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对话：郑义专访之一：背着十字架的作家

华盛顿 — 说起中国作家郑义的人生经历， 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他当过多年的农民，煤矿工人，伐木工，木匠。他也是被当局追捕多年的逃亡者，几十年的流亡者和终身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的作家。他的足迹，覆盖中国广阔深远的土地；他的写作，更以史诗般的笔触描绘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苦难与坚韧的生命力。在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主持人宁馨对流亡作家郑义进行了专访，畅谈他极为丰富与戏剧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与追求。

 

嘉宾：中国流亡作家郑义

 

宁馨： 郑义先生，您早期的文學創作最著名的作品是《枫》，被认为是中国文革之后首部揭示文革血腥的文学作品。您自己年轻时候也参加过武斗。“枫”这部作品中的武斗场面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您的个人经历？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了您对于中国政治的看法？

 

郑义：关于 “年轻时候也参加过武斗”这个说法需要加以说明：第一，我是被武斗，被红二代也就是当年的老红卫兵武斗，胁迫同学毒打了我一上午，群殴，但没打死，倖存下来。第二，参加过四川宜宾保卫战，造反派被保守派围困在城里，去声援。严格说也是被武斗，自卫性质。

 

但是在这段经历中，我没打过一个人，没拿过长矛大刀。但是我见识了为何一些最基层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武斗。我的任务是在抬工大队，也就是河滩里的搬运工。抬工大队是社会的底层，他们是因为自己被剥削而站起来武斗。因此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解放，底层人民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从被凌辱被专政到站起来反抗。我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被彻底否定。无论对文革的评价有多么复杂，但我坚信，在暴政面前，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在49年之前，中国与现在的美国一样，人民是有拥枪权的。

 

宁馨：《老井》是您的代表作之一，对中国农民的苦难和坚韧的生命力有极其深入的刻画。中国人的苦难，中国环境的苦难，一直是您作品中一个清晰的主线。您对这种苦难的了解来自何处？

 

郑义：主要来自我的插队生活。我插队六年，在从北京到山西的火车上就自行分了组，我们这一组先被分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地方，然后我作为组里的代表，要求要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我们就被分到了太谷县唯一一个不通电的公社里。村支书带着一辆马车来接我们，那是个9戶人家的小山村，没有房子，都是半山腰的窑洞。第一天我们就上山打柴，没有经验，太晚了下不了山，村民打着灯成群结队地来找我们。就这样整整6年，插队生活让我有了根本的变化，让一个完全不了解社会的学生开始接触中国真实情况。6年和这些村民生死与共，我自认为是农民，自我定位是写农民的作家，从未写过“知青文学”。

 

在老井创作期间，我和找水专家常海明骑车跑太行山缺水村庄，听他讲找水的故事……1983年冬1984年春骑自行车黄河万里行，沿河二十多个县，想探究中华民族坚韧生命力的形成。附带性的收获，发现缺水是整个黄土高原的普遍现象。这些经历，都很深地影响我，让我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和同情。

 

宁馨：1989年六四发生的时候，您已经是著名作家，被认为是山西作家群体的领军人物，為什麼一頭扎進北京的民主抗議？

 

郑义：我当作家的时候已经有了十年底层生活经验了，六年农民、四年建筑工人，在心理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当作家、当编辑，我的视野又更开阔了，1989年时我对中共党史已经了解很多了。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我作为作家一直大声疾呼，要追求自由民主，然后青年们站起来了，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偶然因素，我那时正好去北京开会，当天胡耀邦去世，第二天大学就沸腾了。

 

宁馨：六四之后您自己被通缉，妻子北明入狱，您为了等她而在中国大地上躲藏逃亡了将近三年，是所有六四后被通缉者中在中国本土逃亡事件最长的人。您是如何熬过这几年逃亡生涯的？尤其是在中国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您如何躲过了当局的追捕，也没有被任何人出卖？

 

郑义：出于对中共的了解，参加时就知道后果；开枪后与北明分手……到友人家找来一破刨子、一张破锯，买了刨刃、锯条、凿子，换上破衣烂衫，买一双布鞋，出商店就踢掉皮鞋，走上流浪木匠之路；第一家，工具做好，作旧，手上重新长出老茧；别人说，老郑，你装木匠得真像，其实我本来就是农民，不是装的。

