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拒绝西方影响，在国内只讲「中国梦」，一边却又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近日，在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举行的名为「习近平掌权下：中国的改革与区域的回应」的研讨会上，该机构的中国事务资深研究员马佳士(Joshua Eisenman)指出，美国一直希望借由经济改革带来民主转型的计划已经证实失败。马佳士说：「我希望我们能放弃要改变中共的这种想法，这种传教式的期盼，希望有朝一日中国能变成基督教国家或解放中国的这种想法一直都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从结果来看，美中两国自1990年起至2015年所进行的19次人权对话其实根本效用不大，现在没有用，以后也不会有用」。

马佳士的看法，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外交学界和中国问题学界的一种转向。长期以来，美国外交学界和中国问题学界占据主流的看法，是通过接触，带来改变，期待经济和文化的交融，以及更多的对话和接触，能够帮助大陆内部出现更多有利于自由民主的因素——如法制、中产阶级、公民社会、言论表达等等，也期待由此能让中共当局逐步接受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念，并最终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然而，在经过了20多年的持续经济交融和接触对话之后，这样的期待可以说是完全落空了，中共当局非但没有接受，反而显示出对于普世价值的更大抵触，对于既有的全球秩序也越来越具有挑战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观点受到普遍怀疑，马佳士这样的看法的出现，并不奇怪。

如马佳士所说，中美人权对话开始于1990年。对于大陆当局而言，当时可谓风雨飘摇：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遭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全面制裁，另一方面，苏联、东欧的巨变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原有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一去不返，中共变成了需要独自承担来自民主阵营的促变压力。而以当时的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等各种因素来看，通过封闭来防范「和平演变」，并不具有吸引力，对中共来说，融入国际经济秩序，既能通过经济发展改善国内民生、增强政权的绩效合法性，也能增加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摆脱独自承担促变压力的战略困境，从而是当时最为现实的选择，也因此，以邓小平南巡为开端，中共采取了对外「韬光养晦」，主动融入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推进市场化的政权存活策略。

而在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也刺激了全球化的发展，在「历史终结」的乐观想像下，更多是在跨国企业等大资本的鼓吹下，一个全球资本、货物、信息自由流动，并最终极大地带来福利改善的图景开始流行。在这个图景中，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大的国家，拥有无以伦比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市场前景，当然不会被排除出去。于是，一方面是大陆当局的主动融入态势，一方面是处于高潮的全球化扩张图景，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中共的后89政权策略在国际上的推进，出乎意料地顺利。

就这样，镇压过去并未多久，大陆当局甚至都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人权改善之举——无非是一些象征性的释放和流放，而镇压实际一直都在进行，西方国家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恢复了与大陆的经济往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人权对话，对于中共当局而言，无非是为了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不得不配合演出的戏码，而对于美国来说，也从一开始就带有为经济交流涂抹道义遮羞布的作用，而当时占据主流的通过接触改变中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为了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的障眼法。

