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2001年1月11日的报道

脱下囚服的时候，高勤荣多少有些迫不及待。他甚至没等到回监号而是直接在监狱的教学楼里换上了要在“外面”穿的衣服。

8年来，高勤荣第一次穿上“正常人”的衣服。

监狱里的东西随后都上交，包括饭盒和囚服，被子也送给了狱友。

他开始向外走，一道铁门，两道铁门。楼里的狱友大声地打招呼送别，激动的高勤荣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作揖。“当时就想，终于可以见天日了。”12月1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高勤荣说。

8年的牢狱时光对一个曾经的新闻记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已经46岁的高勤荣无法回答，他只是说，走出牢门的时候，自己体会最深的是自由的价值，“出狱了好，想什么时候睡觉都可以”。

此前的1998年5月，这个原《山西青年报》的记者曾率先揭露运城地区耗费2.85亿元大搞假渗灌工程。当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高勤荣采写的“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一文，随后，各路媒体包括本报的跟进使得这一问题大白于天下。

一年后的1999年5月4日，高勤荣被运城地方法院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判刑13年，关押进晋中监狱。

一晃8年。

12月7日上午，高勤荣照常来到晋中监狱的教学楼，校对自己为监狱报纸新写的两篇文章。自从入狱后，这个曾经的记者一直负责这份监狱小报的编辑工作。

之前，高已经有过两次减刑，按惯例，他知道自己即将出狱。但没有人告诉他确切时间。曾为他采访假渗灌提供线索的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后来也被法院判了7年。2003年4月18号，刑满释放的高满强刚出监狱门口，就被三个歹徒用铁棍暴打致残，狱警出来阻拦，也被打伤。

鉴于这种情况，监狱没有提前通知高勤荣出狱时间，直到12月7日中午。

高兴，沉重，悲愤记者：能描述一下出狱时的情况吗？

高勤荣：副监狱长跟我说法院的裁定已经下来了，问现在走还是明天早上我们悄悄把你送走。我说现在就走。

记者：当时心情如何？

高勤荣：高兴，沉重，悲愤。高兴是马上要见到妻子和女儿；沉重是因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好多媒体都为我鸣不平，但是到现在没有结果；悲愤是因为高满强被打的案子至今未破。

记者：高满强跟你在一个监狱？

高勤荣：一个监狱，刚出狱门就被打残了，昏迷48天。前几年出狱的一些狱友跟我说，要我出狱时一定告诉他们，有的还说给我准备好钢盔和防弹衣了。因为怕再出现高满强的事件，监狱派车把我送走的。

记者：出监狱门口的时候什么感觉？高勤荣：长出了一口气。记者：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高勤荣：给我爱人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出来了。

记者：爱人当时怎么反应？

高勤荣：很平静，人都麻木了。

记者：回家的路上你在想什么？

高勤荣：看外边的世界，过去的围墙都变成商店了，去太原当地派出所办交接的时候，连派出所的门都找不到了，之前我是去这个派出所采访过好几次的，甚至后来我都找不到家门。

记者：当天晚上家人在一起吃饭了吗？

高勤荣：没有，我是两天后才看到孩子，我走的时候她8岁，现在都16岁了，我抱着她问想不想爸爸，孩子一边点头一边流泪。

记者：在监狱里八年时间内，你见过家人有多少次？

高勤荣：监狱规定一个月一次，刚开始我爱人非常着急，每次见面以后就哭。

2000年我给孩子打了一个电话，孩子正好接了电话。我爱人不愿意对女儿说我进了监狱了，说我出国了，所以这8年我女儿一直不知道我在这里。我说你想不想爸爸，她说想，孩子就说了一句就哭了，孩子一哭我也说不上话了，结果爱人也哭孩子也哭。

我就感觉到欠家里的情太多了，特别是我回来以后，看到爱人复印了那么多材料，还有去北京的日程表，我当时真想跪下对爱人说对不起。

8年监狱生活记者：你之前曾揭露运城假渗灌，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高勤荣：1997年底，我到运城去采访，在火车上听说了假渗灌的事，假到什么程度，有些池子对着公路这边就是半个弧，另外一边是空的。

记者：报道出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高勤荣：《人民日报》是1998年5月27号公开发了这篇文章。1998年10月16日中央电视台也播了假渗灌的事情，当时我高兴得简直没法形容，到12月份我就又去了北京。12月4号那一天下午，我接到熟人的电话让我到北京的粤秀大酒店。我敲门没人，这时候电梯门开了，下来三个人把我带走了。

