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西湖镇朝山村数十名村民怀疑村官侵吞村民集体资产，围堵村办企业“朝山金矿”施工，遭当局出动近千警察暴力驱散。40人被抓，6名村民被打伤。（网络图片）

军人执政干政，是世界上最残暴黑暗的丛林政治。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会发生深重的危机，会层出不穷出现不可预料的人为的灾难、战争和政权更迭。一千年前的北宋赵匡胤，就以“杯酒释兵权”的形式让军人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开创了文官治国制度的雏形，以此为发端，现代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摈弃了军人执政干政，完善了民主制度，这些国家的人民过上了和平、文明、富裕、尊严的生活。在当代中国，依然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对政权的主导有目共睹，中国人仍然经受着随时陷入无妄之灾的恐怖和灾难。
  

为了掩盖军人执政干政的实质，中国警察就冲锋在第一线。中国的警察队伍，完全沿袭了军队战争以来的管理体制，公安干警大部分来自于军队转业退伍军人。军警联系密切，有的正规部队官兵同时发放警察服装，如遇到群体性事件，军人随时换着警察服装，实施雷霆出击。
  

中国公安本身就自定义为军事化半军事化单位，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警察权垄断了国家合法暴力，范围涵括了人从摇篮到坟墓、从自由到生命的全过程管控。
  

在中共的党政组织结构中，公安部长往往由国务委员兼任，各级地方的公安局长往往由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或副市长兼任，与检察院、法院不再是制衡监督关系，而是凌驾于于检察院、法院之上。公安系统的官员提拔最快，权重最大，一言九鼎；公安的经费申请涉及到领导的政治立场，所以要多少给多少，没有人敢说不字，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警械警具配备最先进和完善，对社会资源社会信息的掌控无可匹敌，周永康在位时甚至被称为第二个党中央。现在的中国警察，完全左右着中国政局的走向，左右着各级政府的运作。中国实质上从军管演变为警管，形成警察治国的局面。
  

人民警察的司法、执法权力，职责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行使职权事事要依法律规定，时时要受法律制约。但是现在的中国警察，非警务化活动已占了警察日常工作的很大比例，特别是在稳定压倒一切作为基本国策下，地方党政领导更是将警察当作稳固统治的工具，促使警察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一些地方发文，要求公安机关一切行动听指挥，不遗余力配合推进地方中心工作，要敢于碰硬，敢于突破，敢于创新。有地方领导甚至鼓励怂恿警察“大胆抓，往死里打，出了事领导做主、组织负责”。当警察权力在行政强制、技术刑侦没有任何制约时，专制黑幕残酷本性就暴露得淋漓尽致。
  

在此不正常的氛围下，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与公安局长逐渐演变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警察几乎成了其黑社会和“家丁”，指哪儿打哪儿，执法枉法，无法无天。警察权力被滥用、误用，对公民的正当权利构成侵害或威胁，甚至直接危及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安全，并因此导致公民对公权力的普遍排斥与恐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曾经说过，地方官场存在着“系统恶政”。这个系统恶政就象一堵墙，几十年来一动不动，没有人能够推倒。这道墙不推倒，中国未来的所有事情，都不可预料。
  

中国公安系统的自身管理体制严重落后于现代文明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政府的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倒逼着或多或少的不由自主的向着服务、高效、精简、廉洁的现代社会的管理模式转型。而公安部门除了技术、设备、警械警具装备武装到牙齿外，一直秉承着封建极权专制的职业理念。公安部门的内部人际传统文化也充满封建残余和文革遗风，上下级不但是从属关系，甚至还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从上到下，战争思维、专政情结、敌情观念、敌对势力警惕、斗争手段、危机意识等。各种兵法、权谋、用间、三十六计厚黑得心应手，盯梢、告密、栽赃嫁祸、欺上瞒下、恐吓、镇压、酷刑、连坐发扬光大。武警特警的演习的假想敌竟是维权信访人，警察在拆迁等群体性事件中可以调动狙击枪、冲锋枪、手枪、装甲车、毒气弹等对付恐怖分子的警具。警察、协警、城管的主要课程是擒拿格斗，怎样快速隐蔽的重击手无寸铁的善良群众。一个从警几十年的老警察说，在基层派出所，没有一个警察没有打过人。每天同事们交流的是打人的乐趣和新的打人方法。
  

