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右派运动六十周年，也是反右派运动六十周年，我们热烈纪念右派运动六十周年，我们强烈谴责罪恶的、反人道的非法的反右派运动。
没有正就没有反，没有阳就没有阴，没有革命就没有反革命，1957年先是有了轰轰烈烈的右派运动，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反右派运动，这是自然之理。
但是，在过去的六十年里，社会上只知道和注意反右派运动，却忽略了发生在先的右派运动，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主的右派运动时间暂短，很快就被声势浩大、时间更长的反右派运动所遮盖，他们不允许右派分子有充分的条件为他们的正确言论辩护，不允许他们发声，他们不讲道理，他们扣帽子、打棍子、纠辫子。
同时，反右派运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长期的影响，人们记忆犹新，而右派运动中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所有正确主张，全部被他们粗暴地否定了，后来的人们，除了知道这些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之外，就知道他们像瘟疫一样，谁接近他们谁倒霉，不知道这些右派分子究竟都提出过哪些正确的主张。
我们纪念右派运动六十周年，首要的就是要把右派运动的右派主张，从被拉圾掩埋的历史深坑中挖掘出来，要人们知道，在1957年，右派们都提出了哪些右派主张，然后，再由国人和历史判断，这些主张正确吗？如果这些主张是正确的话，那么，反右派运动有什么合理性？
1957年的右派运动，是由中共发动的整风运动引起的，所谓整风，就是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三种作风，这三个作风，又简称“三害”。
（一）右派言论。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贴出了四张醒目的大字报，拉开了1957年全国大字报的序幕，在一周之后，大字报运动席卷全国，不论是学校还是机关，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大字报的海洋，以摧枯拉朽之势，指向“三害”，指向中共七年来专制统治的弊端，使当权者惊恐万状，不得不在6月8日，找了一个很不光彩的籍口，《人民日报》发出了历史上最可耻的社论之一“这是为什么？”，开始了所谓的“反右派运动“，把新生的右派民主力量打入十八层地狱，堵塞了中国通往民主政治的道路，中国迎来了最黑暗的年代。
这场大字报运动，发韧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也确实提出了当时各种先进的民主理念和指陈利弊，我们的介绍就从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开始。
一、北京大学的右派言论。
1、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钱如平（笔名谈论）在“我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真理决不能丢！”中说：
“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深知没有党是不可能进大学的，但有同情劳动人民的天性，有偏激的情绪，有恒怅（憎恨？）那些剥削阶级气味未尽的参加革命队伍的人们挂羊头卖狗肉地危害人民，因为我接触过了老革命干部，和游击根据地出来的同志，那么亲切，难（可能是“艰”——抄者注）苦朴素，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知道他们是直率地、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决不讳言自己有病，我深深地感动，心底里就想（可能是“向”——抄者注）他们学习，做好自己的榜样。入大城市后，不少现象看不顺眼，在这里仿佛“浪费”是一种“阔绰”的表现，少数党员粗暴地对人，和自私地抢“吃苦”的专业，我很反感．我想，人为什么要装出虚伪的面孔？“
2、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陈奉孝在“声明“中说：
“ 三、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还是要搞集团，这样做是在故意×X矛盾？（陈奉孝组织了一个叫”自由论坛“的小刊物，这是他自拟的问答。__王注）
答：是的，我们是为了帮助党整风，但并不限于此，还要争取进一步扩大民主范围，这二者本来是不可分割的，整掉了官僚主义这股恶风，就会进一步扩大了民主，要整风整得彻底，整得好，就必须提出扩大民主范围的要求。
6月8日之后，他还在“如此伎俩”一文中说：
“第一，保守派在《人民日报》上宣布了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宣布了广场是反动刊物，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在北大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但他们仍然不惜采取这种手段来欺骗外校同学，打击北大的民主运动，造成外校同学对北大民主运动的疑惧和仇恨。
“因此根据前车之鉴，他们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在“百花社”和“广场”编辑部中找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来，……这样他们就可以高喊高叫了，看啊！说‘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你们不是不信呀！这里面真有反动分子哩！“（陈奉孝被判了15年徒刑。该文写在1957年7 月5 日，反右已近一个月了。___王注）
3、数学系三年级学生杨路关于自由、真理、民主的论点。以下是北大数学系党总支对他观点的归纳：
“☉他认为人生的最高准则是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实现人道主义的一个阶梯，人首先是有其共性___人性，而后才有阶级性，我们现在是过分强调阶级性而忽视人性。
☉他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就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
民主就是个性解放，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你们把民主当作手段，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
☉在目前还存在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时候，民主就是人民用来保护自己、抵制统治者可能采取的暴政的一种武器。
☉我认为真理是不怕辩论的。“
4、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张景中与段、江、程、丁四位先生谈话的内容摘要（丁石孙摘）。（段是段学复，江是江泽函，程是程民德，丁石孙是系秘书吧，即1989年前后担任北大校长的那个人。前三位都是教授）
他表示：
1． 他的动机是要求自由讨论问题，例如讨论产生三害的原因等，这就是组织黑-恩学派与百花学社的原因。
2．黑-恩学派的目的不过念些恩格斯的著作，百花学社不是反动集团，在一成立时他们就怕被反革命分子利用，因之没有组织纪律的约束，社不对社员负责，社员不对社负责，且一切会议是公开的，欢迎同学参加，欢迎党委有人来参加。
4． 去天津的原因是：①辟谣、②接受朋友的邀请，去的七个人是偶然地组成的，各人的目的不一样，主张也不一样，带去的印刷品是按下列两个原则选择的①早期的大字报②引起争论最多的大字报， （他没有详细谈在天津的活动以及油印大字报的准备工作如何做的）。
8．党对他们是不择手段地打击，如印刷厂工人斗争他们，且扣住他们的稿子和纸张，说要告到检察院，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告，江副校长听信一面之词，对他们六个人不加区别的警告以及人民日报说百花学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而这都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且报导的事实有歪曲，要报导的话就应该把他们的东西都登出来，如谭天荣的文章等，现在这样是不公平的。
9．现在的作法是违反宪法的，他们既然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就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学生会为什么不借地方和扩音器给他们。
5、物理系四年级学生严仲强在“自由主义者宣言”中说：
“理论上的错误，（1）过低估计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将社会主义建设过多地归于党的领导，归于个别领导人物的作用，在决定政策路线时实际上是少数人的专断，因为人民根本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斯大林的错误长期被掩饰是个最好的证明，因为人民实际上无法参与国家的领导。这样就是名誉上是全民的工厂，土改实际上操纵在少数人的铁腕中。人民被看成群氓。（2）阶级论的错误：理论上最突出的是‘阶级斗争逐渐尖锐化’，这种机会主义的论调实际工作上则将阶级论的统计规律盲目的用于个别人。以致产生了‘唯成份论’的工作方法，助长了新等级的形成。（3）法权论上的错误：过分强调了法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故意使民法等不健全。中国胡风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法权明确的话，胡风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早就应当审判清楚了。在我看胡风是否是反革命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各种力量的对比。（4）对目的和手段的错误理解，将民主纯粹作为一种手段，其他如良心、人道、友谊－－不免被归于手段了。实际工作上的错误，最突出的是长期培养个人崇拜，愚蠢的斯大林实际上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块绊脚石。但在过去长期有那样高的威信。难道苏联在过去没有看出斯大林的倒行逆施吗？上帝对宗教须是具有最大号召能力的，在新的宗教下，以X代替上帝吧！即使X是一个木偶也好，但历史会使这种做法遗臭万年的！ “
他在1957年7月3日写的“压制不了的呼声“一文的最后说”布鲁诺在被烧死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6、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王存心在“论党的领导“一文中说：”1）、有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导，一种是“行政性”的不仅进行实际的领导，而且确有领导权，如高教部领导各大学，另一种是“教育性”的如宣传鼓动，发号召，拟草案……后一种领导没有强制性，这种领导是靠“领导的正确”来保证的。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把第一种领导给予共产党，实际上共产党不论多么先进也没有这种领导的权利，有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否定行政工作时，应以国家法律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为依据，也不能要求人民群众对它的领导一定要服从，党领导得好，人民群众自动会接受，领导得不好人民群众要起来反对也难免的，这里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承认党的领导的问题’，谁正确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是领导者。
“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员进行工作时是非法的，由第二种领导（教育性的）跨进了第一种领导（行政性的），由于现有政权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建立起来了。共产党一贯的以领导者自居，不能充分发扬民主，以致共产党作了好多好事的同时也犯了好多不应有的错误。”
他在“利己主义原理”中，对利己主义下了非常精彩的新定义，他说“人总是做最能使他满意的事，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人愿意作自己满意的事，这种愿望是利己的愿望，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在支配人的行动”。
他把利己主义分为利人的利己、不损人的利己和损人的利己。
我王书瑶还要加上一个“损己的利己”，比如我们这些右派的行为是利己的，但是，其结果却是损己的，因为我们都受到了严厉地打击和处分，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我还不明白什么叫“精致的利己主义“。
7、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岑超南在“铲草要除根”中说：” 史大林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
他要求：
① “严格保证宪法的公民权利。
② 人民对领导有绝对的实际的监督批评罢免权力。
③ 反对人事制度的神秘化，专横化，人事工作要受人民监督。
④ 除政府、军事、及特殊部门外一般不滥行保密，以免借保密而干坏事。
⑤ 反对新闻封锁，压制言论，扩大参考消息发行，民主墙经常化。
⑥ 干部政策要德才兼顾，反对党团特权化，反对‘盲从便是德’”。
8、物理系三年级学生燕遯符在“怎么办”中说：
“怎么办？
老话，大力发扬民主，大力宣传，让人民确实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请自命人民恩人者彻底换一个脑袋（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之谓也，决无他意。）“。