当然，无须怀疑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普世价值和人权议题的真诚，但是，也必须看到人权议题背后的经济利益，尤其是接触改变战略的虚妄：在汉语里，「韬光养晦」的隐含意思，其实是卷土重来，甚至后来居上的意思，对于中共来说，当初的「韬光养晦」、主动融入策略，无非是「卷旗不交枪」、从来就不包含进一步自由化的任何可能，而只是在等待机会再扭转势头。也因此，接触改变策略当然会落得「根本效用不大，现在没有用，以后也不会有用」的下场。马佳士的上述话语，其实是揭开了长达20多年由中美双方共同精心维持的话语假象，如果不是说骗局的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当局的这一策略本来是迫于无奈，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等待的时间并不太长，机会就已经降临：2007年，在成功加入WTO之后，大陆经济增速持续处于高位，经济总量继续膨胀，中国超越德国、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大国已是近在咫尺，而此时，西方金融危机爆发，西方经济陷入痛苦的反危机过程当中，大有「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的势头，这种此长彼消的态势，给予了中共当局走出后89阴影，改变既有策略，重新掌握国内、国际战略主动权的信心。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从一开始，根本问题就无非是维持专政政体的安全，而其威胁主要来自两方面，在国内，持续经济发展带来了庞大的新兴社会阶层及其旺盛的权利诉求，给专政运行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是威胁，而在国际上，来自西方政府基于普世价值的指手划脚，以及日益旺盛的信息传播和民间交往带来的影响，都在响应和支持国内的自由化​​权利诉求，支持着萌芽中的民间社会，对此，专政体制既要从国内加大压制的力度，也要抵御西方为此施加的影响，并需要切断、隔绝两者之间的联系。也因此，自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一套国际新冷战、国内新极权的策略组合开始被中共当局所运用，对内全面压制新兴社会阶层的自由化诉求，保持专政体制的压倒性优势；对外则致力于抵御来自西方的全面影响。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这一套策略更是无所顾忌地全面铺展。不夸张地说，中共已经告别了韬光养晦，变为了分庭抗礼：一方面抵御来自西方的直接影响，这包括在网络自由、文化开放、公民社会等层面，越来越采取隔​​离措施，除了臭名昭著的GFW之外，近期将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也体现了这样的用心；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形成战略反制，以间接抵消西方的影响；政治上推动推动中俄特殊关系，经济上的一带一路战略，创立亚投行、中非合作……等等，其目的在于，通过输出产能和资本，形成受自己影响乃至控制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劳动力——供应体系和产品输出市场，摆脱对于西方主导的国家经济秩序的单向依赖，通过这一相对独立的体系来抵销来自西方的影响。

而为了配合上述策略，中国也试图增强自己的软实力，或者说是大外宣战略，如马佳士所指出的，中国寻求的不是全球对中国印象的一夕改变，而是要培养在各地对中国「友好」的种子。这种外宣图谋，与上述的抵御策略相结合，给世界带来了一幅令人瞠目结舌的荒诞图景：中共当局本身高筑墙，顽固抵御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的影响，拒绝向「不友好」的外国记者和学者发放签证；封锁它不认可的外国网站；而在另一面，中共当局却将触角伸至海外，通过孔子学院、中资报纸、杂志甚至是电视网络，来进行所谓的大外宣。同时，也大力挥舞手中的支票本，要求外国政府、媒体等等不要为香港活动人士或中国异见人士提供平台；威胁那些挑战其立场的海外媒体机构的广告客户群体，等等。

一边是拒绝西方影响，在国内只讲「中国梦」，不许普世价值等「七不讲」，一边却又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一边是拒绝进入，一边要借船出海。当这两者同时出现在谷歌、脸书以及最近因大中华区总经理任命而饱受争议的推特的身上时，就显得尤其令人目瞪口呆。不过，出现这样的场​​景并不是什么戏剧性产物，而是国内新极权、国际新冷战的根本策略所带来的，对于这些被卷入的互联网企业而言，或许这只是一个商业伦理的问题，但对于中共当局而言，借助这样的渠道，却是为了实现自己外宣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作。对于有志于抵抗中共这一根本策略，促进大陆民主转型的人士来说，认清这样的根本逻辑，持续地对其加以跟踪、揭露和反制，就是难以避免的选择。

推友韩干认为：「完全应该把习三年理解为改革三十年的变现」，逻辑是这样，不过，变现的拐点，或许是在我说的2007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而更为重要的则在于，当初的韬光养晦、主动融入的策略，只是专政政权的存活策略，如有机会，总是会出现策略转换的拐点，由韬光养晦换成分庭抗礼、甚至是登场入室的戏码，许多人还仍在指望，当下的进程能够止损甚至逆转，但如前所说，当下的进程建立在长达数十年的准备之上，它不会轻易改变，而可能是一场自我实现的噩梦，并最终在升级的对抗中走到尽头。

