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发展需要破除管制崇拜

 如果说,前三十年我们的使命是突破计划经济的桎梏,是实现经济起飞,那么当下我们正面临新的使命,就是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社会的均衡发展、永续发展。
     
      发展模式的这种转换,无疑阻力重重。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需要吸取历史教训,避免走人家走过的弯路,这个逻辑人尽皆知,却很难落到实处。很多粗放产业对外依附性强,能耗和污染高,附加值低,属于典型的有增长无发展,谁都知道应当被新兴产业取代。但在现实中,新兴产业总是举步维艰,譬如完全属于民间自发创造的电动车产业,就因为与抢占汽车产业高地的地方产业规划相冲突,而在诸多城市相继被封杀。新兴产业为什么难以取代粗放产业?原因就在于严厉的产业管制,或者换句话说,就在于这种管制背后的利益结构——很多粗放产业早已经是政绩和寻租的主要源泉。
     
      强势群体的特殊利益阻碍着人民的自由创造,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管制是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其结果是人民创造能力的全面衰退,是物质财富的全面匮乏,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凋敝。所以我们才要告别计划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就是自由与管制不断博弈的过程。无论是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还是城市私营个体经济的复兴;无论是本土NGO的生根发芽,还是基层民主的燎原星火,都首先发端于人民的自由创造。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自由秩序的扩展,都是管制的式微,都是民间智慧的胜利。
     
      但是,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毕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必然结果,是国民财富大量聚集于政府手中。而由于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取之于民未必用之于民,就导致了天价行政成本。天价行政成本本质上无非一种管制暴利。巨额国民财富转化为管制暴利,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特殊利益者强烈的管制崇拜。哪里有暴利可图,就下一道禁令,把哪里圈占起来;哪里管理成本太高,无利可图,也下一道禁令,彻底封杀,脏水跟孩子一起泼掉。
     
      把禁令当作主要的执政手段,把管制当作主要职能,这显然有违政府天职。政府的职能跟交通警察有相近之处。交通警察主要是为行人和车辆提供交通服务,保证他们风雨无阻,而不是刻意制造交通障碍。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有权实施交通管制。同理,政府不是为管制人民而存在,而只能受人民的委托进行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犹如日常之洒扫庭除,从根本上说只是为自由秩序服务,只是为人民创造财富服务,为人民创造财富提供最优环境。
     
      前三十年我们主要突破了对经济的管制,经济自由创造了三十年持续增长的奇迹。那么从现在起的后三十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突破对社会的管制,让发展的自由回归绝大多数普通国民手中。
     
      现代化模式迄今大致不外两种。一种是分散型的发展模式,通过均权推动均富,使发展的红利为绝大多数普通国民所分享。这种发展是均衡的,也就是永续的。另一种则是如二十世纪前半叶德国、日本那样的集中型发展模式,少数精英垄断发展权,主导发展方向,这样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均衡,而社会力量又无从为不均衡的发展纠偏,发展的风险成本就无从控制。普世价值的缺席,使得急剧膨胀的物质力量不能得到理性的平衡,也就不能遏止国家机器的野蛮冲动。单纯的经济增长埋下无穷隐患,最终不仅给本国人民,也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
     
      发展当然是硬道理,经历百年坎坷,现代化进程屡屡被打断的中国渴望发展,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关键不是要不要发展,关键是要什么样的发展。从集中型的发展模式,转向分散型的发展模式,依靠社会自身力量的发展模式,即从仅仅着眼于国家力量的强大,转而更着眼于人民的强大,将国家的强大奠基于人民的强大,正是当下中国的急务。
     
      这就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人民的强大奠基于人民的自由。自由是发展的灵魂,自由也是发展的尺度。但哪里有管制崇拜,哪里就没有自由,哪里就没有生机,哪里就没有永续的发展。新的思想解放从哪里下手?就从破除管制崇拜下手。政府不仅要在经济上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还要开放社会的自我治理,开放社会的意见市场,开放公民的有序参与,让公民不仅可以分享财富,更可以分享权利。总之,是让我们的社会更自由更开放,那么民间智慧一定会充分涌流,人民的创造一定会充分涌流,人民的强大就会为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澎湃不竭的动力。新的思想解放必须基于这个关键环节,才是对症下药。
     
      而这一切需要起点,这个起点,不妨从清理那些束缚民间智慧、束缚人民自由创造的各种清规戒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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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发展需要破除管制崇拜

