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对浙江拆十字架运动及宗教逼迫现象的观察和思考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一场针对基督教的宗教信仰逼迫运动在浙江“试点”近一年,被称为“浙江模式”,其特点是针对合法登记的基督教堂建筑物顶上的十字架进行强拆,政府出具的书面拆除通知上均无“十字架”字样,名义上却是“拆除违章建筑”。

自2014年1月起开始的浙江拆基督教堂十字架运动,至今已经超过10个月。其中,4月份以后为密集拆除期,主要集中在温州地区,7、8、9月三个月为大规模的拆除期,全省至少有300间以上的教堂十字架被拆,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和金华两市及所辖区县市所拆的合法教堂十字架,分别在100个以上。

4月28日夜,温州永嘉县三江教堂被拆是这场运动中最为突出的标志性事件。建了十年、耗资三千多万元,一夜之前被政府强行夷平,除了教堂传道人被抓,就连偷偷拍照、摄像的网友也有被传唤、拘留的。

三江教堂位于瓯江口和永嘉香格里拉酒店对面,十字架比较高,政府一开始只要求拆十字架,三江教会坚决不同意,因为拆掉十字架的教堂就不是教堂了,直到整个教堂被强拆,他们也不同意,他们守护到最后时刻。10月29日,三江教堂的传道人郭云华等两信徒被抓半年后第一次开庭审理,罪名是涉嫌侵占村集体土地,即所谓良田,而众多新闻报道、当地居民则指原三江教堂所在地是一座名叫狮子山的半山坡上,本是岩石地质,却被政府指为良田。据参加庭审的当地基督徒介绍,庭审时得知政府强拆三江教堂花费约在2000万左右,其中拆除费用600万元,维稳安保费用120万元。如今,三江教堂原址已恢复山坡原样,被政府种上小树和草坪,已无任何教堂存在的痕迹。政府宁愿花费数千万、为时将近一个月、动用上千警力也要把基督教信仰的标记十字架拆下来,可见这次针对基督教信仰的逼迫,其决心有多大。

据笔者观察,震惊全世界的这场浙江拆十字架运动,至少经过浙江省“三改一拆”(旧厂房、旧农居房、旧住宅房改造和拆除违章建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直接领导,涉及到浙江省委省政府、统战部、国土厅、建设厅、宗教局、公安厅等职能部门,甚至更高层的干预来自北京,温州等基层政府并无多少主动权和话语权。

这场针对十字架的宗教逼迫运动,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政府部门要求教堂所在的基督教会自拆,一旦不自拆,政府提出“帮助”其自拆,拆除后的建筑物顶上禁止安置或恢复十字架,十字架只能出现在建筑物的立面墙面上;对于不自拆和反对的,多是半夜强拆、偷拆,不少拆后的十字架被偷运或强行运走,不留下证据;所拆的基本上都是经宗教局批准、登记和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基督教协会登记的合法教堂;当地教堂的基督教协会、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简称“三自教会”)负责人被迫向公众表态支持涉及宗教场所的“三改一拆”运动;除了三江教堂等个别被指“违章建筑”的教堂被拆外,主要是强拆十字架,教堂若有违章也不拆;强拆动用城管、武警、特警维稳;无一起经过法院审理并司法裁决的强拆;对不配合强拆十字架的教堂停水、停电,对于传道人和带头负责的信徒进行威胁,所办企业也要遭遇停水停电,有些家属被迫从政府部门辞职、降职;温州多名反对强拆的基督教会牧师和传道人被抓,其家属受到威胁、警告、罚款;各地与官方基督教协会、三自爱国委员会有工作往来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基本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也不被基督教会所信任,甚至断绝往来。

这一轮针对基督教的宗教信仰逼迫基本上可以判断为北京推行基督教中国化的“规定动作”,并非地方政府的“自选动作”,只不过是率先从浙江开始罢了;如果浙江推行顺利,可能会在基督教人数较多的其他省份推行,但不会波及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因为中国政府非常在意大城市的国际形象。相对而言,温州只是东南沿海的地市级城市,国际影响低,则适于北京推行“基督教中国化”。

浙江温州是全国基督教人数增长最快的地方之一,又是基督教堂最多的城市,在温州地区的平阳、苍南、龙湾、永嘉、瑞安、乐清等县市,基督教的历史超过两百年,几乎村村都有基督教堂或天主教堂,高速公路和省国道两侧每隔不远处就能看到一座高举十字架的教堂。到了10月底,温州高速公路两侧几乎看不到有十字架的教堂,只剩下没有十字架的教堂。