 

后来北明出狱，百般惊险地摆脱警察跨省跟踪，最后跟我会合。掩护我们的人很多，大多是素昧生平，但只要听说是因为六四镇压的逃亡者，都冒着巨大风险窝藏我们。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跟今天的中国人不一样。

 

宁馨：六四完全改变了您的人生，否则您很可能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拥有优裕的创作环境，显赫的地位，广大的读者群，物质上也可能丰富很多。而现在，您作为流亡作家远离中国，远离最广大的读者。您是否偶尔有淡淡的懊悔呢？是否考虑过向中国政府要求回国探访甚至定居？

 

郑义：毫不懊悔。人生是有许多律令的，如反抗暴政、自由的召唤、为真理献身等等。在这一点上，与天安门广场上流血牺牲的青年们相比，我的流亡不仅相去很远，而且是有罪的。作为一个“长胡子的”策划者、指挥者，从道德上应该与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们同生共死。在这一点上，文天祥、谭嗣同是光辉範例。可惜我是受中共意识形态灌输长大的，等懂得这一点，已时过境迁。中国先贤常常考虑的是要寻找一个“死所”，在过去，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道德自律。

 

我当然很想回国去看看，但如果要回去当局就要你悔过，这是我不能承受的代价。天安门广场上死的人太多了，我不能从背后再给他们一枪。最痛苦的冲突是我母亲（2001年夏）去世，我不顾一切，哪怕写悔过书也要回去见最后一面。我只有一个母亲，我母亲只死这一次。但母亲垂危之际在电话里决绝地说了一句话：你回来我落不下这口气。她一生苦难，对共产党有深刻认识，绝不相信他们的任何诺言。好了，我唯一牵挂的老母亲都去世了，许多前辈、文友、农友、工友、老师、校长也去世了，将来如果能回去，看来也就是一处处去上坟，请他们原谅我这个不忠不孝忘恩寡情之人了。

 

宁馨：中国人上个世纪所经历的苦难一点也不比俄罗斯人少，但有不少人说，中国似乎还有待于产生一个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深刻揭露中华民族苦难的大作家。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为什么？

 

郑义：索尔仁尼琴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上个月我和北明还跟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在美国流亡写作的那个小镇拜访过，向他表示敬意。成为像他那样的大作家很难，他是许多条件交织而成的。中国的苦难远比俄国深重，确实有待产生一位索尔仁尼琴，但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许多写反右、文革、劳改、大饥荒的好作家，我们是有希望的。但索尔仁尼琴很全面，尤其是他高尚的人格、虔诚的信仰。他是巨人，学是学不来的。

焦点对话：郑义专访之二：独行的夜莺

 

 

华盛顿 — 作家郑义流亡美国后在其作品“红刨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匹狼对夜莺说：“你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声音是虚无的。” 郑义说，有时在暗夜中，他仿佛看见这匹聪明透顶的狼在对他轻轻地说：“你也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 作为一个作家，是否都会有这种“自己的声音不重要”的恐惧？作为一个流亡作家，这种恐惧是否更强大？郑义如何战胜这种恐惧？焦点对话主持人宁馨继续和郑义对话，倾听他在六四后流亡美国的文学生涯与精神内省，以及创作“中国生态之毁灭”等鸿篇巨著的过程。

 

嘉宾：中国流亡作家郑义

 

宁馨：有人说，流亡作家离开了生养他们的土地和人民，注定失去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灵感和广大的读者群。但外面的天地，似乎也给您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地平线。您来美后创作了许多散文，对美国和生活有许多超越国籍和民族性的观察和反思，如“金棕榈—葛底斯堡赋”等，有相当的影响力。在美国生活的经历，如何影响了您的视野和创作？

 

