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毛泽东乘车进北京的路上说“这是进京赶考”（网络图片）
1949年3月23日上午，在乘车进北京的路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过“进京赶考”的话。看来，那个时候的毛还是比较清醒的。“进京赶考”因此成为许多官方媒体及个人回忆录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令人遗憾的是：此后便没有下文。
据说：中国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翁。这个话如果当真，作为主人翁，是不是有权问一句：在这场世纪大考中，毛泽东们的成绩怎样？得分几何？能否及格？
首先应该明确：大凡博士、硕士毕业论文答辩，都应该邀请外单位（其他高校、研究机构等等）的著名专家参加，而不应该是本单位关起门来自评。同样的道理，如果想了解某人的真实业绩，也必须倾听外单位、外省以至外国、各界、各方面人士的评价。而不应该仅仅根据体制内那些专门投其所好、溜须拍马“唯唯诺诺之辈”的奉承话。
为了引起国内外各界、各方面人士的关注，本人这篇短文就算是抛砖引玉之作罢。
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大都面临长期战争所留下的残垣废墟、民穷财尽、国库空虚等等的严峻局面，因而大都采取息兵罢战、以舒民困的政策。目的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也使国家从凋弊的困境中恢复元气。从而迎接一个新的经济繁荣、民富国强时代的到来。
毛泽东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的所作所为，却是个极其罕见、令人遗憾的例外。为什么？
毛泽东生性好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正是他青年时代的座右铭，也是他毕生从事的事业，更是他的人生哲学。
“与天斗”、“与地斗”都需要多方面的科学知识，更需要请教各方面的知识分子。显然，这是毕生以强者自居、耻于下人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更不能接受的。最后那条“与人斗，其乐无穷”则不同，更多需要的是权谋。权谋恰恰是毛泽东最精通、最擅长、最拿手的专业。毛泽东可以说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是其特长和强项。“扬长避短”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人理性的选择。
对于毛泽东来说，只要一说到打仗、斗争，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热血喷涌、激情四射。
打仗和斗争都会死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毁灭于瞬间。这个后果毛泽东当然是知道的。但这阻挡不了其实现雄心壮志的决心。即使付出几亿中国人的生命代价，在毛泽东看来都无所谓的（毛泽东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地宣告：不怕打仗，甚至大打、打核战争，宁肯牺牲3亿中国人，也要换来一个所谓“红彤彤的新世界”）。
1949年“进京赶考”不久，就面临战争与和平的选择。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军阀混战、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等等），民穷财尽、残垣断壁。百业俱废、万方待兴，正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为此，特别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在面临战争与和平的抉择时，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拒绝战争，坚决、明智地选择了和平。不管他金日成想要统一整个朝鲜半岛、做朝鲜王的美梦；也不管斯大林想把战火烧到亚洲，以吸引美国的军力转移东方，从而缓解欧洲的紧张局势的如意算盘。中国人民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绝不做为人作嫁、火中取栗的傻事。
可是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的兴奋点并不在此。
毛泽东不顾大多数领导人的明智选择，独断专行决定出兵，美其名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此损失了近百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最后还是在原来那个“三八线”两侧停战。停战三年后，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不得不公开承认：“错了，绝对错了”、“百分之百地错了”（注 1）。
毛泽东在“进京考试”的第一场考试中，不仅“绝对错了”，而且留下三大“负资产”：
1、明明是为人作嫁、火中取栗，明明是他自己想当亚洲共产党的小头目，才不得不屈从斯大林，为之效劳，却冠冕堂皇地打出“保家卫国”的口号。今天，解密资料表明：美国根本就没有打算进攻中国，那么，这场战争和中国人民何干？保谁的家？卫哪个国？毛泽东后来不得不承认：“打出保家卫国的旗号就是为了动员全国人民大力支援。”（注2）
“动员”二字说得好听，其实就是“忽悠”，也就是“欺骗”，欺骗了中国人民几十年。直到今天，当局仍然在如此宣传，并且作为开国以来的一大政绩来吹嘘。
2、开启了与世界最发达、最先进的美国为敌、自外于世界大潮流、大趋势，愚不可及的闭关锁国政策。最近《环球时报》发表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高波的文章写道：“新中国成立后，新兴政权面临敌对势力的封锁和围堵，....”这种说法完全是颠倒因果。请问高教授：为什么人家要封锁和围堵？其因有自：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公开宣告：“要一边倒，倒向苏联”。特别是在毛泽东一意孤行地卷入朝鲜战争后，美国联合16个国家，并以联合国的名义宣布：中国是侵略者，因而联合出兵朝鲜就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师出有名、有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全世界都在反对中国。中国长期背负“侵略者”的恶名。由此，长期被迫孤立于世界大家庭之外。得不到必要的经济和科技交流，更谈不到什么外援。于是不得不提出一个口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亿万中国人民跟着毛泽东倒了霉、受尽了苦和累。