这次拆十字架而非拆教堂,其目的如何?温州基督教会的分析人士认为,当局欲从中达到对基督教内部分化瓦解的目的。如果仅仅是拆教堂,十字架必然也不保,基督教会势必强烈反对,甚至对抗,政府突入的人力、物力、维稳成本会加大,预期往往不能短期达到目的。而仅仅拆十字架,表面看十字架似乎微不足道,拆了还可以重新树立起来,或等这次运动的“风头”一过再树,但是在实际的强拆过程中,情况要复杂很多:一是拆十字架会在地方各基督教会的带领人之间产生分歧,政府越施压,这种分歧越明显,教会内部同意拆的力量占上风,十字架被拆的就很快,而一旦被拆,甚至相互指责和推卸责任,这些教会可能由此分裂、纷争、混乱。温州一些教会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政府出面调停,从而介入教会内部事务,甚至架空教会决策层,达到瓦解教会的目的;二是温州也有一些基督教会带领人明确为信仰自由而抗争,坚决不同意拆十字架,不但不会自拆,还誓死保卫十字架,哪怕教堂被拆,十字架也不愿意被拆。这样的教会带领人往往是对基督信仰坚定,服从圣经的教导,又敢于担当,是真正为基督教信仰作活生生的见证。教会内部团结,任何外力也无法介入;三是向来进行统战工作的统战部、宗教局,在这一过程中,基本上“武功全废”,既然他们保护不了合法登记的三自教会名下的基督教堂及十字架,基督教会便与这些统战部和政府部门断绝来往。对于温州基督教会而言,以前挂靠在三自教会名下,只是出于教会建设教堂的需要,名义上同意接受统战部和宗教局的管理,实际上独立于三自教会之外;四是政府控制的基督教协会和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基本沦为摆设,不再起到联合各地基督教教会的“统战”作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1954年策划成立的三自爱国委员会可能在这场拆十字架运动中彻底破产,温州各地原在三自名下登记的教堂基本上自动独立,不再理会三自教会和宗教局、统战部。

通过这场运动,温州教会和信徒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拆十字架本来就是针对基督教信仰的逼迫,而不是所谓拆除违章建筑;拆十字架而不是拆教堂,其实是为了达到从内部分化瓦解教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拆十字架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则推行进入教堂内部,以“同心同行,共建和谐”为目的,从试点、扩大试点和面上铺开,以“联系交心进场所、政策法规进场所、优质服务进场所、依法管理进场所、和谐管理进场所”这“五进场所”为抓手,所谓探索依法加强宗教管理新路子和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是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10月20日在温州全市宗教界开展“同心同行,共建和谐”试点工作交流会上的讲话。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在温州乐清柳市教堂召开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这进一步传递信号,“基督教中国化”不可避免,但基本上都是表面文章、官样文章,迷惑不了坚持基督真信仰的信徒们。

因为温州各地基督教会对强拆十字架的抵制、反对、不服从也是反应最强烈的。7月份至今,温州平阳、苍南等地的基督教会信徒还在昼夜守卫教堂的十字架,长达一百多天,停电或停水也超过一百天,基督教会带领信徒们坚决不同意被拆,像温州鹿城区的下岭教堂、平阳曾山福音堂等都已经坚守一百多天,每当政府偷拆或强拆时,上百名或更多的信徒自觉集中在十字架底座周围,导致强拆无法进行,只得撤退。至今,十字架还没有被拆下来;还有温州龙湾区五溪教堂,当十字架被偷拆后,三次重新安装上去;还有平阳县万全牧区教会,因对政府的强拆书面通知和所谓强拆依据,发起成立庞大的律师团,并提起行政复议和投诉或到法院起诉,结果十几间教堂的十字架基本都原封不动。温州各地政府吸取此教训,此后强拆教堂十字架不再送达书面通知,也不再出示所谓法律依据,而是改为突击偷拆和强拆;温州苍南县一些被拆的教堂十字架也陆续安装上去,还有不少教堂下一步是否恢复十字架,目前还处在观望阶段。一般而言,中国式的政府突击执法行动,如“三改一拆”运动,多半是阶段性运动一过,一切又恢复原样。这是典型的人治,而非法治。

