就会慷慨陈词，滔滔不绝，这是官方话语系统启动的结果。民众把宣传机器听来的东西预先存储，然后又在受访时把它还给了宣传机器，而宣传机器则以此作为民众的声音，作为某项政策、法令深入人心的证词。我以为，这才是宣传机器与民众互动过程中的一个秘密。
所以，如果我们承认北京小女孩说的那番话很“新闻联播”的话，我们也就必须承认，这种话语其实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小女孩的遭遇值得同情，但她的那套话语却更值得我们反思。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