3、另一个恶果是留下了一个“流氓加无赖”的金氏独裁王朝。直到今天全世界都在为这个流氓、无赖而备受困扰：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穷得叮当响，还要大力发展核武器。弄得全世界不得安宁。特别是作为近邻的中国东北地区的人民，首当其冲，受害尤烈。这个金氏王朝专门把核武器试验基地设置在紧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宁边。宁边距离我国边境最近处为100公里，距离北京800公里，距离上海1000公里。而核辐射对人体的有效杀伤半径高达1400公里。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核泄漏事故，或者遭受核打击，我国东部大部分城乡都在核辐射的范围内，尤其是东北地区的人民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死于非命。毛泽东为了追求世界霸权、实现其全球领袖的梦想，遗祸子孙，仅此一项，其罪就不可恕。此外，大量朝鲜难民越境，引发黄、赌、毒三大恶果，加上环境污染等等，都是无法估量的人为灾害。
“进京赶考”的第一场，考试成绩如何？答曰：一败涂地，惨不忍睹！
从朝鲜战争开始，此后又多次进行对外战争：最近网上有篇评论文章写道：“二次大战以来，和自己周边国家发生边界战争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例如对印度的边界战争、对苏联的边界战争、对越南的边界战争和海战等，加上介入朝鲜战争以及对金门的炮击，中国可以说打遍了左邻右舍，四面树敌，这在全世界是极为罕见的。”这位作者所言，除了对越南的边界战争外，都是在毛泽东的决策下进行的，而且都是得不偿失的败笔！
我们今天一再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要和平崛起。但言者淳淳，听者却反映冷淡。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国家一贯好战，打遍了左邻右舍。谁还会相信你的和平崛起诺言？一旦实力强大起来，全世界都将“觳觫”啊！
在一连串的对外战争中，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对苏联的边境冲突。当时的苏联打算动用核武器对中国实行“出其不意、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在面临核武器打击的危险时刻，中共中央未雨绸缪，提前实行疏散。把中央领导人全部转移，离开北京，分别至全国各地。毛泽东就立刻移驾去了武汉，住进风景如画的“东湖宾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毛泽东曾经说过：“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但一旦真的面临死亡威胁时，他自己却溜之乎也，跑得比兔子还要快！什么叫“身先士卒”？什么叫“临危不惧”？毛泽东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他自己先躲到安全地方，北京城里那几千万老百姓怎么办呢？只好听天由命，也许就成为核武器的牺牲品。
幸亏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机：当苏联把自己的打算告知美国，希望美国保持“中立”时，得到的反映却不是同意，更不是支持，而是谴责！美国政府并且严峻地警告：一旦苏联对中国核打击，美国就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勃列日涅夫得知后气急败坏地咆哮：“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和媒体经常地、一贯地、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宣传“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如果美国真有所谓“亡我之心”，当年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不用一兵一卒，也不用一枪一炮，只要袖手旁观、借苏联的核武器来达到“亡我之心”的目的。岂不是坐收渔人之利？那个年代，如果中国还有能力进行反击，就让两个共产大国互相厮杀，杀得两败俱伤。然后“不战而胜”，称霸世界，岂不是水到渠成？
从美国力阻苏联动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往事，可以断言：所谓“亡我之心”，纯属主观臆测，也许是另有所图吧。
如果当年不是美国反对，整个中国大地早就成为苏联核武器下的一片火海。还会有我们今天的一切吗？
毛泽东对外事外行，内事是不是就内行呢？
1、毛泽东开国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镇压反革命”。大规模地杀人，通过杀人以立威。更为奇特的是：不是按照某人的罪行该不该杀，而是下达杀人的指标，强令执行：例如上海应该杀2000人，某省应该杀1000~1500人等等。仅50年代初的那次大规模的肃反，就杀了70多万人。其中也许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但绝大多数都是不该杀，甚至是无辜的。如此大开杀戒，实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创举’！
