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神谕告诫人：“认识你自己”，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的城邦而言，没有什么比公民们对自己的了解更重要了。人们总是觉得很了解自己，但是最近150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不断地追求、崇敬、膜拜过很多东西，有时候甚至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极端义无反顾地冲向另一个极端，这个事实说明我们其实并不是真的认识自己。在我们自以为自由行事的时候，或许我们只是在不经意间听从某些观念的摆布？而我们自以为醒悟的时候，只是在听从另一些观念的摆布？对于认识自己而言，就没有什么比认识支配我们的观念更重要的事情了。只有认识了那些统治着我们的观念，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然后才能从这种思想的专制中挺身而出，才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那么，什么样的观念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塑造着我们的人性呢？今天的中国究竟与以前有什么不同？是什么使我们变成了和我们的祖先不同的人呢？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经济决定论的出现，并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确立了其统治性的地位。我所说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熟悉的那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理论，它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经济发展成为决定性的国家目标，成为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合法性的来源。换言之，经济发展是我们这个国家得以建立、运行的哲学基础，是创造并且论证我们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哲学基础，它甚至给出了我们的生命意义。并且，它对我们实施了思想专制，让我们处于它所造就的新牢笼之中。今天，或许到了我们对它进行反思，并从中走出的时代了。因为，当我们发现有一种观念主宰着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那也就是我们要对它保持警惕的时候了。它可能造就了我们的偏见，并且还会不断地鼓励和怂恿我们对它进行膜拜。

经济决定论的作用

有人把改革以来的时代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因为整个国家终于把发展经济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个人发财致富的权利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认可，物质享受成为个人正当的乐趣。在中国历史上，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应该说，这种增长并不是仅仅增加了政府的财富，财富没有用来穷兵黩武，全民族都从中受益。经济决定论使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创造财富的干劲，每个人都在勤奋地工作，用不着什么特别的动员、刺激，每个人都切实地感到背后有一根皮鞭在催促他们，使他们不敢停歇。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发展扫清了一切障碍。只要我们看看，那些在思想上依然沉湎于种种道德决定论，或者超验信仰的民族的命运就知道了。他们还在抗拒世俗的幸福、抵抗财富的腐化，他们鄙视功利的人生价值、鄙视技术工具，他们常常创造出惊世的壮举，也会诞生一些文化的、政治的巨人，但在国家强大的道路上他们却举步维艰；在改进自己的生活，这样一些琐细的事情上他们却束手无策。

完成这样的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我们的传统帝国解体以后，因为儒家意识形态从公共领域的退隐，如何立国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出现。它凝聚了整个国家，国家的运行似乎须臾也离不开它。因此，当世俗化的改革开始的时候，许多人预言这个国家将陷入分裂。但是他们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其中的部分原因就在于经济决定论取代了先前的革命意识形态。当然，经济决定论与革命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分别，即便同是凝聚国家的力量，二者的方式、属性也完全不同。

经济决定论顺利地完成了党内的整合和党的转变，在改革初期，开拓精神和改革精神，曾经是共产党员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改革派”在民众和传媒中的主要形象。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曾经为改革论证了合法性。而这两者其实都只是经济决定论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前的替代品，也正是通过它们，经济决定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完成了调整和改造。只有30年的时间，改革精神和真理标准，这些名词在今天听来都已经带有过分浓厚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意味。

经济决定论下的权力变得温和、理性起来，这是因为经济决定论本身的特性使然。为了发展，权力必须抑制自己的偏好，改变自己与人斗争的习性。它甚至开始懂得尊重规则。与之相对应，民众也第一次获得了独立，他们不再对什么名目的统治者感到敬畏、恐惧，他们也不再需要这些人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虽然他们拥有的自由是有限的，但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做主，慢慢地他们习惯了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对于任何人的干涉、指责都变得分外敏感，虽然他们对于政治自由，对于在公共领域的生活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

