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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6日南华早报网站发表中文报道《特稿：三十五年一孩生死策》一文，写得很煽情，似乎采访的人不少，看上去像对独生政策的一个系统、完整的反思，但是我越看越皱眉头。我知道肯定有人会指责我鸡蛋里挑骨头，连揭批计划生育的文章也要批判；可是这只鸡蛋里的骨头也未免太多了。另外，有关计划生育的中文报道，无论大陆的还是海外的，我几乎都看过，说实话我看得顺眼的不太多，肤浅是普遍毛病，错误也比比皆是。在过去，为了不打击媒体报道计划生育问题的积极性，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到了计划生育制度本身已经摇摇欲坠的今天，我们应该对计划生育有一个更完整、更准确、更深入的认识了。
已经25年了，但毛恒凤仍清楚记得她的孩子尖锐的哭声。
但当时她连抱一下孩子都不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淹死在水桶里，无能为力。
那一年，她怀着第三胎已经七个半月。根据一孩政策，这个胎儿是“非法＂的，所以她被拖到手术台上，强制堕胎。
她忍着泪说：“孩子是活的，我听到他的哭声……我受到的刺激很大，小孩活活的被他们搞死了……我很无奈，很愤怒。＂
毛恒凤的悲惨遭遇并不止于此。
堕胎后她严重失血，但官员仍要求强行切除她的子宫。
这是报道的开头。毛恒凤我不熟悉，但是以前在网上见过关于她的一些报道，和她自己写的控诉信。我不知道南华早报对她的报道有无错误，但是至少有两处显然会引起误解。第一，毛恒凤1988年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1989年又生了一个女儿，1990年怀第三胎时被强制流产。被堕掉的确实是第三胎，但属于第四孩。第二，切除子宫肯定不是故意害她，而是因为出了大月份堕胎兼强制堕胎难以避免的意外大出血，为了挽救她的生命而不得已为之。中国大陆剥夺妇女再生育能力的手段是强制结扎，不是切除子宫。
因堕胎大出血而导致子宫被切除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例如沈阳下岗工人徐玉兰，2000年因单位实行“减人增效”，她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2001年2月2日，她意外怀孕一对双胞胎，单位因人手紧张而指派她到沈阳第一人民医院做了药物引流，休息了两天就上班，还加班加点。引流不净加上劳累导致大流血10多天不止，吃药无效，引流20多天后单位给了5000元的现金支票到中国医大二院住院治疗，医院诊断出血原因为子宫内有“胎盘绒毛”，不得不于2001年4月26日将徐玉兰的子宫完全切除。术后徐玉兰因为单位人手紧张而很快又上班了，但经常肚子痛、腰痛、阴道及肛门伴有痉挛性阵痛、头晕、血色素低、头昏眼花、四肢无力。2002年9月20日，徐玉兰因工作效率大减而被下岗，断了生活来源，开始了她的申诉、上访人生。她要求工伤待遇完全符合政府有关规定（昨天我看过复印件，名称我忘了），但是至今得不到解决。
第二个被报道的当事人我见过她的家属。她叫“夏润英”，不是如报道所说的“夏嫩英”。夏润英之所以上访、起诉也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因为被强制结扎，而是因为被强制结扎后出现了严重的手术并发症，经常吐血。但是法院没有受理她控告计生委的起诉。在中国大陆，被强制结扎的人多了，没有严重并发症她们是不会上访或起诉的。
第三个被报道的当事人冯建梅，报道说“当地官员强迫怀了第二胎已7个月的冯建梅强制引产”，到底是胁迫（强迫）还是强制？作者看来也不大清楚。据我所知冯建梅是怀孕7个月零4天被强制引产，她被控制在丈夫的姑姑家后凌晨假装去厨房吃饭并趁机逃走，在山上呆了一整天后晚上逃到另一个亲戚家却不料再次被捉住，最后被强行带到镇坪人民医院，被几个人按住手脚在流产手术知情同意书上按手印“同意”。我跟张凯律师还有几位记者重走过她的逃跑和被俘路线。另外冯建梅今年已经生下了又一个女儿，叫“思忆”。冯建梅的事情很多媒体报道过，包括她今年生女儿的事。
不仅仅是个案，报道对计划生育宏观历史的叙述也有很大问题。
报道把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归咎于毛泽东鼓励生育是错误的，1953年开始中共就在酝酿计划生育了，而此前镇反、土改、抗美援朝根本无法顾及生育问题，“人多力量大”不过是用来驳斥艾奇逊关于中国粮食不够吃、共产党搞不长的观点而已。事实上土改在福利国家尚未建成时就打碎大家庭，是不利于鼓励生育的。1957年开始已经在大规模地宣传计划生育并生产避孕药具了。批判马寅初只是割他的马尔萨斯主义尾巴，并不意味着停止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生育，甚至都没影响到马寅初的行政三级待遇（毛泽东也只是行政二级）。一直到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国际人口会议发言，都一方面批判马尔萨斯主义，一方面又说计划生育是中国内政不容他国说三道四。在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计划生育宣传虽然停止了（那种局面下要不停止计划生育得多疯狂啊？），但196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又专门下达文件重提计划生育，并于1963年开始试点。毛泽东时代炙手可热的柯庆施和“四人帮”控制的上海，一直是计划生育的明星试点。卫生部长钱信忠通过上海试点已经总结出后来推广到全国的一整套计划生育手段，包括马寅初当年反对的堕胎在内。1964年上海的堕胎人数就已经跟当年上海出生的孩子一样多。毛泽东时代的生育率并不高于中国古代，跟同期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要低些，在整个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也低于同文同种且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台湾。