9、刘奇弟与胡风问题和肃反问题
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刘奇弟掷地有声地说：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批反胡风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用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的逻辑和推演成反革命的。
请问，这能当作控告吗？
因此，自勉为要作个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面对着压迫，刘奇弟说：
“我要为真理说话。……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胜造七层浮屠，而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
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刘奇弟还挨过批斗，被关在黑屋子里面，他对此非常愤慨，他是属于斗错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我始终得不到有多少是斗对了的数字---王注），所以他写诗控诉那次肃反运动。
他为了这两件事情，被判了八年或十五年徒刑，他身体本就不十分好，1960年瘐死狱中，早早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到了1980年，中共中央到底为胡风平了反，但是，谁曾经纪念过这个勇敢年轻的生命？
10、物理系二年级学生王书瑶大字报的题目是“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个警告深刻而及时，他从斯大林的罪行中得出结论：“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斯大林把把70%的苏共中央委员、66%的苏共17大代表都处以极刑，说明他个人的权力太大，超过了苏共中央的权力，斯大林的高度集权，造成了苏联灾难性的后果，中共中央必须接受这个教训，实行民主的政权体制，避免在中国造成同样的灾难。
但是，中共中央看到了这张大字报却没有接受教训，在一个人的主观意志主导下，很快就发动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很快就饿死了4000万人，然后又完全在个人意志的主导下，发动了罪恶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推向毁灭的边缘。
王书瑶的右派言论是先行的和正确的：“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不接受这个教训，后果就是灾难的。
这个警告，仍然有它的时效。
一个执政党，如果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就会因腐败而灭亡。
后来，邓小平接过了这个号，严厉地批判了高度集权。
（我这样说是北大的519大字报运动引起了全国的大字报运动，丝毫没有夸张自己的意思，因为我的大字报直到6月1日才贴出，那已经是全国风雨满楼了，我也是受影响的，不是主动的，真正的英雄是19日和20日贴大字报的学生。）
11、 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张锡锟在“卫道者‘逻辑’大纲“中说：
” 逻 辑 大 纲
①、党的错误是各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②、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③、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④、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毁谤造谣；
⑤、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⑥、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⑦、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⑧、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⑨、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⑩、“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说教条就是别有用心。
凡具以上属性者，‘卫道之士也。‘（卫道者指正统的左派人士）。
12、生物系学生蒋兴仁在“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驳‘党的领导不容分割’”中说：
“1）、党把自己的领导强加于人民，不管好坏，不问情况，一定是党独占领导，既不让人民选择更不让人民有另外的选择对象，不会便利宗派主义的产生吗？
2）、以同样形而上学的推论而认为党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就永远正确。正确的只有一个，所以没有能和党竞争的理由，肯定一个党才能领导不存在竞争问题，但正确从来不怕和错误斗争。是怕分割领导，就使人民怀疑党的正确有问题？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过去犯过错误现在还存在分歧，将来也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不让竞争，排斥异己，不能不使人怀疑是不是有自私的目的，是不是真正大公无私。党永远有不可动摇的领导权，不管现存领导，认真不认真工作，犯不犯错误都稳坐泰山，这会不会成为终日饱食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的培养基，我怀疑党将来是否还会正确。是否会向李自成拉科西看齐，不是吗？现在三害就比1942年多些。”
13、地质地理系四年级学生俞庆水在“我们要什么？”中说：
“根据中央指示，现在是要反“三害”，但我认为这只是错误的表面原因，而不是最本质的原因，最本质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缺乏许多的民主，由于民主空气稀薄，党委权力大，于是在社会主义人民国家内部出现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最好把教条主义也强调提出来），因此，就产生斯大林错误，匈牙利事件的产生，我们不要单除“三害”，更重要的是尽可能的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有了它，三害就可以彻底消除，保证今后不再继续产生。“
14、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王国乡在“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一文中说：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搀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他还说“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民法、刑法——等必要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意志、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我们要作国家和自己的主人！
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
这是北大的人权宣言，这是中国版的“天赋人权论“。
15、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张元勋、沈泽宜写长诗“墓志铭”，批评某些党员：
“不久，听说，你又入了党
这当然值得三倍的高兴
从此却再也看不到你的笑意
听不到你的歌声。
见面时你冷冷的点一点头
你伸过来冷冷的手
你投来冷冷的目光
似乎在说：
“千万别中了这人的毒？”
“从此你再不敢和我谈
春天，球赛星星和爱情
再不敢和我溜一溜弯
在湖边的石上渡过黄昏
我几乎快认不出你的面貌了，
你高高的站着直拂青云
你习惯于俯身看我
脸色又严肃、又威风。“
16 、中文系学生陈爱文、江文写“关于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那一种民主，我们答：是从“五一九”开始的，在民主广场上自由讲坛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和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地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
17、东语系日语专业四年级学生刘绩生在“我要问、问、问？？？…“中说：
“四．作为上层建筑的某些不合理的具体制度，以及相差悬殊的分配关系，显然是三害产生的根源之一，在这些方面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某些人回避了问题，总是把这一意见解释为‘要推翻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煞有介事’地痛加‘批驳’，是否过分滑稽和无聊。
六．除去‘右派份子’以外，一般人很少给党中央提意见。党中央也似乎没交待过自己的缺点。我想知道的是‘三害’的蔓延全国是否与党中央的领导有关系？是否一切错误只在下面存在？而党中央却能自我独清‘一尘不染’？如果有那么些错误，为什么不能让人民了解？“
18、哲学系一年级学生龙英华在“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中说：
“自由主义宣言”出现是一件好事，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在北大大发扬。“
“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也订出五年计划来）。“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现在农村民主化，实行选举。工厂学校应向农村学习。”
19、西语系教师胡稼胎在英法教研室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
“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农民有许多是吃不饱的，如果逼得他们起来，党员们的性命都有危险，应该猛省，不要苟安。党委会在学校弊多利少，应退出学校。”
“不懂业务或业务不高的人领导业务，要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无异缘木求鱼，空中栽树。过去把人分为进步，中间、落后三种。我大概是被认为既落后又顽固的人。这种标准是人为的，应该撤销。党员被认为是进步的，但现在看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又那么多，这都是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又怎么能说得上进步呢，而那些拍党员马屁的所谓积极分子则是墙和沟的建设者。”
20、西语系讲师黄继忠在“大胆向党和党员提意见“说：
“解放初期党群关系比现在好“；”党员有了党性，好像就不能兼有人性，（有一些党员）他们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改造人的道学面孔；在会上专等别人暴露思想问题，好给他批判一通，而自己却在对任何问题不发表个人的意见，从来不肯暴露自己的问题“。”在学术上，让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等等。
21、西语系朱承立“新“九品”释“：
昔两晋设“九品中正”门阀制度，因此产生，今西语系三年级有新“九品”，“九品”之间有不可跨越之鸿沟，彼此不通思想，甚至不通语言。特列表说明如下：
党
员 元老党员 永远正确，小事不管，大事一句“金言”幕后决定一切。
当权派党员 道貌岸然荣誉永属自己，错误永属别人，群众和落后团员。
新入和预备党员 小心翼翼，由群众中来，但不到群众中去。
团
员 党培养对象的团员 以唯唯诺诺歌功颂德，吹吹拍拍，以小汇报甚至打击别人为入党之阶。
一般团员 沉默寡言，只知举手赞成，跟着说，跟着走，有不平亦不敢提。
“落后”团员 爱提反面意见不但被视为落后，而且与组织对立。
群
众 团培养对象的群众 看准风头，一味吹棒。
一般群众 对入团心灰意懒，埋头于图书，寄惦于音乐。
“落后”群众 其中有被除的团员，肃反被斗错的，他们永被摒弃于千里之外，无人过问。
(这里好像少了一个团员干部。王注)
22、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在各个方面，物理学中有个功能转换的焦耳定律：两块冰相互摩擦能使冰块融化，就是动能转化为热能。这是英国人焦耳的工作。20年后，俄国人楞次在不了解焦耳工作的情况下，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所以这个定律又称为焦耳—楞次定律，这原也无可厚非。但是，在苏联人编写的教材中，却常常成了“楞次—焦耳定律”，更有甚者，在另一些教材中，居然成了楞次定律，置焦耳的工作于不顾，这引起同学们极大的不满。
1957年北大五一九运动中，贴出的大字报成千上万张，这里所介绍的，只能是挂一漏万。
二、政治界
1、黄绍竑批评“以党代政”。
黄绍竑在座谈会上批评“以党代政”，并无标题，后来《人民日报》以“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为题刊出。黄的发言，自然也很谨慎，他先说党的领导英明伟大，党的领导权不能怀疑，然后才说：
“但是，党的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没有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
“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批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把它规定下来。”
