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法律系副教授、占中发起人戴耀廷）
笔者认为须想出一种参与门槛比占领更低，但只要参与的人数够多的行动，对当权者构成强大的压迫力。
雨伞运动后，香港社会可大体分为蓝、白及黄三营。蓝营是保守力量，不求变或只接受有限、有序及缓慢的转变。黄营认为社会不公义已是非常严重，故必须尽快改革。白营是非蓝非黄，站在中间。蓝、白、黄的比例大概是4.5:1.5:4。
从黄营角度看，要成功争取民主改革，就需要社会内有过半的人支持改革，并准备付诸行动，以共同力量去迫使北京政府，愿意透过对等谈判来化解纷争，让改革的目标有望能最终达成。虽然能过半也不代表北京政府会让步，但这应是最起码的条件。也是说，在未来的日子，黄营必须从蓝营或白营争取一些人过来。要这样做，就要先了解蓝营及白营的大致组成，才能对症下药，把其中一些有可能争取过来的，想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
蓝营并不是铁板一块，当中包括了起码四类人。第一类是真心热烈拥护中共的。他们认为中共带领中国成功经济现代化，让中国在国际社会能抬起头来，有望完成富国强兵梦。因此，他们的所有看法都是从中共的观点出发，压制国人自由，不实行真普选，都是成就富国强兵所不能避免的恶，甚至认为是国人应为国家整体利益应作的牺牲。此为B1。
第二类是支持中共的投机主义者，支持是因为中共强大，能为他们带来实质利益，过去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英国的宗主，现在只是换了主人而已。只要中共维持强势，他们没有理由与中共对抗，他们反会说服其他人接受政治现实，快些回归主人的怀抱，就可以快些享用富贵主人的各样好处，当然条件是要听听话话了。为了讨好主人，有时候他们可能做得比主人要求的还要多。此为B2。
第三类是相当务实的一群，虽然也有心改革，但按他们的理解，中共仍缺乏足够的自信去让港人实行真正的普选及自治。他们接受眼前所见到的局限，只在他们理解的中共所可能容许的空间范围内，尽能力去争取到最多。因他们不容易准确掌握上意，故有时候可能比中共真正的底线还要保守。此为B3。
第四类其实是不信任甚至是害怕中共的。但他们认为中共过于强大，港人没希望从中共手上争取到真普选。且中共已给了港人不少好处，故港人应该满足现状。他们更担心若港人把中共逼得太紧，中共可能把现在已给的也收回，那时候就得不偿失了。因此，他们选择认命做顺民。此为B4。
至于白营，也不只有一种想法。第一类是除却是与自己直接及即时的利益有关的事外，对其他的事都漠不关心。他们不是特别支持中共，也不会特别反对改革，只是关于公众之事，并不能引起他们关注的兴趣，遑论有看法或立场了。此为W1。
哑忍苛政猛于狼？
第二类觉得自己对事情认知不足，故在有时间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他们选择暂作观望。但这类人通常很忙，从不会有足够时间去把事情搞清楚，故他们是观望状态可能是永恒的。此为W2。
第三类也是选择观望，但他们是因为觉得社会现在太分化，认为明智之举是静观形势变化，到形势明朗，才决定是否要靠边站。此为W3。
第四类亦看到社会分化严重，明白双方最终还是要坐下来谈判化解纷争，到时候就需要有中立的人，去把双方联系起来。故他们选择现在站在中间，准备将来能发挥起桥梁的作用。此为W4。
就算在黄营，虽都是希望能尽快有改革，但因参与及愿意付出代价的程度有不同，也可分为几类。第一类是甘愿为民主改革抛头颅、洒热血的，但这类人应不会太多。此为Y1。
第二类虽未必准备做太大牺牲，但他们认为必须采取更激烈甚至暴力的手段，才有望迫使中共退让。但通常来说，要付的代价越高、个人风险越大，人数也会越少。此为Y2。
第三类是一些愿意作有限度牺牲，但个人代价不可能太大，故他们会参与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动，但从个人所能承担的程度及从策略上，都不认同以暴力的方法去争取改变。此为Y3。
第四类人基于各种原因，如需要照顾家庭，不能承受违法的后果，故连公民抗命的行动对他们来说也是门槛太高，不过愿意以各种合法的方法去支援走在前线的抗争者。此为Y4。
明白了蓝、白、黄营都是由不同意向的人组成，我们就可以更精准地去思考如何去把蓝、白营的一些人争取过来，令黄营总体过半，及应以什么方法去号召最多人参与下一波的直接行动，对北京政府施加最大的政治压力。
首先，我们知道有些人如B1，是无论做什么也是永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的。至于B2，他们何时会支持改革呢？就是当中共自己也准备改革了，或中共变得势弱的时候，他们就会见风转舵去支持改革了。但这类投机的人，争取过来作用也不大。要B4变色，那可能要当权者犯上更大的管治错误。中国人有说法是当苛政猛于虎时，人民就会起来抗争暴政。但这也是说，若苛政只是猛于狼之时，他们还可以忍受得到，就会继续哑忍下去，虽然他们会发现日子越来越难过。一些B3也不是无底线地支持中共的。若当权者所作的，超越了最基本的人道底线，暴露了更严重的不公义，他们是有可能变色的。他们未必会即时变黄，但变白的机会则很大，成为W3或W4。
施压行动迫使犯错
当权者若犯了严重的管治错误，有可能惹到W1注意，或会促使W2愿意花一些时间去搞清楚事情，而W3也可能再难以置身其外，而必须靠边站，站到要求改革的一边去。至于W4，因他们的中立桥梁角色，对最终能否以谈判化解纷争是相当重要的，故不期望他们会改变，但不排除当权者所犯的错误，会是连一些W4也忍受不来，令他们也要参与抗争的行列。
不过当权者是否会犯上这种错误，使一些支持者如B3及B4失望而改变立场，或令一些原先中立的如W1、W2及W3都决定要确定立场走向黄营，并不是我们所能控制得到的。但历史告诉我们，当权者是常会愚蠢地犯上这种错误的，而什么时候他们最大机会犯错呢？就是他们受到更大的压力的时候。因此，除了等候时机外，我们还可以筹组下一波的直接行动，自己去制造时机。
要那些改变原先立场的人，一下子就参与代价相对高的抗争行动如公民抗命，那会是非常困难的。就算是Y4，即使他们如何愤怒，也未必准备参与公民抗命的行动。因此，在构思下一波的直接行动时，我们必须想出一种参与门槛比占领更低，但只要参与的人数够多，或许要比参与雨伞运动、占领行动的人还要多很多，就有可能对当权者构成强大的压迫力的方法。那样，我们就可发挥黄营过半的优势，迫使对手再次犯上连续的错误，营造出当权者不能不坐下来与改革力量对等谈判的形势。能否想到这种方法，就看我们的创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