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忏悔文革的人中，有一位张铁夫，他就是告发了自己的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

答：文革过后这么多年，终于有人公开站出来忏悔自己的行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进步。这个过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小鲁先生。他当时是北京八中校革委会主任。在他任职期间，八中发生了残酷的批斗，殴打老师的事件，致使学校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

陈小鲁在反思这段经历时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生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时代”。

我愿意相信陈先生这个忏悔的诚意，但我也要指出这个忏悔仍完全是外在的。真正的忏悔不仅止于道歉，而是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自己为什么作恶。恶是做了，伤害了人，甚至置人于死地，这是罪。道歉是面对外在对象的，而忏悔应是对自己内心的。可惜陈先生尚未走到这一步，因为他竟然宣称自己“仍然崇敬主席”。他在忏悔中一点没有找到那个促使他作恶的动力，那恶之源。我们知道，心灵忏悔的经典是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在书中剖析自己：“这个心，假如你问它，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坏？它的答案是‘为恶而作恶’”。陈先生的进步在于他承认自己当年是作了“恶”事，这一点大部分红卫兵不承认，他们为当年的恶而沾沾自喜，什么血色浪漫啊，什么理想主义啊等等。其实，他们完全是“为恶而作恶”。而这个恶是49年红朝得鹿之后，被当局日日夜夜、一点一滴灌到心中的。

问：所以真正的忏悔背后还含有追责的意思。

答：当然，圣·奥古斯丁坦白他小时候做过的种种恶事，然后他问：“这是孩子天真无邪的恶作剧吗”？他自己断然否定，说：“他现在为了胡桃、小球、飞鸟，对于师长的态度，和他将来为了黄金、土地，奴隶对于君主的态度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你若不追问到恶源，你的恶会一直做下去，只不过对象变了。这一点特别重要。你可以看红卫兵掌权之后的作为。以薄熙来为例，所谓唱红打黑这个套路和他当年当红卫兵造反的路数是一样的，虽然他后来也倒了霉，但他后来受到的迫害并没有使他反省，从而忏悔自己的恶，而是把恶当成自己的行为模式。这就更不可能追责恶源，而是使自己成为新的恶源。中国49年以后的政治，除了八十年代有几年之外，基本上是比恶政治。所以对文革中的大罪恶不可能追责，甚至悄悄地当成了政治行为的样板。在往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要饱受其苦了。

问：文革中的许多恶行，例如告密、诬陷、暴力，其实是受到当局鼓励的。

答：对。文革中许多恶行是由国家机器和国家意识形态鼓励起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机器和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毛和他的爪牙，文革小组所掌握和推行的。但是，这个国家意识形态是中共和毛从苏俄学来的。比如告密，尤其是孩子告发父母，这个样板就是苏俄的所谓英雄少年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告发他的父亲，导致父亲被捕，而随后他自己又莫名其妙地被人杀了。最后说他是被他舅舅杀的，为此枪毙了三个人。可这三个人是冤枉的。究竟谁杀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至今没有定论。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鼓励孩子告密的苏联特务机构杀了他，为了造成一个阶级敌人杀害革命少年的完整宣传主题。在文革中，亲人之间的告密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是这绝非中国传统。《论语》中讲，有人对孔子说，我们这儿有人很正直坦白，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告发。孔子说，我这里正直坦白的人和你不一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和儿子不互相揭发告密，这才是正直坦白。

问：在忏悔文革的人中，有一位张铁夫先生，他就是告发了自己的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

答：这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位张先生能这样勇敢地公开自己的“弑母”行为，并声称“永不饶恕”自己，其勇气可嘉。告发母亲时，张先生十六岁，尚未成年。我倒以为，这件事最大的作恶者是他父亲。

张先生讲，他的家庭原来也是充满温情的，他父亲不过是个县里的小科长，一次开会斗他父亲，有人动手打他。母亲站到旁边，替他父亲挡拳头。斗争会开完后，他母亲挽起丈夫的手，走在公众面前。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他母亲是个有主见，勇敢又正直的人。所以她才会在家中为刘少奇辩护。而这个她曾经保护过的丈夫竟然伙同儿子一起去告发她，这个男人才是罪在不赦。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位母亲不过是为刘少奇说了几句好话，竟然被处以极刑，枪毙。

这是个什么时代啊！张先生的忏悔再深入，也洗不净他手上沾的母亲的血。而他父亲居然在告发了妻子之后，回家问妻子“枪毙你不冤吧”？49年之后，毛泽东的这套阶级斗争理论就是把人教成禽兽不如的东西。张先生说，母亲被抓走之后，“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他的忏悔多少触及了一点实质：“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他所说的这个格式化，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异化” (Aleatoire)。人同人的“类本质”相敌对，也就是说人不再是人。

问：这种忏悔确实很难，很痛苦。

 