2、章乃器提出“红色资产阶级”的概念和说毛主席不是神。
章乃器既是政治家，也是一个资本家，他时任粮食部部长，他先提出“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概念，说，民主建国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立即给以反击，毛说：“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听了这样的话，不知章是怎么想的？
章乃器还说：“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章乃器说他在粮食部有职有权，“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他胆敢同共产党争权夺利。
3、罗隆基提“平反委员会”。
罗隆基是个很有政治水平的政治家，最早提出了”党天下“一词，他在1936年就说“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连续不断的‘党天下’。那么，以党建国，国在哪里？国在哪里？” （刘军宁主篇《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在这些“民主党派”的大人物中，罗隆基是最不受待见的一个，章伯钧是交通部长，章乃器是粮食部长，善打离婚官司的史良是司法部长，罗隆基却只是一个“森林工业部长”，就算是整个林业部，也不如农业部重要，更何况还是“森林工业部”？不过，罗隆基并不在意这个，在权力面前他失掉了自我，他还自鸣得意地提出“平反委员会”，这是一个更能引起反感的提议，很愚蠢，共产党办错了案，再由你“民主党派”去平反？被平反的人感谢谁？结果是，他成了中国1957年右派的最高地位的“章罗联盟”的二号人物。
他当了右派之后 ，他的那个“森林工业部”立马就撤销了，也就是个司级单位吧。
4、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是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交通部长，他与罗隆基共同被钦定为中国右派的大头领，即所谓“章罗联盟”的章。此事纯系子虚乌有。
政治设计院是个莫名其妙的玩艺，政治怎么设计？政策和政权体制可以设计，政治怎么设计？
这还罢了。倒是后来的表现，他承认了错误 ，他承认错误不是为了保自身，而是为了保党，他说：“我不承认错误，难道让党承认错误？”章乃器则死不低头，不肯认罪，这是奴才和诤士的区别。就因为章铂钧替党着想，党喜欢，所以他保留了部长待遇，有汽车，章乃器则一撸到底，什么待遇都没有。
我和多数右派都做了检讨，是为了自保，不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颜面，而章伯钧承认错误，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颜面，我们的处分依旧，章伯钧则保住了汽车，出发点和结果都完全不同。
其他，李康年继续提对资本家定息20年；陈新桂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葛佩琦说：”我还要重复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还有人提出要“轮流坐庄”等等，还有很多，不录了。所谓这些政治界的人物，也就是各个“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他们提出的右派言论，除了黄绍竑，同北大学生的右派言论，都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出发点也不尽相同，虽然都叫右派，“其实不同“。
三、学术界
1 、储安平说共产党是“党天下”。
储安平真乃一介书生。解放前他办“观察”杂志，猛烈攻击蒋介石，发行十万份，影响很大，遭到蒋介石的查封。
1957年中共开始整风， 储安平刚刚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两个月。中共中央开了12次统战座谈会，发现这位总编辑没有发言，于是就打电话请这位先生发言。据储先生自己说，他对发言并无兴趣，可是他还是写了发言稿，第二天发了言。由于有稿子，后来反右的时候，我也听说，－－报纸上说的，－－这个稿子是经过“章罗联盟”的人看过的。但是，他本人说并无此事。
发言的内容，倒是顺着毛泽东的意思。
4月30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民主人士会见的时候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是出于书生意气，出于天真，还是出于，－－奉承？－－反正储是顺着这个思路走了，真的向“老和尚”提了意见。既是向“老和尚”提意见，这个意见就不能是鸡毛蒜皮，就应该是原则性的大问题，而且也的确是大问题。
他说：
“解放以前，我们听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按：为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朱德－－王注）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接着，他直斥“党天下”的现象：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取得的政权，党需要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 ，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影响，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这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排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黑体字是王染的。）
2、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云，上海人。17岁即登台讲授现代会计学。共军占领上海后，就成为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但是，因为与中央主持财政的薄一波等人政策理念不合，很快被免职：顾准认为要依法征税，而薄一波等人则主张依“计划征税”。（依计划征税还要税法干什么？）他是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他的最重要与左派理念冲突的地方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样要遵从价值规律。他最后被发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
他的学术著作博大精深，在历史观念上亦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合，他是全国唯一戴两次右派帽子的知识分子。
他的代表性右派言论，我从网上下载以下几条：
※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并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顾准文集》
※所谓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
3、李慎之提“大民主与小民主“。
李慎之大民主与小民主的言论，是在1956年说的，当时尚未整风。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波兰与匈牙利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极大冲击，当时李慎之在新华社国际部任副主任，一日，毛泽东派他的秘书林克到新华社找到国际部主任王飞与李慎之谈话，大概是了解情况，因为新华社的国际部是对国外情况了解最多的部门。
在这次谈话中，李慎之认为苏联之所以出现斯大林的问题，是“大民主”太少的缘故，在中国同样是大民主太少，而“小民主”太多。（原话是 "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李慎之所说的大民主，是说“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而小民主，则是关乎个人的利益的小事，可以提出甚至是无理的要求，比如像涨工资、分房子，调工作，常常闹得不可开交。
毛泽东对这个大民主的批判，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56年11月15日），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后来有人传达毛泽东的原话是说："大民主就是要上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
李慎之只能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但是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
其实我以为毛泽东对大民主的理解还是正确的，大民主就是多党议会制，就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因为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有议政参政的权利。
后来，在对李慎之定罪的时候，却没有大民主与小民主这一条，他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 简直匪夷所思。
他受到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的处分，“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次下放，这中间他还是在北京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据他自己讲，就在这个期间，被他塞进参考消息中关于西方民主的稿件，有100余万字。
1979年在他还没有获得改正的情况下，就出任了邓小平访美代表团的顾问。他官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最高的社会地位是全国人大主席团主席。
1989年学生运动的时候，他要求社科院所属研究所正所长署名声明支持学生的民主爱国要求。六四惨案之后，他被免去了社科院的职务，还好，没有开除党籍。1999年，他写了“风雨苍黄五十年”，再次引起轰动。
他于2003年因病过世。
但是他的思想永存。
四、文艺界
1、钟惦棐敲响“电影的锣鼓”。
其实电影的锣鼓是在1956年11月就在上海敲响了，钟惦棐的文章也是在这时在北京发表的，钟惦棐的锣鼓敲得最响，影响也就很大。电影的锣鼓为什么会敲响？因为自1953年之后为“工农兵”拍的电影很不景气，从1953年到今年（1956年）6月，国产片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70％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10％。纪录片《幸福的儿童》竟连广告费也没收回!电影的这种不景气令人深思。
对此，钟先生做出分析，他说：“事态的发展使我们记住，：绝不可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他还说：“当1951年文化部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影片！“
这种强烈的批评叫人受不了，于是，他好像就成了“钦点“的大右派。
2、吴祖光批评党对文艺的领导。
他说：“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在反右之前，军队的文化人陈其通等人曾写了文章怕文艺界鸣放之后会“乱”，对此，吴祖光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他说：“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其实，文艺界本身也真是够乱的，派系林立，有些人成为右派，恐怕就与派系斗争有关。据说（来自网上）田汉就在吴祖光的发言或文章前加上了一句“《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但是也有人说不是田汉加上的。
吴祖光是最公开表示对毛泽东厌恶的人，他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扔出来”。那一年，在研讨戴煌的大作《九死一生》的三联书店座谈会上，他公开说：“毛主席纪念堂应该改成厕所。“他这样痛恨毛，大约是因为他被发配到”远恶军州“去劳改，还有就是可能因为他的爱妻新凤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断了腿。
无独有偶，另一位出版界的元老级人物戴文葆先生，除了在清河农场劳动教养之外，还在单位被罚清扫厕所，他在回忆录中，故意把“茅厕”写成“毛厕”。
文艺界的右派差不多都与派系斗争有关，还有所谓“二流堂”的问题，由来已久，最后面的操纵人是周扬。文化大革命之后，周扬也挨整了，这时候他才尝到了挨整的滋味挺不好受，在文革之后，他做了一些检讨和向一些被他整过的人道歉。日月流逝，是再也回不来了，死的死，伤的伤，活的人得到一点点安慰。
但是，也有一些右派，在苦难过后却变成了左派，像丁玲、刘绍裳，还有张贤亮。张贤亮还加入了整过他的共产党，，据他自己说，是为了改造共产党，30年过去了，不知道是张贤亮改造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改造了张贤亮。
最令人鄙视的要算东北师大的右派曲啸了，他的最著名言论是“党妈论”，“党是亲妈，亲妈打孩子不疼”。曲啸被许为是中国第一演说家，红极一时，被授以中宣部调研员（调研员应该是处级，巡视员才是局级），但是，很不幸，他在美国的一次讲演却遭到了滑铁卢，手脚颤抖，他当时就得了神经分裂症，一病不起，2003年终于完全闭上了他作为中国第一演说家的的嘴巴，留下一个丑陋卑贱的灵魂。
就是亲妈打孩子还是很疼的，再说，还不一定是亲妈。
3、艾青和艾青生孩子。
艾青与一些人的恩怨已久，比如，鲁迅就说过“四条汉子”，其中就包括周扬，但是，中共建政后周扬掌权，优劣之势就变了，从1955年艾青就不断地挨整。
他的右派言论主要是几篇散文诗，无法摘取几段话来概括，在《荆棘路》上有他的四篇散文诗：“画鸟的猎人”、“偶像的话”、“养花人的梦”、“蝉的歌”等等。
但是有一件趣事对我却印象深刻，记在下面。