与国家相对立的是独立的、庞大的、沉默的、分散的个人，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改革的稳定形态。个人虽然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事务，但他们是自信的，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因此，在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人们勤奋敬业、积极进取。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为革命意识形态的瓦解而走向丛林战争。至少在经济事务上，在力量大致相当的人之间，人们开始习惯于遵守规则，开始尊重别人的利益和权利，懂得相互合作，因为长远地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虽然规则还很不健全，虽然强者还常常劫掠弱者，但毕竟劫掠不再戴上道德的面具。而且，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决定论倾向于平等，虽然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巨大差别，富人的生活令人羡慕，但他们并不高人一等。一些富人们曾经错误地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在国家之外，所有的人都一样弱小。经济决定论也使我们的民情变得温和、务实，人们不再热衷于任何哲学上的普遍主义，他们更重视自己的常识和实践经验。

经济决定论还成功地使中国融入了国际社会。想想看，现在我们和世界交往的最重要的共同话语不就是发展吗？甚至一些更复杂的、经济事务以外的分歧，也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共识下谋求相互理解，找出临时的解决办法。“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长久以来，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抱有一种强烈的偏见，但中国的确做到了在国际社会的长期误解面前，坚韧地放下身段，解释、交流、沟通，参加各种国际论坛、国际组织，甚至不惜放弃一切有所作为的机会，终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初步认可。这的确很难得。

与强人式发展主义的不同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曾经经历过类似经济决定论的时期，进入现代世界以来，每个民族的上升都必然以经济力量的上升为标志。虽然在欧洲和北美，发展被认为只是自由的副产品，人们并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建立自由制度，而是长久、稳定的自由带来了工商业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但是在现代世界里，贫穷而又能坚定地维持自由的国家几乎没有出现过。因此，每个有志气的民族都会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发展主义主导国家应该说是有其必然性的。

坚持发展主义的国家往往依靠强人来实现国内和平，保证发展路线的实施。如同古代的立国者一样，这些强人在完成建国以后，会自然地在公共生活中消失。或者是他的自然生命的结束，或者是他自动引退。因为强人无论从制度上还是性格上都是与自由的制度不相符合的。事实上，强人也无法把自己的权威留给继承者，如果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国家还需要依靠他的声望，那么绝非国家之福。

发展主义也可以在一个远离自己国土的大国强力支持下完成。但是这需要满足更多的条件，比如大国的战略需要、本国统治阶级对民族感情的自觉克制、统治阶层的坚韧、高效、廉洁等等，或许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只适合于一些小国。发展主义还可以依靠军队等国家机器的坚强支持来实现经济发展。在中国，这些条件都很难成立。对于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度来说，需要一个实在的、坚强的力量支持自己。没有这种支持，它无法应付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斗争，地方之间的利益斗争常常使中央政府备感棘手)。在缺乏其他手段的情况下，财政就成为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在经济决定论的指引下，这也是最自然的方法。中央集权制度需要金钱来平息地区之间的矛盾、落后地区的怨气，来压制发达地区的桀骜，以及抚慰利益受损者的不满。

经过多年的改革，国企成为国家最可靠的依靠，它的兴衰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的执政力量。经过改革的国企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它不再具有以前那种保持社会性质，体现某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的功能，它也不再是人民的企业，它的兴盛发达已经无法激动人民。因此，在它的内部管理中，可以作任何尝试。它不仅是税收的来源，还控制着经济的命脉。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它的存在和发达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任何从效率意义上对它的攻击都是无效的。为了维持它的强大存在，国家不得不满足它的各种利益要求，比如垄断；也必须忍受它的一切恶劣习气，比如低效、浪费、贪污等等。这一点实际上严重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企对国家真正有意义的功用：与国际资本展开竞争，提供技术的进步和升级。

