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河北天主教保定教区杨建伟神父于4月15日在定兴县参加驾驶员考试期间神秘失踪，家属报警后派出所称考场录像只许保定市公安局才可查看，言下之意杨神父的神秘失踪与更高级别的公安行为有关。根据天主教天亚社报道，几乎同时，河北省宣化教区也有四位神父被带走，虽有两人已放回来，但仍有两位下落不明。

杨神父的神秘失踪让人联想到去年11月8日在山西汾河中神秘溺死的蔚和平神父。蔚神父在去东北参加教理大会时失联，不久其遗体在汾河中发现，警方的尸检报告说是自杀，但该报告显示，神父的头部右侧颞肌肉大面积瘀血，但在皮肤表面却看不出损伤。警方不让家属复印尸检报告，并以自杀了事。

一个神秘失踪一个神秘死亡，两人的命运让世人感到蹊跷。杨建伟神父和蔚和平神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积极地用公开沟通的方式，谋求宗教自由和天主教徒在中国的信仰自由权利。蔚神父属于宁夏教区地下教会司铎，他曾留学哥伦比亚和西班牙，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归国后多在修院任教，在各地进行讲学。著有《教会的社会训导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和影响》，并翻译了多种作品。蔚神父是中国天主教著名网站天主教在线（http://www.chinacath.com）的创立者之一，他在西班牙进修时，及时翻译梵蒂冈的教会新闻，使得网站在国内大受教友欢迎。网站快速发展后曾遭当局关闭，其后重开。近年来，蔚神父从事神学期刊编辑和神学及文化研究。无疑，蔚神父积极利用现代媒体公开宣教、谋其宗教自由的行为，早已引起有关势力的不满，让其“人间蒸发”也许就成为这些势力的目的。

杨建伟神父也是一位积极谋求宗教信仰自由、捍卫信徒信仰权利的神职人员，他曾因正常履行宗教活动而被多次抓捕和拘留，他在由北大法学院和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2015年“宗教与法治”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宗教活动合法与违法的界限》演讲，在其中大胆的指出：

“法律不得把公权力自身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任何宗教；不得以公权力所推崇的教育理念去改变宗教自己本身的教导；不得以公权力所推崇的执政理念来限制宗教活动；不得以公权力所推崇的外交理念干涉宗教活动，法律不能禁止宗教神职人员由同属于一个宗教团体中的包括境外团体或个人，按照本宗教的特定方式获得宗教团体管理权”。

“宗教团体同样有其权利，对选择、任命、调遣其自己的教士，以及与居留世界各地的宗教首长及宗教团体互相交往，均不受法律或政权行政设施的干扰”。

“神职人员的资格认定应当是宗教团体内部事宜， 为公民服务的公权力应当承认宗教团体所承认的神职人员举行宗教活动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只有执法权，但没有立法权，行政机关所出的《宗教事务条例》是在执法，而不是立法。将这类宗教活动定性为非法，《宗教事务条例》怎能做为法律依据呢？”

杨建伟神父以上这些言论，对中国政府毫无法律依据野蛮干预宗教自由多有指责，也非常诚恳地希望中国政府能履行宪法承诺的责任，还广大信徒以真正的信仰权利。这些言论也肯定让当局很不舒服，伺机报复就势在必行了。

天主教神父们在近期神秘失踪和死亡，显示近期当局对地下天主教加大了迫害力度。如同强拆十字架运动一样，习近平上台后对宗教的迫害已经快接近“文化大革命”的程度了。

众所周知，当局对地下天主教的恐惧更甚于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跟海外直接联系的并不多，但天主教地下教会则是直接听命于梵蒂冈的教宗的，与海外势力有直接联系，这是当局最为害怕的。天主教（Catholic）认为普世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以教宗为首的大教会，全世界信众都要听从教宗。而如果不听从教宗命令的独立王国式的天主教，其实质则不是天主教。所以中国政府操纵的切断与梵蒂冈联系的天主教爱国会本质上并非天主教。在此意义上，杨神父提出：“法律不能禁止宗教神职人员由同属于一个宗教团体中的包括境外团体或个人，按照本宗教的特定方式获得宗教团体管理权”。由于习近平上台后统战和宗教政策大有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之势，将境外宗教团体视为危害文化安全的势力，因此一切与梵蒂冈有联系的地下天主教会，就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了。

