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大規模「掃黃」，密切關注打「大老虎」的人們，對「雞中槍」甚是不以為然；眾多網民於是矛頭直指央視，性交易非罪化或合法化的呼聲也再次響起。中共當局自然不示弱，開動宣傳機器反擊網上輿論的批評。
有意思的是，《人民日報》連發數篇署名「鍾新文」的評論文章，先是指責人們「對『莞式服務』叫好，為色情業張目」，將「莞式服務」與東莞色情業等同，遭到反駁後不得不改口，承認「莞式服務」的現實合理性，轉而指責「色情業的泛濫讓『莞式服務』蒙羞」。
這一變化很是微妙。「莞式服務」發展起來，色情業的「莞式標準」也能夠獨具特色，折射出色情業與市場化進程之間的確存在著一定關係。
中共政權曾經相當徹底地禁絕了色情業，然而，隨著市場經濟復興，這一古老行業也逐漸死灰復燃。而這一次，中共政權對它卻是屢禁不止，其與中共本身的腐敗之勢相映生輝。
色情業在中國不合法，不過，中國法律在中共治下屈從於權力，而權力可以默認色情業的生存空間，於是難以理直氣壯地對其實施「市場監管」。這樣一來，就造成了現實中的千差萬別：或者狀態極差，從業者極其屈辱地生存；或者曲折發展，甚至可以逐漸形成相當的市場規模與較為規範的市場規則。
色情業有其市場需求，政府對它不能完全禁絕，又難以實施監管，於是，它的市場發展就呈現一種較為自然的狀態。而在東莞這樣產業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方，情況表明，其色情業也相應地形成了產業鏈及其「莞式標準」，與其它地方相比，其模式以規範化與標準化為特色。
當然，公權力仍然會介入其間，只不過因為羞於公開介入，它儼然作為一種特殊的力量在起作用。至少，它似乎不敢公然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名義尋求壟斷，而這就為色情市場留下了較多的競爭空間。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中共領導層表態，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時候，他們不會想到，在中國，色情業是極少數能夠較多地體現市場「決定性作用」的行業之一。
色情業存在的社會基礎
考茨基在論述歷史唯物主義、論述國家消亡，論及國家沒落的時候，曾談到統治者因為沉溺於安樂而失去其治國能力的自然規律，其中，後宮制度和娼妓制度，是「兩種強有力的手段」。考茨基寫道，據他考察，「異鄉人在城市中的出現，是娼妓制度的最初起因」，有關習俗「表明了索取報酬的性愛和異鄉人的大批湧來之間的關係」，而「娼妓制度一旦存在，那麼本地人，只要他們的社會條件許可他們享樂，就也要求娼妓了」。
「異鄉人在城市中生存」的論述，在今天的中國，有鮮明的社會意義，因為中國社會中的城鄉二元狀態仍然存在。戶籍制度的不合理性已暴露無遺，然而，要對其改革或者取消，卻還是阻力重重，困難很大。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在城市裡艱難謀生，每年春節都出現一場數億人次的大遷徙，已成常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色情業畸形生長，就有極其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它也不可避免地向中高端生長，面向中產階級和權貴，出現更為複雜的生態。
城鎮化進程，涉及兩大要素，一是土地，一是農民工。後者，文革前的身份是臨時工、合同工或外包工，城市工業蕭條時就被遣散回鄉；文革後改革開放，農民進城謀生規模越來越大，其身份成為農民工。他們先前在城市曾屬於「暫住」，後來進化為「居住」，再進化為自由遷徙的居民，則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對於這一龐大群體，中共表態要關心他們的就業，保證他們得到勞動報酬，還要關心其居住條件和子女教育，至於他們的性生活狀態，似乎那是一件羞於啟齒之事，對他們的生活與色情業之間的聯繫，則假裝看不見。
「掃黃」為官場反腐劃句號？
網上輿論關注東莞「掃黃」，批評央視對性工作者暗訪及報道的偏頗，並非偶然，因為人們密切關注打「大老虎」進展，關注樓堂館所、血汗工廠；而對色情業，則因為權力庇護和運動式打擊並行不悖，人們早有不滿。輿論反應中出現色情業非罪化的議論，其實更多體現的是對性工作者生存狀態的憂慮。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在官方微博上迅速做出反應，表明了文明社會的態度──性工作者不應當因為工作選擇而受到歧視和侮辱性對待。而「鍾新文」之類喉舌文章，號稱對「『東莞掃黃風波』的思考」，其實只會侈談「是非界限」、「文明底線」、「媒體責任」及「治理責任」，對色情業現實狀態及其社會環境，根本不敢具體分析。
中國黨政官僚集團的貪腐，在它羽翼下隱然發展的後宮制度，乃至於它對色情業的支持與縱容，是以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為制度基礎。在這樣一種亦紅亦黑的現實之上，無論怎樣打黑。無論怎樣掃黃，承受更多損失、痛苦和屈辱的，總是那些缺乏權力支持的弱勢群體。中共自身骯髒黑暗，專注於一己之私，還厚顏無恥地吟誦道德高調，當然使惱火網民吶喊「東莞挺住」──畢竟東莞色情業因為處於市場化之中而得以規範化與標準化，而中共之癡迷後宮與娼妓，則仍然散發出數千年專制的那種腐爛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