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峰:中共打压民间团体只会加深管治危机


为了保住手上的政权,为了阻止社会上出现任何不受控制的力量,中共领导层真可算无所不用其极。除了过去几年大力打击各种各样的维权运动、拘捕、监禁维权人士及异见人士,收紧出版、教育及网上讨论空间以外,最新招数是严控民间社会及在内地活动的非政府组织( NGO),务求令它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政府掌控,随时可以惩罚以至取缔。只可惜这种不断收紧社会控制做法不但不可能令政权稳定,不但不可能强化中共的管治,反而会令社会矛盾及问题累积及激化,加剧社会动荡,令中国跟成熟、稳定的现代社会相距越来越远。

 

无法灵活解决社会矛盾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及快速增长超过三十年,社会上的利益固然越来越多样化,民间力量的冒起更是无法阻挡的趋势。因为社会越复杂多元,越需要按民众不同需要及现实变化提供服务、提供处理及解决问题的途径,不能也不可能事事由铁板一块的党国官僚体系包办。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正正是补充官僚体系不足,令社会能有效运作的「顺滑剂」。由它们在教育、社会服务、文化、环保等领域提供服务,促进官民沟通不但可以令潜藏在社会深处的问题得到正视及处理,更能把民众的不满及时反映与疏理,避免酿成更大、更广泛的危机。试想想山西农村跟广东沿海城镇的发展甚为悬殊,民众需要大相径庭,事事要听指示的党政机关根本难以灵活有效处理。惟有让非政府组织壮大及发挥作用,才能填补空档并让地方、社会矛盾得到解决。

 

更重要的是,越是复杂及利益多元化的社会,越需要让民众有表达需要的机会,有处理自己切身问题的方法及途径。这样做不但有效率,更可以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令他们不必事事依赖党国机关解决。应该看到,现代社会面对的风险比以前复杂得多,从环境污染到传染病到金融危机到失业都有,要有效处理这些风险,政府需要培养民众本身的应对能力。让他们组成非政府组织关注不同议题,互相协助,互相联系及交流经验,正好可以提升民众的应变能力,加强民间社会的韧性,变相令社会更稳定。中共不朝加强非政府组织作用的方向出发,反而千方百计打压,收窄NGO的活动空间及能量,只会令中国民间社会更脆弱,在危机或灾难来袭时手足无措,任凭情况恶化。

 

强化控制或惹更大反弹

 

事实上所有发达国家及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涌现大量非政府组织,都让这些组织分担解决社会问题及争议的工作,好加强社会整体的应变能力,台湾、日本在震灾后能迅速救灾,能及时调动力量抗灾及支援灾民,靠的就是遍地开花的民间团体。欧美国家面对重大矛盾包括近期的难民、移民危机中能保持社会稳定、防止事态严重恶化,靠的也是民间团体把不同意见甚至对立意见疏理疏导,避免矛盾累积到「爆煲」边缘。中国社会的「体质」本来就较其他主要经济体脆弱,应对危机的能力较低,现在中共还要因政治控制而打压民间力量,扼杀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这不是在为自己埋下一个一个计时炸弹吗?

 

对北京当权者而言,权力就是它的生命线,面对任何危机、威胁的第一个反应是进一步加强控制、加强垄断权力,希望把任何挑战的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特别在习近平主政三年多以来这种倾向更是有增无减,不但要把统摄控制社会经济的力量集中在党国机器手上,习更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在他个人及少数亲信手上。绕过正常党政机关成立各种各样的小组让习近平把军、政、经权力一手抓就是最明显例子。只是,中国是十四亿人的国家,是生产总值达十万亿美元的大国,矛盾之多,民情之复杂不是一个党能处理及化解得了,更不要说一个习近平。打压NGO及民间社会不会令矛盾消失,不会令不同利益消失,只会令它们继续在社会发酵恶化​​,对社会及政治稳定威胁更大。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不断强化控制带来的是更大的反弹,更严重的不安与躁动,令社会走向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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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峰:中共打压民间团体只会加深管治危机