这已经是在反右很久之后的一个笑谈了，也是右派顽强抗拒反右斗争的一个实例，就是艾青居然能“生孩子”。当时还有别的许多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特别好笑，所以我就把它顺便写在这里。
在艾青划为右派之后，就接连不断地在作家协会上做检查，可是却总是“不深不透”，过不了关。于是，艾青就请他的夫人代写检查。夫人写着写着，就忘记了是在替丈夫写，就变成了第一人称，在写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写成了“当时我正在生孩子”。第二天，先生在大会上照本宣科，他是连看也没看，连想也没想，就在作协大会说：“当时我正在生孩子”，念的虽然无心，听的却是有意，于是轰堂大笑。
（以上所有资料来源于《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年版>之《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网络和个人的记忆。
这里，只是个人的一孔之见，对人物和文章的取舍，难免有个人的偏好，只是叙述历史的一个部分。全面的右派运动历史，可能需要几百万字，甚至千万字才能写完。这里只是抛砖引玉。）
(二)、残忍、反人道的反右派斗争
中共的反右派斗争，不仅是非法的，而且还是残忍的和反人道的。
一、 出尔反尔，食言自肥，弃治国之根本诚信于不顾，
手段卑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整风之初，信誓旦旦，指天为誓，说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结果却是言者有罪，株连九族。
从中国最高的“民主党派”头头，直到中小学校的教员为止，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网罗殆尽，中国当时共有知识分子五百万人，却一次划定大小右派55万余人，占了11%，何其毒也!然后，在被社会监督之“地富反坏”之外，又加了一个“右”，成为新一类贱民，连带他们的家属，难以做人，社会被严重分裂。
右派分子最高的处分是以“反革命”名义判处劳改徒刑，最高的达到15年，何罪之有？最低的，只戴帽子不给其他处分。但是，小帽一戴，却同样是另类，不能享受“人民”的待遇。
还有非正式公开的数百万所谓“中右分子”，被“内部监控“。整个社会空气完全被毒化了。
二、对右派斗争的手段是残酷的，“批斗”的形式，从“三反、五反”延续下来，大会小会的群众性批判，这一次对批斗对象的压力，更加广泛，更加升级，整个社会都成了审讯犯人的场所，令人胆寒，望而生畏，形成了一个暴力无处不在的监狱。
社会上告密成风，“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个俗语，成了共产统治下的翻新信条。
三、死人无数。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在中国甘肃省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改农场，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大多数人在此期间被活活饿死，三千名右派活着出去的只有四百多人，死亡率86% 。
零星死亡者不可计数，清华大学林建荣、张行陶；北京大学陈洪生、朱祖勋，均饿死于清河农场。北大物理系刘奇弟为胡风翻案，被判劳改15年，1960年瘐死于北大荒狱中。北大物理系学生朱志英本是烈士遗孤，她母亲因为她当了右派而自杀。
在不完全统计的北大540名右派中，包括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者为31人，为统计总数的5.7%。
四、右派家属与亲近的朋友，受到广泛地株连，他们这些家属必须表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否则就要受到各样的惩处，这种株连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右派分子不仅仅被社会歧视，而且也因此受到家属的怨恨。
整个社会到处都是积怨。
（三）非法反右的恶果。
一、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工人做工，农民种田，无论怎么说无产阶级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阶级，他们生产的都是物资产品，他们不生产精神产品，精神产品是由不太那么先进的知识分子生产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精神支柱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没有精神支柱，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
可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却打断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不仅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被完全剥夺了发言权，成了贱民，就是没有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噤若寒蝉，万马齐喑，死气沉沉。整个中国就只有一个声音，出尔反尔的声音说： “这是阳谋，不是阴谋。”再也没有正义的声音纠正，整个国家只有一个人，他一个人站起来了。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
造谣专家陈伯达在20世纪40年代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侵吞了美国援助国民政府200亿美元之多，40年代的2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吗！其实只有几十亿美元，而且还包括二战中对日作战的剩余物资。
后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定居美国，她一直住在孔氏家族的宅子里，她没有自己的住宅。
陈立夫在美国穷困潦倒，开了一个养鸡场，每天看着母鸡屁股能下几个蛋。这是亿万富豪的生活吗？
五十年代，毛泽东称许陈伯达是中共党内第一理论家。臭味相投。
然后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再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理论痞子，理论界的堕落必定就是整个知识界的堕落。
钱学森作为空气动力学家对中国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做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却在政治上同样堕落成了大跃进、大放卫星的吹鼓手，空气动力学家并不是万能的科学家。就是钱学森也不是万能科学家。
制造器物的是工匠或工程师，制造高级器物的是大工匠、大工程师，就是制造导弹、原子弹的也是工匠；生产新思想和推出新观念的是科学家或称为学者。如果钱学森没有对科学贡献出新的思想观念，那他无论如何都中是一个大工匠。
生物有生物的发展规律，这是生物学研究的对象，同物理学、空气动力学不一样。
空气动力学可以只考虑能量，但是，生物学不是空气动力学，对生物不能只考虑能量。就是能量，他也说错了。
生物的生长形态和所结果实（专指植物）的多少、大小，是被它的基因决定的，如果基因没有改变，它的生长形态与果实多少都不会改变。不论你给钱学森的儿子多么充分的营养和能量，他的生长基因没有改变，他无论如何都不能长到三米高。
钱学森在全国大跃进的浮夸风中，推波助澜，他说，根据他的计算，如果水稻能够充分吸收照射到它的叶子上阳光的能量，水稻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
千百年来，水稻的叶子从来就只能吸收阳光能量的百分之几或百分之十几，凭什么，中共号召大跃进了，钱学森说话了，水稻的叶子就可以百分之一百地吸收照射到它的叶子上阳光的能量了？其他条件没有改变，钱学森凭什么说水稻就能亩产万斤了？
再说，还有生物生长不可或缺的营养物呢！
钱学森的大胆预言，对浮夸风有很大的助长作用，他对上层的认识起了推动作用，最后牛皮吹破了，可是，至死，我们都没有听到钱学森对此有任何的自我批评，没有一句道歉的话！
没有忏悔，他就没有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欠着对中国人、特别是饿死的4000万人的重重地道歉！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脊梁弯曲了，社会也就弯曲了。在大跃进、大放卫星、大吹牛皮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那是吹牛！亩产只有几百斤！”整个社会的头脑可能会多少冷静一点点，也许就不会饿死4000万人！
知识分子堕落了，是整个社会的灾难，知识分子噤声，是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的，是罪恶的反右派运动造成的。
三、继续强化高度集权，发动文革，造成无数灾难性后果。
“党天下”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了，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不许妄议，控制媒体、控制网络，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言论的，是一个没有人权保障的社会。
大跃进和大跃进的失败，都是一个人主观意志的结果，这个人的意志能够成为国家政策去推行，凭借的就是高度集权的力量。
大跃进的失败，使他不得不低调行事，自己的高度集权受到挑战，家天下的计划受挫，但是他不甘于就此放弃权力，经过四年的准备，于1966年悍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推向更深灾难的深渊。
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废除他钦定的接班人，确保家天下，他用了很阴暗的手段弄死了第一个接班人。接着，他选定了第二个接班人，还把这个人的名字写进了党章，板上钉钉，这就变不了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个人就被迫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再拍马屁，说“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也没用了，终成笑柄；再吹牛皮“一句顶一万句“也不能挽救他，身死异域为天下笑。两个接班人就都死了，家天下的政权格局也逐渐形成，集权、也就是家天下可以得到保障。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谁也不能万岁，秦始皇不行，再加上马克思也不行。他与天斗胜了一半（卫星上天）；与地斗一败涂地，饿死4000万人，灰溜溜的；与人斗是完胜，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他的魔掌。但是，结局却是悲惨的，尸骨未寒，他的婆娘就被他的战友送进了监狱，判了死缓，受尽屈辱之后投环自尽；唯一能说话的孙子，却是个痴呆，整天出洋相供国人取乐，网上传说，他说：他爷爷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打倒他奶奶等等。
集权，集权，就是为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国人何辜，受尽涂炭？
（四）反右派运动必须彻底否定。
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早已是人心所向，但是，由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是丧心病狂的杀人魔王邓小平，他不肯否定自己，便编造一个理由出来，说什么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
于是，就出了所谓“错划右派”。
错划右派是什么右派呢？这个人本不是右派，但是工作中搞错了，把这个人“错划”成了右派。
一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有多少是“错划”的呢？只有96个人不是错划的，超过99․999%全是错划的，只有不到0․00017%才不是“错划”的。就是这0․00017%的“货真价实”的不是“错划”的右派，其中的大人物比如说章伯钧和章乃器，中共也分别给他们开了冥寿的座谈会，表示他们是“人民”。
说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完全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
1957年的右派民主运动必须彻底翻案（就是完全肯定右派运动是正确的民主运动的意思）； 罪恶的反右派运动也必须彻底翻案（就是说反右派运动是完全错误的意思）。我说的是“翻案”，不是“平反“，是要把事情的性质翻过来，对或错的评价翻过来；平反，只有仲裁一方才有这个资格，但是，中共是当事一方，他们没有这个资格。
我的要求是：对所有右派（是的，是所有右派，我不承认有所谓错划右派或非错划右派）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不能承认有错划一说，如果承认了有错划一说，就等于承认了“反右派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的歪理邪说。
99․999%以上的右派都是属于“错划”是什么意思？
它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小手指上生了一个小疖子，但是，这个手术却把整条臂膀都切了下去，这叫“扩大化”吗？这绝对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手术。
这个手术，给民族、给国家、给右派和他们的亲友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和灾难，一定要追究这些手术医生的责任，就是人死了，也要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就是把骨灰撒到海里去也不行。
历史审判的脚步正在坚定地一步一步走来，每一个当权者都要考虑自己的后世。
1957年北大劳动教养学生极右派
