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些掌权大权的官方人员实话相告，说我这样写文章”反党”的人，若赶上五七年就是”右派”，若赶上”文革”就是”现行反革命”，那颗脑袋不知道要”搬家”了多少回。幸好我没有成长在毛泽东”反右”时期。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后没几年，还没有认识字的时候，毛泽东就死了，”文革”也结束了。如今，我还活着，还在写了一些争自由、争人权的所谓敏感文章，”脑袋”也没有搬家，那么，我是否要像那些”教育”、”教训”我的官方人士所说的那样，存有感恩之心，说是托了邓小平”改革”的福呢？
没有必要，因为人是生而向往自由的，心中的自由之火是难以熄灭的，即使他给你脖子上套上枷锁，你的思想仍是自由的，灵魂也是自由的，除非他能灭掉你的思想和灵魂。
再说，邓小平对中国人的贡献并不像官方舆论所宣传的那么大，他也和他的同道一样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他的贡献无非是在特殊时段让人有地可种，才有机会让人吃饱肚子活着。人活着，吃饱总比饿着肚子活着强。这点我承认，毛泽东时代动不动要人的命，还让人饿肚子，邓小平时代顶多让你觉得口袋里的钱少而抱怨社会不公。至于有没有人权和自由，毛泽东时代无，邓小平时代依然不会多。他们俩的方式有所区别，中国知识分子的体验也各有不同，但根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假如用”强暴”一词来形容的话，遭遇毛泽东时代的强暴，强力反抗者只有一死；邓小平自称以柔克刚，绵里藏针，邓小平时代的强暴也和他的名字一样”温柔”，那些向往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体验和感受呢？一样会觉得不舒服，那么，为什么不温柔地抵抗一下呢？
先说毛泽东时代的强暴，有一个著名的”右派”储安平，他就是采取强力反抗方式，结果莫名其妙地死了，死后至今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死的。储安平是著名的自由派刊物《观察》主笔，1949年后留在大陆，出任共产党分配给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恐怕储安平没有料到毛泽东执政不久就搞”思想改造”，结束后，又搞一个”大鸣大放”，理由是让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党”.储安平没有料到的是，这不过是虚晃一招，是引蛇出洞，是”钓鱼”，是”选择性执法”，就理直气壮地”帮倒忙”.储安平或许也压了一肚子气，需要泄一下愤，于是在报上公开指名毛泽东、周恩来，骂他们是”清一色党天下”的独裁政权，批评国务院的副总理共十二个，个个都是共产党，一个都没有非党他党人士，这样”民主”云乎哉！”联合政府”放他的屁？那时候，《光明日报》在谁手里，谁就有一定的话语权。可是当毛泽东反击时，储安平被吓倒了，把责任推给《光明日报》的主管部门民盟的负责人章伯钧和罗隆基，自己也承认负有不尊重党的责任。这和一个月前他发表的言论截然不同，他被彻底吓坏了，共产党居然不战而胜，结果储安平后来被秋后算账，死于非命。自从”反右”以后，《光明日报》这张报纸也完了，彻底夹着尾巴做人，从民主党的报纸屈身变为党报。这是后话了。
“反右”之前的”鸣放”，算不算毛泽东意欲强暴知识分子的开始，还说不定，但至少他对那些他厌恶的知识分子，意欲玩弄、调戏一下，是没有疑问的。假如知识分子不当真，装模作样走个过场，毛泽东也不会立马龙颜大怒，储安平也许会保一条命，”反右”也许不会酿成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镇压运动，全国五十五万”右派”也不至于遭那么大的罪。
历史没有假设，除了储安平以外，还有一九五七年还有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站出来了，他们不愿意被调戏和玩弄，更不愿意被强暴，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琪、讲师王德周，与储安平同时，也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今天党群关系同解放前差了十万八千里”的言论，甚至还有喊出”杀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不能说不爱国”的口号（这些文字都有案可查，有文字材料等官方出版物为证），简直是造了反了，这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吗？毛泽东对此还会有”大鸣大放”的容忍度吗？看看胡风的命运就可以知道，胡风在当时是大作家，头号持不同政见者，却在”反右”之前的1955年就被抓起来了，不但不是胡风一个人，还整成了一个胡风集团，罪名是”反党、反革命、反人民”，当然是莫须有的罪名，根本没有靠得住的证据。但这三大罪名只要有一种，就要罪该万死了。胡风一人兼而有之，他还能说他没有罪吗？
那么，勇敢的胡风到底说了什么呢？他不过是主张文艺创作要自由，不能预设主题，不能预设立场，比如写”土地改革”，不能预先定好”党的大好形势”的立场，更不能只写党的胜利、不写党的失败。而且，人性的正义感是相同的，不是苏联推崇的无产阶级作家才能写出人性的正义感，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人喜欢的资产阶级作家就写不出人性的正义感，这是强盗逻辑。当然，胡风还反对共产党高层官员和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以及违反事实和真理的党八股文化，更不能容忍胡乔木等共产党高官的官僚主义作风，就索性批评一通，没有想到马上被一棍子打倒，按上三大罪名，多么可怕。这难道不是说，党文化要强暴胡风所倡导的自由文化，胡风遭遇强暴，不服从不听命不配合，结果只能入狱坐牢。