一边拒绝西方影响，在国内只讲「中国梦」，一边却又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近日，在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举行的名为「习近平掌权下：中国的改革与区域的回应」的研讨会上，该机构的中国事务资深研究员马佳士(Joshua Eisenman)指出，美国一直希望借由经济改革带来民主转型的计划已经证实失败。马佳士说：「我希望我们能放弃要改变中共的这种想法，这种传教式的期盼，希望有朝一日中国能变成基督教国家或解放中国的这种想法一直都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从结果来看，美中两国自1990年起至2015年所进行的19次人权对话其实根本效用不大，现在没有用，以后也不会有用」。

马佳士的看法，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外交学界和中国问题学界的一种转向。长期以来，美国外交学界和中国问题学界占据主流的看法，是通过接触，带来改变，期待经济和文化的交融，以及更多的对话和接触，能够帮助大陆内部出现更多有利于自由民主的因素——如法制、中产阶级、公民社会、言论表达等等，也期待由此能让中共当局逐步接受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念，并最终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然而，在经过了20多年的持续经济交融和接触对话之后，这样的期待可以说是完全落空了，中共当局非但没有接受，反而显示出对于普世价值的更大抵触，对于既有的全球秩序也越来越具有挑战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观点受到普遍怀疑，马佳士这样的看法的出现，并不奇怪。

如马佳士所说，中美人权对话开始于1990年。对于大陆当局而言，当时可谓风雨飘摇：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遭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全面制裁，另一方面，苏联、东欧的巨变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原有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一去不返，中共变成了需要独自承担来自民主阵营的促变压力。而以当时的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等各种因素来看，通过封闭来防范「和平演变」，并不具有吸引力，对中共来说，融入国际经济秩序，既能通过经济发展改善国内民生、增强政权的绩效合法性，也能增加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摆脱独自承担促变压力的战略困境，从而是当时最为现实的选择，也因此，以邓小平南巡为开端，中共采取了对外「韬光养晦」，主动融入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推进市场化的政权存活策略。

而在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也刺激了全球化的发展，在「历史终结」的乐观想像下，更多是在跨国企业等大资本的鼓吹下，一个全球资本、货物、信息自由流动，并最终极大地带来福利改善的图景开始流行。在这个图景中，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大的国家，拥有无以伦比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市场前景，当然不会被排除出去。于是，一方面是大陆当局的主动融入态势，一方面是处于高潮的全球化扩张图景，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中共的后89政权策略在国际上的推进，出乎意料地顺利。

就这样，镇压过去并未多久，大陆当局甚至都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人权改善之举——无非是一些象征性的释放和流放，而镇压实际一直都在进行，西方国家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恢复了与大陆的经济往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人权对话，对于中共当局而言，无非是为了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不得不配合演出的戏码，而对于美国来说，也从一开始就带有为经济交流涂抹道义遮羞布的作用，而当时占据主流的通过接触改变中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为了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的障眼法。