国家税务总局退休研究员
80岁 王书瑶
二零一七年元月元日
没有正就没有反，没有阳就没有阴，没有革命就没有反革命，1957年先是有了轰轰烈烈的右派运动，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反右派运动，这是自然之理。
但是，在过去的六十年里，社会上只知道和注意反右派运动，却忽略了发生在先的右派运动，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主的右派运动时间暂短，很快就被声势浩大、时间更长的反右派运动所遮盖，他们不允许右派分子有充分的条件为他们的正确言论辩护，不允许他们发声，他们不讲道理，他们扣帽子、打棍子、纠辫子。
同时，反右派运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长期的影响，人们记忆犹新，而右派运动中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所有正确主张，全部被他们粗暴地否定了，后来的人们，除了知道这些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之外，就知道他们像瘟疫一样，谁接近他们谁倒霉，不知道这些右派分子究竟都提出过哪些正确的主张。
我们纪念右派运动六十周年，首要的就是要把右派运动的右派主张，从被拉圾掩埋的历史深坑中挖掘出来，要人们知道，在1957年，右派们都提出了哪些右派主张，然后，再由国人和历史判断，这些主张正确吗？如果这些主张是正确的话，那么，反右派运动有什么合理性？
1957年的右派运动，是由中共发动的整风运动引起的，所谓整风，就是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三种作风，这三个作风，又简称“三害”。
（一）右派言论。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贴出了四张醒目的大字报，拉开了1957年全国大字报的序幕，在一周之后，大字报运动席卷全国，不论是学校还是机关，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大字报的海洋，以摧枯拉朽之势，指向“三害”，指向中共七年来专制统治的弊端，使当权者惊恐万状，不得不在6月8日，找了一个很不光彩的籍口，《人民日报》发出了历史上最可耻的社论之一“这是为什么？”，开始了所谓的“反右派运动“，把新生的右派民主力量打入十八层地狱，堵塞了中国通往民主政治的道路，中国迎来了最黑暗的年代。
这场大字报运动，发韧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也确实提出了当时各种先进的民主理念和指陈利弊，我们的介绍就从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开始。
一、北京大学的右派言论。
1、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钱如平（笔名谈论）在“我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真理决不能丢！”中说：
“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深知没有党是不可能进大学的，但有同情劳动人民的天性，有偏激的情绪，有恒怅（憎恨？）那些剥削阶级气味未尽的参加革命队伍的人们挂羊头卖狗肉地危害人民，因为我接触过了老革命干部，和游击根据地出来的同志，那么亲切，难（可能是“艰”——抄者注）苦朴素，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知道他们是直率地、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决不讳言自己有病，我深深地感动，心底里就想（可能是“向”——抄者注）他们学习，做好自己的榜样。入大城市后，不少现象看不顺眼，在这里仿佛“浪费”是一种“阔绰”的表现，少数党员粗暴地对人，和自私地抢“吃苦”的专业，我很反感．我想，人为什么要装出虚伪的面孔？“
2、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陈奉孝在“声明“中说：
“ 三、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还是要搞集团，这样做是在故意×X矛盾？（陈奉孝组织了一个叫”自由论坛“的小刊物，这是他自拟的问答。__王注）
答：是的，我们是为了帮助党整风，但并不限于此，还要争取进一步扩大民主范围，这二者本来是不可分割的，整掉了官僚主义这股恶风，就会进一步扩大了民主，要整风整得彻底，整得好，就必须提出扩大民主范围的要求。
6月8日之后，他还在“如此伎俩”一文中说：
“第一，保守派在《人民日报》上宣布了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宣布了广场是反动刊物，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在北大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但他们仍然不惜采取这种手段来欺骗外校同学，打击北大的民主运动，造成外校同学对北大民主运动的疑惧和仇恨。
“因此根据前车之鉴，他们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在“百花社”和“广场”编辑部中找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来，……这样他们就可以高喊高叫了，看啊！说‘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你们不是不信呀！这里面真有反动分子哩！“（陈奉孝被判了15年徒刑。该文写在1957年7 月5 日，反右已近一个月了。___王注）
3、数学系三年级学生杨路关于自由、真理、民主的论点。以下是北大数学系党总支对他观点的归纳：
“☉他认为人生的最高准则是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实现人道主义的一个阶梯，人首先是有其共性___人性，而后才有阶级性，我们现在是过分强调阶级性而忽视人性。
☉他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就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
民主就是个性解放，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你们把民主当作手段，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
☉在目前还存在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时候，民主就是人民用来保护自己、抵制统治者可能采取的暴政的一种武器。
☉我认为真理是不怕辩论的。“
4、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张景中与段、江、程、丁四位先生谈话的内容摘要（丁石孙摘）。（段是段学复，江是江泽函，程是程民德，丁石孙是系秘书吧，即1989年前后担任北大校长的那个人。前三位都是教授）
他表示：
1． 他的动机是要求自由讨论问题，例如讨论产生三害的原因等，这就是组织黑-恩学派与百花学社的原因。
2．黑-恩学派的目的不过念些恩格斯的著作，百花学社不是反动集团，在一成立时他们就怕被反革命分子利用，因之没有组织纪律的约束，社不对社员负责，社员不对社负责，且一切会议是公开的，欢迎同学参加，欢迎党委有人来参加。
4． 去天津的原因是：①辟谣、②接受朋友的邀请，去的七个人是偶然地组成的，各人的目的不一样，主张也不一样，带去的印刷品是按下列两个原则选择的①早期的大字报②引起争论最多的大字报， （他没有详细谈在天津的活动以及油印大字报的准备工作如何做的）。
8．党对他们是不择手段地打击，如印刷厂工人斗争他们，且扣住他们的稿子和纸张，说要告到检察院，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告，江副校长听信一面之词，对他们六个人不加区别的警告以及人民日报说百花学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而这都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且报导的事实有歪曲，要报导的话就应该把他们的东西都登出来，如谭天荣的文章等，现在这样是不公平的。
9．现在的作法是违反宪法的，他们既然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就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学生会为什么不借地方和扩音器给他们。
5、物理系四年级学生严仲强在“自由主义者宣言”中说：
“理论上的错误，（1）过低估计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将社会主义建设过多地归于党的领导，归于个别领导人物的作用，在决定政策路线时实际上是少数人的专断，因为人民根本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斯大林的错误长期被掩饰是个最好的证明，因为人民实际上无法参与国家的领导。这样就是名誉上是全民的工厂，土改实际上操纵在少数人的铁腕中。人民被看成群氓。（2）阶级论的错误：理论上最突出的是‘阶级斗争逐渐尖锐化’，这种机会主义的论调实际工作上则将阶级论的统计规律盲目的用于个别人。以致产生了‘唯成份论’的工作方法，助长了新等级的形成。（3）法权论上的错误：过分强调了法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故意使民法等不健全。中国胡风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法权明确的话，胡风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早就应当审判清楚了。在我看胡风是否是反革命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各种力量的对比。（4）对目的和手段的错误理解，将民主纯粹作为一种手段，其他如良心、人道、友谊－－不免被归于手段了。实际工作上的错误，最突出的是长期培养个人崇拜，愚蠢的斯大林实际上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块绊脚石。但在过去长期有那样高的威信。难道苏联在过去没有看出斯大林的倒行逆施吗？上帝对宗教须是具有最大号召能力的，在新的宗教下，以X代替上帝吧！即使X是一个木偶也好，但历史会使这种做法遗臭万年的！ “
他在1957年7月3日写的“压制不了的呼声“一文的最后说”布鲁诺在被烧死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6、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王存心在“论党的领导“一文中说：”1）、有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导，一种是“行政性”的不仅进行实际的领导，而且确有领导权，如高教部领导各大学，另一种是“教育性”的如宣传鼓动，发号召，拟草案……后一种领导没有强制性，这种领导是靠“领导的正确”来保证的。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把第一种领导给予共产党，实际上共产党不论多么先进也没有这种领导的权利，有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否定行政工作时，应以国家法律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为依据，也不能要求人民群众对它的领导一定要服从，党领导得好，人民群众自动会接受，领导得不好人民群众要起来反对也难免的，这里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承认党的领导的问题’，谁正确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是领导者。
“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员进行工作时是非法的，由第二种领导（教育性的）跨进了第一种领导（行政性的），由于现有政权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建立起来了。共产党一贯的以领导者自居，不能充分发扬民主，以致共产党作了好多好事的同时也犯了好多不应有的错误。”
他在“利己主义原理”中，对利己主义下了非常精彩的新定义，他说“人总是做最能使他满意的事，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人愿意作自己满意的事，这种愿望是利己的愿望，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在支配人的行动”。
他把利己主义分为利人的利己、不损人的利己和损人的利己。
我王书瑶还要加上一个“损己的利己”，比如我们这些右派的行为是利己的，但是，其结果却是损己的，因为我们都受到了严厉地打击和处分，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我还不明白什么叫“精致的利己主义“。
7、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岑超南在“铲草要除根”中说：” 史大林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
他要求：
① “严格保证宪法的公民权利。
② 人民对领导有绝对的实际的监督批评罢免权力。
③ 反对人事制度的神秘化，专横化，人事工作要受人民监督。
④ 除政府、军事、及特殊部门外一般不滥行保密，以免借保密而干坏事。
⑤ 反对新闻封锁，压制言论，扩大参考消息发行，民主墙经常化。
⑥ 干部政策要德才兼顾，反对党团特权化，反对‘盲从便是德’”。
8、物理系三年级学生燕遯符在“怎么办”中说：
“怎么办？
老话，大力发扬民主，大力宣传，让人民确实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请自命人民恩人者彻底换一个脑袋（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之谓也，决无他意。）“。
9、刘奇弟与胡风问题和肃反问题
