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在开篇指出，去年12月刚庆祝完毛泽东诞生120周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又迎来了另一位伟人---邓小平110岁的诞辰。这对中国现任第一号领导人习近平来说，继承1997年去世的中国改革开放之父的遗产，是一个巩固领导权力的好时机；自由民主派人士则呼吁，超越小舵手的（政治）遗产，更加尊重司法、人权。

文章注意到，中国央视推出有关邓小平的电视连续剧，聚焦在1976年至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则不断地将习近平的改革努力，尤其是与贪腐和官僚作风的斗争，和邓小平的成就作对照；使用勇敢、锐意创新的词汇来称赞邓小平，对习近平则着重描绘他具有共产党人所必须的、“实践出真知”的理念，并总结说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提出来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文章援引杨继绳的评论指出，习近平使用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这与隆重纪念毛泽东是如出一辙，纪念这些伟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予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使它继续保持一党专政；其立场没有丝毫改变，也就是，所有的改革、发展只能在其领导之下进行。

模糊不清的轨迹

不过，文章认为，对所有的人来说，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并不十分清晰，其中包括那些呼吁政治改革的人。对此，文章简单的介绍了邓小平的生平：在毛泽东时代，他是排除异己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排挤；在八十年代，先是提拔那些在政治上开放的领导人，之后又将他们解职；八九年，镇压天安门运动；四年之后，再次推出经济改革，令顽固的保守派下台。

文章援引中国学者茅于轼的网上评论，在承认邓小平是一位伟人的同时，指出：每个人都有他的极限，邓小平也不例外。在和毛泽东一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时候，他对现代国家没有丝毫的基本概念。什么是现代国家？茅于轼的解释：在这个国家，人民负责公共事务，选择由谁来为他们服务。需要的是真正的政治人物为民众服务、而不是来指挥民众，邓小平没有这样的认识。

中国民主派方面又如何看待邓小平呢？文章作者贝托莱蒂，引述了中国财新传媒总编胡舒立撰写的《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的文章内容，作为注释。文章认为：胡舒立在分析邓小平的防止极左观点适用于目前中国现状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赞扬习近平的反腐斗争。文章最后引用胡舒立的原文总结说：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一切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都应冲破，一切阻碍民主与法治进步的禁锢 均应摈弃。惟有如此，改革开放才能取得一次又一次新飞跃。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和告慰。

另外，《世界报》电子版在介绍贝托莱蒂的专稿时，补充指出：对邓小平的总结，相对没有那么多的争议，但是其政治遗产的继承并非不重要。在1997年去世的邓小平，没能目睹其最重视计划的实现，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回归。

《世界报》还注意到，中国习惯在十周年的日子，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的活动，而且这些纪念活动都是有例可循的，播放电视剧、出版读物，召开研讨会和纪念会。而这次中国央视播出的有关邓小平的电视连续剧，虽然显然忽略了那些敏感问题（北京之春的西单民主墙、镇压天安门运动），但还是引发了争议，据电视剧的情节，是毛泽东亲自下令粉碎了“四人帮”。《世界报》评论指出：这是在试图漂白前独裁者的历史，或许和习近平的指令“避免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否定言论）”不无关系。

文章在开篇指出，去年12月刚庆祝完毛泽东诞生120周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又迎来了另一位伟人---邓小平110岁的诞辰。这对中国现任第一号领导人习近平来说，继承1997年去世的中国改革开放之父的遗产，是一个巩固领导权力的好时机；自由民主派人士则呼吁，超越小舵手的（政治）遗产，更加尊重司法、人权。

文章注意到，中国央视推出有关邓小平的电视连续剧，聚焦在1976年至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则不断地将习近平的改革努力，尤其是与贪腐和官僚作风的斗争，和邓小平的成就作对照；使用勇敢、锐意创新的词汇来称赞邓小平，对习近平则着重描绘他具有共产党人所必须的、“实践出真知”的理念，并总结说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提出来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文章援引杨继绳的评论指出，习近平使用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这与隆重纪念毛泽东是如出一辙，纪念这些伟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予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使它继续保持一党专政；其立场没有丝毫改变，也就是，所有的改革、发展只能在其领导之下进行。

模糊不清的轨迹

不过，文章认为，对所有的人来说，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并不十分清晰，其中包括那些呼吁政治改革的人。对此，文章简单的介绍了邓小平的生平：在毛泽东时代，他是排除异己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排挤；在八十年代，先是提拔那些在政治上开放的领导人，之后又将他们解职；八九年，镇压天安门运动；四年之后，再次推出经济改革，令顽固的保守派下台。

文章援引中国学者茅于轼的网上评论，在承认邓小平是一位伟人的同时，指出：每个人都有他的极限，邓小平也不例外。在和毛泽东一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时候，他对现代国家没有丝毫的基本概念。什么是现代国家？茅于轼的解释：在这个国家，人民负责公共事务，选择由谁来为他们服务。需要的是真正的政治人物为民众服务、而不是来指挥民众，邓小平没有这样的认识。

中国民主派方面又如何看待邓小平呢？文章作者贝托莱蒂，引述了中国财新传媒总编胡舒立撰写的《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的文章内容，作为注释。文章认为：胡舒立在分析邓小平的防止极左观点适用于目前中国现状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赞扬习近平的反腐斗争。文章最后引用胡舒立的原文总结说：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一切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都应冲破，一切阻碍民主与法治进步的禁锢 均应摈弃。惟有如此，改革开放才能取得一次又一次新飞跃。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和告慰。

另外，《世界报》电子版在介绍贝托莱蒂的专稿时，补充指出：对邓小平的总结，相对没有那么多的争议，但是其政治遗产的继承并非不重要。在1997年去世的邓小平，没能目睹其最重视计划的实现，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回归。

《世界报》还注意到，中国习惯在十周年的日子，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的活动，而且这些纪念活动都是有例可循的，播放电视剧、出版读物，召开研讨会和纪念会。而这次中国央视播出的有关邓小平的电视连续剧，虽然显然忽略了那些敏感问题（北京之春的西单民主墙、镇压天安门运动），但还是引发了争议，据电视剧的情节，是毛泽东亲自下令粉碎了“四人帮”。《世界报》评论指出：这是在试图漂白前独裁者的历史，或许和习近平的指令“避免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否定言论）”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