郑义：广阔的地平线的提法很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的生活经历使我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从细节说起吧：来美国几年后，一天早晨，我送小女儿上小学，然后散步，见到路上有一小滩血，估计是小动物的，不觉心脏一下子收紧了。果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撞死了一头小鹿。我赶紧回家拿了把铁锹来，把小鹿掩埋了。事后我不断问自己，为什麽见到血会心惊，似乎承受不了？过去不是这样脆弱，在宜宾武斗时期，死人很多，医院里到处都是屍体，房间里一个摞一个，只有英雄式的人物才能享受平躺着的待遇，一个房间停放几具屍体。房间中间放了一个特大注射器和福尔马林，有人不时来往肚子里注射一针防腐剂。那是1967年盛夏时节的四川，整个医院甚至整个城市都瀰漫着一股屍臭。我强迫自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走下去，看那些残缺的屍体，看白花花的蛆从砍破的颅骨中一把把滚出来。为什麽？我要把自己锻炼成革命接班人，要记住深仇大恨，要坚强，“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我见到过太多的血和死亡，已经变得铁石心肠，甚至也不在乎自己死亡。

 

来美国之后，才发现这里是另一个世界，人们崇尚的价值是同情、悲悯、宽容、爱，而不是仇恨、鬥争、无情。这种感觉是从细节开始的，比如经常在新闻里看到对小动物的珍爱，一条新闻是开著救火车来锯高处的树枝，原来是一只像狐狸的小动物把脖子卡在树杈上了；又有一夥人来救小猫，那猫钻进楼板下旧式暖气通道里出不来了，那架势简直要把房拆了。大雁野鸭大摇大摆地横穿街道，所有的车静静地停下来耐心等候……身边随时发生的这些小事给我重大触动，这里是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人类。渐渐地我感觉心变软了，泪水多了。渐渐地我感觉自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了。心肠变得柔软，这是流亡生活带给我的最重要的馈赠。

 

宁馨：您最近几年息交绝遊，潜心创作一部史诗长篇，为民国时代、尤其抗战时期的中国招魂。我很敬佩的王康先生看了前两卷后说，这部长篇波澜壮阔，可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媲美。是什麽原因促使您闭关创作这部长篇？

 

郑义：我多年来一直计划写一部关於黄河的史诗长篇，30几年前走黄河就开始做準备了。流亡海外以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神树》、生态环境的《中国之毁灭》和大量政论，以及10篇自以为不错的流亡生活散文。奇妙的是，正要拿起黄河长篇的时候，长江却闯入了我的视野。多年前我大哥就一再建议我写长江，写我的家乡四川、重庆。7年前我的重庆老乡王康也建议我写重庆，主题是“下江人”，就是抗战时期迁移到大后方重庆的长江下游人。这个建议启发了我，很快把主题确定为抗日战争，背景是长江和陪都重庆。这一下，我的父辈我的童年少年都自然进入了。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阅读了大量抗战史、中共史方面的资料，知道这个题材是一个宝藏。进入写作準备阶段的阅读后，我深深被抗战时期的先辈所感动，最后我得出一个有些简单化但说明问题的结论：民国时期的坏人，好过现在的好人。概而言之，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英雄气慨、最有理想精神、最热情浪漫的一代人。这时候，流亡以来的非文学性写作起了关键作用：大量政论和生态环境写作使我深刻地了解了当代中国，人性的堕落和环境的毁灭使我绝望到极点。我预感一个前所未见的巨大的劫难正在到来，作为一个作家，我有责任把一个美好的时代记录下来，留给我们的隔代子孙，鼓舞他们浩劫之后的伟大复兴。

 

王康的那句话是给我的激励，因为写大作品很难。至於能否与《战争与和平》相媲美，言之尚早，但有可能。不是说我能够与托尔斯泰相比，而是说我所书写的战争，远比俄国1812年的卫国战争更加丰富、宏伟、深刻。这场战争理当产生堪称伟大的文学巨著，不是我就是其他作家同行，总会有这样一个人。

 

宁馨：除了文学创作，您到美国以后还长期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例如您用四年时间写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我曾经看到您妻子北明的回忆，说您写这部著作写得异常艰苦，几乎陪上性命。最近您又发文探讨中国发展核能的弊端。作为一个作家，是什么驱使您从事这样的非文学写作？

 