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刘奇弟掷地有声地说：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批反胡风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用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的逻辑和推演成反革命的。
请问，这能当作控告吗？
因此，自勉为要作个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面对着压迫，刘奇弟说：
“我要为真理说话。……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胜造七层浮屠，而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
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刘奇弟还挨过批斗，被关在黑屋子里面，他对此非常愤慨，他是属于斗错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我始终得不到有多少是斗对了的数字---王注），所以他写诗控诉那次肃反运动。
他为了这两件事情，被判了八年或十五年徒刑，他身体本就不十分好，1960年瘐死狱中，早早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到了1980年，中共中央到底为胡风平了反，但是，谁曾经纪念过这个勇敢年轻的生命？
10、物理系二年级学生王书瑶大字报的题目是“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个警告深刻而及时，他从斯大林的罪行中得出结论：“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斯大林把把70%的苏共中央委员、66%的苏共17大代表都处以极刑，说明他个人的权力太大，超过了苏共中央的权力，斯大林的高度集权，造成了苏联灾难性的后果，中共中央必须接受这个教训，实行民主的政权体制，避免在中国造成同样的灾难。
但是，中共中央看到了这张大字报却没有接受教训，在一个人的主观意志主导下，很快就发动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很快就饿死了4000万人，然后又完全在个人意志的主导下，发动了罪恶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推向毁灭的边缘。
王书瑶的右派言论是先行的和正确的：“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不接受这个教训，后果就是灾难的。
这个警告，仍然有它的时效。
一个执政党，如果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就会因腐败而灭亡。
后来，邓小平接过了这个号，严厉地批判了高度集权。
（我这样说是北大的519大字报运动引起了全国的大字报运动，丝毫没有夸张自己的意思，因为我的大字报直到6月1日才贴出，那已经是全国风雨满楼了，我也是受影响的，不是主动的，真正的英雄是19日和20日贴大字报的学生。）
11、 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张锡锟在“卫道者‘逻辑’大纲“中说：
” 逻 辑 大 纲
①、党的错误是各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②、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③、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④、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毁谤造谣；
⑤、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⑥、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⑦、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⑧、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⑨、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⑩、“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说教条就是别有用心。
凡具以上属性者，‘卫道之士也。‘（卫道者指正统的左派人士）。
12、生物系学生蒋兴仁在“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驳‘党的领导不容分割’”中说：
“1）、党把自己的领导强加于人民，不管好坏，不问情况，一定是党独占领导，既不让人民选择更不让人民有另外的选择对象，不会便利宗派主义的产生吗？
2）、以同样形而上学的推论而认为党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就永远正确。正确的只有一个，所以没有能和党竞争的理由，肯定一个党才能领导不存在竞争问题，但正确从来不怕和错误斗争。是怕分割领导，就使人民怀疑党的正确有问题？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过去犯过错误现在还存在分歧，将来也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不让竞争，排斥异己，不能不使人怀疑是不是有自私的目的，是不是真正大公无私。党永远有不可动摇的领导权，不管现存领导，认真不认真工作，犯不犯错误都稳坐泰山，这会不会成为终日饱食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的培养基，我怀疑党将来是否还会正确。是否会向李自成拉科西看齐，不是吗？现在三害就比1942年多些。”
13、地质地理系四年级学生俞庆水在“我们要什么？”中说：
“根据中央指示，现在是要反“三害”，但我认为这只是错误的表面原因，而不是最本质的原因，最本质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缺乏许多的民主，由于民主空气稀薄，党委权力大，于是在社会主义人民国家内部出现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最好把教条主义也强调提出来），因此，就产生斯大林错误，匈牙利事件的产生，我们不要单除“三害”，更重要的是尽可能的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有了它，三害就可以彻底消除，保证今后不再继续产生。“
14、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王国乡在“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一文中说：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搀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他还说“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民法、刑法——等必要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意志、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我们要作国家和自己的主人！
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
这是北大的人权宣言，这是中国版的“天赋人权论“。
15、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张元勋、沈泽宜写长诗“墓志铭”，批评某些党员：
“不久，听说，你又入了党
这当然值得三倍的高兴
从此却再也看不到你的笑意
听不到你的歌声。
见面时你冷冷的点一点头
你伸过来冷冷的手
你投来冷冷的目光
似乎在说：
“千万别中了这人的毒？”
“从此你再不敢和我谈
春天，球赛星星和爱情
再不敢和我溜一溜弯
在湖边的石上渡过黄昏
我几乎快认不出你的面貌了，
你高高的站着直拂青云
你习惯于俯身看我
脸色又严肃、又威风。“
16 、中文系学生陈爱文、江文写“关于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那一种民主，我们答：是从“五一九”开始的，在民主广场上自由讲坛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和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地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
17、东语系日语专业四年级学生刘绩生在“我要问、问、问？？？…“中说：
“四．作为上层建筑的某些不合理的具体制度，以及相差悬殊的分配关系，显然是三害产生的根源之一，在这些方面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某些人回避了问题，总是把这一意见解释为‘要推翻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煞有介事’地痛加‘批驳’，是否过分滑稽和无聊。
六．除去‘右派份子’以外，一般人很少给党中央提意见。党中央也似乎没交待过自己的缺点。我想知道的是‘三害’的蔓延全国是否与党中央的领导有关系？是否一切错误只在下面存在？而党中央却能自我独清‘一尘不染’？如果有那么些错误，为什么不能让人民了解？“
18、哲学系一年级学生龙英华在“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中说：
“自由主义宣言”出现是一件好事，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在北大大发扬。“
“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也订出五年计划来）。“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现在农村民主化，实行选举。工厂学校应向农村学习。”
19、西语系教师胡稼胎在英法教研室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
“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农民有许多是吃不饱的，如果逼得他们起来，党员们的性命都有危险，应该猛省，不要苟安。党委会在学校弊多利少，应退出学校。”
“不懂业务或业务不高的人领导业务，要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无异缘木求鱼，空中栽树。过去把人分为进步，中间、落后三种。我大概是被认为既落后又顽固的人。这种标准是人为的，应该撤销。党员被认为是进步的，但现在看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又那么多，这都是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又怎么能说得上进步呢，而那些拍党员马屁的所谓积极分子则是墙和沟的建设者。”
20、西语系讲师黄继忠在“大胆向党和党员提意见“说：
“解放初期党群关系比现在好“；”党员有了党性，好像就不能兼有人性，（有一些党员）他们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改造人的道学面孔；在会上专等别人暴露思想问题，好给他批判一通，而自己却在对任何问题不发表个人的意见，从来不肯暴露自己的问题“。”在学术上，让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等等。
21、西语系朱承立“新“九品”释“：
昔两晋设“九品中正”门阀制度，因此产生，今西语系三年级有新“九品”，“九品”之间有不可跨越之鸿沟，彼此不通思想，甚至不通语言。特列表说明如下：
党
员 元老党员 永远正确，小事不管，大事一句“金言”幕后决定一切。
当权派党员 道貌岸然荣誉永属自己，错误永属别人，群众和落后团员。
新入和预备党员 小心翼翼，由群众中来，但不到群众中去。
团
员 党培养对象的团员 以唯唯诺诺歌功颂德，吹吹拍拍，以小汇报甚至打击别人为入党之阶。
一般团员 沉默寡言，只知举手赞成，跟着说，跟着走，有不平亦不敢提。
“落后”团员 爱提反面意见不但被视为落后，而且与组织对立。
群
众 团培养对象的群众 看准风头，一味吹棒。
一般群众 对入团心灰意懒，埋头于图书，寄惦于音乐。
“落后”群众 其中有被除的团员，肃反被斗错的，他们永被摒弃于千里之外，无人过问。
(这里好像少了一个团员干部。王注)
22、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在各个方面，物理学中有个功能转换的焦耳定律：两块冰相互摩擦能使冰块融化，就是动能转化为热能。这是英国人焦耳的工作。20年后，俄国人楞次在不了解焦耳工作的情况下，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所以这个定律又称为焦耳—楞次定律，这原也无可厚非。但是，在苏联人编写的教材中，却常常成了“楞次—焦耳定律”，更有甚者，在另一些教材中，居然成了楞次定律，置焦耳的工作于不顾，这引起同学们极大的不满。
1957年北大五一九运动中，贴出的大字报成千上万张，这里所介绍的，只能是挂一漏万。
二、政治界
1、黄绍竑批评“以党代政”。
黄绍竑在座谈会上批评“以党代政”，并无标题，后来《人民日报》以“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为题刊出。黄的发言，自然也很谨慎，他先说党的领导英明伟大，党的领导权不能怀疑，然后才说：
“但是，党的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没有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
“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批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把它规定下来。”
2、章乃器提出“红色资产阶级”的概念和说毛主席不是神。