那么，作为那时的知识分子，谁能学点温柔一点呢？比如在争论中，看见”党员一来”，可以随便谈谈”天气真好”，或者抢着干些眼皮底下看得见的卖力活呢？当然，这样的人不会少，比如熟读中英文多国语言、学贯中西的钱锺书先生比较有眼力，他1950年就选择了一个好职业，把毛泽东选集翻译为英文，后来又再接再厉，又翻译了毛泽东诗词。当然，这不仅仅是钱锺书先生一人努力的结果，他在清华同学，在共产党内担任高级干部的胡乔木成为他的靠山。”文革”后是邓小平时代，胡是邓的铁杆智囊，于是他提拔钱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住上了组织分配在钓鱼台附近的三里河寓所，副部级的房子宽敞是必然的。尽管有政治局委员这样的靠山，钱锺书作为骨子里向往自由思想的民国文人，在逆来顺受之余，他会不会发点牢骚呢？钱先生把自己的内心包裹很严密，不轻易表态，但他妻子杨绛索性说了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常常到他家夜里串门，常感不便，胡乔木就知趣地把警卫留在楼下，”把最好的一面”留给钱先生夫妇看，杨绛这样不失温柔地似感谢又似安慰地抱怨了一下：”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锺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锺书感到惭愧。”
胡乔木是什么人？他是中共党史专家，党内重要的理论家，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社科院院长，他在意识形态上紧紧跟随邓小平，强烈反对西方自由思想，他讲话中提到要坚决同西方要颠覆共产党的企图作斗争。看胡乔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就可以知道，”搞定”知识分子用心良苦，让他们心服口服，还要装出十足的真诚，尽管钱锺书夫妇有抱怨，但感激更多，如今每年春节前都有政治局委员到超百岁老人杨绛家探望，钱锺书的《管锥篇》四册在1979年纸张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由胡乔木批示由中华书局出版繁体竖排版，可见胡乔木把”党的温暖”都给了钱锺书，他还会对党说些不该说的话吗？杨绛女士依然被党”关怀”，九卷本《杨绛全集》出版，政治局常委还多次到家里看望，即使她不表示感恩，恐怕也不会对党说出储安平那样的尖锐话的。
像钱锺书那样谨慎的文化人居多，当然也有对党的”关怀”格外投桃报李的，比如郭沫若这样的大作家，生而逢时，如鱼得水，虽然他早在”五四”时期就已是名气不小的作家了，但不愿错过任何表现自己忠心的机会，对于批判胡风毫不留情，他说，”胡风不但是思想上的敌人，还是政治上的敌人”.郭沫若这样的文人，向来不用经过共产党的思想改造，就已经自觉改造好了。不但不会遭遇强暴，还主动投怀送抱，这点功夫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所能学会的。当然，郭沫若是聪明人，他会这样做。胡适也是聪明人，却不会那样做，他拒绝留在大陆，是因为他对共产党有深刻的认识，有发自内心的恐惧。他去了台湾之后，可以在中研院成立大会上对着蒋介石说蒋的讲话是错误的，不但没有死罪，而且什么事情也不会有。蒋介石还是有一些涵养和包容心的。与蒋介石不同的是，毛泽东却这样告诉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不到一夜就变味了，所谓的言论自由只许在”人民内部”存在，不属于人民内部者不得有自由。这也就是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依据了，”反革命分子”就是阶级敌人，别说言论自由，就是人身自由都没有了。毛泽东的手段何其”高明”，他并没有否定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只是要求知识分子不断向党保证忠诚，并且使他们经常沉重地感到惶恐，感到害怕，感到不适，生怕某天早晨起来被当做人民公敌或不爱国的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
毛泽东对于不服的知识分子，专门建立了思想改造的场所，就是劳改集中营，大批”右派”被关进去，其中一部分再也没有出来。恐怕这正是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抬不起头的原因。
毛泽东式的强暴确实富有迷惑性，他常用的一句话是”开头慢一点，后来快一点”，先是”引蛇出洞”，然后慢慢玩弄你，后来见你不配合，就逼你就范，”后来快一点”就是不给你任何余地，不行也得行，不肯洗脑筋，就脱你的裤子，逼着你与他一起洗澡，直到让他满意为止。
自从储安平批评毛泽东为”大家长”、”老和尚”之后，储安平这样的人就不再出现了，恐怕钱锺书也看到这一点，主动配合，或许下场会好一点，即使不妙，但也不会太糟——保命优先。邓小平时代，钱锺书成为党的座上客，党的贵宾，虽然有点不自在，但对于种种利益和待遇还是不愿意放弃的。
胡风和钱锺书的不同命运是两种不同的结果，毛泽东用狠招玩弄知识分子，压制和奴役，而邓小平就比较聪明，用胡乔木这样的文化官员对待知识分子，和风细雨，和颜悦色，让你乖乖听话，同时又随时不能忘记历史上曾有的某种恐惧感，这样就达到统治者不言自明的目的了。
而在邓小平之后，利益驱动则是常用的办法，似乎更加直截了当，给职称，给党票，给项目经费，给政治荣誉，给出国机会，给文化包装，知识分子被御用、被重用，一些教授还沦为”叫兽”，这正是统治者所希望达成的结果。虽然还有一些敢言的知识分子，但多半境况不佳，依然有坐牢的风险，随时有失去工作、靠边站的可能，一旦没有生活来源，经济压力很大，处境就很艰难。当然，反抗奴役，争取自由都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争取自由意味着反抗奴役，苦日子必须坚持，必须忍耐，但对自由的争取一日也不可放弃。爱这个国家，就要为自己为这个国家的人们争自由，自由意味着责任，特别是良心自由，更是人生真正的意义，人生最大的价值，哪怕人付出一生的代价，最终能获得自由，也是最完美的一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