郑义：离中国越远，祖国之爱越强烈。海涅也这样说过，很準确。隔半个地球看中国，分明感觉到正在加速走向毁灭。另外我早就关注中国生态环境：1983年，在骑车漫遊黄河之前就采访了大兴安岭林区，回来写了《绿色的梦》，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揭露中共国家计委就是毁灭森林的罪魁祸首。据我所知，这可能是写森林毁灭的最早的一篇吧？第二年，1984年写了《老井》，大概也是写水资源匮乏的第一篇吧？因为评论界一般把中国生态文学的起点定为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是1988年发表的。我写《绿色的梦》和《老井》比他还早几年。这样说来，我就是最早的，没有之一。我青年时代长期生活过的太行山、吕梁山生态环境都极其恶劣，我有切肤之痛，这不是去采访，因此始终关注。前些年写《中国之毁灭》是一种必然，惯性。在这本书之后，还写了5、6百篇追踪生态环境恶化的文章，直到现在。我身在海外，享有自由思考、自由写作，因而就有相应的义务。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有责任成为中国生态环境的守夜人。至於写《中国之毁灭》，事前想得过於简单，写了一段时间才恍然发现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工作量，但骑虎难下，只有硬着头皮写下去。您说得很对，这是一种非文学写作。但意想不到的是，这部书把我引导到一种绝望的境地。正是这种绝望，使我最终回到文学的永恒的主题。

 

宁馨：纵观您的文学作品，从早期的枫，老井，到现在的抗战长篇，您似乎充满了一种今天的中国文学所缺乏的人性的温度，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这是否跟您的信仰有关系？

 

郑义：我想这首先是生活所赐予的。我的人生充满压迫、屈辱，理想主义精神是一种直接的反弹。因此我直觉式的从俄国文学甚至包括部分优秀苏联文学中吸取精神性的乳汁。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一大批傑出的俄罗斯作家的影响，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巴乌斯托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等，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单。俄罗斯文学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来源於东正教信仰，到美国后，我成为基督徒，这样，我就和我景仰的大师们合为一体了。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认为在一个作家的处女作中就包含了他终生写作的核心价值和风格。我的处女作是《枫》，其中的悲剧精神、理想主义确实贯穿了我整个写作。当然这是事后的分析，写作时有一种恒定的内驱力。

 

宁馨：您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悲剧感。不管是“枫”里面年轻理想主义者的苦难，“老井”中农民的苦难，还是“中国的毁灭”里环境的苦难，您的作品充满了一种悲剧感，您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背着十字架的作家”。但是远观今天的中国社会，其实大家感觉活得很不错，很得意。您如何看待这种反差？是您的眼光有偏差，还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心理有问题？

 

郑义：分两层意思谈。首先，我认为悲剧是文学皇冠上的钻石，是一种最高的文学样式。悲剧的核心不是“悲”，而是人类坚守理想的奋鬥，是写人的灵魂。西方文学，从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悲剧，中国文学，从屈原、司马迁到曹雪芹，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我不是文学史家，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只是按照自己的感动和心灵写作。其次，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尤其是今日之中国。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环境毁灭，大家还觉得活得不错，很得意，那就成了闹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如果说中国过去是“礼仪之邦”，那麽今天的中国就是堕落之邦。与这样的时代互相认同，苟且偷安，那是作家的耻辱。

 

宁馨：您在来到美国后写的散文“红刨子”中提到一个古老的寓言：一匹狼对夜莺说：“你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声音是虚无的。”您说，有时在暗夜中，您仿佛看见这匹聪明透顶的狼在对您轻轻地说：“你也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作为一个作家，是否都会有这种“自己的声音不重要“的恐惧？作为一个流亡作家，这种恐惧是否更强大？您如何战胜这种恐惧？

 

郑义：我不存在这种恐惧。说我是一个声音，那是对我的抬举。上帝就是用声音创造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声音，他的门徒不过12个人。孔子也是声音，门徒也不过72人。屈原、司马迁、圣女贞德、圣女林昭，不都是声音吗？我完全不在乎有多少读者和稿费，我只在乎自己写得好不好，能否成为一个在黑夜中自由歌唱的优美的声音。

 

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确实是属于狼的，但多数仍然是属于人的。世界不只有中国。现在很多人认为世界就是中国，于是与环境妥协。然而只要出来走走就会知道，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与价值和中国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焦点对话：郑义专访之一：背着十字架的作家