根据与杨神父几乎同时被抓捕但遭释放的胡若瑟神父在天亚社一篇文章中指出，当局曾以六个条件让其获得合法性，被他拒绝，这六个条件是：1。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坚持主教的自选自圣，绝不容许梵蒂冈干涉中国自己任命主教的权利；2.加入爱国会，接受爱国会领导，拥护爱国会这个组织；3。接受当局认可的教区管理；4。不受境外宗教势力的支配；5。由非法转为合法神父；6。服从政府管理，服从国家宪法、法律，依照宗教管理条例办事。事实上按照这六个条件，天主教就不是天主教了，天主教徒就背叛自己的信仰了。要作一个真天主教徒和真神父，那么与当局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

另外，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也直接影响着对地下天主教的控制和迫害，中梵关系较融洽时，对国内的地下天主教就较为宽松些，一旦中梵关系出现恶化或者微妙的变化时，地下天主教会就会受到不测的待遇。而梵蒂冈如果要与中国建交，势必要与台湾断交，但目前台梵之间并没有断交的可能性。前不久的3月30日教廷驻台湾代办陆思道（Paul Russell）蒙席调升任教廷驻土耳其大使，由去年10月已来台的参事高德隆（Sladan Cosic）蒙席代理。台梵关系的正常也说明了中梵建交的不可能性。陆思道在欢送餐会致词时，己经传达了北京与梵蒂冈间邦交建立的困难。他说：教宗使节有八大项任务，除了提名主教候选人和报告“有关地区教会的状况，和一切关于教会生活及人灵利益”，还要向梵蒂冈报告“努力推动有关民族间的和平、进步与合作之事”、“在国家行政首长之前，与主教们协力维护有关教会及宗座使命之事务”。北京政府断不能接受教廷干涉国内民族宗教事务，所以中梵关系难以弥合、台梵关系更加密切就在情理之中。而难以弥合的中梵关系，必然会加深对国内天主教徒的迫害。

总之，作为基督徒我们虽然不认同天主教的信仰内容，但我们出于对宗教自由此一普世价值的维护，我们谴责中共当局最近以来对中国地下天主教会的迫害和打压，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梵蒂冈关注中国地下天主教的真实状况，我们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因追求信仰自由而被捕的所有天主教徒及神父们，我们呼吁当局立即说明失踪的杨建伟神父的真实下落、查明被自杀的蔚和平神父的冤情和真凶。正如诗篇79:10：“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申你仆人流血的冤”。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河北天主教保定教区杨建伟神父于4月15日在定兴县参加驾驶员考试期间神秘失踪，家属报警后派出所称考场录像只许保定市公安局才可查看，言下之意杨神父的神秘失踪与更高级别的公安行为有关。根据天主教天亚社报道，几乎同时，河北省宣化教区也有四位神父被带走，虽有两人已放回来，但仍有两位下落不明。

杨神父的神秘失踪让人联想到去年11月8日在山西汾河中神秘溺死的蔚和平神父。蔚神父在去东北参加教理大会时失联，不久其遗体在汾河中发现，警方的尸检报告说是自杀，但该报告显示，神父的头部右侧颞肌肉大面积瘀血，但在皮肤表面却看不出损伤。警方不让家属复印尸检报告，并以自杀了事。

一个神秘失踪一个神秘死亡，两人的命运让世人感到蹊跷。杨建伟神父和蔚和平神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积极地用公开沟通的方式，谋求宗教自由和天主教徒在中国的信仰自由权利。蔚神父属于宁夏教区地下教会司铎，他曾留学哥伦比亚和西班牙，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归国后多在修院任教，在各地进行讲学。著有《教会的社会训导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和影响》，并翻译了多种作品。蔚神父是中国天主教著名网站天主教在线（http://www.chinacath.com）的创立者之一，他在西班牙进修时，及时翻译梵蒂冈的教会新闻，使得网站在国内大受教友欢迎。网站快速发展后曾遭当局关闭，其后重开。近年来，蔚神父从事神学期刊编辑和神学及文化研究。无疑，蔚神父积极利用现代媒体公开宣教、谋其宗教自由的行为，早已引起有关势力的不满，让其“人间蒸发”也许就成为这些势力的目的。

杨建伟神父也是一位积极谋求宗教信仰自由、捍卫信徒信仰权利的神职人员，他曾因正常履行宗教活动而被多次抓捕和拘留，他在由北大法学院和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2015年“宗教与法治”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宗教活动合法与违法的界限》演讲，在其中大胆的指出：

“法律不得把公权力自身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任何宗教；不得以公权力所推崇的教育理念去改变宗教自己本身的教导；不得以公权力所推崇的执政理念来限制宗教活动；不得以公权力所推崇的外交理念干涉宗教活动，法律不能禁止宗教神职人员由同属于一个宗教团体中的包括境外团体或个人，按照本宗教的特定方式获得宗教团体管理权”。