自进入11月以后,浙江省还未有教堂十字架被强拆的新案例发生,这说明源自浙江的强拆十字架运动可能已接近尾声,北京或许会计算政治上的得失和衡量利益成本,以及国内国外压力,如果其结论是推行失利,那么,这一针对基督教信仰的“浙江模式”可望就此告终,别的省份也就免此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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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爱宗:对浙江拆十字架运动及宗教逼迫现象的观察和思考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一场针对基督教的宗教信仰逼迫运动在浙江“试点”近一年,被称为“浙江模式”,其特点是针对合法登记的基督教堂建筑物顶上的十字架进行强拆,政府出具的书面拆除通知上均无“十字架”字样,名义上却是“拆除违章建筑”。

自2014年1月起开始的浙江拆基督教堂十字架运动,至今已经超过10个月。其中,4月份以后为密集拆除期,主要集中在温州地区,7、8、9月三个月为大规模的拆除期,全省至少有300间以上的教堂十字架被拆,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和金华两市及所辖区县市所拆的合法教堂十字架,分别在100个以上。

4月28日夜,温州永嘉县三江教堂被拆是这场运动中最为突出的标志性事件。建了十年、耗资三千多万元,一夜之前被政府强行夷平,除了教堂传道人被抓,就连偷偷拍照、摄像的网友也有被传唤、拘留的。

三江教堂位于瓯江口和永嘉香格里拉酒店对面,十字架比较高,政府一开始只要求拆十字架,三江教会坚决不同意,因为拆掉十字架的教堂就不是教堂了,直到整个教堂被强拆,他们也不同意,他们守护到最后时刻。10月29日,三江教堂的传道人郭云华等两信徒被抓半年后第一次开庭审理,罪名是涉嫌侵占村集体土地,即所谓良田,而众多新闻报道、当地居民则指原三江教堂所在地是一座名叫狮子山的半山坡上,本是岩石地质,却被政府指为良田。据参加庭审的当地基督徒介绍,庭审时得知政府强拆三江教堂花费约在2000万左右,其中拆除费用600万元,维稳安保费用120万元。如今,三江教堂原址已恢复山坡原样,被政府种上小树和草坪,已无任何教堂存在的痕迹。政府宁愿花费数千万、为时将近一个月、动用上千警力也要把基督教信仰的标记十字架拆下来,可见这次针对基督教信仰的逼迫,其决心有多大。

据笔者观察,震惊全世界的这场浙江拆十字架运动,至少经过浙江省“三改一拆”(旧厂房、旧农居房、旧住宅房改造和拆除违章建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直接领导,涉及到浙江省委省政府、统战部、国土厅、建设厅、宗教局、公安厅等职能部门,甚至更高层的干预来自北京,温州等基层政府并无多少主动权和话语权。

这场针对十字架的宗教逼迫运动,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政府部门要求教堂所在的基督教会自拆,一旦不自拆,政府提出“帮助”其自拆,拆除后的建筑物顶上禁止安置或恢复十字架,十字架只能出现在建筑物的立面墙面上;对于不自拆和反对的,多是半夜强拆、偷拆,不少拆后的十字架被偷运或强行运走,不留下证据;所拆的基本上都是经宗教局批准、登记和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基督教协会登记的合法教堂;当地教堂的基督教协会、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简称“三自教会”)负责人被迫向公众表态支持涉及宗教场所的“三改一拆”运动;除了三江教堂等个别被指“违章建筑”的教堂被拆外,主要是强拆十字架,教堂若有违章也不拆;强拆动用城管、武警、特警维稳;无一起经过法院审理并司法裁决的强拆;对不配合强拆十字架的教堂停水、停电,对于传道人和带头负责的信徒进行威胁,所办企业也要遭遇停水停电,有些家属被迫从政府部门辞职、降职;温州多名反对强拆的基督教会牧师和传道人被抓,其家属受到威胁、警告、罚款;各地与官方基督教协会、三自爱国委员会有工作往来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基本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也不被基督教会所信任,甚至断绝往来。

这一轮针对基督教的宗教信仰逼迫基本上可以判断为北京推行基督教中国化的“规定动作”,并非地方政府的“自选动作”,只不过是率先从浙江开始罢了;如果浙江推行顺利,可能会在基督教人数较多的其他省份推行,但不会波及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因为中国政府非常在意大城市的国际形象。相对而言,温州只是东南沿海的地市级城市,国际影响低,则适于北京推行“基督教中国化”。

浙江温州是全国基督教人数增长最快的地方之一,又是基督教堂最多的城市,在温州地区的平阳、苍南、龙湾、永嘉、瑞安、乐清等县市,基督教的历史超过两百年,几乎村村都有基督教堂或天主教堂,高速公路和省国道两侧每隔不远处就能看到一座高举十字架的教堂。到了10月底,温州高速公路两侧几乎看不到有十字架的教堂,只剩下没有十字架的教堂。