华盛顿 — 说起中国作家郑义的人生经历， 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他当过多年的农民，煤矿工人，伐木工，木匠。他也是被当局追捕多年的逃亡者，几十年的流亡者和终身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的作家。他的足迹，覆盖中国广阔深远的土地；他的写作，更以史诗般的笔触描绘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苦难与坚韧的生命力。在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主持人宁馨对流亡作家郑义进行了专访，畅谈他极为丰富与戏剧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与追求。

 

嘉宾：中国流亡作家郑义

 

宁馨： 郑义先生，您早期的文學創作最著名的作品是《枫》，被认为是中国文革之后首部揭示文革血腥的文学作品。您自己年轻时候也参加过武斗。“枫”这部作品中的武斗场面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您的个人经历？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了您对于中国政治的看法？

 

郑义：关于 “年轻时候也参加过武斗”这个说法需要加以说明：第一，我是被武斗，被红二代也就是当年的老红卫兵武斗，胁迫同学毒打了我一上午，群殴，但没打死，倖存下来。第二，参加过四川宜宾保卫战，造反派被保守派围困在城里，去声援。严格说也是被武斗，自卫性质。

 

但是在这段经历中，我没打过一个人，没拿过长矛大刀。但是我见识了为何一些最基层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武斗。我的任务是在抬工大队，也就是河滩里的搬运工。抬工大队是社会的底层，他们是因为自己被剥削而站起来武斗。因此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解放，底层人民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从被凌辱被专政到站起来反抗。我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被彻底否定。无论对文革的评价有多么复杂，但我坚信，在暴政面前，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在49年之前，中国与现在的美国一样，人民是有拥枪权的。

 

宁馨：《老井》是您的代表作之一，对中国农民的苦难和坚韧的生命力有极其深入的刻画。中国人的苦难，中国环境的苦难，一直是您作品中一个清晰的主线。您对这种苦难的了解来自何处？

 

郑义：主要来自我的插队生活。我插队六年，在从北京到山西的火车上就自行分了组，我们这一组先被分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地方，然后我作为组里的代表，要求要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我们就被分到了太谷县唯一一个不通电的公社里。村支书带着一辆马车来接我们，那是个9戶人家的小山村，没有房子，都是半山腰的窑洞。第一天我们就上山打柴，没有经验，太晚了下不了山，村民打着灯成群结队地来找我们。就这样整整6年，插队生活让我有了根本的变化，让一个完全不了解社会的学生开始接触中国真实情况。6年和这些村民生死与共，我自认为是农民，自我定位是写农民的作家，从未写过“知青文学”。

 

在老井创作期间，我和找水专家常海明骑车跑太行山缺水村庄，听他讲找水的故事……1983年冬1984年春骑自行车黄河万里行，沿河二十多个县，想探究中华民族坚韧生命力的形成。附带性的收获，发现缺水是整个黄土高原的普遍现象。这些经历，都很深地影响我，让我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和同情。

 

宁馨：1989年六四发生的时候，您已经是著名作家，被认为是山西作家群体的领军人物，為什麼一頭扎進北京的民主抗議？

 

郑义：我当作家的时候已经有了十年底层生活经验了，六年农民、四年建筑工人，在心理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当作家、当编辑，我的视野又更开阔了，1989年时我对中共党史已经了解很多了。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我作为作家一直大声疾呼，要追求自由民主，然后青年们站起来了，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偶然因素，我那时正好去北京开会，当天胡耀邦去世，第二天大学就沸腾了。

 

宁馨：六四之后您自己被通缉，妻子北明入狱，您为了等她而在中国大地上躲藏逃亡了将近三年，是所有六四后被通缉者中在中国本土逃亡事件最长的人。您是如何熬过这几年逃亡生涯的？尤其是在中国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您如何躲过了当局的追捕，也没有被任何人出卖？

 

郑义：出于对中共的了解，参加时就知道后果；开枪后与北明分手……到友人家找来一破刨子、一张破锯，买了刨刃、锯条、凿子，换上破衣烂衫，买一双布鞋，出商店就踢掉皮鞋，走上流浪木匠之路；第一家，工具做好，作旧，手上重新长出老茧；别人说，老郑，你装木匠得真像，其实我本来就是农民，不是装的。