最近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知：在50年代镇压反革命高潮中，被错杀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就多达38位。其中绝大多数是早已经放下武器，并且起义或投诚后返乡闲居或经商者，甚至还有辛亥革命元勋、讨袁护法名将。其名单见文后附录【注3】。此外，笔者孤陋寡闻，还从媒体缝隙中有限透露的资料得知几个具体案例：著名爱国人士金庸之父查枢卿先生就是无辜被杀的冤魂之一；还有著名的抗日将领、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王缵绪也是。由于这两位是著名人士，其名声在外，无辜被杀后的影响太坏，且有后人不断申诉，当局才被迫予以平反。至于那些默默无闻的等闲之辈，不过如同踩死一只蚂蚁。还有那位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因为拒领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教授，当年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他的长子朱迈先（原是中共秘密党员）竟然也是在镇压反革命高潮中被处决，罪名是“匪特”。朱自清先生地下有知，当作何评论？
还有一位几乎被错杀的大恩人、大功臣不能不说。此人名叫莫雄，原是蒋介石的亲信、江西省保安司令。1934年蒋介石以避暑为名，在庐山召开极其机密的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铁桶计划”，即派出150万大军四面包围、步步为营，最后“毕其功于一役”，全部消灭红军。如果该计划如期实现，整个苏区早就被消灭了，哪里还会有此后的长征，更谈不到发展、壮大了。
当150万大军逐步缩小包围圈，准备“瓮中之鳖”时，才发现红军早已转移，人去山空。蒋介石闻报大惊。震怒中下令彻查。查来查去，最后不了了之。蒋介石哪里知道，泄密者恰恰就是自己的亲信莫雄。此人早就是中共的密探。散会后立刻派人把如此重大机密送到苏区负责人手中。这才有了此后的大转移——长征。
救命恩人莫雄立了大功。可是1950年镇压反革命当中，却被打成“反动官僚、恶霸地主”，准备枪杀。面临如此奇冤，朝中衮衮诸公，竟无一人敢于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就在被处决的前夕，终于有位要员叫古大存的，曾经是莫雄的部下，担任过参谋长。出于良知和信义，斗胆作证，证明莫雄曾经冒死挽救整个红军的大功劳。这才幸免一死。但古大存本人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加上为“反动分子”辩护，从此一蹶不振。而莫雄先生在此后历次运动仍然免不了被批斗，“文革”期间又升级为“江南第一大特务”，最后含冤而死。（注4）
毛泽东如此疯狂地杀人，极大地‘透支’了执政党的信誉。从70年代末开始、直到新世纪，都在不断地平反。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其中就有50年代那场杀人运动所留下的大量积案。用现代文明语言来说就是：留下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负资产”。如果用粗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拉了一裤裆的臭屎，让他的继承人不得不悄悄地为之擦洗。继承人只好捏着鼻子收拾这一烂摊子。为什么“悄悄”地擦洗？而不敢公开宣扬？当然是为了维护那个名存实亡的所谓“光辉形象”。
岂不知《朱子家训》里早就深刻地教训后人：“恶恐人知，必是大恶。
2、“与人斗”的下一轮就是反右派。关于反右派运动的文章多矣！笔者本人早在2007年也曾写作《应该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发表在《民主中国》）。继之又在2012年写作《枪杆子里出政权与反右派运动》参加由香港五七学社主办的反右派55周年纪念活动。（注5）
在这里仅仅提供一条质疑：邓小平坚持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根据何在？据说是“当时有人杀气腾腾”云云。但经过事后复查，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人有所谓的“杀气腾腾”，也就是说：查无此人。仅仅有一位名叫葛佩琦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老共产党员在发言中情绪激昂了一点。结果被《人民日报》断章取义地标以“要杀共产党”。虽然葛佩琦当即写信要求更正，但被置之不理。这位葛佩琦先生本人的右派帽子后来也被改正了。既然没有人“杀气腾腾”，再坚持反右派运动必要性的理由就不存在。为什么仍然继续坚持“必要性”的说法呢？真实的原因在于：邓小平本人就是反右派的积极分子，而且是领导反右派运动的干将。他和毛泽东在这场倒行逆施中负有连带责任，一损俱损。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才昧着良心地坚持反右派的“必要性”。
再者，在这场“阳谋”中，毛泽东把几百万民族精英打倒了，并在随后的苦役和饥饿中又一个个消灭了。但他胜利了吗？没有！他和他的党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执政党的信誉、威望毁于一旦!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拥戴，从此大幅度的下滑，降低到几近冰点。因此，有位诗人认为：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斗争——两败俱伤。
3、紧接着就是大跃进。根据官方的说法：大跃进的初衷是为了更快地摆脱穷困落后的局面云云。那个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如此表述的：“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该文件所提出的辩护理由有二：其一是经验不足；其二是急于求成。总而言之，动机是好的。
这种说法对不对？能否取得老百姓的认可呢？恐怕很难。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1957年底，毛泽东挟反右的余威，率团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应以中苏为首。“为首”二字给毛泽东极大的刺激和诱惑。能够成为国际共运阵营“为首”，在毛泽东心目中既是梦寐以求的欲望，更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雄心。但为了表示谦虚，毛泽东仍然表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不够，“为首”的资格不足。毛的潜台词是：如果他治下的中国将来取得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在国际共运阵营里就可以名至实归地坐上“为首”的席位了。