记者：进了监狱后的情况能说一下吗？

高勤荣：先在集训队集训了几个月，过了年以后把我安排到监狱小报。2002年华北、东北监狱系统评报，我还给它拿回两个一等奖。

记者：当时已经安心下来要服刑了？

高勤荣：一开始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后来想既来之则安之，因为我和监狱没有恩怨，一方面办好这个报纸，一方面继续我的申诉。

记者：在这8年中，你了解外面的事情吗？

高勤荣：监狱有很多报纸，还有电视可以看，我看到2001年3月份有全国政协委员为我联名呼吁，当时很激动。2003年，山西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韩妈妈，2003年她找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哭着说我的事情。冰心的女儿吴青也给我爱人来了信，说一定要坚持。

记者：在监狱里最让你难受的是什么？

高勤荣：心情压抑，别人进来参观的时候那种眼神对你都是人格的侮辱，比较苦闷，身体就垮下来了，一着急手就哆嗦。

记者：你曾经在监狱里碰到过高满强吗？

高勤荣：我们经常在一块，他的罪名是招摇撞骗和私刻公章，不过高满强前两天给我来电话说已经给平反了，给他赔了60多万。高满强出狱被打以后，有记者找到高满强的父亲，他父亲一边哭着一边说，是高满强自己修房摔下来，后来我爱人做他的工作，说这是律师，不要怕，80岁的老头才把这个事情说了出来。

记者：高满强埋怨过你吗？

高勤荣：没有，在监狱里见了我就是哭。

记者：在监狱里干警和狱友对你的态度如何？

高勤荣：无论民警也好，服刑人员也好，都有一些怜悯之心。比如当时监狱的一个政委跟我谈话，说我们也通过媒体了解了你的情况。

记者：当时家里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高勤荣：我爱人工资就七八百块钱，又要抚养孩子，工资根本不够，就是我爱人的娘家资助一点，后来社会上也资助了一些。

记者：在服刑的8年中，你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高勤荣：我思考最多的也就是我做得最多的，这8年的生活给了我一个看书的机会。

记者：主要看什么书？

高勤荣：历史方面的，还有新闻业务方面的。

记者：你在监狱里还看新闻业务书吗？

高勤荣：看，因为要办监狱报纸，还有一些过去的名著，还有《法律与权利》、《人文精神》系列读本这些书。

记者：你说曾写过一封遗书，那封遗书是什么时候写的？

高勤荣：在出狱前写的，我怕自己出狱后有危险。我在遗书里说，我是个孤儿，养父养母均已去世，现在我是家徒四壁，妻离子散，故不存在财产分割，我赤身而来，净身而去，毫无遗憾。

不能再当记者了记者：现在回头看，你怎么想？

高勤荣：我可以这样给你回答，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认为作为一个记者，就要为人民呼吁，当初如果不写这篇文章的话，也许没有这个事情，但每个人都是唯唯诺诺，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腐败必须揭露。

当然，这样的揭露风险太大了，如果没有制度，新闻监督只能是一句空话，永远是脆弱的。

记者：你后悔过吗？

高勤荣：我确实没有后悔，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命，你想逃脱这个事情不可能。但是这8年过来了，好在我还活着。

我这几天就是写写感谢信，再就是要把我这个遭遇写成一本书，已经写了五万字的报告文学，然后再加工写一个长篇。再想把监狱的生活写一个电影剧本，我也曾经想过再去做记者。

记者：按照规定，曾经服刑的人员是不能再当记者的。

高勤荣：是的，要想再当记者只能是等到平反。

记者：还有其它的具体打算吗？

高勤荣：监狱里面好多经济犯罪的，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有的朋友给我专利，让我去考虑，前期投资比较少的，有个一万来块钱就能转动起来。

记者：现在有一种疲惫的感觉吗？

高勤荣：我在申诉上是意志坚定的，我不能白白地坐这8年。现在发愁的是家庭的经济，毕竟是个男人，总不能让老婆养活自己，这是个实际的问题。

记者：出狱这几天是否适应？

高勤荣：我在监狱里不断看报纸，曾经还学了电脑，出狱后我感觉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了，我要先了解这个社会。自由是福，这一点是深深的感觉到的。