 

后来北明出狱，百般惊险地摆脱警察跨省跟踪，最后跟我会合。掩护我们的人很多，大多是素昧生平，但只要听说是因为六四镇压的逃亡者，都冒着巨大风险窝藏我们。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跟今天的中国人不一样。

 

宁馨：六四完全改变了您的人生，否则您很可能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拥有优裕的创作环境，显赫的地位，广大的读者群，物质上也可能丰富很多。而现在，您作为流亡作家远离中国，远离最广大的读者。您是否偶尔有淡淡的懊悔呢？是否考虑过向中国政府要求回国探访甚至定居？

 

郑义：毫不懊悔。人生是有许多律令的，如反抗暴政、自由的召唤、为真理献身等等。在这一点上，与天安门广场上流血牺牲的青年们相比，我的流亡不仅相去很远，而且是有罪的。作为一个“长胡子的”策划者、指挥者，从道德上应该与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们同生共死。在这一点上，文天祥、谭嗣同是光辉範例。可惜我是受中共意识形态灌输长大的，等懂得这一点，已时过境迁。中国先贤常常考虑的是要寻找一个“死所”，在过去，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道德自律。

 

我当然很想回国去看看，但如果要回去当局就要你悔过，这是我不能承受的代价。天安门广场上死的人太多了，我不能从背后再给他们一枪。最痛苦的冲突是我母亲（2001年夏）去世，我不顾一切，哪怕写悔过书也要回去见最后一面。我只有一个母亲，我母亲只死这一次。但母亲垂危之际在电话里决绝地说了一句话：你回来我落不下这口气。她一生苦难，对共产党有深刻认识，绝不相信他们的任何诺言。好了，我唯一牵挂的老母亲都去世了，许多前辈、文友、农友、工友、老师、校长也去世了，将来如果能回去，看来也就是一处处去上坟，请他们原谅我这个不忠不孝忘恩寡情之人了。

 

宁馨：中国人上个世纪所经历的苦难一点也不比俄罗斯人少，但有不少人说，中国似乎还有待于产生一个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深刻揭露中华民族苦难的大作家。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为什么？

 

郑义：索尔仁尼琴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上个月我和北明还跟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在美国流亡写作的那个小镇拜访过，向他表示敬意。成为像他那样的大作家很难，他是许多条件交织而成的。中国的苦难远比俄国深重，确实有待产生一位索尔仁尼琴，但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许多写反右、文革、劳改、大饥荒的好作家，我们是有希望的。但索尔仁尼琴很全面，尤其是他高尚的人格、虔诚的信仰。他是巨人，学是学不来的。

焦点对话：郑义专访之二：独行的夜莺

 

 

华盛顿 — 作家郑义流亡美国后在其作品“红刨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匹狼对夜莺说：“你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声音是虚无的。” 郑义说，有时在暗夜中，他仿佛看见这匹聪明透顶的狼在对他轻轻地说：“你也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 作为一个作家，是否都会有这种“自己的声音不重要”的恐惧？作为一个流亡作家，这种恐惧是否更强大？郑义如何战胜这种恐惧？焦点对话主持人宁馨继续和郑义对话，倾听他在六四后流亡美国的文学生涯与精神内省，以及创作“中国生态之毁灭”等鸿篇巨著的过程。

 

嘉宾：中国流亡作家郑义

 

宁馨：有人说，流亡作家离开了生养他们的土地和人民，注定失去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灵感和广大的读者群。但外面的天地，似乎也给您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地平线。您来美后创作了许多散文，对美国和生活有许多超越国籍和民族性的观察和反思，如“金棕榈—葛底斯堡赋”等，有相当的影响力。在美国生活的经历，如何影响了您的视野和创作？

 