被“为首”二字、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梦所激发和促动，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平地拔高，以填充他的“实力”。没有技术条件，就靠“人定胜天”的口号和吹牛、瞎干、蛮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真正动机。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老百姓因此沦为毛泽东“为首”梦的垫脚石和牺牲品。而最惨重的代价则是全国饿死三千多万灾民（绝大多数是农民），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其实，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里的“为首”，对当时贫困落后的中国人民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福音。相反，可能成为巨大的包袱。因为其他共产党国家是并不对“为首”的国家“纳贡”，而是不断地索取。为了满足其他“兄弟党”无穷无尽的援助要求，中国老百姓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包袱。大量的对外援助也加重了当时的经济困难。只有一个人能从“为首”中得到好处，那就是毛泽东，因为“为首”就意味着他可以满足自己的世界级领袖的个人野心。
就在全国人民陷入大面积、深度的饥饿、大量饿死人，以至于饿殍遍野的时候，毛泽东本人的消费欲望并没有相应的节制。相反倒是日益奢侈、豪华。仅各地兴建的“行宫”就多达61处。而绝大部分正是在三年饥荒中所兴建。例如：1960年建于河南郑州的省委第三招待所。地址选在远离市区的黄河附近。当时正值全国大饥荒，但当地的官员们照样大兴土木，用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兴建的这个宫殿群，将永远向国人和世界人民证明：毛泽东们是如何穷奢极欲的。这个行宫除按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中共的七位领袖每人建了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毛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毛的卧室里还专门修了一条秘密地道，以便毛遭遇万一情况时逃跑。当年建成后因信阳事件曝光，中共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尤其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
又如：414工程上海西郊宾馆圈地1133亩，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也是始建于1960年9月。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100多人长年为它“服务”。20年间，毛泽东总共只住过几天，而100多人的工资外加维修费用，恐怕一年不下百万。
再如：在饿孚遍野的1960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湖南与张平化谈起韶山，说那里有个滴水洞，地方很好。张平化心领神会，闻风而动立刻开工，修建了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代号 203工程。整个滴水洞地区封锁保密。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等，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后来又增修了防核打击的防空洞。滴水洞工程建于大饥荒年代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到1962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完工。
最后还有庐山的行宫。仅庐山一号的建筑面积就是当年蒋介石那座‘美庐’的5倍。同时，美庐仍然归毛泽东使用。如此奢靡，大大超过了历代的封建帝王。
4、最后就那场旷古未有的“文革”
为了纪念文革50周年，几个月前我写作《文革——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怪胎》（发表在共识网上）。在这里再补充一点：怪胎之怪，不仅仅在于政治领域，而且扩展到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例如在家庭伦理方面：逆天理、违人伦、毁孝道、灭亲情。
动物世界，特别是高级哺乳动物中，都存在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情。人类生存的漫长历史更证明了骨肉亲情的重要性。亲情中最主要的则是父母对子女的痛爱和子女对父母的敬爱。这种爱是任何感情都不能代替，也无法超越的，是天然形成的人伦关系。历朝历代、古今中外，都不能否定更无法超越。还有的皇帝以孝治天下而闻名于史（例如汉文帝）。
由于这种亲情的延伸、扩展，在整个社会还产生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正如《孟子》所云：“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当历史发展到毛泽东时代，这一切都被颠覆、摧毁了。首先是亲情被虚置、被否定、最后被批判。请听听‘文革’期间特别流行的那首歌吧：“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这还不算，犹有甚者：历次镇反、肃反中，血腥镇压、滥杀无辜。其子女还必须和父母“划清界线”，要坚决站稳革命立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甚至公开声讨、谴责父母种种所谓“恶行”。这种做法彻底颠覆了人类最基本的人伦道德，根本违背人类最朴素、最深沉的感情。同时，也违逆人类借以维系的天理——普天之下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大道理——爱父母！早在春秋时期，孔圣人就教导人们：“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利用子女当众揭发、批判、声讨父母“罪行”的做法，受伤害最大的当然是身临其境的父母。其他一切无关人的批判、声讨都可以东风马耳，充耳不闻。但亲生儿女的发出的批判、声讨不能不对他们产生难以名状的震撼作用：摧毁了作为父母的最后一点点自尊心、自爱心，掐断了老人对人世间最后一丝留恋。“我还活着干什么？不如死了算了”。许多父母就是在子女的恶言恶语的声讨中，下决心从此永远告别人世。例如老舍先生就是因为有家回不得（家庭成员闭门不纳）在走投无路的窘境下，只得迈向太平湖，了此一生。
