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无小事”，这是我刚从事新闻工作时，被反覆教导的话。这也是中共政治文化灌输给我们的东西：效忠於党，效忠於国家，就包含着应该为党和国家保守秘密。保守秘密之所以必要，乃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尽管意识形态宣传已经破产，但是“泄漏国家秘密”这种罪名，仍然让很多记者不寒而栗，因为他们自己仍然相信这是耻辱行为。因此，当刘晓波犯下“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很多国人心目中成为英雄之时，资深记者高瑜被控“泄漏国家秘密”仍然具有污名效果。她被控所犯的罪名，无非是透露给境外媒体一份党的半公开文件。作为中共意识形态变化的一份重要文件，高瑜女士本来应该因为这个新闻获得大奖。
目前，中共正将此恐吓进一步扩大。7月8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并於7月9日以该局“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的方式对新规定进行解释和强调.其核心内容就是所谓要建立新闻机构的保密机制。
要保什么秘呢？新规定强调两个方面，一是禁止通过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帐号或个人账号等社交媒体，以及论坛、讲座等任何场所，透露、发布“职务行为信息”；二是禁止新闻从业人员向其他境内外媒体、网站提供职务行为信息，或者担任境外媒体的“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特约撰稿人”或专栏作者等。
新闻从业人员如果违反该规定，可能受到行政处理或纪律处分，追究其民事责任，吊销新闻记者证，“列入不良从业行为记录，做出禁业或限业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正如国内媒体人所质疑的那样，“『未公开披露的信息』是个什么玩艺？”“新闻记者只採访、发布已经公开的信息吗？已经公开的信息，人人都知道了，还是新闻吗？”这种不顾新闻基本概念的做法，自然是荒唐至极.
再说，即便按照中国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是不是国家秘密也应该符合“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有些机构滥用权力，将任何文件都盖上秘密印章，侵犯着民众应有的知情权，曾引起舆论反弹。今年3月生效的《保密法实施条例》，不得不规定“机关、单位不得将依法应当公开的事项确定为国家秘密”。
但是，这种辩解还不能完全揭示这个规定对媒体本质的歪曲。媒体获悉“真正的国家秘密”，应该怎么做呢？那也要看报道它是否符合公众利益，而不是所谓“党和国家的利益”。只要不会引起“明显和即刻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就应该公诸於众。
遗憾的是，很少中国媒体人知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曾在越战期间公然刊登国防部军事机密，也很少人能理解《华盛顿邮报》和《卫报美国》因报道斯诺登泄密事件，获得2013年度普利策新闻奖中分量最重的公共服务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