以维稳的名义，以人民为敌，成为他们思维模式、生活内容、升迁途径。身为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能指使手下杀人灭口，张越能绑架富翁敲诈勒索，李东生能让中央电视台变为后宫，基层警察也上行下效，习惯成自然，戾气重重，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封锁，对言论自由的围剿、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良心律师的抓捕、打压，对弱势群体的粗暴专横、野蛮执法，中国形同战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一些富有良知正义感的警察难以生存，而被迫离开，如此一来，致使中国大地到处风声鹤唳、狼烟四起，公平正义的底线一再突破，不断引起全社会的震动和恐慌，阻碍着中国社会向宪政、民主、文明社会的转型。造成中国资金外流、移民大军如过江之鲫。
  

警察成为国家暴力机器，是双刃剑，即能杀伐天下，更能吞噬自己。
  

中国警察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有正义感和善良心的，警察之恶是因为专制制度之恶而衍生。由于对公安警察依赖、骄纵和放任，没有制衡和有效监督管理，公安警察已经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旦出事，政府只能为其背书洗地，否则会演变为逼宫和反噬，在职警察们的维权力度那岂是退伍军人、上访人士和人权律师所能比。
  

例如去年黑龙江铁路警察李乐斌违反执法程序和警察枪械使用条例，枪杀徐纯合事件。一开始是准备对李乐斌进行调查的，但是全国警察利用网警发帖优势，很快形成逼宫抗议活动，警察们很快抱团坚决支持李乐斌，巧辩其执法行为合理、合法，正当、无过，徐纯合被击毙“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网友、媒体和维权律师的所谓“关注”、“质疑”，被说成纯属无端揣测、恶意误导，蓄意滋事，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警察系统逼迫黑龙江省市县领导改为对李乐斌的慰问和保护，中央电视台甚至编辑48小时篡改李乐斌枪杀徐纯合的录像，由此进一步引发了震惊的世界的709抓捕维权律师、良心人士事件。
  

再就是山西恶警王文军，将讨薪女工周秀云脖子扭断后，用脚踩住被害人的头发，令人发指，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明显偏袒王文军，众多的基层警察枉顾事实，为王文军洗地；白岩松就因为在中央电视台将一个警察的死亡说成死亡，而没有说因公殉职，警方竟能施压逼其停播音一段时间。以至于每当有警察枪击事件，不管是否合法，上级领导的第一反应是到现场看望和慰问。
  

美国纽约华裔警察梁彼得与搭档在布鲁克林政府楼的楼梯间巡逻时，不慎配枪走火击中墙壁，子弹反弹恰好射中进入楼梯间的格利胸膛，致其死亡。在某神秘势力的组织下，美国华人在纽约、华盛顿等大约40个城市发起2016年“2.20全美华人挺梁维权示威”，参加民众总人数超过10万人，其中纽约5万多人、洛杉矶近1000人、旧金山5000多人、西雅图1000多人、得州1万多人、费城5000多人、波士顿4000多人、华盛顿特区1000多人、亚特兰大1000多人。由此可见他们的手伸的有多长，能量有多大。
  

最近发生的北京昌平雷洋致死案件，北京警方领导不问对错是非，第一反应就是去看望慰问 ，利用电视台、新媒体，为掩盖他们的暴行造假、洗地、背书。
  

如此警察恶行，让人不禁要问：“国家还有法制吗？”
  

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说过：“如果正义不复存在，政府将是一大帮强盗，而当一个国家不再需要正义时，那么一帮强盗就是一个小国家。”
  

世界当代政治文明，对警察权的控制主要体现为民主和法治两个维度。在民主层面，则严格强调警察权力必须经由公民授权，若无授权即禁止；同时公民还可以借由独立的新闻媒介以及和平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保持对警察权的全天候控制与监督；在法治层面，则强调警察权恪守法律的实体规则和正当程序所确立的边界，并凭借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保证警察权不能逸出权力的轨道。
  

习近平在5月20日国安会上说：“让群众在每一项公安执法中感到公平正义。”当下，面临千年变局的中国，要想真正让民众看到公平正义，首先要做的应该是严格加强警察权控制，落实宪法国家尊重、保障人权的承诺，壮士断腕，重建中国公安警察的制度，与世界先进文明的警察管理体制接轨，造福于中华民族，也造福于警察本身。