其次，受伤害最深的则是子女们自己。他们能不能作另一种选择：保持沉默？不行！在几百、几千人、几万人的批斗大会上，众目睽睽，几乎所有人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些子女们。看看你们什么表现？是不是、能不能、敢不敢和“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的父母划清界限？敢，而且这样做了。说明你具有进步的要求，可以列入“可教子弟”的范围，给予宽待，让你解脱。否则，说明你和那些反动派一个心眼，一条心，因而给予严厉对待。何去何从？普通人都不能不权衡利弊，做出违心的选择。这样做了，问心无愧吗？当然不是，而是有愧于心，愧对生我养我的父母，愧对列祖列宗啊！即使换来暂时的人身安全，但心灵深处必将是昼夜不安、寝食难宁。愧疚心理必将伴随其终生，永远无法解脱。
受伤害最惨烈的则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由此而摧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共同信仰、共同遵守的信义道德。更摧毁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互爱、互敬、互让等等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和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优良品格。所以今天假冒伪劣横行、人们互相利用、欺诈。其根源盖出于此！
一个民族优秀传统的创建需要经过几千年的长期积淀，而摧毁她只需要一瞬间！“文革”10年恰恰就是这样的“瞬间”。
毛泽东长达27年的暴虐统治，“天下苦毛久矣!”
所以，在他死后，尸骨未寒，妻子和亲信全都被抓，遗诏和安排全都被废。显然，他的继承人所做的这一切，就是对他最彻底的否定，最雄辩、最深刻的评价。
那么，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成绩到底如何？
评判成绩有两种方式：中小学大都实行百分制，大学和公务员考评则采用四级评分制：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
什么样的国家领导人可以评为优秀呢？开创一代新风，留下辉煌业绩。如美国的华盛顿、林肯、罗斯福；英国的丘吉尔首相；俄国的彼得大帝等是也。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文景之治”、“贞观盛世”、“康乾盛世”三大标杆。例如：那位被毛泽东在诗词里讥贬“稍逊风骚”的唐太宗在位24年，留下了一个“贞观盛世”。毛泽东在位27年，留下的是“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唐太宗成功的最大原因就在于：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最著名的例子是重用魏征，闻过则喜、言听计从。据魏征自己说：“君明则臣直，只有明君才能容得下诤臣”。对比毛泽东容得下谁？一个个敢于批评的人都被杀、被关、被自杀等等。因此，李世民最有资格被评为优秀。
还有“宋祖”即宋太祖赵匡胤。也被毛泽东的诗词讥贬为“稍逊风骚”。他的突出贡献是，在开国之初就立下誓碑：1、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不得连坐支属。2、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3、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这块誓碑表明赵匡胤的明智和大度。第一条是善待前朝遗属。第二条尤其值得后人学习的是：宽待知识分子，宽待其中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
有了如此宽容、大度的君主，自然营造出宽松的环境，文人们才能够敞开胸怀、开诚布公，对当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统治者也的确有君子之风和充分自信，善于听取臣民的各种意见。庙堂之上，君臣可以就政策利弊进行反复争论，不必担心被打成“反党集团”。市井之中，布衣可以自由言谈、评论朝政得失，不必害怕被打成“反革命”或者被冠以“妄议朝政”、“颠覆国家政权罪”之类的罪名。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有文字狱，尤其是秦、东汉、元、明、清等朝代更是“赭衣塞途”、“道路以目”的恐怖时代。但有宋一朝却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堪称绝无仅有！正是因为有如此宽容的政治环境，才能够培育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局面。据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可靠记载：宋朝的人均GDP已达到600美元，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21%，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注6】所以赵匡胤也可以评为优秀。
有资格被评为“良好”的领导人应该是顺从世界潮流、人心所向，大胆实行改良；或者继承祖业、并发扬光大之，同样留下良好的业绩。例如海峡对岸那位蒋经国先生。他明了世界大潮流、大趋势，毅然开放报禁、党禁，开启了台湾政治的新时代——民主转型。其意义非同小可。如果还有人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话，那么，请看海峡对岸!