郑义：广阔的地平线的提法很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的生活经历使我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从细节说起吧：来美国几年后，一天早晨，我送小女儿上小学，然后散步，见到路上有一小滩血，估计是小动物的，不觉心脏一下子收紧了。果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撞死了一头小鹿。我赶紧回家拿了把铁锹来，把小鹿掩埋了。事后我不断问自己，为什麽见到血会心惊，似乎承受不了？过去不是这样脆弱，在宜宾武斗时期，死人很多，医院里到处都是屍体，房间里一个摞一个，只有英雄式的人物才能享受平躺着的待遇，一个房间停放几具屍体。房间中间放了一个特大注射器和福尔马林，有人不时来往肚子里注射一针防腐剂。那是1967年盛夏时节的四川，整个医院甚至整个城市都瀰漫着一股屍臭。我强迫自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走下去，看那些残缺的屍体，看白花花的蛆从砍破的颅骨中一把把滚出来。为什麽？我要把自己锻炼成革命接班人，要记住深仇大恨，要坚强，“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我见到过太多的血和死亡，已经变得铁石心肠，甚至也不在乎自己死亡。

 

来美国之后，才发现这里是另一个世界，人们崇尚的价值是同情、悲悯、宽容、爱，而不是仇恨、鬥争、无情。这种感觉是从细节开始的，比如经常在新闻里看到对小动物的珍爱，一条新闻是开著救火车来锯高处的树枝，原来是一只像狐狸的小动物把脖子卡在树杈上了；又有一夥人来救小猫，那猫钻进楼板下旧式暖气通道里出不来了，那架势简直要把房拆了。大雁野鸭大摇大摆地横穿街道，所有的车静静地停下来耐心等候……身边随时发生的这些小事给我重大触动，这里是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人类。渐渐地我感觉心变软了，泪水多了。渐渐地我感觉自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了。心肠变得柔软，这是流亡生活带给我的最重要的馈赠。

 

宁馨：您最近几年息交绝遊，潜心创作一部史诗长篇，为民国时代、尤其抗战时期的中国招魂。我很敬佩的王康先生看了前两卷后说，这部长篇波澜壮阔，可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媲美。是什麽原因促使您闭关创作这部长篇？

 

郑义：我多年来一直计划写一部关於黄河的史诗长篇，30几年前走黄河就开始做準备了。流亡海外以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神树》、生态环境的《中国之毁灭》和大量政论，以及10篇自以为不错的流亡生活散文。奇妙的是，正要拿起黄河长篇的时候，长江却闯入了我的视野。多年前我大哥就一再建议我写长江，写我的家乡四川、重庆。7年前我的重庆老乡王康也建议我写重庆，主题是“下江人”，就是抗战时期迁移到大后方重庆的长江下游人。这个建议启发了我，很快把主题确定为抗日战争，背景是长江和陪都重庆。这一下，我的父辈我的童年少年都自然进入了。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阅读了大量抗战史、中共史方面的资料，知道这个题材是一个宝藏。进入写作準备阶段的阅读后，我深深被抗战时期的先辈所感动，最后我得出一个有些简单化但说明问题的结论：民国时期的坏人，好过现在的好人。概而言之，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英雄气慨、最有理想精神、最热情浪漫的一代人。这时候，流亡以来的非文学性写作起了关键作用：大量政论和生态环境写作使我深刻地了解了当代中国，人性的堕落和环境的毁灭使我绝望到极点。我预感一个前所未见的巨大的劫难正在到来，作为一个作家，我有责任把一个美好的时代记录下来，留给我们的隔代子孙，鼓舞他们浩劫之后的伟大复兴。

 

王康的那句话是给我的激励，因为写大作品很难。至於能否与《战争与和平》相媲美，言之尚早，但有可能。不是说我能够与托尔斯泰相比，而是说我所书写的战争，远比俄国1812年的卫国战争更加丰富、宏伟、深刻。这场战争理当产生堪称伟大的文学巨著，不是我就是其他作家同行，总会有这样一个人。

 

宁馨：除了文学创作，您到美国以后还长期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例如您用四年时间写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我曾经看到您妻子北明的回忆，说您写这部著作写得异常艰苦，几乎陪上性命。最近您又发文探讨中国发展核能的弊端。作为一个作家，是什么驱使您从事这样的非文学写作？

 