安徽省铜陵市西湖镇朝山村数十名村民怀疑村官侵吞村民集体资产，围堵村办企业“朝山金矿”施工，遭当局出动近千警察暴力驱散。40人被抓，6名村民被打伤。（网络图片）

军人执政干政，是世界上最残暴黑暗的丛林政治。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会发生深重的危机，会层出不穷出现不可预料的人为的灾难、战争和政权更迭。一千年前的北宋赵匡胤，就以“杯酒释兵权”的形式让军人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开创了文官治国制度的雏形，以此为发端，现代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摈弃了军人执政干政，完善了民主制度，这些国家的人民过上了和平、文明、富裕、尊严的生活。在当代中国，依然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对政权的主导有目共睹，中国人仍然经受着随时陷入无妄之灾的恐怖和灾难。
  

为了掩盖军人执政干政的实质，中国警察就冲锋在第一线。中国的警察队伍，完全沿袭了军队战争以来的管理体制，公安干警大部分来自于军队转业退伍军人。军警联系密切，有的正规部队官兵同时发放警察服装，如遇到群体性事件，军人随时换着警察服装，实施雷霆出击。
  

中国公安本身就自定义为军事化半军事化单位，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警察权垄断了国家合法暴力，范围涵括了人从摇篮到坟墓、从自由到生命的全过程管控。
  

在中共的党政组织结构中，公安部长往往由国务委员兼任，各级地方的公安局长往往由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或副市长兼任，与检察院、法院不再是制衡监督关系，而是凌驾于于检察院、法院之上。公安系统的官员提拔最快，权重最大，一言九鼎；公安的经费申请涉及到领导的政治立场，所以要多少给多少，没有人敢说不字，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警械警具配备最先进和完善，对社会资源社会信息的掌控无可匹敌，周永康在位时甚至被称为第二个党中央。现在的中国警察，完全左右着中国政局的走向，左右着各级政府的运作。中国实质上从军管演变为警管，形成警察治国的局面。
  

人民警察的司法、执法权力，职责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行使职权事事要依法律规定，时时要受法律制约。但是现在的中国警察，非警务化活动已占了警察日常工作的很大比例，特别是在稳定压倒一切作为基本国策下，地方党政领导更是将警察当作稳固统治的工具，促使警察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一些地方发文，要求公安机关一切行动听指挥，不遗余力配合推进地方中心工作，要敢于碰硬，敢于突破，敢于创新。有地方领导甚至鼓励怂恿警察“大胆抓，往死里打，出了事领导做主、组织负责”。当警察权力在行政强制、技术刑侦没有任何制约时，专制黑幕残酷本性就暴露得淋漓尽致。
  

在此不正常的氛围下，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与公安局长逐渐演变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警察几乎成了其黑社会和“家丁”，指哪儿打哪儿，执法枉法，无法无天。警察权力被滥用、误用，对公民的正当权利构成侵害或威胁，甚至直接危及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安全，并因此导致公民对公权力的普遍排斥与恐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曾经说过，地方官场存在着“系统恶政”。这个系统恶政就象一堵墙，几十年来一动不动，没有人能够推倒。这道墙不推倒，中国未来的所有事情，都不可预料。
  

中国公安系统的自身管理体制严重落后于现代文明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政府的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倒逼着或多或少的不由自主的向着服务、高效、精简、廉洁的现代社会的管理模式转型。而公安部门除了技术、设备、警械警具装备武装到牙齿外，一直秉承着封建极权专制的职业理念。公安部门的内部人际传统文化也充满封建残余和文革遗风，上下级不但是从属关系，甚至还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从上到下，战争思维、专政情结、敌情观念、敌对势力警惕、斗争手段、危机意识等。各种兵法、权谋、用间、三十六计厚黑得心应手，盯梢、告密、栽赃嫁祸、欺上瞒下、恐吓、镇压、酷刑、连坐发扬光大。武警特警的演习的假想敌竟是维权信访人，警察在拆迁等群体性事件中可以调动狙击枪、冲锋枪、手枪、装甲车、毒气弹等对付恐怖分子的警具。警察、协警、城管的主要课程是擒拿格斗，怎样快速隐蔽的重击手无寸铁的善良群众。一个从警几十年的老警察说，在基层派出所，没有一个警察没有打过人。每天同事们交流的是打人的乐趣和新的打人方法。
  

