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古希腊哲人说过，旅行是另一种写作；邹波也说过：“写作，先要去旅行。旅行得越多，对中国天马行空的想像就越少，记忆之宫完全和中国地图重合，和村落街道的结构一样，当我闭上眼睛，一切都是确凿的，我不再能凭空思考。”《现实即弯路》是邹波十九次“边走边看边写”的成果。邹波所走的都是弯路，所到过的地方都是边陲，所写的也都是黑暗的故事，以及黑暗中不灭的人性的光芒。
邹波在大学毕业后当过警察，在武汉火车站广场的派出所维持治安，处理过毙命街头的乞丐的尸体，也追捕过杀人不眨眼的劫匪，三教九流，阅人无数。他曾爱上过一名按摩女，还为此擅离职守。在今天的中国，警察很容易变成恶棍，人们都认为，一旦当上警察，就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为所欲为，法律不是约束警察的。只是，邹波过于笨拙，连堕落的姿势也不如同僚们美妙，最后只好辞职——如果不辞职，继续干下去，干到这个行业的最顶峰，结局不就是周永康吗？周永康制订了将两百名“最危险”的异议知识分子活埋的预桉，还来不及实施，他自己就成了秦城监狱裡终身免费的“嘉宾”。在中国当警察，每天要做的事情，跟法治、正义等价值“反向”相关。邹波放弃了警察的职务与特权，自我放逐于体制之外，成了一名在中国地位更为低下的诗人和记者——在北京的出租屋裡，听到敲门声时，该紧张的人成了他自己。
生活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我跟那些住在中南海中的人是一伙的，我们都是高人一等的帝都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通常会滔滔不绝地跟你聊政治局常委会的种种内幕，常委们的一言一行都讲得绘声绘色，彷佛他们就在旁边列席会议。在北京生活久了，就会失去对中国的感觉。因此，离开北京乃是认识中国的前提。
邹波如凯鲁阿克那样“在路上”，不仅看风景和人物，也在“读现实这本大书”。在这个过程中，他努力将世界的荒谬感、黑暗感与自己内在的矇昧、失败感两者区分开来，用他的话来说：“读历史时区分哪些是人祸——政治之祸、恶之祸、愚蠢之祸，哪些是天祸。在非虚构写作中，他人的命运就是‘天’，其他的黑暗就是我自己。”中国的苦难，很大一部分是由那些“高等华人”、那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党所造成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全民的“共业”，是由所有人的“平庸之恶”凝聚而成的。旅行和写作之于邹波来说，是一种自我治疗和自我洗涤的方式。
官媒上不会出现的“河殇”与“人殇”
邹波去过的地方，很少是人山人海的风景区。他写到不少美丽到江山，如神秘莫测的神农架、绵延起伏的兴安岭、阳光灿烂的云南高原；但是，他描写的重点并不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地方，而是被自己人毁坏的山河。
邹波写到河南项城那些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癌症村。项城是袁世凯的出生地，被后世冠以“窃国大盗”恶名的袁世凯，在家乡却被人怀念。在遭到大清摄政王罢黜的日子裡，袁世凯闲居于离项城不远的安阳洹上村，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却并不是“独钓寒江雪”的“孤舟蓑笠翁”，正如他那不太高明的诗句所说：“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那个时代，河裡还有鱼虾，袁世凯真的钓上不少鱼虾；今天，从河南项城到沉丘县的河流，早已鱼虾绝迹，而且杀机四伏。