为了保住手上的政权,为了阻止社会上出现任何不受控制的力量,中共领导层真可算无所不用其极。除了过去几年大力打击各种各样的维权运动、拘捕、监禁维权人士及异见人士,收紧出版、教育及网上讨论空间以外,最新招数是严控民间社会及在内地活动的非政府组织( NGO),务求令它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政府掌控,随时可以惩罚以至取缔。只可惜这种不断收紧社会控制做法不但不可能令政权稳定,不但不可能强化中共的管治,反而会令社会矛盾及问题累积及激化,加剧社会动荡,令中国跟成熟、稳定的现代社会相距越来越远。

 

无法灵活解决社会矛盾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及快速增长超过三十年,社会上的利益固然越来越多样化,民间力量的冒起更是无法阻挡的趋势。因为社会越复杂多元,越需要按民众不同需要及现实变化提供服务、提供处理及解决问题的途径,不能也不可能事事由铁板一块的党国官僚体系包办。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正正是补充官僚体系不足,令社会能有效运作的「顺滑剂」。由它们在教育、社会服务、文化、环保等领域提供服务,促进官民沟通不但可以令潜藏在社会深处的问题得到正视及处理,更能把民众的不满及时反映与疏理,避免酿成更大、更广泛的危机。试想想山西农村跟广东沿海城镇的发展甚为悬殊,民众需要大相径庭,事事要听指示的党政机关根本难以灵活有效处理。惟有让非政府组织壮大及发挥作用,才能填补空档并让地方、社会矛盾得到解决。

 

更重要的是,越是复杂及利益多元化的社会,越需要让民众有表达需要的机会,有处理自己切身问题的方法及途径。这样做不但有效率,更可以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令他们不必事事依赖党国机关解决。应该看到,现代社会面对的风险比以前复杂得多,从环境污染到传染病到金融危机到失业都有,要有效处理这些风险,政府需要培养民众本身的应对能力。让他们组成非政府组织关注不同议题,互相协助,互相联系及交流经验,正好可以提升民众的应变能力,加强民间社会的韧性,变相令社会更稳定。中共不朝加强非政府组织作用的方向出发,反而千方百计打压,收窄NGO的活动空间及能量,只会令中国民间社会更脆弱,在危机或灾难来袭时手足无措,任凭情况恶化。

 

强化控制或惹更大反弹

 

事实上所有发达国家及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涌现大量非政府组织,都让这些组织分担解决社会问题及争议的工作,好加强社会整体的应变能力,台湾、日本在震灾后能迅速救灾,能及时调动力量抗灾及支援灾民,靠的就是遍地开花的民间团体。欧美国家面对重大矛盾包括近期的难民、移民危机中能保持社会稳定、防止事态严重恶化,靠的也是民间团体把不同意见甚至对立意见疏理疏导,避免矛盾累积到「爆煲」边缘。中国社会的「体质」本来就较其他主要经济体脆弱,应对危机的能力较低,现在中共还要因政治控制而打压民间力量,扼杀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这不是在为自己埋下一个一个计时炸弹吗?

 

对北京当权者而言,权力就是它的生命线,面对任何危机、威胁的第一个反应是进一步加强控制、加强垄断权力,希望把任何挑战的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特别在习近平主政三年多以来这种倾向更是有增无减,不但要把统摄控制社会经济的力量集中在党国机器手上,习更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在他个人及少数亲信手上。绕过正常党政机关成立各种各样的小组让习近平把军、政、经权力一手抓就是最明显例子。只是,中国是十四亿人的国家,是生产总值达十万亿美元的大国,矛盾之多,民情之复杂不是一个党能处理及化解得了,更不要说一个习近平。打压NGO及民间社会不会令矛盾消失,不会令不同利益消失,只会令它们继续在社会发酵恶化​​,对社会及政治稳定威胁更大。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不断强化控制带来的是更大的反弹,更严重的不安与躁动,令社会走向崩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