但是，国企的这种存在显然是与经济决定论的主张相冲突的，因为谁都知道，它近乎垄断了一切有高额利益的行业。政府一方面在不断地从经济事务中抽身，同时却不得不加大对国企的扶持；一方面在不断地铲除影响经济发展的种种不平等因素，同时却又不得不不断增强国企的垄断地位。它一方面试图使市场发达，同时又要不断地破坏市场。

由于官民分立的政治结构，经济的增长并没有使政府的力量增强，反而使它备感艰难。地方政府在与经济上升阶层的联盟中，常常能获得好处，而中央政府却不能。事实上，地方政府的这种举动也常常使中央政府疑虑重重。这也是它与强人式发展主义的区别之一。

虽然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常常令执政者备受诟病。但除此以外，它也毫无办法。因为要使自己从经济增长中地位不断增强，它必须把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众的授权上，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真正的税收上。而这就需要它改革自己的财政，建立公共财政。如果这样，它必须接受税收贡献者的权利要求。只有这样，国家超越于利益集团之上的、真正独立的地位才能确立。显然这首先需要一场政治哲学革命，需要放弃经济决定论，甚至是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而在经济决定论构建的世界中，只有使经济不断发展，只有拥有经济力量才能协调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统治也才能有力量。

因此，在培育市场自己运行的同时，政府无法克制自己干预经济生活的冲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人也常遭受伤害和侮辱；在建立规则的同时，人们也有动力去购买破坏规则的特权。

对和平崛起的制约

在中国最初融入世界的时候，经济决定论是一个恰当的工具。中国理性、务实的新形象是他们能够理解，也乐于接受的。中国也忽然发现原来世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冷酷，他们对中国的热烈欢迎，他们的开放态度，以及他们发达的物质财富、热情文雅的人民也使中国人150年来和世界的对抗情绪松懈下来，世界在我们面前是友善的、理性的，甚至是天真的。

但是，我们逐渐发现经济决定论所描绘的和平的、合作的、发展的世界图景其实并不那么真实。当我们真正进入国际世界以后，才逐渐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想象是多么幼稚。因为民族间的殊死争斗从未停歇过，虽然形式或有不同，在经济领域遭遇的抵制最先也最充分地被感知。但甚至就是国家间的经济斗争中，经济决定论指引下的外交哲学也显得非常稚嫩，因为在它看来国家间的经济斗争究其根本应该是自由竞争，国家和政府在这种斗争中如何壮大本民族的经济力量，如何保护自己，打击别人，事实上经济决定论一无所知。它常常使国家像个妇人一样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欺负，自己却插不上手。

这种外交哲学对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权力斗争完全不能领会。它所擅长的只是如何利用经济力量来获得别人的好感。但这样获取的好感不是尊重，有时还是一种轻蔑。而权力意味着对别国的影响力，并通过这种影响力实现对国际规则的发言权。虽然这种影响力常常是以经济力量的大小来衡量，但显然并不是有了经济力量就可以自然获得和应运自如，也不是说经济力量小的国家就不可能发挥重要影响。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外交力量并不完全决定于它的经济力量，也并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强大到肆意妄为，任意制定或者修改规则，我们也不可能等到如此强大才开口或者动手。事实上，一个沉默的或者满口空话的大国是会更加令人不安的，会使别人更加警惕。因此，加入国际世界的日常生活和斗争，或许是更为可取的选择，它能使我们获得经验，赢得更多的信任，当然还有更多的利益。

要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首先我们必须完成自身的政治和文化表述。虽然我们在经济上觉得自己非常强大，很有信心，甚至觉得自己的一些制度是正当的，是创造性的，是文明的。但却总是有意在避免给自己的制度和文明作出正面阐述。这是因为在经济决定论的桎梏下，我们丧失了这种能力。它不能表达自己，也无法让别人理解自己。因此，经济决定论不可能使中国与世界展开政治和文明的真正对话，使世界正视我们的文明。