报道用“鼓励减少生育”来概括1980年以前的计划生育太轻描淡写了。侵犯人权并非从独生子女政策开始，而是从1963年开始的计划生育的试点就存在，所以周恩来才痛斥强迫女工堕胎，华国锋才强调孩子生出来就该给基本口粮，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下面完成指标。可以说计生暴行自始就是上面逼出来的。以没户口的“黑孩”为例，仅仅广东一省到1974年年底就有47300多个“黑孩”，公安部称这种做法在“天津、浙江、福建、四川等省市也存在”。（杨支柱：《计划经济时代的“黑孩”问题》）。独生政策不过是顺着计划生育的推进水到渠成的结果。跟1980年代和1990年代相比，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确实很少使用直接的人身强制手段；那是因为国民的饭碗被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同时生育指标也相对宽松，靠胁迫手段通常就够用了。
独生政策不是从1980年开始的，而是1978年就开始酝酿了。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写进宪法也是1978年。为落实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197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1978年6月26-28日）的报告》，即中发（1978）69号文件。该文件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1979年1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要求“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在1979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省出台了本省的计划生育条例，对生二胎予以经济制裁。梁中堂先生的研究早已指出，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并不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起点，相反是“一胎化”运动到农村独女户间隔四、五年后可以生第二孩的“现行生育政策”的过渡。（梁中堂：《试论“公开信”在“一胎化”向现行生育政策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今天独生政策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也不等于中国大陆废除了计划生育，普遍准生二孩的计划生育仍将存在一段时间。同样毋容置疑的是，计划生育在强制实施的同时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利益诱导机制，除了各种计划生育奖励，还包括计划生育制度和理念对计生法律体系以外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渗透。要改变这种利益诱导的计划生育，以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普遍的独生子女父母立场和中国法学界对计划生育问题普遍的肤浅认识，需要的时间会比从普遍放开二孩到停止强制计划生育要长得多。但是南华早报这篇报道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跟计划生育的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就开始打扫战场了。这不奇怪，因为记者脑袋里的计划生育似乎仅仅是指独生子女政策。
记者似乎采访了若干人口专家，但是这些专家的看法，同样问题很多，甚至还不如我八年前刚把主要精力转移到问题计划生育上的时候。
譬如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提高了中国的人均GDP。八年前我也这样认为，但是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每年少生1千万人（实际上还做不到）对于整个中国人口只是1%，餐桌上少浪费一点或者多子女父母稍微多干点活，都足以弥补这点消耗。独生政策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提升人均GDP的作用未必有它造成的破坏大。何况当年的中国劳动力富余而资本不足，强迫妇女把生养孩子的时间用于生产劳动也没活可干，独生子女政策不是缓解了当时的就业难而是加剧了它。这个问题，易富贤博士2007年在香港出版的《大国空巢》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又如对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难以废除的分析，认为是计生系统出于自身利益的抵制。