这次拆十字架而非拆教堂,其目的如何?温州基督教会的分析人士认为,当局欲从中达到对基督教内部分化瓦解的目的。如果仅仅是拆教堂,十字架必然也不保,基督教会势必强烈反对,甚至对抗,政府突入的人力、物力、维稳成本会加大,预期往往不能短期达到目的。而仅仅拆十字架,表面看十字架似乎微不足道,拆了还可以重新树立起来,或等这次运动的“风头”一过再树,但是在实际的强拆过程中,情况要复杂很多:一是拆十字架会在地方各基督教会的带领人之间产生分歧,政府越施压,这种分歧越明显,教会内部同意拆的力量占上风,十字架被拆的就很快,而一旦被拆,甚至相互指责和推卸责任,这些教会可能由此分裂、纷争、混乱。温州一些教会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政府出面调停,从而介入教会内部事务,甚至架空教会决策层,达到瓦解教会的目的;二是温州也有一些基督教会带领人明确为信仰自由而抗争,坚决不同意拆十字架,不但不会自拆,还誓死保卫十字架,哪怕教堂被拆,十字架也不愿意被拆。这样的教会带领人往往是对基督信仰坚定,服从圣经的教导,又敢于担当,是真正为基督教信仰作活生生的见证。教会内部团结,任何外力也无法介入;三是向来进行统战工作的统战部、宗教局,在这一过程中,基本上“武功全废”,既然他们保护不了合法登记的三自教会名下的基督教堂及十字架,基督教会便与这些统战部和政府部门断绝来往。对于温州基督教会而言,以前挂靠在三自教会名下,只是出于教会建设教堂的需要,名义上同意接受统战部和宗教局的管理,实际上独立于三自教会之外;四是政府控制的基督教协会和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基本沦为摆设,不再起到联合各地基督教教会的“统战”作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1954年策划成立的三自爱国委员会可能在这场拆十字架运动中彻底破产,温州各地原在三自名下登记的教堂基本上自动独立,不再理会三自教会和宗教局、统战部。

通过这场运动,温州教会和信徒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拆十字架本来就是针对基督教信仰的逼迫,而不是所谓拆除违章建筑;拆十字架而不是拆教堂,其实是为了达到从内部分化瓦解教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拆十字架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则推行进入教堂内部,以“同心同行,共建和谐”为目的,从试点、扩大试点和面上铺开,以“联系交心进场所、政策法规进场所、优质服务进场所、依法管理进场所、和谐管理进场所”这“五进场所”为抓手,所谓探索依法加强宗教管理新路子和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是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10月20日在温州全市宗教界开展“同心同行,共建和谐”试点工作交流会上的讲话。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在温州乐清柳市教堂召开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这进一步传递信号,“基督教中国化”不可避免,但基本上都是表面文章、官样文章,迷惑不了坚持基督真信仰的信徒们。

因为温州各地基督教会对强拆十字架的抵制、反对、不服从也是反应最强烈的。7月份至今,温州平阳、苍南等地的基督教会信徒还在昼夜守卫教堂的十字架,长达一百多天,停电或停水也超过一百天,基督教会带领信徒们坚决不同意被拆,像温州鹿城区的下岭教堂、平阳曾山福音堂等都已经坚守一百多天,每当政府偷拆或强拆时,上百名或更多的信徒自觉集中在十字架底座周围,导致强拆无法进行,只得撤退。至今,十字架还没有被拆下来;还有温州龙湾区五溪教堂,当十字架被偷拆后,三次重新安装上去;还有平阳县万全牧区教会,因对政府的强拆书面通知和所谓强拆依据,发起成立庞大的律师团,并提起行政复议和投诉或到法院起诉,结果十几间教堂的十字架基本都原封不动。温州各地政府吸取此教训,此后强拆教堂十字架不再送达书面通知,也不再出示所谓法律依据,而是改为突击偷拆和强拆;温州苍南县一些被拆的教堂十字架也陆续安装上去,还有不少教堂下一步是否恢复十字架,目前还处在观望阶段。一般而言,中国式的政府突击执法行动,如“三改一拆”运动,多半是阶段性运动一过,一切又恢复原样。这是典型的人治,而非法治。

自进入11月以后,浙江省还未有教堂十字架被强拆的新案例发生,这说明源自浙江的强拆十字架运动可能已接近尾声,北京或许会计算政治上的得失和衡量利益成本,以及国内国外压力,如果其结论是推行失利,那么,这一针对基督教信仰的“浙江模式”可望就此告终,别的省份也就免此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