此外，经济决定论的确是热爱和平的，但它却缺乏保卫和平的能力、手段和主张。因此，它很容易从对世界的乐观想象中迅速回到敌对的态度。当它发现外部世界是晦暗的、阴郁的，到处充满了阴谋和陷阱的时候，外部世界开始让它觉得紧张、局促。于是，它很自然地就会觉得内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亲近。它会认为以前的一切都是假象，背后的斗争才是赤裸裸的。虽然这并没有错，但是，它不愿意参与这种斗争，因为它不知道怎样才能参与。它会把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借口，使自己拒绝和外部世界的沟通、交流、斗争。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并不会使中国越来越坚强，而是越来越胆怯；也不会使中国越来越勇敢进取，而只会越来越色厉内荏。

总之，经济决定论无法给我们提供更现实的、更平衡的对国际世界的认识，更不用说指导我们的外交实践了。因此，对于中国的外交发展来说，它已经成为制约和障碍。

对公共生活的陌生

经济决定论还顽固地排斥文化的建设、社会的生长和民族的政治成熟。它的一元论思维使它不仅不能建立适合经济发展的健康土壤，实际上它每天都在破坏这样的土壤的生成。在经济发展中强大起来的阶层，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握有民族的经济权利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它不能成熟地运用这种权利，并且把这种经济权利转化为政治权利的话，它的经济权利实际上是对民族利益的危害。因为它只是一个阶层的私利，而不是国家利益。

经济决定论使每个人埋头于自己的私人事务，仿佛政治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在他看来，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从来也不会受到威胁，如果有威胁，他也只能把其理解为偶然、特殊的事件。因此，他们很难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因为他们无从把自我作主的习惯扩展到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他们既不愿意领导，也从不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自己成为人上人，用自己的利益来压倒和覆盖别人的利益。因为缺乏公共生活和公认的原则，他们不懂得说服、妥协，在内心，除了强力和命运，他们不接受任何秩序。经济决定论完全忽视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事实上，民众并非没有政治诉求，他们只是更愿意把政治诉求包裹在利益诉求当中。因此，往往对他们的利益诉求的满足或者利益冲突的解决并不能使民众真正的信服和愉悦。因为他们虽然自称是为了实际利益，但并不真的如此。面对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除了利益的分配以外，政府往往依赖金钱来摆平冲突。它有时偏向强者一点，有时偏向弱者一点。它很少真正依靠法律，但它却总是宣称自己在执行法律。虽然看上去它每次都能得手，但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威信却在每次裁决中被损害。只有在法律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法律，才会服从法律。在这里似乎没有主权者。

在一个缺乏公共生活自由空间的国家里，每个利益集团都把自己打扮成国家的方向，最大多数人、最长远的利益的代表者，他们暗自也相信这一点。因为没有正式的授权机制，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不经授权就代表其他人。他们不是试图说服别人同情、理解、支持他们的要求，而是阴郁地沉默着，等待着有一天用自己的利益统一和取代别人的利益。

在经济决定论下的个人实际上被迫成为金钱的奴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金钱是自由的基础，但实际上，财富并没有使我们更自由，使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也没有能够使我们有能力和意愿从事更多的创造发明、艺术创作。对物质财富的单纯追求，最终会损害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对肉体享乐的单纯满足，最终也会损害人们享受生活的乐趣。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经济决定论以改革的名义渗入每个机构。它或许会带来这个机构的一时繁荣，但也毫不吝惜地败坏了这些机构，使它们唯利是图。改革进入的地方，人们想办法从政府手里搞钱，改革还没有开始的地方，人们从别人身上搞钱，如果他们有能力给这些人制造伤害的话。学校、医院、研究所、甚至托儿所都不能幸免。在那里真正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人被善于炒作、善于利用关系搞来钱的人取代；真正有能力治病，也善于治病的人被能够创收、善于买药的人取代。根据自己的便利，人们加入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这里坑害别人，换个地方又被别人坑害。每个团体都在相互竞争，提高自己危害别人的能力。经济发展不是可以忽视的目标，但经济决定论的膨胀确实已经吞噬了社会的繁荣。