邹波写了一篇名为《河魂》的报道，其实更好的名字不妨借用八十年代着名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他写道：“各种顔色的工业废水重得无法流动，每个村庄喝下不同顔色的水，等于慢性吞金，患上不同的病——红色的泉河流经袜子村，袜子村的人主要患的是各种结石、心脏病、各种癌——其中以乳腺癌、肠癌河胃癌为主。”人们即使明白污染的害处，也得继续喝被污染的水，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他们买不起昂贵的淨水设备。
河南有艾滋病村，河南也有癌症村，死神如期而至，从不迟到：“吃到肚子裡也是红色的，富积起来，形成结石，化学物质在血液裡又发生新的化学变化，拉肚子，拉肚子，拉空了，癌就要填满那肚子。癌在三十年前方圆三十里才出一个，一辈子也听说不过一两回的东西，这些年起每年都有那麽多人陆续疼痛到死，各种癌最后的表现和艾滋病差不多，免疫系统完全崩溃了，只是癌不会传染，你可以拼命地亲近临死的亲人。”但是，能说癌症患者比艾滋病患者幸运吗？
谁要为污染负责呢？在民主社会，在地的环保运动一定风起云涌。但在极权的中国，一切如死水微澜。污染源之一是中日合资的莲花味精厂，莲花味精来此开厂二十多年，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它再衰落也不会轻易被取消。数年前，日本环保学者与日本企业家在河边对质，而那个下午当地居民却成了沉默的旁观者，彷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一幕，跟一百多年前刺激鲁迅弃医从文的幻灯片有什么差别呢——在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中，无数中国人伸长脖子、踮起脚尖观看那一幕免费的戏剧：日本军人正在处决几名被当作俄国奸细的中国人。
学者资中筠用一句话形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百多年了，上面还是慈禧太后，下面还是义和团。毫无疑问，只有民选的、负责任的政府，才会重视无法爲GDP作贡献的国土保育工作；也只有现代公民，才会有强烈的环保意识和人权意识，并挺身抗争。共产党这个“自我殖民主义”的政权，连“家天下”的帝制都不如；共产党治下的民众，在“顺民”与“刁民”的怪圈中鬼打牆，始终走不到“公民”的青草地上。
或许，当政者可以借此掀起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切都是日本人害的！邹波在跟当地人闲聊后却发现，当地人并不怎么怪日本人，而且日本人早已撤资，转到四川建新厂去了。人们以一副听天由命的口吻说：“即使没有了日本人，情况也不容乐观，因为污染在中国太普遍了，太容易了。”是的，连云港要偷偷填埋的核废料，天津神秘的化学武器大爆炸，以及遍地开花、重度污染的石化项目，跟“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有什么关係呢？
谁也不会想到“地大物博”的中国居然是严重缺水的国家。不过，中国人的想像力无穷无尽，邹波提到，“有一本书叫《西藏之水可以救中国》”，曾经下狱的富豪牟其中也曾发出豪言壮语——如果用核武器炸开西藏的雪山，源头活水就滚滚而来。既然西藏有这样的用处，中共当局断然不能让西藏独立或高度自治。然而，当邹波沿着青藏铁路与公路走的时候，却发现一个绝对荒谬的事实：“这裡自身的用水格外缺——成了西藏之水的死角，那些河流奔流向东，源头的地方却缺水——从西大滩开始，往南，泉水成为最重要的水源，格外珍贵。当地一个中等的饭馆，按照定额，每月交泉水公司二百五十元，每天能得到三缸用水。”
在陝北之北的黄土高原，惟一可发财的行业是採矿。“採矿业相当粗放，私人或县裡的集体煤矿，利润高，技术含量去相当低。陝北直至与内蒙接壤的煤炭矿区，像盗墓一样，很多十多米厚多大型煤田往往只毁灭性地採到煤层中央很小一部分，其馀则被揉碎溷合在地层中，再也无法得到，一个富矿往往就这样被掏空。”矿藏被挥霍还在其次，无数人命也被漆黑的矿井吞噬。电影《盲井》并非出于虚构，现实的残酷超过了小说家和电影导演的想像。邹波写道：“人也不值钱，从土裡来，到土裡去。皇陵县七丰沟煤矿的新鬼，名字被隐瞒，连有正义感的报道裡也没有。伤者被迅速转移，灭口一样被藏起，私了也可以让死亡不用注册，死人彷佛没有出生过，如土融回到土中。”这段话让人想起圣经的经文：“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