郑义：离中国越远，祖国之爱越强烈。海涅也这样说过，很準确。隔半个地球看中国，分明感觉到正在加速走向毁灭。另外我早就关注中国生态环境：1983年，在骑车漫遊黄河之前就采访了大兴安岭林区，回来写了《绿色的梦》，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揭露中共国家计委就是毁灭森林的罪魁祸首。据我所知，这可能是写森林毁灭的最早的一篇吧？第二年，1984年写了《老井》，大概也是写水资源匮乏的第一篇吧？因为评论界一般把中国生态文学的起点定为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是1988年发表的。我写《绿色的梦》和《老井》比他还早几年。这样说来，我就是最早的，没有之一。我青年时代长期生活过的太行山、吕梁山生态环境都极其恶劣，我有切肤之痛，这不是去采访，因此始终关注。前些年写《中国之毁灭》是一种必然，惯性。在这本书之后，还写了5、6百篇追踪生态环境恶化的文章，直到现在。我身在海外，享有自由思考、自由写作，因而就有相应的义务。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有责任成为中国生态环境的守夜人。至於写《中国之毁灭》，事前想得过於简单，写了一段时间才恍然发现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工作量，但骑虎难下，只有硬着头皮写下去。您说得很对，这是一种非文学写作。但意想不到的是，这部书把我引导到一种绝望的境地。正是这种绝望，使我最终回到文学的永恒的主题。

 

宁馨：纵观您的文学作品，从早期的枫，老井，到现在的抗战长篇，您似乎充满了一种今天的中国文学所缺乏的人性的温度，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这是否跟您的信仰有关系？

 

郑义：我想这首先是生活所赐予的。我的人生充满压迫、屈辱，理想主义精神是一种直接的反弹。因此我直觉式的从俄国文学甚至包括部分优秀苏联文学中吸取精神性的乳汁。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一大批傑出的俄罗斯作家的影响，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巴乌斯托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等，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单。俄罗斯文学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来源於东正教信仰，到美国后，我成为基督徒，这样，我就和我景仰的大师们合为一体了。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认为在一个作家的处女作中就包含了他终生写作的核心价值和风格。我的处女作是《枫》，其中的悲剧精神、理想主义确实贯穿了我整个写作。当然这是事后的分析，写作时有一种恒定的内驱力。

 

宁馨：您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悲剧感。不管是“枫”里面年轻理想主义者的苦难，“老井”中农民的苦难，还是“中国的毁灭”里环境的苦难，您的作品充满了一种悲剧感，您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背着十字架的作家”。但是远观今天的中国社会，其实大家感觉活得很不错，很得意。您如何看待这种反差？是您的眼光有偏差，还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心理有问题？

 

郑义：分两层意思谈。首先，我认为悲剧是文学皇冠上的钻石，是一种最高的文学样式。悲剧的核心不是“悲”，而是人类坚守理想的奋鬥，是写人的灵魂。西方文学，从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悲剧，中国文学，从屈原、司马迁到曹雪芹，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我不是文学史家，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只是按照自己的感动和心灵写作。其次，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尤其是今日之中国。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环境毁灭，大家还觉得活得不错，很得意，那就成了闹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如果说中国过去是“礼仪之邦”，那麽今天的中国就是堕落之邦。与这样的时代互相认同，苟且偷安，那是作家的耻辱。

 

宁馨：您在来到美国后写的散文“红刨子”中提到一个古老的寓言：一匹狼对夜莺说：“你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声音是虚无的。”您说，有时在暗夜中，您仿佛看见这匹聪明透顶的狼在对您轻轻地说：“你也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作为一个作家，是否都会有这种“自己的声音不重要“的恐惧？作为一个流亡作家，这种恐惧是否更强大？您如何战胜这种恐惧？

 

郑义：我不存在这种恐惧。说我是一个声音，那是对我的抬举。上帝就是用声音创造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声音，他的门徒不过12个人。孔子也是声音，门徒也不过72人。屈原、司马迁、圣女贞德、圣女林昭，不都是声音吗？我完全不在乎有多少读者和稿费，我只在乎自己写得好不好，能否成为一个在黑夜中自由歌唱的优美的声音。

 

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确实是属于狼的，但多数仍然是属于人的。世界不只有中国。现在很多人认为世界就是中国，于是与环境妥协。然而只要出来走走就会知道，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与价值和中国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