希腊的神谕告诫人：“认识你自己”，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的城邦而言，没有什么比公民们对自己的了解更重要了。人们总是觉得很了解自己，但是最近150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不断地追求、崇敬、膜拜过很多东西，有时候甚至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极端义无反顾地冲向另一个极端，这个事实说明我们其实并不是真的认识自己。在我们自以为自由行事的时候，或许我们只是在不经意间听从某些观念的摆布？而我们自以为醒悟的时候，只是在听从另一些观念的摆布？对于认识自己而言，就没有什么比认识支配我们的观念更重要的事情了。只有认识了那些统治着我们的观念，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然后才能从这种思想的专制中挺身而出，才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那么，什么样的观念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塑造着我们的人性呢？今天的中国究竟与以前有什么不同？是什么使我们变成了和我们的祖先不同的人呢？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经济决定论的出现，并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确立了其统治性的地位。我所说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熟悉的那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理论，它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经济发展成为决定性的国家目标，成为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合法性的来源。换言之，经济发展是我们这个国家得以建立、运行的哲学基础，是创造并且论证我们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哲学基础，它甚至给出了我们的生命意义。并且，它对我们实施了思想专制，让我们处于它所造就的新牢笼之中。今天，或许到了我们对它进行反思，并从中走出的时代了。因为，当我们发现有一种观念主宰着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那也就是我们要对它保持警惕的时候了。它可能造就了我们的偏见，并且还会不断地鼓励和怂恿我们对它进行膜拜。

经济决定论的作用

有人把改革以来的时代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因为整个国家终于把发展经济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个人发财致富的权利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认可，物质享受成为个人正当的乐趣。在中国历史上，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应该说，这种增长并不是仅仅增加了政府的财富，财富没有用来穷兵黩武，全民族都从中受益。经济决定论使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创造财富的干劲，每个人都在勤奋地工作，用不着什么特别的动员、刺激，每个人都切实地感到背后有一根皮鞭在催促他们，使他们不敢停歇。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发展扫清了一切障碍。只要我们看看，那些在思想上依然沉湎于种种道德决定论，或者超验信仰的民族的命运就知道了。他们还在抗拒世俗的幸福、抵抗财富的腐化，他们鄙视功利的人生价值、鄙视技术工具，他们常常创造出惊世的壮举，也会诞生一些文化的、政治的巨人，但在国家强大的道路上他们却举步维艰；在改进自己的生活，这样一些琐细的事情上他们却束手无策。

完成这样的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我们的传统帝国解体以后，因为儒家意识形态从公共领域的退隐，如何立国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出现。它凝聚了整个国家，国家的运行似乎须臾也离不开它。因此，当世俗化的改革开始的时候，许多人预言这个国家将陷入分裂。但是他们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其中的部分原因就在于经济决定论取代了先前的革命意识形态。当然，经济决定论与革命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分别，即便同是凝聚国家的力量，二者的方式、属性也完全不同。

经济决定论顺利地完成了党内的整合和党的转变，在改革初期，开拓精神和改革精神，曾经是共产党员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改革派”在民众和传媒中的主要形象。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曾经为改革论证了合法性。而这两者其实都只是经济决定论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前的替代品，也正是通过它们，经济决定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完成了调整和改造。只有30年的时间，改革精神和真理标准，这些名词在今天听来都已经带有过分浓厚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意味。

经济决定论下的权力变得温和、理性起来，这是因为经济决定论本身的特性使然。为了发展，权力必须抑制自己的偏好，改变自己与人斗争的习性。它甚至开始懂得尊重规则。与之相对应，民众也第一次获得了独立，他们不再对什么名目的统治者感到敬畏、恐惧，他们也不再需要这些人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虽然他们拥有的自由是有限的，但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做主，慢慢地他们习惯了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对于任何人的干涉、指责都变得分外敏感，虽然他们对于政治自由，对于在公共领域的生活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