历史上的汉武帝也可以归入“良好”之列。汉武帝刘彻也曾被毛泽东的诗词讥讽为“略输文采”。他在位54年，最大的功绩在于开疆拓土，数十年坚持对匈奴用兵，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实力，使汉朝的势力延伸到今天新疆以西，直到今天的中亚，西南达到云贵川，东北及于的辽吉黑，南方包括海南与福建，初步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框架。外交方面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千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刘彻被认为是一代雄主，因而被后世谥号为“武”。
由于连年用兵，致使国库空虚，民间多有怨言。刘彻晚年通过认真的反省，有所觉悟和悔意，因此毅然颁《罪己诏》。诏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刘彻是历史上敢于公开认错、忏悔的第一人。
谈起下“罪己诏”，毛泽东多次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没有不亡国的”。所以，“我是不下罪己诏的”。
“罪己”和“亡国”有必然因果关系吗？没有！刘彻下‘罪己诏’，亡国了吗？不但没亡国，反而获得当世以及后人的理解和谅解，从而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使汉祚得以延续了三百多年（历经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将近一个世纪。再经过刘秀中兴，东汉又延续了二百多年）。
“罪己”就是普通人所说的“自我检讨”，表明此人具有担当精神，勇于负责、承担责任。从而让整个国家摆脱困境、走出低谷。因此，表现了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不敢下罪己诏，说明正是缺乏这种精神。再说得明白些，就是耍无赖!
由于刘彻能够醒悟自己的过错，公开承认错误，向全国人民痛悔罪愆。因此可以被评为“良好”。
“及格”二字适合于中等成绩的领导人。虽然没有辉煌业绩，但能够守成。兢兢业业，对得起列祖列宗，也对得起老百姓。没有发生大灾大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虽然平平庸庸一生，但没有留下恶劣的记录。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都属于这个档次。可以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剩下那顶“不及格”的帽子留给谁？非毛泽东莫属！
此人于1935年所作的《念奴娇 昆仑》里曾这样写道：“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对毛泽东自己的千秋功罪，谁来评说？
最有资格评说的应该是他的继承人。值得欣慰的是：据最近消息：中共政治局以高票通过了王岐山发起的议案，要求将毛泽东纪念堂迁离天安门广场；习近平表态称建毛纪念堂是个错误，并将在本届或下届解决。
有诗曰：放眼五洲风雷疾，独夫难逃千夫指！
注释：
【注1】《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12~13页
【注 2 】《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何方文章
【注3 】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夏之时、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宋鹤庚、起义军长陈春霖、投诚军长徐经济、投诚将领尹作干、叶干武、邓士富、列应佳、关仲志、起义将领甘清池、曾宪成、何际元、唐伯寅、刘晴初、潘峰名、方涤瑕、王育成、项丽源、杨健民、周伯英、林芝云、糜藕池、赵俊图、赵鸿厚、唐宪尧、曹森、梁顺德、彭永年、覃守一、焦达梯、谢灵石、抗日将领周址、宋士台、陈应龙、因病退职的北伐少将孙天放、抗战胜利后即告老还乡的中将林伯民等共计38位。
【注4 】参见胡显中、岑超南二人共同主编的《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第1单元第4章第50~53页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2年出版）
【注5 】参见香港五七学社2012年出版的《五七精神 薪尽火传》第69~82页
【注6】参见《廉政瞭望》2016年第11期陈忠海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