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崔永元的提案说起

崔永元在今年两会之前，新浪微博是被封禁的，两会之时，突然被打开了。崔永元说这并不是什么恩赐，并追问为什么要剥夺自己的发言权。海外媒体报道说，央视前知名主持人崔永元，今年提交给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有关转基因的提案被当局删除。这一信息得到崔委员自己的证实，说已经收到审查部门的禁令，不准报道他提交的提案。

我曾问一位文化界的朋友，是怎样的程序使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说，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有关方面找他谈话，然后他就成为政协委员了，就这样每年去例行出席两会，其它时间也会有一些外出考察的安排。

有趣的是，每年的两会期间，时不时出现几位“敢言者”，象征性地批评政府一些作为或社会乱象。这是上级着意安排的吗？回答是肯定的。当局需要两会有点“批评”的声音，以体现当局开明，两会代表民意。当然，这些声音是个别的，而且是可控的，不涉及主旨问题的。但是如果有人提出敏感的、颠覆性的问题，或者直指最高当局，那就不能允许。崔委员有关转基因的提案，大概就属于此类敏感问题。

崔永元的问题出在哪里？近年来网上流行的“假装”一词最能说明问题。许多政协委员都假装在议政，其通过假装完成一个“摆设”的角色，由此当局可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而委员们则可以享受超级国民待遇。崔委员的问题是，他不想假装，而想真议政，所以他遭到封杀，被禁言，尤其是当他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有工作人员赶过来清场，显然他已经被“盯上”了。

其实，崔永元被禁言背后，应该继续追问一个话题：当局是怎样把崔永元的提案做成敏感话题，对之封杀的？崔永元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科学或真理，但是表述了一个政协委员的意见，代表了无数人对转基因食品的焦虑。但是崔委员的提案遭当局封杀。可见，两会的所谓“人民代表”也是不能随便说话的，其所提意见、提案不得违背当局的“政治正确”。

二、两会是僵硬的政治摆设

政协是中共的政治花瓶？花瓶有观赏性，政协则没有，它只是一个非常可笑而僵硬的政治摆设。本次政协会议，某位委员拿出一份讲稿，

念到快一页纸了，突然打住，发现那竟是她十年前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稿。这是怎样的笑话呢？两会已然成为人们看笑话闹剧的窗口。

欧美也是政治协调制度，各党派占有议会席位，各种政策出台都需要通过议会博弈，总统或首相的权力受制约于议会。但中共确立的政治协商制度从来就是摆设。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中国是一党独裁，党凌驾于政协之上，对之全然控制。“人大”也好，“政协”也好，中共当初设立时，就是将之作为“政治摆设”。

毛泽东充分利用了“人大”、“政协”，然而在文革期间，还是将它们废了。毛何止是废了“人大”、“政协”，他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连党中央都废了。

毛后，中共的合法性出现危机，邓于是恢复“人大”、“政协”，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中共也通过两会，调节其内部政治生态与理政策略。八十年代，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与赵紫阳都曾试图逐步推进人民代表制度与政协制度的正常化与合法化，逐步政治改革。当时，一些独立的个人也可以参与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但很快，当政者就发现，一旦人大代表真正民选，将对中共统治形成实质性的冲击。独立的代表会要求民选各级政府领导，最终必然要求民选最高领导人，并将修改宪法、成立反对党、军队国家化等等。基于这一认识，中共很快遏制了人大代表的独立选举，任何参与独立选举者都被视为非法，并遭到地方警察严厉打压与控制，包括拘禁、入狱。而且，乡村一级的民主选举也被终止了，于是人们期待的通过民选村长、乡长，然后就可以民选县长、省长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三、“两会”是谁的政治需要

“两会”首先是中共的需要——中共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因中共主导的宪法上规定，人民代表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法定的，由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来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对重大问题进行提案或表决。但是在该宪法中有一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也明确宣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而且“两会”的代表是由中共内定、筛选的。中共统治需要“两会”作为“政治摆设”，同时又能操纵、控制它们。