与国家相对立的是独立的、庞大的、沉默的、分散的个人，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改革的稳定形态。个人虽然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事务，但他们是自信的，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因此，在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人们勤奋敬业、积极进取。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为革命意识形态的瓦解而走向丛林战争。至少在经济事务上，在力量大致相当的人之间，人们开始习惯于遵守规则，开始尊重别人的利益和权利，懂得相互合作，因为长远地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虽然规则还很不健全，虽然强者还常常劫掠弱者，但毕竟劫掠不再戴上道德的面具。而且，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决定论倾向于平等，虽然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巨大差别，富人的生活令人羡慕，但他们并不高人一等。一些富人们曾经错误地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在国家之外，所有的人都一样弱小。经济决定论也使我们的民情变得温和、务实，人们不再热衷于任何哲学上的普遍主义，他们更重视自己的常识和实践经验。

经济决定论还成功地使中国融入了国际社会。想想看，现在我们和世界交往的最重要的共同话语不就是发展吗？甚至一些更复杂的、经济事务以外的分歧，也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共识下谋求相互理解，找出临时的解决办法。“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长久以来，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抱有一种强烈的偏见，但中国的确做到了在国际社会的长期误解面前，坚韧地放下身段，解释、交流、沟通，参加各种国际论坛、国际组织，甚至不惜放弃一切有所作为的机会，终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初步认可。这的确很难得。

与强人式发展主义的不同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曾经经历过类似经济决定论的时期，进入现代世界以来，每个民族的上升都必然以经济力量的上升为标志。虽然在欧洲和北美，发展被认为只是自由的副产品，人们并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建立自由制度，而是长久、稳定的自由带来了工商业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但是在现代世界里，贫穷而又能坚定地维持自由的国家几乎没有出现过。因此，每个有志气的民族都会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发展主义主导国家应该说是有其必然性的。

坚持发展主义的国家往往依靠强人来实现国内和平，保证发展路线的实施。如同古代的立国者一样，这些强人在完成建国以后，会自然地在公共生活中消失。或者是他的自然生命的结束，或者是他自动引退。因为强人无论从制度上还是性格上都是与自由的制度不相符合的。事实上，强人也无法把自己的权威留给继承者，如果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国家还需要依靠他的声望，那么绝非国家之福。

发展主义也可以在一个远离自己国土的大国强力支持下完成。但是这需要满足更多的条件，比如大国的战略需要、本国统治阶级对民族感情的自觉克制、统治阶层的坚韧、高效、廉洁等等，或许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只适合于一些小国。发展主义还可以依靠军队等国家机器的坚强支持来实现经济发展。在中国，这些条件都很难成立。对于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度来说，需要一个实在的、坚强的力量支持自己。没有这种支持，它无法应付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斗争，地方之间的利益斗争常常使中央政府备感棘手)。在缺乏其他手段的情况下，财政就成为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在经济决定论的指引下，这也是最自然的方法。中央集权制度需要金钱来平息地区之间的矛盾、落后地区的怨气，来压制发达地区的桀骜，以及抚慰利益受损者的不满。

经过多年的改革，国企成为国家最可靠的依靠，它的兴衰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的执政力量。经过改革的国企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它不再具有以前那种保持社会性质，体现某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的功能，它也不再是人民的企业，它的兴盛发达已经无法激动人民。因此，在它的内部管理中，可以作任何尝试。它不仅是税收的来源，还控制着经济的命脉。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它的存在和发达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任何从效率意义上对它的攻击都是无效的。为了维持它的强大存在，国家不得不满足它的各种利益要求，比如垄断；也必须忍受它的一切恶劣习气，比如低效、浪费、贪污等等。这一点实际上严重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企对国家真正有意义的功用：与国际资本展开竞争，提供技术的进步和升级。

