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作家 余杰)
明史学者吴晗本以为能够以批判朱元璋的独裁暴政的《朱元璋传》取悦毛泽东。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效仿的对象除了毛泽东以外,还有明太祖朱元璋。而毛泽东生前也最为欣赏跟他一样从农民和草莽变成皇帝的朱元璋。
一九四八年,明史学者吴晗到河北西柏坡拜见毛泽东,呈送《朱元璋传》手稿。吴晗的著作以批判朱元璋的独裁暴政来影射毛的对头蒋介石,以为能够以此取悦毛。谁知毛泽东最欣赏的就是朱元璋,对吴晗的书不以为然,并命令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加以修改。一九五五年,毛审阅该书的修改稿时,再次对吴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一九六四年五月,毛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朱元璋以一个落魄的和尚,经十五载奋斗而成帝业,让毛联想到自己的丰功伟业而深有感触,并得出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朱元璋迷信的特务统治、洗脑教育和苛法酷刑,更是被毛发扬光大。朱元璋奠定了用特务控制百官和百姓的统治方式,后来由锦衣卫又发展出东厂和西厂;毛的警察国家则更为隐匿而精致,甚至让家人之间亦彼此监视和告发。朱元璋认为对贪官使用酷刑可以根除腐败,在各级官府公座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也是首个对贪官使用凌迟的处决方式的帝王;毛则处决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两名涉嫌贪污的高级官员,但这并不妨碍他本人声色犬马、荒淫无度。
在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布鲁和法国学者巩涛合着的《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分析朱元璋及明朝皇帝对凌迟这一酷刑的迷恋。凌迟是在辽代进入中国的刑罚实践,在北宋被用来处罚最严重的犯罪,在元代进入成文法典,但直到明朝才变得常见。朱元璋认为,皇帝必须让人恐惧,怀有邪恶企图的人终会败露,会受到皇帝所能设计的最严酷惩罚。他突破《大明律》,以汇集众多案件的《御制大诰》颁布天下、警示官僚。
对贪官不敢用死刑
在凌迟处决大小贪官的判决中,朱元璋承认,在他治下的不幸的堕落的时代,酷刑不可避免,凌迟是实现天下太平的一种工具。然而,他始终无法解决长期困扰司法制度的问题:腐败并未被酷刑吓阻,他只能逐步加重刑罚。 《大诰》三编的序言结尾暗示了日益严峻的形势:「呜呼!良民君子之心,言不在多,其心善矣。凶顽之徒,虽数千万言,终不警省,是其自取也。」
习近平向朱元璋学习,只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习不是亲自打天下的帝王,其创设和破坏制度的能力及空间都不如朱元璋那么大。习不敢在反腐运动中对贪官使用死刑,即便是他痛恨的周永康都能免于一死,周永康的爪牙们更是获得轻判:李春城判囚十三年、蒋洁敏判囚十六年、王永春判囚二十年、郭永祥判囚二十年。民众普遍感到这些判决是「雷声大雨点小」,贪官坐牢三五年就能保外就医,这样的惩罚对其他贪官毫无震慑作用。如果连朱元璋的凌迟、剥皮等酷刑都不能根除腐败,习近平的舆论丑化、司法审判又怎么能让腐败官员洗心革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