近而言之，两会也是习近平或习中央的需要。“两会”是一种中共高端的政治派对，把这些权贵召集到一起，以利于统一口径，统一思想，控制中国。必须有效地控制这些代表，“两会”代表委员必须要当政治顺民，他们更有示范效应；这次两会，政协主席与国务院总理都表态要拥护习核心，习的极权在十九大之前因此得以确立。

最后，两会也是“两会”代表委员们的政治需要：到北京开两会，享受到的是政治待遇；回到自己的地区或领域，因此会受到超国民待遇——对他们为官为商，均有其他人无法企及的身份光环。

据《胡润富豪榜》数据显示，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过去4年里财富增加了64%，从2013年到2016年，他们的身家总和从1万8千多亿涨到3万亿元人民币。两会代表与委员代表怎样的权贵势力，通过富豪排行榜就一目了然。拥有政治地位，就可以带来财富，而拥有财富，又会购买政治待遇，权贵政治经济体系因此确立。据新华社（2013-12-30）报道，湖南衡阳市512名人大代表因在选举省人大代表过程中收受贿赂而辞职，涉案金额人民币1.1亿余元。而2016年9月,中共全国人大又查实并否决了45名人大代表属于非法贿选。这些查实并处理的代表贿选案件，只是中共政治腐败的冰山一角。

至于崔永元或其他某些民主党派、科学界的敢言委员，则是例外，而且这样的人士和声音越来越稀缺。一方面，由于这些人的社会身份与影响力，中共需要这些人成为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以使百姓相信“两会”。这些人在社会上的信誉是一笔政治资源——说实话的人或有贡献的人会得到人民的尊重，中共对之需要利用；另一方面，这些人又会时不时地对社会及当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当他们的意见不利于当局的统治时，当局就会对之封杀，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拿掉其“代表”、“委员”的身份。

从崔永元的提案说起

崔永元在今年两会之前，新浪微博是被封禁的，两会之时，突然被打开了。崔永元说这并不是什么恩赐，并追问为什么要剥夺自己的发言权。海外媒体报道说，央视前知名主持人崔永元，今年提交给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有关转基因的提案被当局删除。这一信息得到崔委员自己的证实，说已经收到审查部门的禁令，不准报道他提交的提案。

我曾问一位文化界的朋友，是怎样的程序使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说，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有关方面找他谈话，然后他就成为政协委员了，就这样每年去例行出席两会，其它时间也会有一些外出考察的安排。

有趣的是，每年的两会期间，时不时出现几位“敢言者”，象征性地批评政府一些作为或社会乱象。这是上级着意安排的吗？回答是肯定的。当局需要两会有点“批评”的声音，以体现当局开明，两会代表民意。当然，这些声音是个别的，而且是可控的，不涉及主旨问题的。但是如果有人提出敏感的、颠覆性的问题，或者直指最高当局，那就不能允许。崔委员有关转基因的提案，大概就属于此类敏感问题。

崔永元的问题出在哪里？近年来网上流行的“假装”一词最能说明问题。许多政协委员都假装在议政，其通过假装完成一个“摆设”的角色，由此当局可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而委员们则可以享受超级国民待遇。崔委员的问题是，他不想假装，而想真议政，所以他遭到封杀，被禁言，尤其是当他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有工作人员赶过来清场，显然他已经被“盯上”了。

其实，崔永元被禁言背后，应该继续追问一个话题：当局是怎样把崔永元的提案做成敏感话题，对之封杀的？崔永元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科学或真理，但是表述了一个政协委员的意见，代表了无数人对转基因食品的焦虑。但是崔委员的提案遭当局封杀。可见，两会的所谓“人民代表”也是不能随便说话的，其所提意见、提案不得违背当局的“政治正确”。