但是，国企的这种存在显然是与经济决定论的主张相冲突的，因为谁都知道，它近乎垄断了一切有高额利益的行业。政府一方面在不断地从经济事务中抽身，同时却不得不加大对国企的扶持；一方面在不断地铲除影响经济发展的种种不平等因素，同时却又不得不不断增强国企的垄断地位。它一方面试图使市场发达，同时又要不断地破坏市场。

由于官民分立的政治结构，经济的增长并没有使政府的力量增强，反而使它备感艰难。地方政府在与经济上升阶层的联盟中，常常能获得好处，而中央政府却不能。事实上，地方政府的这种举动也常常使中央政府疑虑重重。这也是它与强人式发展主义的区别之一。

虽然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常常令执政者备受诟病。但除此以外，它也毫无办法。因为要使自己从经济增长中地位不断增强，它必须把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众的授权上，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真正的税收上。而这就需要它改革自己的财政，建立公共财政。如果这样，它必须接受税收贡献者的权利要求。只有这样，国家超越于利益集团之上的、真正独立的地位才能确立。显然这首先需要一场政治哲学革命，需要放弃经济决定论，甚至是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而在经济决定论构建的世界中，只有使经济不断发展，只有拥有经济力量才能协调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统治也才能有力量。

因此，在培育市场自己运行的同时，政府无法克制自己干预经济生活的冲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人也常遭受伤害和侮辱；在建立规则的同时，人们也有动力去购买破坏规则的特权。

对和平崛起的制约

在中国最初融入世界的时候，经济决定论是一个恰当的工具。中国理性、务实的新形象是他们能够理解，也乐于接受的。中国也忽然发现原来世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冷酷，他们对中国的热烈欢迎，他们的开放态度，以及他们发达的物质财富、热情文雅的人民也使中国人150年来和世界的对抗情绪松懈下来，世界在我们面前是友善的、理性的，甚至是天真的。

但是，我们逐渐发现经济决定论所描绘的和平的、合作的、发展的世界图景其实并不那么真实。当我们真正进入国际世界以后，才逐渐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想象是多么幼稚。因为民族间的殊死争斗从未停歇过，虽然形式或有不同，在经济领域遭遇的抵制最先也最充分地被感知。但甚至就是国家间的经济斗争中，经济决定论指引下的外交哲学也显得非常稚嫩，因为在它看来国家间的经济斗争究其根本应该是自由竞争，国家和政府在这种斗争中如何壮大本民族的经济力量，如何保护自己，打击别人，事实上经济决定论一无所知。它常常使国家像个妇人一样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欺负，自己却插不上手。

这种外交哲学对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权力斗争完全不能领会。它所擅长的只是如何利用经济力量来获得别人的好感。但这样获取的好感不是尊重，有时还是一种轻蔑。而权力意味着对别国的影响力，并通过这种影响力实现对国际规则的发言权。虽然这种影响力常常是以经济力量的大小来衡量，但显然并不是有了经济力量就可以自然获得和应运自如，也不是说经济力量小的国家就不可能发挥重要影响。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外交力量并不完全决定于它的经济力量，也并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强大到肆意妄为，任意制定或者修改规则，我们也不可能等到如此强大才开口或者动手。事实上，一个沉默的或者满口空话的大国是会更加令人不安的，会使别人更加警惕。因此，加入国际世界的日常生活和斗争，或许是更为可取的选择，它能使我们获得经验，赢得更多的信任，当然还有更多的利益。

要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首先我们必须完成自身的政治和文化表述。虽然我们在经济上觉得自己非常强大，很有信心，甚至觉得自己的一些制度是正当的，是创造性的，是文明的。但却总是有意在避免给自己的制度和文明作出正面阐述。这是因为在经济决定论的桎梏下，我们丧失了这种能力。它不能表达自己，也无法让别人理解自己。因此，经济决定论不可能使中国与世界展开政治和文明的真正对话，使世界正视我们的文明。

