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陈一谘在洛杉矶接受本台专访（记者萧融）
Photo: RFA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出现过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一批原本在体制内并无一官半职，其中绝大多数甚至也没有任何学术职称的年轻人，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小团队，用他们独立的调查和研究，竟然有力地影响了最高当局开启经济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这在共产国家中是没有先例的，如杨小凯所说，这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先河”。

在这个小团队中，有一个人起的作用相当关键，不可或缺。这个人就是陈一谘。

今年5月，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陈一谘回忆录》。

其实，早在24年前六四屠杀之后，陈一谘刚刚逃脱中共当局的通缉追捕，来到自由的海外，不少朋友就劝老陈写回忆录。是的，以老陈半世生涯的多灾多难多姿多彩，既有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近身接触，又有在中国底层社会多年的摸爬滚打，还有对中国改革的深度参与，对八九民运的坚定支持，以及六四后惊险的胜利大逃亡；凡此种种，不写下来实在太可惜了。

老陈也答应写回忆录，只是迟迟未动笔。在流亡的日子里，他先是参与创建民主中国阵线，然后又创办和主持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不料在接下来的岁月，老陈的健康突然亮起红灯：2002年查出淋巴癌，2005年胳膊和腿不能动，2007年患急性胰腺炎，2008年又得了恶性胆道癌。医生说，老陈这些病痛，应是年轻时的积劳积伤所致。从2002年起，陈一谘都是在和疾病周旋，不止一次被医生宣判死刑。朋友们不但为他的健康，而且也不得不为他的生命担忧。多亏良医指点，更凭着顽强的毅力和旷达的心态，老陈居然一次又一次地从阎王爷鼻子底下跑回来了。到了2010年，老陈的病情趋于稳定，于是他开始写回忆录；2011年10月，终于完成了这部六十余万字的书稿。

这部回忆录，作者从自己的家世写起，写自己的家族，自己的童年少年，继而写到大学生活和文革遭遇，然后又写到改革，写到八九和六四，最后写到逃亡。作者的经历是如此的不同凡响，尤其是从1977年78年到1989这一段，作者的经验，感受，思考都是相当重要相当深刻的；他所提供的视角更是独一无二。

读《陈一谘回忆录》，你一定会惊讶作者怎么有那么好的记忆力，能把几十年来自己遭遇到的大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都记得那么清楚。这实际上有赖于作者多年的积累。从15岁起，陈一谘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可是文革一来，日记成了“思想反动”的罪证，全都没了下落。不过从1967年开始，作者把记日记改成了写“大事记”，也就是把每天发生的大事用几个字记下来，以帮助记忆，同时又不给别有用心者留下把柄。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另外，在写作过程中，作者除了广泛地阅读图书资料以外，还请了大量的亲戚师长朋友同事提供素材和资料。

《陈一谘回忆录》写到八九.六四为止。从时间上看，老陈讲的都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在风云多变的当代，这段历史和今天似乎已经很遥远了。但如果你因此便以为这本书缺少现实意义，那就大错而特错。因为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不了解昨天就不可能了解今天。这里我只讲一个问题。

《陈一谘回忆录》一书，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有关经济改革的章节。陈一谘把农村选作改革的突破口，原因之一是在农村开启改革，阻力会比较小。但即便是这样，从《陈一谘回忆录》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改革的启动是多么艰难，阻力是多么大，风险是多么高。

然而讽刺的是，六四之后，虽然保守派一度势力大涨，经济改革一度停顿乃至倒退，但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形势立即大变，原先的保守派——包括李鹏——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六四后的中共，在经济改革方面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迈的步子更大，走得更快更远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泥？

读《陈一谘回忆录》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从一开始，中共保守势力之所以反对经济改革，主要就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保守派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他们并不是说包产到户会降低产量不利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是说搞包产到户是否定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是反党。保守派担心的是，如果经济改革就是在经济体制上，改掉共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也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被共产革命打倒的那一套也就是恢复资本主义，那岂不是对建立在共产革命和社会主义之上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釜底抽薪，根本否定？那岂不是对政治自由化的鼓励怂恿？过去共产党镇压民运，唯一的法宝就是指控对方“复辟资本主义”，如今共产党自己就在复辟资本主义了，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镇压民运，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呢？

六四之后，邓小平92南巡讲话之后，保守派的态度变了。既然他们最担心的事情－－民运－－已经发生，并已经被强力压下，短期内很难再起，共产党既然已经把坦克车开上了街屠杀了和平抗议的民众，原来那套意识形态外衣已经被撕得粉碎，再修补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而现在他们就可以不要意识形态的包装，让暴力赤膊上阵，把一切所谓“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于是在经济方面也就可以不必在乎“姓社姓资”，可以更大胆地搞资本主义了。不难想见，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必然沦为权贵私有化，必然导致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必然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从表面上看，六四之后，中共并没有停止经济改革，而是继续经济改革深化经济改革；但实际上，六四后的经济改革走的是一条邪路，它和六四前的经济改革有本质上的不同。读《陈一谘回忆录》，可以使我们对此获得清醒的认知。