二、两会是僵硬的政治摆设

政协是中共的政治花瓶？花瓶有观赏性，政协则没有，它只是一个非常可笑而僵硬的政治摆设。本次政协会议，某位委员拿出一份讲稿，

念到快一页纸了，突然打住，发现那竟是她十年前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稿。这是怎样的笑话呢？两会已然成为人们看笑话闹剧的窗口。

欧美也是政治协调制度，各党派占有议会席位，各种政策出台都需要通过议会博弈，总统或首相的权力受制约于议会。但中共确立的政治协商制度从来就是摆设。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中国是一党独裁，党凌驾于政协之上，对之全然控制。“人大”也好，“政协”也好，中共当初设立时，就是将之作为“政治摆设”。

毛泽东充分利用了“人大”、“政协”，然而在文革期间，还是将它们废了。毛何止是废了“人大”、“政协”，他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连党中央都废了。

毛后，中共的合法性出现危机，邓于是恢复“人大”、“政协”，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中共也通过两会，调节其内部政治生态与理政策略。八十年代，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与赵紫阳都曾试图逐步推进人民代表制度与政协制度的正常化与合法化，逐步政治改革。当时，一些独立的个人也可以参与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但很快，当政者就发现，一旦人大代表真正民选，将对中共统治形成实质性的冲击。独立的代表会要求民选各级政府领导，最终必然要求民选最高领导人，并将修改宪法、成立反对党、军队国家化等等。基于这一认识，中共很快遏制了人大代表的独立选举，任何参与独立选举者都被视为非法，并遭到地方警察严厉打压与控制，包括拘禁、入狱。而且，乡村一级的民主选举也被终止了，于是人们期待的通过民选村长、乡长，然后就可以民选县长、省长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三、“两会”是谁的政治需要

“两会”首先是中共的需要——中共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因中共主导的宪法上规定，人民代表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法定的，由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来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对重大问题进行提案或表决。但是在该宪法中有一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也明确宣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而且“两会”的代表是由中共内定、筛选的。中共统治需要“两会”作为“政治摆设”，同时又能操纵、控制它们。

近而言之，两会也是习近平或习中央的需要。“两会”是一种中共高端的政治派对，把这些权贵召集到一起，以利于统一口径，统一思想，控制中国。必须有效地控制这些代表，“两会”代表委员必须要当政治顺民，他们更有示范效应；这次两会，政协主席与国务院总理都表态要拥护习核心，习的极权在十九大之前因此得以确立。

最后，两会也是“两会”代表委员们的政治需要：到北京开两会，享受到的是政治待遇；回到自己的地区或领域，因此会受到超国民待遇——对他们为官为商，均有其他人无法企及的身份光环。

据《胡润富豪榜》数据显示，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过去4年里财富增加了64%，从2013年到2016年，他们的身家总和从1万8千多亿涨到3万亿元人民币。两会代表与委员代表怎样的权贵势力，通过富豪排行榜就一目了然。拥有政治地位，就可以带来财富，而拥有财富，又会购买政治待遇，权贵政治经济体系因此确立。据新华社（2013-12-30）报道，湖南衡阳市512名人大代表因在选举省人大代表过程中收受贿赂而辞职，涉案金额人民币1.1亿余元。而2016年9月,中共全国人大又查实并否决了45名人大代表属于非法贿选。这些查实并处理的代表贿选案件，只是中共政治腐败的冰山一角。

至于崔永元或其他某些民主党派、科学界的敢言委员，则是例外，而且这样的人士和声音越来越稀缺。一方面，由于这些人的社会身份与影响力，中共需要这些人成为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以使百姓相信“两会”。这些人在社会上的信誉是一笔政治资源——说实话的人或有贡献的人会得到人民的尊重，中共对之需要利用；另一方面，这些人又会时不时地对社会及当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当他们的意见不利于当局的统治时，当局就会对之封杀，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拿掉其“代表”、“委员”的身份。