　　本报2001年1月11日的报道

脱下囚服的时候，高勤荣多少有些迫不及待。他甚至没等到回监号而是直接在监狱的教学楼里换上了要在“外面”穿的衣服。

8年来，高勤荣第一次穿上“正常人”的衣服。

监狱里的东西随后都上交，包括饭盒和囚服，被子也送给了狱友。

他开始向外走，一道铁门，两道铁门。楼里的狱友大声地打招呼送别，激动的高勤荣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作揖。“当时就想，终于可以见天日了。”12月1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高勤荣说。

8年的牢狱时光对一个曾经的新闻记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已经46岁的高勤荣无法回答，他只是说，走出牢门的时候，自己体会最深的是自由的价值，“出狱了好，想什么时候睡觉都可以”。

此前的1998年5月，这个原《山西青年报》的记者曾率先揭露运城地区耗费2.85亿元大搞假渗灌工程。当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高勤荣采写的“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一文，随后，各路媒体包括本报的跟进使得这一问题大白于天下。

一年后的1999年5月4日，高勤荣被运城地方法院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判刑13年，关押进晋中监狱。

一晃8年。

12月7日上午，高勤荣照常来到晋中监狱的教学楼，校对自己为监狱报纸新写的两篇文章。自从入狱后，这个曾经的记者一直负责这份监狱小报的编辑工作。

之前，高已经有过两次减刑，按惯例，他知道自己即将出狱。但没有人告诉他确切时间。曾为他采访假渗灌提供线索的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后来也被法院判了7年。2003年4月18号，刑满释放的高满强刚出监狱门口，就被三个歹徒用铁棍暴打致残，狱警出来阻拦，也被打伤。

鉴于这种情况，监狱没有提前通知高勤荣出狱时间，直到12月7日中午。

高兴，沉重，悲愤记者：能描述一下出狱时的情况吗？

高勤荣：副监狱长跟我说法院的裁定已经下来了，问现在走还是明天早上我们悄悄把你送走。我说现在就走。

记者：当时心情如何？

高勤荣：高兴，沉重，悲愤。高兴是马上要见到妻子和女儿；沉重是因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好多媒体都为我鸣不平，但是到现在没有结果；悲愤是因为高满强被打的案子至今未破。

记者：高满强跟你在一个监狱？

高勤荣：一个监狱，刚出狱门就被打残了，昏迷48天。前几年出狱的一些狱友跟我说，要我出狱时一定告诉他们，有的还说给我准备好钢盔和防弹衣了。因为怕再出现高满强的事件，监狱派车把我送走的。

记者：出监狱门口的时候什么感觉？高勤荣：长出了一口气。记者：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高勤荣：给我爱人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出来了。

记者：爱人当时怎么反应？

高勤荣：很平静，人都麻木了。

记者：回家的路上你在想什么？

高勤荣：看外边的世界，过去的围墙都变成商店了，去太原当地派出所办交接的时候，连派出所的门都找不到了，之前我是去这个派出所采访过好几次的，甚至后来我都找不到家门。

记者：当天晚上家人在一起吃饭了吗？

高勤荣：没有，我是两天后才看到孩子，我走的时候她8岁，现在都16岁了，我抱着她问想不想爸爸，孩子一边点头一边流泪。

记者：在监狱里八年时间内，你见过家人有多少次？

高勤荣：监狱规定一个月一次，刚开始我爱人非常着急，每次见面以后就哭。

2000年我给孩子打了一个电话，孩子正好接了电话。我爱人不愿意对女儿说我进了监狱了，说我出国了，所以这8年我女儿一直不知道我在这里。我说你想不想爸爸，她说想，孩子就说了一句就哭了，孩子一哭我也说不上话了，结果爱人也哭孩子也哭。

我就感觉到欠家里的情太多了，特别是我回来以后，看到爱人复印了那么多材料，还有去北京的日程表，我当时真想跪下对爱人说对不起。

8年监狱生活记者：你之前曾揭露运城假渗灌，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高勤荣：1997年底，我到运城去采访，在火车上听说了假渗灌的事，假到什么程度，有些池子对着公路这边就是半个弧，另外一边是空的。

记者：报道出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高勤荣：《人民日报》是1998年5月27号公开发了这篇文章。1998年10月16日中央电视台也播了假渗灌的事情，当时我高兴得简直没法形容，到12月份我就又去了北京。12月4号那一天下午，我接到熟人的电话让我到北京的粤秀大酒店。我敲门没人，这时候电梯门开了，下来三个人把我带走了。