在忏悔文革的人中，有一位张铁夫，他就是告发了自己的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

答：文革过后这么多年，终于有人公开站出来忏悔自己的行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进步。这个过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小鲁先生。他当时是北京八中校革委会主任。在他任职期间，八中发生了残酷的批斗，殴打老师的事件，致使学校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

陈小鲁在反思这段经历时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生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时代”。

我愿意相信陈先生这个忏悔的诚意，但我也要指出这个忏悔仍完全是外在的。真正的忏悔不仅止于道歉，而是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自己为什么作恶。恶是做了，伤害了人，甚至置人于死地，这是罪。道歉是面对外在对象的，而忏悔应是对自己内心的。可惜陈先生尚未走到这一步，因为他竟然宣称自己“仍然崇敬主席”。他在忏悔中一点没有找到那个促使他作恶的动力，那恶之源。我们知道，心灵忏悔的经典是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在书中剖析自己：“这个心，假如你问它，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坏？它的答案是‘为恶而作恶’”。陈先生的进步在于他承认自己当年是作了“恶”事，这一点大部分红卫兵不承认，他们为当年的恶而沾沾自喜，什么血色浪漫啊，什么理想主义啊等等。其实，他们完全是“为恶而作恶”。而这个恶是49年红朝得鹿之后，被当局日日夜夜、一点一滴灌到心中的。

问：所以真正的忏悔背后还含有追责的意思。

答：当然，圣·奥古斯丁坦白他小时候做过的种种恶事，然后他问：“这是孩子天真无邪的恶作剧吗”？他自己断然否定，说：“他现在为了胡桃、小球、飞鸟，对于师长的态度，和他将来为了黄金、土地，奴隶对于君主的态度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你若不追问到恶源，你的恶会一直做下去，只不过对象变了。这一点特别重要。你可以看红卫兵掌权之后的作为。以薄熙来为例，所谓唱红打黑这个套路和他当年当红卫兵造反的路数是一样的，虽然他后来也倒了霉，但他后来受到的迫害并没有使他反省，从而忏悔自己的恶，而是把恶当成自己的行为模式。这就更不可能追责恶源，而是使自己成为新的恶源。中国49年以后的政治，除了八十年代有几年之外，基本上是比恶政治。所以对文革中的大罪恶不可能追责，甚至悄悄地当成了政治行为的样板。在往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要饱受其苦了。

问：文革中的许多恶行，例如告密、诬陷、暴力，其实是受到当局鼓励的。

答：对。文革中许多恶行是由国家机器和国家意识形态鼓励起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机器和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毛和他的爪牙，文革小组所掌握和推行的。但是，这个国家意识形态是中共和毛从苏俄学来的。比如告密，尤其是孩子告发父母，这个样板就是苏俄的所谓英雄少年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告发他的父亲，导致父亲被捕，而随后他自己又莫名其妙地被人杀了。最后说他是被他舅舅杀的，为此枪毙了三个人。可这三个人是冤枉的。究竟谁杀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至今没有定论。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鼓励孩子告密的苏联特务机构杀了他，为了造成一个阶级敌人杀害革命少年的完整宣传主题。在文革中，亲人之间的告密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是这绝非中国传统。《论语》中讲，有人对孔子说，我们这儿有人很正直坦白，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告发。孔子说，我这里正直坦白的人和你不一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和儿子不互相揭发告密，这才是正直坦白。

问：在忏悔文革的人中，有一位张铁夫先生，他就是告发了自己的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

答：这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位张先生能这样勇敢地公开自己的“弑母”行为，并声称“永不饶恕”自己，其勇气可嘉。告发母亲时，张先生十六岁，尚未成年。我倒以为，这件事最大的作恶者是他父亲。

张先生讲，他的家庭原来也是充满温情的，他父亲不过是个县里的小科长，一次开会斗他父亲，有人动手打他。母亲站到旁边，替他父亲挡拳头。斗争会开完后，他母亲挽起丈夫的手，走在公众面前。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他母亲是个有主见，勇敢又正直的人。所以她才会在家中为刘少奇辩护。而这个她曾经保护过的丈夫竟然伙同儿子一起去告发她，这个男人才是罪在不赦。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位母亲不过是为刘少奇说了几句好话，竟然被处以极刑，枪毙。

这是个什么时代啊！张先生的忏悔再深入，也洗不净他手上沾的母亲的血。而他父亲居然在告发了妻子之后，回家问妻子“枪毙你不冤吧”？49年之后，毛泽东的这套阶级斗争理论就是把人教成禽兽不如的东西。张先生说，母亲被抓走之后，“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他的忏悔多少触及了一点实质：“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他所说的这个格式化，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异化” (Aleatoire)。人同人的“类本质”相敌对，也就是说人不再是人。

问：这种忏悔确实很难，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