图片: 陈一谘在洛杉矶接受本台专访（记者萧融）
Photo: RFA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出现过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一批原本在体制内并无一官半职，其中绝大多数甚至也没有任何学术职称的年轻人，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小团队，用他们独立的调查和研究，竟然有力地影响了最高当局开启经济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这在共产国家中是没有先例的，如杨小凯所说，这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先河”。

在这个小团队中，有一个人起的作用相当关键，不可或缺。这个人就是陈一谘。

今年5月，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陈一谘回忆录》。

其实，早在24年前六四屠杀之后，陈一谘刚刚逃脱中共当局的通缉追捕，来到自由的海外，不少朋友就劝老陈写回忆录。是的，以老陈半世生涯的多灾多难多姿多彩，既有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近身接触，又有在中国底层社会多年的摸爬滚打，还有对中国改革的深度参与，对八九民运的坚定支持，以及六四后惊险的胜利大逃亡；凡此种种，不写下来实在太可惜了。

老陈也答应写回忆录，只是迟迟未动笔。在流亡的日子里，他先是参与创建民主中国阵线，然后又创办和主持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不料在接下来的岁月，老陈的健康突然亮起红灯：2002年查出淋巴癌，2005年胳膊和腿不能动，2007年患急性胰腺炎，2008年又得了恶性胆道癌。医生说，老陈这些病痛，应是年轻时的积劳积伤所致。从2002年起，陈一谘都是在和疾病周旋，不止一次被医生宣判死刑。朋友们不但为他的健康，而且也不得不为他的生命担忧。多亏良医指点，更凭着顽强的毅力和旷达的心态，老陈居然一次又一次地从阎王爷鼻子底下跑回来了。到了2010年，老陈的病情趋于稳定，于是他开始写回忆录；2011年10月，终于完成了这部六十余万字的书稿。

这部回忆录，作者从自己的家世写起，写自己的家族，自己的童年少年，继而写到大学生活和文革遭遇，然后又写到改革，写到八九和六四，最后写到逃亡。作者的经历是如此的不同凡响，尤其是从1977年78年到1989这一段，作者的经验，感受，思考都是相当重要相当深刻的；他所提供的视角更是独一无二。

读《陈一谘回忆录》，你一定会惊讶作者怎么有那么好的记忆力，能把几十年来自己遭遇到的大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都记得那么清楚。这实际上有赖于作者多年的积累。从15岁起，陈一谘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可是文革一来，日记成了“思想反动”的罪证，全都没了下落。不过从1967年开始，作者把记日记改成了写“大事记”，也就是把每天发生的大事用几个字记下来，以帮助记忆，同时又不给别有用心者留下把柄。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另外，在写作过程中，作者除了广泛地阅读图书资料以外，还请了大量的亲戚师长朋友同事提供素材和资料。

《陈一谘回忆录》写到八九.六四为止。从时间上看，老陈讲的都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在风云多变的当代，这段历史和今天似乎已经很遥远了。但如果你因此便以为这本书缺少现实意义，那就大错而特错。因为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不了解昨天就不可能了解今天。这里我只讲一个问题。

《陈一谘回忆录》一书，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有关经济改革的章节。陈一谘把农村选作改革的突破口，原因之一是在农村开启改革，阻力会比较小。但即便是这样，从《陈一谘回忆录》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改革的启动是多么艰难，阻力是多么大，风险是多么高。

然而讽刺的是，六四之后，虽然保守派一度势力大涨，经济改革一度停顿乃至倒退，但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形势立即大变，原先的保守派——包括李鹏——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六四后的中共，在经济改革方面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迈的步子更大，走得更快更远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泥？

读《陈一谘回忆录》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从一开始，中共保守势力之所以反对经济改革，主要就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保守派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他们并不是说包产到户会降低产量不利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是说搞包产到户是否定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是反党。保守派担心的是，如果经济改革就是在经济体制上，改掉共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也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被共产革命打倒的那一套也就是恢复资本主义，那岂不是对建立在共产革命和社会主义之上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釜底抽薪，根本否定？那岂不是对政治自由化的鼓励怂恿？过去共产党镇压民运，唯一的法宝就是指控对方“复辟资本主义”，如今共产党自己就在复辟资本主义了，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镇压民运，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呢？

六四之后，邓小平92南巡讲话之后，保守派的态度变了。既然他们最担心的事情－－民运－－已经发生，并已经被强力压下，短期内很难再起，共产党既然已经把坦克车开上了街屠杀了和平抗议的民众，原来那套意识形态外衣已经被撕得粉碎，再修补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而现在他们就可以不要意识形态的包装，让暴力赤膊上阵，把一切所谓“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于是在经济方面也就可以不必在乎“姓社姓资”，可以更大胆地搞资本主义了。不难想见，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必然沦为权贵私有化，必然导致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必然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从表面上看，六四之后，中共并没有停止经济改革，而是继续经济改革深化经济改革；但实际上，六四后的经济改革走的是一条邪路，它和六四前的经济改革有本质上的不同。读《陈一谘回忆录》，可以使我们对此获得清醒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