记者：进了监狱后的情况能说一下吗？

高勤荣：先在集训队集训了几个月，过了年以后把我安排到监狱小报。2002年华北、东北监狱系统评报，我还给它拿回两个一等奖。

记者：当时已经安心下来要服刑了？

高勤荣：一开始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后来想既来之则安之，因为我和监狱没有恩怨，一方面办好这个报纸，一方面继续我的申诉。

记者：在这8年中，你了解外面的事情吗？

高勤荣：监狱有很多报纸，还有电视可以看，我看到2001年3月份有全国政协委员为我联名呼吁，当时很激动。2003年，山西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韩妈妈，2003年她找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哭着说我的事情。冰心的女儿吴青也给我爱人来了信，说一定要坚持。

记者：在监狱里最让你难受的是什么？

高勤荣：心情压抑，别人进来参观的时候那种眼神对你都是人格的侮辱，比较苦闷，身体就垮下来了，一着急手就哆嗦。

记者：你曾经在监狱里碰到过高满强吗？

高勤荣：我们经常在一块，他的罪名是招摇撞骗和私刻公章，不过高满强前两天给我来电话说已经给平反了，给他赔了60多万。高满强出狱被打以后，有记者找到高满强的父亲，他父亲一边哭着一边说，是高满强自己修房摔下来，后来我爱人做他的工作，说这是律师，不要怕，80岁的老头才把这个事情说了出来。

记者：高满强埋怨过你吗？

高勤荣：没有，在监狱里见了我就是哭。

记者：在监狱里干警和狱友对你的态度如何？

高勤荣：无论民警也好，服刑人员也好，都有一些怜悯之心。比如当时监狱的一个政委跟我谈话，说我们也通过媒体了解了你的情况。

记者：当时家里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高勤荣：我爱人工资就七八百块钱，又要抚养孩子，工资根本不够，就是我爱人的娘家资助一点，后来社会上也资助了一些。

记者：在服刑的8年中，你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高勤荣：我思考最多的也就是我做得最多的，这8年的生活给了我一个看书的机会。

记者：主要看什么书？

高勤荣：历史方面的，还有新闻业务方面的。

记者：你在监狱里还看新闻业务书吗？

高勤荣：看，因为要办监狱报纸，还有一些过去的名著，还有《法律与权利》、《人文精神》系列读本这些书。

记者：你说曾写过一封遗书，那封遗书是什么时候写的？

高勤荣：在出狱前写的，我怕自己出狱后有危险。我在遗书里说，我是个孤儿，养父养母均已去世，现在我是家徒四壁，妻离子散，故不存在财产分割，我赤身而来，净身而去，毫无遗憾。

不能再当记者了记者：现在回头看，你怎么想？

高勤荣：我可以这样给你回答，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认为作为一个记者，就要为人民呼吁，当初如果不写这篇文章的话，也许没有这个事情，但每个人都是唯唯诺诺，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腐败必须揭露。

当然，这样的揭露风险太大了，如果没有制度，新闻监督只能是一句空话，永远是脆弱的。

记者：你后悔过吗？

高勤荣：我确实没有后悔，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命，你想逃脱这个事情不可能。但是这8年过来了，好在我还活着。

我这几天就是写写感谢信，再就是要把我这个遭遇写成一本书，已经写了五万字的报告文学，然后再加工写一个长篇。再想把监狱的生活写一个电影剧本，我也曾经想过再去做记者。

记者：按照规定，曾经服刑的人员是不能再当记者的。

高勤荣：是的，要想再当记者只能是等到平反。

记者：还有其它的具体打算吗？

高勤荣：监狱里面好多经济犯罪的，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有的朋友给我专利，让我去考虑，前期投资比较少的，有个一万来块钱就能转动起来。

记者：现在有一种疲惫的感觉吗？

高勤荣：我在申诉上是意志坚定的，我不能白白地坐这8年。现在发愁的是家庭的经济，毕竟是个男人，总不能让老婆养活自己，这是个实际的问题。

记者：出狱这几天是否适应？

高勤荣：我在监狱里不断看报纸，曾经还学了电脑，出狱后我感觉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了，我要先了解这个社会。自由是福，这一点是深深的感觉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