章乃器既是政治家，也是一个资本家，他时任粮食部部长，他先提出“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概念，说，民主建国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立即给以反击，毛说：“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听了这样的话，不知章是怎么想的？
章乃器还说：“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章乃器说他在粮食部有职有权，“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他胆敢同共产党争权夺利。
3、罗隆基提“平反委员会”。
罗隆基是个很有政治水平的政治家，最早提出了”党天下“一词，他在1936年就说“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连续不断的‘党天下’。那么，以党建国，国在哪里？国在哪里？” （刘军宁主篇《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在这些“民主党派”的大人物中，罗隆基是最不受待见的一个，章伯钧是交通部长，章乃器是粮食部长，善打离婚官司的史良是司法部长，罗隆基却只是一个“森林工业部长”，就算是整个林业部，也不如农业部重要，更何况还是“森林工业部”？不过，罗隆基并不在意这个，在权力面前他失掉了自我，他还自鸣得意地提出“平反委员会”，这是一个更能引起反感的提议，很愚蠢，共产党办错了案，再由你“民主党派”去平反？被平反的人感谢谁？结果是，他成了中国1957年右派的最高地位的“章罗联盟”的二号人物。
他当了右派之后 ，他的那个“森林工业部”立马就撤销了，也就是个司级单位吧。
4、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是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交通部长，他与罗隆基共同被钦定为中国右派的大头领，即所谓“章罗联盟”的章。此事纯系子虚乌有。
政治设计院是个莫名其妙的玩艺，政治怎么设计？政策和政权体制可以设计，政治怎么设计？
这还罢了。倒是后来的表现，他承认了错误 ，他承认错误不是为了保自身，而是为了保党，他说：“我不承认错误，难道让党承认错误？”章乃器则死不低头，不肯认罪，这是奴才和诤士的区别。就因为章铂钧替党着想，党喜欢，所以他保留了部长待遇，有汽车，章乃器则一撸到底，什么待遇都没有。
我和多数右派都做了检讨，是为了自保，不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颜面，而章伯钧承认错误，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颜面，我们的处分依旧，章伯钧则保住了汽车，出发点和结果都完全不同。
其他，李康年继续提对资本家定息20年；陈新桂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葛佩琦说：”我还要重复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还有人提出要“轮流坐庄”等等，还有很多，不录了。所谓这些政治界的人物，也就是各个“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他们提出的右派言论，除了黄绍竑，同北大学生的右派言论，都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出发点也不尽相同，虽然都叫右派，“其实不同“。
三、学术界
1 、储安平说共产党是“党天下”。
储安平真乃一介书生。解放前他办“观察”杂志，猛烈攻击蒋介石，发行十万份，影响很大，遭到蒋介石的查封。
1957年中共开始整风， 储安平刚刚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两个月。中共中央开了12次统战座谈会，发现这位总编辑没有发言，于是就打电话请这位先生发言。据储先生自己说，他对发言并无兴趣，可是他还是写了发言稿，第二天发了言。由于有稿子，后来反右的时候，我也听说，－－报纸上说的，－－这个稿子是经过“章罗联盟”的人看过的。但是，他本人说并无此事。
发言的内容，倒是顺着毛泽东的意思。
4月30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民主人士会见的时候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是出于书生意气，出于天真，还是出于，－－奉承？－－反正储是顺着这个思路走了，真的向“老和尚”提了意见。既是向“老和尚”提意见，这个意见就不能是鸡毛蒜皮，就应该是原则性的大问题，而且也的确是大问题。
他说：
“解放以前，我们听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按：为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朱德－－王注）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接着，他直斥“党天下”的现象：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取得的政权，党需要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 ，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影响，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这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排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黑体字是王染的。）
2、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云，上海人。17岁即登台讲授现代会计学。共军占领上海后，就成为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但是，因为与中央主持财政的薄一波等人政策理念不合，很快被免职：顾准认为要依法征税，而薄一波等人则主张依“计划征税”。（依计划征税还要税法干什么？）他是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他的最重要与左派理念冲突的地方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样要遵从价值规律。他最后被发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
他的学术著作博大精深，在历史观念上亦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合，他是全国唯一戴两次右派帽子的知识分子。
他的代表性右派言论，我从网上下载以下几条：
※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并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顾准文集》
※所谓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
3、李慎之提“大民主与小民主“。
李慎之大民主与小民主的言论，是在1956年说的，当时尚未整风。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波兰与匈牙利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极大冲击，当时李慎之在新华社国际部任副主任，一日，毛泽东派他的秘书林克到新华社找到国际部主任王飞与李慎之谈话，大概是了解情况，因为新华社的国际部是对国外情况了解最多的部门。
在这次谈话中，李慎之认为苏联之所以出现斯大林的问题，是“大民主”太少的缘故，在中国同样是大民主太少，而“小民主”太多。（原话是 "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李慎之所说的大民主，是说“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而小民主，则是关乎个人的利益的小事，可以提出甚至是无理的要求，比如像涨工资、分房子，调工作，常常闹得不可开交。
毛泽东对这个大民主的批判，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56年11月15日），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后来有人传达毛泽东的原话是说："大民主就是要上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
李慎之只能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但是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
其实我以为毛泽东对大民主的理解还是正确的，大民主就是多党议会制，就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因为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有议政参政的权利。
后来，在对李慎之定罪的时候，却没有大民主与小民主这一条，他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 简直匪夷所思。
他受到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的处分，“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次下放，这中间他还是在北京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据他自己讲，就在这个期间，被他塞进参考消息中关于西方民主的稿件，有100余万字。
1979年在他还没有获得改正的情况下，就出任了邓小平访美代表团的顾问。他官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最高的社会地位是全国人大主席团主席。
1989年学生运动的时候，他要求社科院所属研究所正所长署名声明支持学生的民主爱国要求。六四惨案之后，他被免去了社科院的职务，还好，没有开除党籍。1999年，他写了“风雨苍黄五十年”，再次引起轰动。
他于2003年因病过世。
但是他的思想永存。
四、文艺界
1、钟惦棐敲响“电影的锣鼓”。
其实电影的锣鼓是在1956年11月就在上海敲响了，钟惦棐的文章也是在这时在北京发表的，钟惦棐的锣鼓敲得最响，影响也就很大。电影的锣鼓为什么会敲响？因为自1953年之后为“工农兵”拍的电影很不景气，从1953年到今年（1956年）6月，国产片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70％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10％。纪录片《幸福的儿童》竟连广告费也没收回!电影的这种不景气令人深思。
对此，钟先生做出分析，他说：“事态的发展使我们记住，：绝不可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他还说：“当1951年文化部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影片！“
这种强烈的批评叫人受不了，于是，他好像就成了“钦点“的大右派。
2、吴祖光批评党对文艺的领导。
他说：“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在反右之前，军队的文化人陈其通等人曾写了文章怕文艺界鸣放之后会“乱”，对此，吴祖光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他说：“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其实，文艺界本身也真是够乱的，派系林立，有些人成为右派，恐怕就与派系斗争有关。据说（来自网上）田汉就在吴祖光的发言或文章前加上了一句“《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但是也有人说不是田汉加上的。
吴祖光是最公开表示对毛泽东厌恶的人，他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扔出来”。那一年，在研讨戴煌的大作《九死一生》的三联书店座谈会上，他公开说：“毛主席纪念堂应该改成厕所。“他这样痛恨毛，大约是因为他被发配到”远恶军州“去劳改，还有就是可能因为他的爱妻新凤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断了腿。
无独有偶，另一位出版界的元老级人物戴文葆先生，除了在清河农场劳动教养之外，还在单位被罚清扫厕所，他在回忆录中，故意把“茅厕”写成“毛厕”。
文艺界的右派差不多都与派系斗争有关，还有所谓“二流堂”的问题，由来已久，最后面的操纵人是周扬。文化大革命之后，周扬也挨整了，这时候他才尝到了挨整的滋味挺不好受，在文革之后，他做了一些检讨和向一些被他整过的人道歉。日月流逝，是再也回不来了，死的死，伤的伤，活的人得到一点点安慰。
但是，也有一些右派，在苦难过后却变成了左派，像丁玲、刘绍裳，还有张贤亮。张贤亮还加入了整过他的共产党，，据他自己说，是为了改造共产党，30年过去了，不知道是张贤亮改造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改造了张贤亮。
最令人鄙视的要算东北师大的右派曲啸了，他的最著名言论是“党妈论”，“党是亲妈，亲妈打孩子不疼”。曲啸被许为是中国第一演说家，红极一时，被授以中宣部调研员（调研员应该是处级，巡视员才是局级），但是，很不幸，他在美国的一次讲演却遭到了滑铁卢，手脚颤抖，他当时就得了神经分裂症，一病不起，2003年终于完全闭上了他作为中国第一演说家的的嘴巴，留下一个丑陋卑贱的灵魂。
就是亲妈打孩子还是很疼的，再说，还不一定是亲妈。
3、艾青和艾青生孩子。
艾青与一些人的恩怨已久，比如，鲁迅就说过“四条汉子”，其中就包括周扬，但是，中共建政后周扬掌权，优劣之势就变了，从1955年艾青就不断地挨整。
他的右派言论主要是几篇散文诗，无法摘取几段话来概括，在《荆棘路》上有他的四篇散文诗：“画鸟的猎人”、“偶像的话”、“养花人的梦”、“蝉的歌”等等。
但是有一件趣事对我却印象深刻，记在下面。
这已经是在反右很久之后的一个笑谈了，也是右派顽强抗拒反右斗争的一个实例，就是艾青居然能“生孩子”。当时还有别的许多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特别好笑，所以我就把它顺便写在这里。