此外，经济决定论的确是热爱和平的，但它却缺乏保卫和平的能力、手段和主张。因此，它很容易从对世界的乐观想象中迅速回到敌对的态度。当它发现外部世界是晦暗的、阴郁的，到处充满了阴谋和陷阱的时候，外部世界开始让它觉得紧张、局促。于是，它很自然地就会觉得内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亲近。它会认为以前的一切都是假象，背后的斗争才是赤裸裸的。虽然这并没有错，但是，它不愿意参与这种斗争，因为它不知道怎样才能参与。它会把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借口，使自己拒绝和外部世界的沟通、交流、斗争。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并不会使中国越来越坚强，而是越来越胆怯；也不会使中国越来越勇敢进取，而只会越来越色厉内荏。

总之，经济决定论无法给我们提供更现实的、更平衡的对国际世界的认识，更不用说指导我们的外交实践了。因此，对于中国的外交发展来说，它已经成为制约和障碍。

对公共生活的陌生

经济决定论还顽固地排斥文化的建设、社会的生长和民族的政治成熟。它的一元论思维使它不仅不能建立适合经济发展的健康土壤，实际上它每天都在破坏这样的土壤的生成。在经济发展中强大起来的阶层，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握有民族的经济权利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它不能成熟地运用这种权利，并且把这种经济权利转化为政治权利的话，它的经济权利实际上是对民族利益的危害。因为它只是一个阶层的私利，而不是国家利益。

经济决定论使每个人埋头于自己的私人事务，仿佛政治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在他看来，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从来也不会受到威胁，如果有威胁，他也只能把其理解为偶然、特殊的事件。因此，他们很难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因为他们无从把自我作主的习惯扩展到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他们既不愿意领导，也从不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自己成为人上人，用自己的利益来压倒和覆盖别人的利益。因为缺乏公共生活和公认的原则，他们不懂得说服、妥协，在内心，除了强力和命运，他们不接受任何秩序。经济决定论完全忽视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事实上，民众并非没有政治诉求，他们只是更愿意把政治诉求包裹在利益诉求当中。因此，往往对他们的利益诉求的满足或者利益冲突的解决并不能使民众真正的信服和愉悦。因为他们虽然自称是为了实际利益，但并不真的如此。面对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除了利益的分配以外，政府往往依赖金钱来摆平冲突。它有时偏向强者一点，有时偏向弱者一点。它很少真正依靠法律，但它却总是宣称自己在执行法律。虽然看上去它每次都能得手，但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威信却在每次裁决中被损害。只有在法律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法律，才会服从法律。在这里似乎没有主权者。

在一个缺乏公共生活自由空间的国家里，每个利益集团都把自己打扮成国家的方向，最大多数人、最长远的利益的代表者，他们暗自也相信这一点。因为没有正式的授权机制，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不经授权就代表其他人。他们不是试图说服别人同情、理解、支持他们的要求，而是阴郁地沉默着，等待着有一天用自己的利益统一和取代别人的利益。

在经济决定论下的个人实际上被迫成为金钱的奴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金钱是自由的基础，但实际上，财富并没有使我们更自由，使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也没有能够使我们有能力和意愿从事更多的创造发明、艺术创作。对物质财富的单纯追求，最终会损害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对肉体享乐的单纯满足，最终也会损害人们享受生活的乐趣。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经济决定论以改革的名义渗入每个机构。它或许会带来这个机构的一时繁荣，但也毫不吝惜地败坏了这些机构，使它们唯利是图。改革进入的地方，人们想办法从政府手里搞钱，改革还没有开始的地方，人们从别人身上搞钱，如果他们有能力给这些人制造伤害的话。学校、医院、研究所、甚至托儿所都不能幸免。在那里真正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人被善于炒作、善于利用关系搞来钱的人取代；真正有能力治病，也善于治病的人被能够创收、善于买药的人取代。根据自己的便利，人们加入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这里坑害别人，换个地方又被别人坑害。每个团体都在相互竞争，提高自己危害别人的能力。经济发展不是可以忽视的目标，但经济决定论的膨胀确实已经吞噬了社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