当然，无须怀疑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普世价值和人权议题的真诚，但是，也必须看到人权议题背后的经济利益，尤其是接触改变战略的虚妄：在汉语里，「韬光养晦」的隐含意思，其实是卷土重来，甚至后来居上的意思，对于中共来说，当初的「韬光养晦」、主动融入策略，无非是「卷旗不交枪」、从来就不包含进一步自由化的任何可能，而只是在等待机会再扭转势头。也因此，接触改变策略当然会落得「根本效用不大，现在没有用，以后也不会有用」的下场。马佳士的上述话语，其实是揭开了长达20多年由中美双方共同精心维持的话语假象，如果不是说骗局的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当局的这一策略本来是迫于无奈，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等待的时间并不太长，机会就已经降临：2007年，在成功加入WTO之后，大陆经济增速持续处于高位，经济总量继续膨胀，中国超越德国、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大国已是近在咫尺，而此时，西方金融危机爆发，西方经济陷入痛苦的反危机过程当中，大有「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的势头，这种此长彼消的态势，给予了中共当局走出后89阴影，改变既有策略，重新掌握国内、国际战略主动权的信心。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从一开始，根本问题就无非是维持专政政体的安全，而其威胁主要来自两方面，在国内，持续经济发展带来了庞大的新兴社会阶层及其旺盛的权利诉求，给专政运行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是威胁，而在国际上，来自西方政府基于普世价值的指手划脚，以及日益旺盛的信息传播和民间交往带来的影响，都在响应和支持国内的自由化​​权利诉求，支持着萌芽中的民间社会，对此，专政体制既要从国内加大压制的力度，也要抵御西方为此施加的影响，并需要切断、隔绝两者之间的联系。也因此，自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一套国际新冷战、国内新极权的策略组合开始被中共当局所运用，对内全面压制新兴社会阶层的自由化诉求，保持专政体制的压倒性优势；对外则致力于抵御来自西方的全面影响。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这一套策略更是无所顾忌地全面铺展。不夸张地说，中共已经告别了韬光养晦，变为了分庭抗礼：一方面抵御来自西方的直接影响，这包括在网络自由、文化开放、公民社会等层面，越来越采取隔​​离措施，除了臭名昭著的GFW之外，近期将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也体现了这样的用心；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形成战略反制，以间接抵消西方的影响；政治上推动推动中俄特殊关系，经济上的一带一路战略，创立亚投行、中非合作……等等，其目的在于，通过输出产能和资本，形成受自己影响乃至控制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劳动力——供应体系和产品输出市场，摆脱对于西方主导的国家经济秩序的单向依赖，通过这一相对独立的体系来抵销来自西方的影响。

而为了配合上述策略，中国也试图增强自己的软实力，或者说是大外宣战略，如马佳士所指出的，中国寻求的不是全球对中国印象的一夕改变，而是要培养在各地对中国「友好」的种子。这种外宣图谋，与上述的抵御策略相结合，给世界带来了一幅令人瞠目结舌的荒诞图景：中共当局本身高筑墙，顽固抵御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的影响，拒绝向「不友好」的外国记者和学者发放签证；封锁它不认可的外国网站；而在另一面，中共当局却将触角伸至海外，通过孔子学院、中资报纸、杂志甚至是电视网络，来进行所谓的大外宣。同时，也大力挥舞手中的支票本，要求外国政府、媒体等等不要为香港活动人士或中国异见人士提供平台；威胁那些挑战其立场的海外媒体机构的广告客户群体，等等。

一边是拒绝西方影响，在国内只讲「中国梦」，不许普世价值等「七不讲」，一边却又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一边是拒绝进入，一边要借船出海。当这两者同时出现在谷歌、脸书以及最近因大中华区总经理任命而饱受争议的推特的身上时，就显得尤其令人目瞪口呆。不过，出现这样的场​​景并不是什么戏剧性产物，而是国内新极权、国际新冷战的根本策略所带来的，对于这些被卷入的互联网企业而言，或许这只是一个商业伦理的问题，但对于中共当局而言，借助这样的渠道，却是为了实现自己外宣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作。对于有志于抵抗中共这一根本策略，促进大陆民主转型的人士来说，认清这样的根本逻辑，持续地对其加以跟踪、揭露和反制，就是难以避免的选择。

推友韩干认为：「完全应该把习三年理解为改革三十年的变现」，逻辑是这样，不过，变现的拐点，或许是在我说的2007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而更为重要的则在于，当初的韬光养晦、主动融入的策略，只是专政政权的存活策略，如有机会，总是会出现策略转换的拐点，由韬光养晦换成分庭抗礼、甚至是登场入室的戏码，许多人还仍在指望，当下的进程能够止损甚至逆转，但如前所说，当下的进程建立在长达数十年的准备之上，它不会轻易改变，而可能是一场自我实现的噩梦，并最终在升级的对抗中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