以维稳的名义，以人民为敌，成为他们思维模式、生活内容、升迁途径。身为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能指使手下杀人灭口，张越能绑架富翁敲诈勒索，李东生能让中央电视台变为后宫，基层警察也上行下效，习惯成自然，戾气重重，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封锁，对言论自由的围剿、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良心律师的抓捕、打压，对弱势群体的粗暴专横、野蛮执法，中国形同战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一些富有良知正义感的警察难以生存，而被迫离开，如此一来，致使中国大地到处风声鹤唳、狼烟四起，公平正义的底线一再突破，不断引起全社会的震动和恐慌，阻碍着中国社会向宪政、民主、文明社会的转型。造成中国资金外流、移民大军如过江之鲫。
  

警察成为国家暴力机器，是双刃剑，即能杀伐天下，更能吞噬自己。
  

中国警察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有正义感和善良心的，警察之恶是因为专制制度之恶而衍生。由于对公安警察依赖、骄纵和放任，没有制衡和有效监督管理，公安警察已经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旦出事，政府只能为其背书洗地，否则会演变为逼宫和反噬，在职警察们的维权力度那岂是退伍军人、上访人士和人权律师所能比。
  

例如去年黑龙江铁路警察李乐斌违反执法程序和警察枪械使用条例，枪杀徐纯合事件。一开始是准备对李乐斌进行调查的，但是全国警察利用网警发帖优势，很快形成逼宫抗议活动，警察们很快抱团坚决支持李乐斌，巧辩其执法行为合理、合法，正当、无过，徐纯合被击毙“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网友、媒体和维权律师的所谓“关注”、“质疑”，被说成纯属无端揣测、恶意误导，蓄意滋事，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警察系统逼迫黑龙江省市县领导改为对李乐斌的慰问和保护，中央电视台甚至编辑48小时篡改李乐斌枪杀徐纯合的录像，由此进一步引发了震惊的世界的709抓捕维权律师、良心人士事件。
  

再就是山西恶警王文军，将讨薪女工周秀云脖子扭断后，用脚踩住被害人的头发，令人发指，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明显偏袒王文军，众多的基层警察枉顾事实，为王文军洗地；白岩松就因为在中央电视台将一个警察的死亡说成死亡，而没有说因公殉职，警方竟能施压逼其停播音一段时间。以至于每当有警察枪击事件，不管是否合法，上级领导的第一反应是到现场看望和慰问。
  

美国纽约华裔警察梁彼得与搭档在布鲁克林政府楼的楼梯间巡逻时，不慎配枪走火击中墙壁，子弹反弹恰好射中进入楼梯间的格利胸膛，致其死亡。在某神秘势力的组织下，美国华人在纽约、华盛顿等大约40个城市发起2016年“2.20全美华人挺梁维权示威”，参加民众总人数超过10万人，其中纽约5万多人、洛杉矶近1000人、旧金山5000多人、西雅图1000多人、得州1万多人、费城5000多人、波士顿4000多人、华盛顿特区1000多人、亚特兰大1000多人。由此可见他们的手伸的有多长，能量有多大。
  

最近发生的北京昌平雷洋致死案件，北京警方领导不问对错是非，第一反应就是去看望慰问 ，利用电视台、新媒体，为掩盖他们的暴行造假、洗地、背书。
  

如此警察恶行，让人不禁要问：“国家还有法制吗？”
  

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说过：“如果正义不复存在，政府将是一大帮强盗，而当一个国家不再需要正义时，那么一帮强盗就是一个小国家。”
  

世界当代政治文明，对警察权的控制主要体现为民主和法治两个维度。在民主层面，则严格强调警察权力必须经由公民授权，若无授权即禁止；同时公民还可以借由独立的新闻媒介以及和平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保持对警察权的全天候控制与监督；在法治层面，则强调警察权恪守法律的实体规则和正当程序所确立的边界，并凭借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保证警察权不能逸出权力的轨道。
  

习近平在5月20日国安会上说：“让群众在每一项公安执法中感到公平正义。”当下，面临千年变局的中国，要想真正让民众看到公平正义，首先要做的应该是严格加强警察权控制，落实宪法国家尊重、保障人权的承诺，壮士断腕，重建中国公安警察的制度，与世界先进文明的警察管理体制接轨，造福于中华民族，也造福于警察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