 如果说,前三十年我们的使命是突破计划经济的桎梏,是实现经济起飞,那么当下我们正面临新的使命,就是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社会的均衡发展、永续发展。
     
      发展模式的这种转换,无疑阻力重重。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需要吸取历史教训,避免走人家走过的弯路,这个逻辑人尽皆知,却很难落到实处。很多粗放产业对外依附性强,能耗和污染高,附加值低,属于典型的有增长无发展,谁都知道应当被新兴产业取代。但在现实中,新兴产业总是举步维艰,譬如完全属于民间自发创造的电动车产业,就因为与抢占汽车产业高地的地方产业规划相冲突,而在诸多城市相继被封杀。新兴产业为什么难以取代粗放产业?原因就在于严厉的产业管制,或者换句话说,就在于这种管制背后的利益结构——很多粗放产业早已经是政绩和寻租的主要源泉。
     
      强势群体的特殊利益阻碍着人民的自由创造,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管制是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其结果是人民创造能力的全面衰退,是物质财富的全面匮乏,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凋敝。所以我们才要告别计划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就是自由与管制不断博弈的过程。无论是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还是城市私营个体经济的复兴;无论是本土NGO的生根发芽,还是基层民主的燎原星火,都首先发端于人民的自由创造。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自由秩序的扩展,都是管制的式微,都是民间智慧的胜利。
     
      但是,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毕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必然结果,是国民财富大量聚集于政府手中。而由于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取之于民未必用之于民,就导致了天价行政成本。天价行政成本本质上无非一种管制暴利。巨额国民财富转化为管制暴利,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特殊利益者强烈的管制崇拜。哪里有暴利可图,就下一道禁令,把哪里圈占起来;哪里管理成本太高,无利可图,也下一道禁令,彻底封杀,脏水跟孩子一起泼掉。
     
      把禁令当作主要的执政手段,把管制当作主要职能,这显然有违政府天职。政府的职能跟交通警察有相近之处。交通警察主要是为行人和车辆提供交通服务,保证他们风雨无阻,而不是刻意制造交通障碍。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有权实施交通管制。同理,政府不是为管制人民而存在,而只能受人民的委托进行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犹如日常之洒扫庭除,从根本上说只是为自由秩序服务,只是为人民创造财富服务,为人民创造财富提供最优环境。
     
      前三十年我们主要突破了对经济的管制,经济自由创造了三十年持续增长的奇迹。那么从现在起的后三十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突破对社会的管制,让发展的自由回归绝大多数普通国民手中。
     
      现代化模式迄今大致不外两种。一种是分散型的发展模式,通过均权推动均富,使发展的红利为绝大多数普通国民所分享。这种发展是均衡的,也就是永续的。另一种则是如二十世纪前半叶德国、日本那样的集中型发展模式,少数精英垄断发展权,主导发展方向,这样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均衡,而社会力量又无从为不均衡的发展纠偏,发展的风险成本就无从控制。普世价值的缺席,使得急剧膨胀的物质力量不能得到理性的平衡,也就不能遏止国家机器的野蛮冲动。单纯的经济增长埋下无穷隐患,最终不仅给本国人民,也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
     
      发展当然是硬道理,经历百年坎坷,现代化进程屡屡被打断的中国渴望发展,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关键不是要不要发展,关键是要什么样的发展。从集中型的发展模式,转向分散型的发展模式,依靠社会自身力量的发展模式,即从仅仅着眼于国家力量的强大,转而更着眼于人民的强大,将国家的强大奠基于人民的强大,正是当下中国的急务。
     
      这就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人民的强大奠基于人民的自由。自由是发展的灵魂,自由也是发展的尺度。但哪里有管制崇拜,哪里就没有自由,哪里就没有生机,哪里就没有永续的发展。新的思想解放从哪里下手?就从破除管制崇拜下手。政府不仅要在经济上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还要开放社会的自我治理,开放社会的意见市场,开放公民的有序参与,让公民不仅可以分享财富,更可以分享权利。总之,是让我们的社会更自由更开放,那么民间智慧一定会充分涌流,人民的创造一定会充分涌流,人民的强大就会为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澎湃不竭的动力。新的思想解放必须基于这个关键环节,才是对症下药。
     
      而这一切需要起点,这个起点,不妨从清理那些束缚民间智慧、束缚人民自由创造的各种清规戒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