在艾青划为右派之后，就接连不断地在作家协会上做检查，可是却总是“不深不透”，过不了关。于是，艾青就请他的夫人代写检查。夫人写着写着，就忘记了是在替丈夫写，就变成了第一人称，在写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写成了“当时我正在生孩子”。第二天，先生在大会上照本宣科，他是连看也没看，连想也没想，就在作协大会说：“当时我正在生孩子”，念的虽然无心，听的却是有意，于是轰堂大笑。
（以上所有资料来源于《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年版>之《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网络和个人的记忆。
这里，只是个人的一孔之见，对人物和文章的取舍，难免有个人的偏好，只是叙述历史的一个部分。全面的右派运动历史，可能需要几百万字，甚至千万字才能写完。这里只是抛砖引玉。）
(二)、残忍、反人道的反右派斗争
中共的反右派斗争，不仅是非法的，而且还是残忍的和反人道的。
一、 出尔反尔，食言自肥，弃治国之根本诚信于不顾，
手段卑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整风之初，信誓旦旦，指天为誓，说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结果却是言者有罪，株连九族。
从中国最高的“民主党派”头头，直到中小学校的教员为止，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网罗殆尽，中国当时共有知识分子五百万人，却一次划定大小右派55万余人，占了11%，何其毒也!然后，在被社会监督之“地富反坏”之外，又加了一个“右”，成为新一类贱民，连带他们的家属，难以做人，社会被严重分裂。
右派分子最高的处分是以“反革命”名义判处劳改徒刑，最高的达到15年，何罪之有？最低的，只戴帽子不给其他处分。但是，小帽一戴，却同样是另类，不能享受“人民”的待遇。
还有非正式公开的数百万所谓“中右分子”，被“内部监控“。整个社会空气完全被毒化了。
二、对右派斗争的手段是残酷的，“批斗”的形式，从“三反、五反”延续下来，大会小会的群众性批判，这一次对批斗对象的压力，更加广泛，更加升级，整个社会都成了审讯犯人的场所，令人胆寒，望而生畏，形成了一个暴力无处不在的监狱。
社会上告密成风，“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个俗语，成了共产统治下的翻新信条。
三、死人无数。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在中国甘肃省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改农场，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大多数人在此期间被活活饿死，三千名右派活着出去的只有四百多人，死亡率86% 。
零星死亡者不可计数，清华大学林建荣、张行陶；北京大学陈洪生、朱祖勋，均饿死于清河农场。北大物理系刘奇弟为胡风翻案，被判劳改15年，1960年瘐死于北大荒狱中。北大物理系学生朱志英本是烈士遗孤，她母亲因为她当了右派而自杀。
在不完全统计的北大540名右派中，包括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者为31人，为统计总数的5.7%。
四、右派家属与亲近的朋友，受到广泛地株连，他们这些家属必须表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否则就要受到各样的惩处，这种株连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右派分子不仅仅被社会歧视，而且也因此受到家属的怨恨。
整个社会到处都是积怨。
（三）非法反右的恶果。
一、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工人做工，农民种田，无论怎么说无产阶级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阶级，他们生产的都是物资产品，他们不生产精神产品，精神产品是由不太那么先进的知识分子生产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精神支柱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没有精神支柱，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
可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却打断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不仅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被完全剥夺了发言权，成了贱民，就是没有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噤若寒蝉，万马齐喑，死气沉沉。整个中国就只有一个声音，出尔反尔的声音说： “这是阳谋，不是阴谋。”再也没有正义的声音纠正，整个国家只有一个人，他一个人站起来了。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
造谣专家陈伯达在20世纪40年代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侵吞了美国援助国民政府200亿美元之多，40年代的2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吗！其实只有几十亿美元，而且还包括二战中对日作战的剩余物资。
后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定居美国，她一直住在孔氏家族的宅子里，她没有自己的住宅。
陈立夫在美国穷困潦倒，开了一个养鸡场，每天看着母鸡屁股能下几个蛋。这是亿万富豪的生活吗？
五十年代，毛泽东称许陈伯达是中共党内第一理论家。臭味相投。
然后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再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理论痞子，理论界的堕落必定就是整个知识界的堕落。
钱学森作为空气动力学家对中国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做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却在政治上同样堕落成了大跃进、大放卫星的吹鼓手，空气动力学家并不是万能的科学家。就是钱学森也不是万能科学家。
制造器物的是工匠或工程师，制造高级器物的是大工匠、大工程师，就是制造导弹、原子弹的也是工匠；生产新思想和推出新观念的是科学家或称为学者。如果钱学森没有对科学贡献出新的思想观念，那他无论如何都中是一个大工匠。
生物有生物的发展规律，这是生物学研究的对象，同物理学、空气动力学不一样。
空气动力学可以只考虑能量，但是，生物学不是空气动力学，对生物不能只考虑能量。就是能量，他也说错了。
生物的生长形态和所结果实（专指植物）的多少、大小，是被它的基因决定的，如果基因没有改变，它的生长形态与果实多少都不会改变。不论你给钱学森的儿子多么充分的营养和能量，他的生长基因没有改变，他无论如何都不能长到三米高。
钱学森在全国大跃进的浮夸风中，推波助澜，他说，根据他的计算，如果水稻能够充分吸收照射到它的叶子上阳光的能量，水稻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
千百年来，水稻的叶子从来就只能吸收阳光能量的百分之几或百分之十几，凭什么，中共号召大跃进了，钱学森说话了，水稻的叶子就可以百分之一百地吸收照射到它的叶子上阳光的能量了？其他条件没有改变，钱学森凭什么说水稻就能亩产万斤了？
再说，还有生物生长不可或缺的营养物呢！
钱学森的大胆预言，对浮夸风有很大的助长作用，他对上层的认识起了推动作用，最后牛皮吹破了，可是，至死，我们都没有听到钱学森对此有任何的自我批评，没有一句道歉的话！
没有忏悔，他就没有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欠着对中国人、特别是饿死的4000万人的重重地道歉！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脊梁弯曲了，社会也就弯曲了。在大跃进、大放卫星、大吹牛皮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那是吹牛！亩产只有几百斤！”整个社会的头脑可能会多少冷静一点点，也许就不会饿死4000万人！
知识分子堕落了，是整个社会的灾难，知识分子噤声，是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的，是罪恶的反右派运动造成的。
三、继续强化高度集权，发动文革，造成无数灾难性后果。
“党天下”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了，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不许妄议，控制媒体、控制网络，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言论的，是一个没有人权保障的社会。
大跃进和大跃进的失败，都是一个人主观意志的结果，这个人的意志能够成为国家政策去推行，凭借的就是高度集权的力量。
大跃进的失败，使他不得不低调行事，自己的高度集权受到挑战，家天下的计划受挫，但是他不甘于就此放弃权力，经过四年的准备，于1966年悍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推向更深灾难的深渊。
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废除他钦定的接班人，确保家天下，他用了很阴暗的手段弄死了第一个接班人。接着，他选定了第二个接班人，还把这个人的名字写进了党章，板上钉钉，这就变不了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个人就被迫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再拍马屁，说“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也没用了，终成笑柄；再吹牛皮“一句顶一万句“也不能挽救他，身死异域为天下笑。两个接班人就都死了，家天下的政权格局也逐渐形成，集权、也就是家天下可以得到保障。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谁也不能万岁，秦始皇不行，再加上马克思也不行。他与天斗胜了一半（卫星上天）；与地斗一败涂地，饿死4000万人，灰溜溜的；与人斗是完胜，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他的魔掌。但是，结局却是悲惨的，尸骨未寒，他的婆娘就被他的战友送进了监狱，判了死缓，受尽屈辱之后投环自尽；唯一能说话的孙子，却是个痴呆，整天出洋相供国人取乐，网上传说，他说：他爷爷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打倒他奶奶等等。
集权，集权，就是为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国人何辜，受尽涂炭？
（四）反右派运动必须彻底否定。
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早已是人心所向，但是，由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是丧心病狂的杀人魔王邓小平，他不肯否定自己，便编造一个理由出来，说什么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
于是，就出了所谓“错划右派”。
错划右派是什么右派呢？这个人本不是右派，但是工作中搞错了，把这个人“错划”成了右派。
一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有多少是“错划”的呢？只有96个人不是错划的，超过99․999%全是错划的，只有不到0․00017%才不是“错划”的。就是这0․00017%的“货真价实”的不是“错划”的右派，其中的大人物比如说章伯钧和章乃器，中共也分别给他们开了冥寿的座谈会，表示他们是“人民”。
说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完全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
1957年的右派民主运动必须彻底翻案（就是完全肯定右派运动是正确的民主运动的意思）； 罪恶的反右派运动也必须彻底翻案（就是说反右派运动是完全错误的意思）。我说的是“翻案”，不是“平反“，是要把事情的性质翻过来，对或错的评价翻过来；平反，只有仲裁一方才有这个资格，但是，中共是当事一方，他们没有这个资格。
我的要求是：对所有右派（是的，是所有右派，我不承认有所谓错划右派或非错划右派）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不能承认有错划一说，如果承认了有错划一说，就等于承认了“反右派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的歪理邪说。
99․999%以上的右派都是属于“错划”是什么意思？
它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小手指上生了一个小疖子，但是，这个手术却把整条臂膀都切了下去，这叫“扩大化”吗？这绝对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手术。
这个手术，给民族、给国家、给右派和他们的亲友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和灾难，一定要追究这些手术医生的责任，就是人死了，也要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就是把骨灰撒到海里去也不行。
历史审判的脚步正在坚定地一步一步走来，每一个当权者都要考虑自己的后世。
1957年北大劳动教养学生极右派
国家税务总局退休研究员
80岁 王书瑶
二零一七年元月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