这显然太肤浅了。计划生育难以废除首先因为它历经毛、邓、胡、赵、江、胡、习各朝，在“不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指导思想下，成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外的第二种“政治正确”。其次是因为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下大量官员的顶子部分地是由妇婴的鲜血染红的，他们不想使自己过去的“政绩”失色。财政上的顾虑显然也比来自计生饭碗集团的阻力大。“社会抚养费”一年只有300多亿，还大部分返还给乡镇和区县计生系统了，而计生财政拨款到2012年就已高达812亿多。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对于乡镇和基层计生组织当然很难受，但是对于中央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大不了让他们光拿钱不干活。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抚养费”本身就说不通，如果政府现在停止计划生育，那么过去未交“社会抚养费”的人肯定更不愿意缴纳了：同样是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为什么晚几年甚至几个月就不增加社会负担了，早几年甚至几个月就增加社会负担几万甚至几十万？其实他们不交也罢，因为他们过去就没交，对于这点钱政府也犯不上头疼。真正头疼的是，政府一旦允许这些“欠费”的人不交，那么已经被征收的人就会攀比：我孩子跟他的一般大甚至还小一点，既然他可以不交，我交了是不是该退？计划生育在全国搞了四十五年，在试点地区搞了五十多年，如果被罚款和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都来要求退款，甚至被堕胎、被结扎、被上环的都来索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啊？须知仅仅1980年代“超生”的孩子就超过1亿！
再如报道里的一些数据，也不知道是专家提供的还是记者瞎掰的。“2014年，总生育率从2000年的1.82跌至1.55。”2000年的生育率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是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把2000年出生人口由“五普”的13793799调整为14454357，增加了约66万人，增加比例为4.79%。育龄妇女人数作为几十年出生的人累加，成年人又不好隐藏，即使调整应该也可以忽略不计。仅仅生育的孩子数提高4.79%怎么可能使生育率由1.22提高到1.82？我不知道记者或专家到底是根据什么断言2000年的生育率有1.82。中国大陆生育率急剧下降的时期是1990年代前半期，此后生育率是有起伏地呈缓慢下降趋势。我记得，2000年的生育率为1.82是我一个朋友画的漫画。为了讽刺人口学家篡改数据，她画了个大大的数字1.22，然后某人口学家用大笔在中间那个“2”字上从左上至右下加了一笔，变成1.82了。能把讽刺画变成权威数据引用，这报道真够绝。“尽管预期的2000万出生人口，能把总生育率从现时的1.55提升至1.8，但仍然远低于人口可以自我更新的2.1水平。”专家竟然认为性别比高企的中国人口的世代更替只需要2.1的生育率！2014年中国的生育率1.55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易富贤博士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不符合人口发展规律。2010-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育率均在1.3以下，2014年因为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只多生出47万多个孩子。绝大多数人口专家对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过去一概否认，因为不符合他们的心意。现在符合他们的“估计”了，就不再否认了，这是哪门子科学研究？即使2014年的生育率真有1.55，2016、2017年甚至2018年的生育率真有1.8，那也是由于政策性积压和泄洪导致的“补生”，根本不可持续。很显然，专家们对中国人口老化的估计，还是太乐观了。
最后我想说一下记者的立场，跟整个中国精英阶层的立场一样，是独生子女父母立场。报道里一个每月有4000多元退休金的“失独”母亲说，一旦生病，要雇人侍候，钱不够花。在大量每月只有70元养老金的农民面前这样哭穷，不觉得无耻吗？如果不是广大农民过去宁可被牵牛扒房或罚得倾家荡产也要“超生”，仅仅1980年代就“超生”了1亿多孩子，当下中国老人的退休金不打一半折扣才怪。中国社会的主流舆论，一直在呼吁增加独生子女和“失独”父母的特权，这些人中包括莫言，也包括绝大多数主张废除强制计划生育的名流。在强化利益诱导的计划生育方面，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人似乎走得比吝啬的计生系统还远。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呼吁破除这种利益诱导的计划生育，支持我的只有易富贤博士和一些不太知名的网友。计划生育的“山中贼”退出历史舞台以后，计划生育的“心中贼”还将长期蹂躏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