没有一个村庄，有桃花源那样的诗情画意
当现代化遇到挫折，反现代化思潮就会兴起，某种关于农耕文明和乡村生活的浪漫想像就成为知识阶层的兴奋剂。
邹波的脚踪避开车水马龙的都市，走在田野、乡村与森林之中，他的文字并非矫揉造作的田园輓歌。桃花源是陶渊明一厢情愿的想像，没有一个村庄，可以那样和谐美好；没有一个农夫，可以那样从容地晴耕雨读。
乡村、草木，包括太阳和星星，都不能充当都市人“换一种活法时“的点缀。邹波说：“我对中国神话缺乏直接的感情，我始终不能像诗人海子那样，对那些古老的太阳如此夸张地释放情感，我没有，我不在这种感情之中。”所以，他在神农架寻访会唱民间史诗《黑暗传》的老人的时候，亦无高行健那种朝圣者的心态，而保持了质疑与反省的视角。多年以前，我也从近似的角度批评海子对农村的美化，对“太阳”以及“太阳”背后的宏大叙事和偶像崇拜的赞歌。同样，在邹波的书中，乡村不是春暖花开、以马爲梦的乌托邦，乡村只有挥汗如雨、土中刨食和勉强餬口的人生。
邹波来到陝西的农村，跟农夫们一起收土豆，他居然扛得动将近一百斤一袋的土豆。必须跟大家一起干活，才能与农夫们建立起真挚的友谊。他看到农夫们跟收购者发生激烈争执——一袋土豆究竟算九十六斤，还是算九十三斤？每一斤土豆的收购价是四毛多，一块多钱值得半天争执不下吗？钱有多么重要呢？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告诉邹波，他们的土豆注册了绿色产品的品牌，却支付不起印有该品牌的袋子的费用，只好使用一般的、便宜的袋子包装。
五个僱工一天收了三百袋土豆，每袋一百斤，就是三万斤，于我而言简直是一组天文数字。邹波如此描述僱工中的“老头”、已经五十八岁的高全才：“他在夕阳裡缓慢地站起来，但还不止于此，他那几乎弯曲爲九十度的背似乎也尽力伸直，像劳动者在伸懒腰。我几乎听到骨头在风裡响，一个驼背忘乎所以的时候，看着让人揪心啊。”晚上他们睡在一张炕上，高全才在邹波耳边说：“人要不停劳动，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可惜，在这个“窃国者侯”的国家，有多少人尊重任劳任怨的劳动者呢？
即便在被人们视为中国最富裕的省份的广东，也有若干困窘而萧瑟的村庄。在《树上的孩子》一文中，邹波描述了广东韶关犁市镇梅塘小学的老师和孩子们，孩子们在树上游戏，梦想如同小鸟般飞翔。有一个被拐卖来的女老师的故事，则如同《聊斋志异》的现代版本：“她爲别人生了两个儿子，当了乡村教师，总是穿着很好看的布鞋，长髮披肩，裡面穿着长裤，卷到膝盖，外面再套上好看的裙子。她悲伤的时候，还在坚持上课，学生们认为老师要教给他们知识，哭的知识，眼泪。后来等她自杀了，学生们才发现那一切知识，都建立在老师的痛苦之上，他们所学到的，可能全是被侮辱的女人的偏见；他们也才发现，老师总穿的那双红鞋子，那原是通向地狱的鞋子，是冥鞋，就像童话裡那五百双熊皮鞋子，爲了趟过地狱之河。这个故事很悲伤，故事中的孩子后来穿起了这样的鞋子，而这裡听故事的孩子们只是沉默。”
那是怎样的一双冥鞋呢？这段对被拐卖的、自杀的乡村女教师的描述，以一双鞋子作为结束，让我想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梵高那幅农妇的鞋子的名画解读。海德格尔写道：“在那黑煳煳的敞口中，鞋子磨损的内部赫然是劳动者步履的艰辛。在这硬邦邦、沉甸甸的鞋子上，聚集了她那迈动在寒风瑟瑟中一望无垠而又千篇一律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与滞缓。……鞋子里回响着的是大地无言的呼唤，是大地对正在成熟中的谷物的悄然馈赠，是大地在冬闲荒芜田野里的神秘的自我选择，这一器具浸透了对有了面包后的无怨无艾的忧虑，弥漫了再次经受了匮乏的无言之喜，还有生命来临之前的颤抖以及来自四周的死亡威胁的战栗。”农民的鞋子上沾满了泥土，而泥土已被汗水浸湿。
有多少人，根本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与呵护？