“宗教团体同样有其权利，对选择、任命、调遣其自己的教士，以及与居留世界各地的宗教首长及宗教团体互相交往，均不受法律或政权行政设施的干扰”。

“神职人员的资格认定应当是宗教团体内部事宜， 为公民服务的公权力应当承认宗教团体所承认的神职人员举行宗教活动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只有执法权，但没有立法权，行政机关所出的《宗教事务条例》是在执法，而不是立法。将这类宗教活动定性为非法，《宗教事务条例》怎能做为法律依据呢？”

杨建伟神父以上这些言论，对中国政府毫无法律依据野蛮干预宗教自由多有指责，也非常诚恳地希望中国政府能履行宪法承诺的责任，还广大信徒以真正的信仰权利。这些言论也肯定让当局很不舒服，伺机报复就势在必行了。

天主教神父们在近期神秘失踪和死亡，显示近期当局对地下天主教加大了迫害力度。如同强拆十字架运动一样，习近平上台后对宗教的迫害已经快接近“文化大革命”的程度了。

众所周知，当局对地下天主教的恐惧更甚于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跟海外直接联系的并不多，但天主教地下教会则是直接听命于梵蒂冈的教宗的，与海外势力有直接联系，这是当局最为害怕的。天主教（Catholic）认为普世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以教宗为首的大教会，全世界信众都要听从教宗。而如果不听从教宗命令的独立王国式的天主教，其实质则不是天主教。所以中国政府操纵的切断与梵蒂冈联系的天主教爱国会本质上并非天主教。在此意义上，杨神父提出：“法律不能禁止宗教神职人员由同属于一个宗教团体中的包括境外团体或个人，按照本宗教的特定方式获得宗教团体管理权”。由于习近平上台后统战和宗教政策大有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之势，将境外宗教团体视为危害文化安全的势力，因此一切与梵蒂冈有联系的地下天主教会，就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了。

根据与杨神父几乎同时被抓捕但遭释放的胡若瑟神父在天亚社一篇文章中指出，当局曾以六个条件让其获得合法性，被他拒绝，这六个条件是：1。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坚持主教的自选自圣，绝不容许梵蒂冈干涉中国自己任命主教的权利；2.加入爱国会，接受爱国会领导，拥护爱国会这个组织；3。接受当局认可的教区管理；4。不受境外宗教势力的支配；5。由非法转为合法神父；6。服从政府管理，服从国家宪法、法律，依照宗教管理条例办事。事实上按照这六个条件，天主教就不是天主教了，天主教徒就背叛自己的信仰了。要作一个真天主教徒和真神父，那么与当局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

另外，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也直接影响着对地下天主教的控制和迫害，中梵关系较融洽时，对国内的地下天主教就较为宽松些，一旦中梵关系出现恶化或者微妙的变化时，地下天主教会就会受到不测的待遇。而梵蒂冈如果要与中国建交，势必要与台湾断交，但目前台梵之间并没有断交的可能性。前不久的3月30日教廷驻台湾代办陆思道（Paul Russell）蒙席调升任教廷驻土耳其大使，由去年10月已来台的参事高德隆（Sladan Cosic）蒙席代理。台梵关系的正常也说明了中梵建交的不可能性。陆思道在欢送餐会致词时，己经传达了北京与梵蒂冈间邦交建立的困难。他说：教宗使节有八大项任务，除了提名主教候选人和报告“有关地区教会的状况，和一切关于教会生活及人灵利益”，还要向梵蒂冈报告“努力推动有关民族间的和平、进步与合作之事”、“在国家行政首长之前，与主教们协力维护有关教会及宗座使命之事务”。北京政府断不能接受教廷干涉国内民族宗教事务，所以中梵关系难以弥合、台梵关系更加密切就在情理之中。而难以弥合的中梵关系，必然会加深对国内天主教徒的迫害。

总之，作为基督徒我们虽然不认同天主教的信仰内容，但我们出于对宗教自由此一普世价值的维护，我们谴责中共当局最近以来对中国地下天主教会的迫害和打压，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梵蒂冈关注中国地下天主教的真实状况，我们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因追求信仰自由而被捕的所有天主教徒及神父们，我们呼吁当局立即说明失踪的杨建伟神父的真实下落、查明被自杀的蔚和平神父的冤情和真凶。正如诗篇79:10：“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申你仆人流血的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