邹波选择的旅行路线，大都延伸向帝国的边陲，他遇到的人，很多都是被权力践踏、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弱者。他感叹说：“有时在弱者中，我只是更弱者，因此反而不需要过度表达同情。”他曾经供职于一家具有民间色彩的媒体，没有央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八面威风，地方政府不会畏惧并以高规格接待他，当然在採访过程中更难以免受刁难和阻拦。
另一方面，由于不是权威官媒的记者，使邹波常常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无权者是无法帮助无权者的，正义感和良心的份量比纸还轻：“过去的旅行中我遇到不少需要帮助的人，但都没有成功帮到他们，大部分因我的无力，一小部分是因对方不能清晰表达自己的愿望。”就后者而言，邹波遇到过很多底层民众，是不识字的文盲，甚至是连话都说不清的同胞，他们身处文明之外的蛮荒地带，思想和情感懵懂、迟钝、麻木。那绝对不是老庄欣赏的“浑然天成”的状态，邹波戳破了那些自欺欺人的说法：“我在中国，感受过很多没有文化而给人造成的智力迟钝的结果，全然没有小说裡那种纯真天然的乡村激情和智慧，那种耕牛一样的沉默和木讷，感受不到什么乐趣。”无知当然是不美的。
要改变命运是那么地难。陝北绥德职业中学的高校长为了给残疾学生讨要国家补助，拦住县长的轿车，却遭到拘留。那些残疾学生有多可怜呢？文艺班的女生郭静天生髋关节脱位，校长“用两袋辣椒贿赂了西安的人”，从全省两百名残疾学生免费手术的名额中争取到一个，帮她做了左腿的手术，可右腿手术至少还需要四万元。但对同一个人，国家再也没有重複的政策，目前孩子仍然无法正常行走，过了二十岁，就完全没有可能自然恢复。时间如沙漏一样进入倒计时，但周遭的人们无能为力——孩子的父亲每天只挣几块钱，无法筹划手术费。当邹波再次来访时，郭静的哥哥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母亲悲伤过度脑溢血走了，只剩下一父一女还在人间。惟一幸运的是，郭静成了学校的代课老师，每天蹒跚走到讲台前，讲课一气呵成。
因为缺少四万元手术费，不能实施最简单不过的手术，郭静这个面庞圆润、光洁如玉、嗓音悦耳的女孩，从此被困在身体的残疾之中；同样在陝北，地方官员们为了讨好习近平（显然习近平也默许和鼓励这样的举动），不惜耗资数千万、强行搬迁周围的数百户居民，将习仲勋的陵墓扩建得如同皇陵一般——历史上，建立新王朝的皇帝，哪一个不是急不可耐地追封父亲爲高祖呢？
人们不尊重生者，甚至一般不尊重死亡。在松花江边的依兰，邹波发现几名警察在江中的滩涂上处理一名自杀女子的尸体，没有船伕愿意运送尸体，警察到了下班时间只好自行离去，将尸体遗留在原处。后来，邹波知道了更多的细节：她三十六嵗，头髮很长，乳房饱满洁白，腹中有一子，一早就被丈夫的语言杀了。“这件事在城裡应该是一闪而过的事情，如落叶到脸上，在这裡却比任何事都缓慢。”孩子们在岸边旁观，他们还无法理解死亡的含义。
邹波感兴趣的人物，不是养尊处优的官方一级作家感兴趣的人物：比如，在河南淮阳的伏羲庙会上，残疾二人组的民间艺人，健康的叔叔假装盲人，身边是小儿麻痹症的女孩——女孩不吃不喝，因为不想被叔叔端起去尿尿。人们围着她转来转去，又俯下身去摸摸她的头髮，头髮裡全是死苍蝇。比如，四川地震的倖存者们，他们咳嗽、腹泻，认为是吃了地震时扬起的灰尘的缘故。医生说那时那是迷信，那是一种恐惧症，建议他们用藿香正气水来医治。
邹波还写到各种奇特的职业：青海海拔最高的派出所的警察，冻土测量员，一生研究木牛流马的新疆工学院副教授，在云南乡村服务的志愿者，热爱文学的农民作家，收集民间语文的杂志编辑……他们足以组成一部《畸人列传》。或许，邹波一生只跟他们有一面之缘；除了邹波以外，他们或许不会被其他的作家和记者写入书中。这是充满爱与痛的写作，邹波说：“刺激我游荡的，如今刺痛我。”这种刺痛感，正是优秀的写作者灵感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